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中外统治者几乎都想利用宗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宗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都介入政治。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就是为此而发的。但是，各国各时代的统治者利用宗教，又有其不同的策略与措施。

唐朝最高统治者李家出身北周贵族，利用隋末天下大乱的时机，在太原起兵，终于打败群雄，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登上了皇帝宝座。唐初的统治者（主要是太宗），总结经验，觉得必须对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在政治、经济方面让点步，才能保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在政治经济方面让点步，但在思想领域内则必须加强控制，才能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在这里，首先碰到的是宗教问题。唐承北朝之制，专设管理宗教的机构。另一方面，从隋代起，一直到唐高宗、武则天，在拥立问题上，宗教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人主看宗教对自己有用的程度而决定取舍和抑扬。所谓有用，包括六个方面：一、哪一个宗教拥立了自己？二、哪一个宗教对眼前或将来的统治有用？三、哪一个宗教能为自己的门楣增光？对调整品级结构，抑制名门大族，抬高庶族地位，确定族望与官品相结合的等级结构有用？四、哪一个宗教有利于扩大版图？五、哪一个宗教有利于长生不老？六、如果是一个女皇，哪一个宗教能抬高妇女的地位？最后这一个看来是个小问题，但可也是统治者关心的问题。根据这一些考虑，可能还有其他考虑，隋唐统治者就对儒、道、佛三家有压有提，有抑有扬，随时变化，随地变化，随人变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

儒家一方面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另一方面又讲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道德，最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使大家各安其分，不敢妄生非分之想，因而也就最利于封建统治。所以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唐初，周公的地位还在孔子之上。但是不久周公就下了台，孔子一人独占儒席，而且官封到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吓人的高度。

道家，传说是老子李耳所创。唐代统治者姓李，为了给自己门楣涂上色彩，就想在古代名人中找一个祖宗，找来找去，找到李耳，便自称为李耳之后。

至于佛教，它讲的那一套道理是舶来品，首先处在不利的地位。它又讲什么出家人不拜君父，直接违反中国上千年的封建道德。这个问题在印度，特别是在中国，一直争论不休，对佛教的发展不利。但是，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小乘到大乘，一直发展到禅宗，佛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麻醉性越来越大，它反复宣扬当前的痛苦算不了什么，佛国就在眼前，这对封建统治者是有利的。佛教还讲什么涅槃、佛性、成佛作祖、乐园净土，这对一些统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佛教有时候也能得到统治者的欢心。道教的长生不老起到同样的作用。此外，唐代有不少人主张治世用儒教，乱世用佛教。《全唐文》卷七八八，十三上，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说：“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

此外，和尚、道士，儒生更不必说，很多人热心干预政治，在拥立问题上进行赌博。佛徒和道士助隋反周，女尼智仙有了大功。所以在隋代，佛教地位最高，道教也保有地位，儒家地位最低。到了隋末唐初，佛徒景晖和道士王远知都密助李渊。这当然会影响李渊对他们的态度。后来法琳拥建成，道士王远知拥太宗，法琳几乎被太宗杀掉，厚着脸皮说谎，说什么太宗是现世菩萨，才勉强蒙混过去。太宗晚年，道士拥立高宗。再晚一点，和尚拥立武则天。以后的事我们在这里不谈了。总之，初唐几个皇帝都曾为继承宝座而奋斗过。佛、道两家都曾从中插手，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

专就唐朝的统治者而言，名义上虽然是北周贵族，但并不被看做是名门士族。从三国魏文帝起立九品中正之法，形成了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此制直至隋唐，沿行不辍。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打击传统的门阀士族，以便于长期统治。他命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把全国世家士族定为自上上至下下共九等。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书成，列崔民干为上上。太宗大怒，斥责了高士廉等人，硬是命令他们重修，才改定以皇族为上上，外戚为上中，崔民干列为上下，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此外，李唐统治者的血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李唐统治者从父系来讲，实际上是李初古拔的后裔，并不是汉族。从母系来讲，什么独孤氏，什么窦氏，什么长孙氏，都不是汉族。所以李唐的血统，在当时看来并不高贵。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应当是非常清楚的。

另外还有对外关系方面的考虑。最初只不过是保持边疆的稳定，后来又有了扩大版图的企图。中国自古代起，北方就不断有汉族以外的民族的侵扰。在汉代是匈奴，此后鲜卑曾兴盛过一阵。到了唐初，就换成了突厥。唐高祖起兵太原，准备争夺天下，先向东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绝后顾之忧。始毕可汗死，弟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相继为主。连年入侵，深入唐境，掳掠烧杀，连长安也遭到严重威胁。唐王朝被迫讲和，甚至想迁都避突厥之锋。由于太宗反对，才没有实现。以后，太宗又多次与东突厥打交道。公元629年，太宗乘东突厥内部不和之机，命李靖等出兵，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从此唐朝声威播及西域。公元630年，四方君长奉太宗为天可汗。东突厥虽然平静下去，但西域并不平静。除了东突厥以外，还有西突厥和一些别的民族，比如铁勒诸部都对唐朝的统治有所威胁。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能不加以注意。

