当年，批判“存在主义”哲学曾被列为学界重点任务。

我本不清楚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糊里糊涂地表态，殊违己愿，故那时还真的读了几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基本上算是比较明白了。

严格地说，存在主义根本构不成是一种思想上的学派，也难以归于任何一种主义。它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近乎哲学的思想现象的共同标签。并且，当时的所谓“存在主义者”大部分很讨厌被别人贴上这一标签，而且互相颇为反感，抛弃标签唯恐不及时。

在每一份“存在主义者”的名单上，几乎都少不了雅斯培、兹德格尔、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莫尔克和尼采们。

他们绝非自行联合的“同志”，而是研究所谓“存在主义”思想现象的学者，大学教授们的一厢情愿的归纳。

按美国研究“存在主义”的著名学者W.考夫曼看来，“这些人物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

“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又是一种怎样的“个人主义”呢？

与自私自利肯定是不同的。

那是一种“拒绝归属于思想上任何一个派系，否认任何信仰团体（特别是各种体系）的充足性，将一概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之显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

“充足性”三字，可理解为“全面性”——否认任何信仰的“充足性”，即否认任何信仰的全面性——在所谓“存在主义者”们那里，主要是针对宗教信仰而言的。

考夫曼同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某一部分人都有的感受”。

那是一种信仰危机的或强烈或隐微的感受。而用文字描写呈现此种感受，作家们远比哲学家们内行，于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因其小说《地下室手记》和《变形记》在以上方面的出色特征，也被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们本人实际上对于所谓“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毫无兴趣。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写《地下室手记》时，“存在主义”这一概念还没被提出呢。他被归于“存在主义者”多少是一个意外——哲学动物偶尔将目光瞥向文学动物，发现《地下室手记》中的“我”太有信仰危机了，于是说：“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者’”——结果不但“我”成了典型的“存在主义者”，“我”的创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强行收编了。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其后尤涅斯库的《犀牛》，都是表现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人之异化的代表作。

因而后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其在哲学上的成熟远不及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的“存在”。

问题是——那些曾经的“哲学动物”也罢，“文学动物”也罢，其质疑、呈现、揭穿、批判，矛头本是直指资本主义时代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他们的思想，乃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坚决反对的。

将投枪掷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信仰的人，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遭到同样批判。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倒也没怎么批判过他们，任“存在主义者”们自说自话地“存在”着而已。即或有所批判，也不过是纯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政治是从不参与的，连宗教也未假以颜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存在主义”是从纯粹个人感受出发对现存世界的秩序之合理性的质疑和否定而已。

当年的我也并没将“存在主义”当为一门哲学，正如我从不认为尼采的乱七八糟的思想居然算得上是哲学。“存在主义者”们那种感受我也有，从小到大一直有——现在仍有。

之所以旧事重提，乃因——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批判“存在主义”批判一溜儿够，倒是现在成了世界上“存在主义者”们特多的国家。即使不是最多的国家，也肯定是多到数二数三的国家。

有时我走在街上，望着如织的行人，内心不由得说——“看呀，谁并不是‘存在主义者’呢？包括我。”

在机场、商场、车站、会场、医院……

电视中的人；看电视的人；

做报告的人；听报告的人；

蹿红于网络的人；活跃于各种活动的人；

讲台上的人；讲台下的人……

在一切时空中的几乎一切人；老人也罢，孩子也罢，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接近着是一个个“存在主义者”，再加不同成色的实用主义、投机主义、无政府主义、享受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对整个地球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总而言之，大抵是一个个的“存在主义者”+。尽管绝大多数人从没听说过什么“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像当初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们的名字打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一样，也在许多许多估计会多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中国人的头上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紧箍环。

所谓公仆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几乎可以说是少数“存在主义者”与多数“存在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前者在被怀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服务着；后者在怀疑的前提下疑惑地决定拥护什么或反对什么。“后存在主义者”们与“存在主义者”前辈们的区别在于，几乎仅仅在于——将自己自囚于地下室的“我”，变成了甲虫和犀牛的“我”，皆因那种“存在主义”的感觉而不适、烦恼、痛苦，愤怒；“后存在主义者”们却是渐适的；善于以嘻哈和戏谑驱除烦恼的；对不适习惯成自然的有时还表现出自若与惬意的大多数。

凝视当今之世界，不仅中国人如此。除了仍有一些极虔诚亦极可敬的宗教信徒仍恪守对宗教的不二信仰，别国的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存在主义者”的特征明而显之了。

几乎可以说，全人类的大多数人仿佛都被“存在主义”所传染了。或许是为了自我平衡，实用主义也便在本世纪盛焉。

然而却不能据此便说人类在意识上退化了——比之于相信人死后灵魂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同类，怀疑天堂或地狱之说，不为灵魂上天堂而为善，不惧灵魂下地狱而拒恶，分明是更与时俱进了。

“存在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不论乐见也罢，忧虑也罢，痛心疾首也罢——似乎都已成为地球新人类的意识特征。

这样的新人类绝对怀疑“等到不远的将来”这一论调，对于夸夸其谈“天下大同”也格外反感。

他们对许多事的态度都变得极其现实了——为什么做某事？于国有利或于民有利？于国有利需要民付出什么代价？于民有利又究竟是于哪一部分“民”有利？将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某事？完成某事的过程中有无利益集团的利益黑箱操作？完成某事后即使对我没什么好处，我的儿女会否享受到成果……

而这样的态度，除了以“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来概括，再难找得到更精准的概括。

简直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新常态”。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对于大多数人，显然已成为“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的“关系的总和”。不但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亦如此。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友好能否经受得住考验，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的即理性又灵活变通的考验——一切政治人物，不论在国内事务或国际关系中，都几乎只能于如上前提之下交出答卷……

2016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