上面谈到宗教干预政治在拥立问题上起了作用，谈到士族等级的问题，谈到李唐的民族问题，谈到唐朝西域边疆之患。这些问题表面上都与宗教信仰无关，实际上却有某种联系。这与我们上面谈到的初唐统治者考虑的六个方面是一致的。他们对儒、道、佛三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些考虑的影响。我们下面谈这个问题时，就与这些考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下面谈一谈自高祖一直到武则天四朝对待三教的态度。

李渊登极以后，对三教都想利用，实则是想以儒家思想来约束佛、道。《唐世说》说：“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讲《老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令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下诏问僧曰：“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法琳著《破邪论》驳傅奕，虞世南为之序。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太子建成等奏上法琳《破邪论》，高祖异焉。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二月，兴学敕：“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七月十四日，太史令傅奕上书请去释教。”

高祖幸国学，令三教讲经。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高祖幸国学，下诏：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刘进喜造论毁佛。“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高祖下诏询皇太子建成沙汰佛教意，建成上疏为佛教声辩。五月（此据引《旧唐书》，《新唐书》作“四月”），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表面上佛、道两打击，实则暗助道教。六月，高祖退位，不果行。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于殿内讲论经义，商略政事。诏道士孙思邈入见。将授以爵位，固辞。召沙门玄琬为皇太子诸王授“菩萨戒”。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取消周公先圣名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唯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太宗谓侍臣曰：“神仙本是虚妄，空有其名。”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春，二月，太子中舍人辛谓与慧净、法琳辩论儒佛优劣。命僧、道停致敬父母。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上谓长孙无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人，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十五日，下诏：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七月二十四日，修宜尼庙于兖州。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帝命高士廉撰《氏族志》。士廉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太宗斥之。皇太子集诸官臣及三教学者于弘文殿，开明佛法。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判法琳罪。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帝谓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祖，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手诏数萧瑀罪：“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令法师玄奘翻《老子》为梵文。诏：“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尼父庙堂，并为五师。”

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诏：“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七月十一日，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按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准贞观二十一年，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于太学，并为先师。今据永徽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并为从祀。”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四月，下敕追僧道各七人，入内论议。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三十日，追赠孔子为太师。”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二十四日辛丑，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

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封孔子为隆道公。”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四月二日，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正月，条流佛道二教制。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二十四日，封孔子为文宣王。

上面这一段按年代顺序列成的图表似的叙述，很有用处。儒、道、佛三家盛衰升降之迹，昭然可见。从这里面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下列的情况：

一、唐代前期很多皇帝对三教的态度是不同的，但都曾召集三教的代表到御前去讲论，终唐之世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刘宾《客嘉话录》说：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圣人。”

这清楚地说明，不管他们感情上对三教怎样，他们对三教都想利用。在某一个侧面，三教对他们的统治都有用处。

二、从武德初年到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18—684年），六十多年中，儒家和道家比较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原因我们已经谈到过。到了武则天，来了一个大转折。佛教在三教中上升为首位。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僧法明等十人伪造《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当代唐做天子。武则天以一个异姓女子而想夺取唐室宝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必须利用一切手段来制造舆论，佛教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她也把《华严经》当作《大云经》一类符命祥瑞来表彰。她所作的《〈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华严宗也因之大兴。华严宗重神异灵验，讲什么“圆融无碍”，也就是消除一切矛盾，这对于她的统治都是有利的。禅宗南宗的代兴，与庶族地主力量的上升也有关联。武则天大力提倡以文学选拔寒士，推翻旧贵族地主集团的势力。所有的这一些措施，与提倡佛教一致，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三、不管三教的地位如何变迁不定，在武则天以前，儒家一般都占首要地位，儒家那一套伦理思想自董仲舒以来，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服务得很好，所以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特别垂青。

四、儒佛汇流的现象，在唐以前就有所表现。隋代天台宗的大师智（公元53l—597年）就曾宣传五戒对五常。华严宗五祖宗密（公元780—841年）也说什么：“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宗密《原人论》）他还宣传孝道是“儒释皆宗之。”（宗密《盂兰盆经疏序》）这些都表明佛教大师进一步修改自己的教义，以适应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后来的唯物主义者柳宗元和刘禹锡也宣传这一套。柳宗元《大明和尚碑》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刘禹锡《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说：“（儒佛）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辕轾异象，至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

五、唐太宗最初对佛教并没有多大兴趣。贞观二十年（646年）手诏斥萧瑀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他不但不信佛，连神仙也不信。《贞观政要》记载的贞观二年太宗说的“神仙本是虚妄”那句话，可以为证。他之所以对玄奘友好，是欣赏玄奘的才能，曾两次请法师归俗，并不是欣赏佛教。但是，到了晚年，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大有改变。晚年气力渐衰，往往容易想到身后事。太宗不但对佛宽容，连方士药石都相信起来。最终还是服食长生之药断送了性命。《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又见《太平御览》卷一零四）说：

（元和五年）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顾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于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为本。《老子》指归，与经无异。后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说，故秦始皇遣方士载男女入海求仙，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二主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

可见唐太宗是因为妄想长生不老，服了胡僧的药，被毒死的。

六、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很多是取决于经济利益。唐代几位皇帝的信佛和毁佛，都或多或少与经济利益有关。为了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就信任佛教，让老百姓出家为僧、尼。一旦僧、尼人数太多，光吃饭不劳动，于是就找一个借口灭佛。这种例子许多朝代都有，唐代更显得特别突出。

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