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普遍用名片，是改革走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看不太惯，嘲谑地称之为“明骗”。的确，当时时髦的人们，名片所载的头衔，多半名不副实，很有些忽悠人的意思在里面。名片是交往的工具，陌生人彼此相见，一上来就如《西厢记》里张生见莺莺一般地自我介绍，姓甚名谁，年方几何，是干吗的，自是不方便，尤其是那种弄一堆头衔的人，要靠自家张嘴一个个罗列出来，脸皮再厚，也未免会有些不好意思。都列在名片里面，一目了然，即使有不实之处，也属于“明骗”，这个时候，即便使用测谎器，也测不出心里的波动。

中国人最早用名片，是在清末，是跟外国人学的。到了民国，为了表明自己民族走向文明，国人不仅改戴洋礼帽（时称文明帽）、执手杖（时称文明棍），而且把自家原来用的大名刺，换成了小名片。只是，这玩意儿一直没有普及开，只在沿海都市的小圈子里流行。

小名片是舶来品，但大名刺可是地道的国货。说起来，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早用类似名片这种东西作为人际交往的介质。名刺大概春秋战国就开始使用了。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木片，登门拜谒，要给对方一个关于自己的介绍，写在木片上，叫作谒帖。后来谒变成了刺，意思类似，因此谒帖变成了名刺。纸张发明之后，木片换成纸片。名刺到了明清之际，形质变得非常宏大。首先规模大，一个名刺要大到长五尺、宽五寸，比今天一张报纸还大。其次名字大，在一张大纸上，写上斗方大字。递名刺之前，得着仆人用封袋装着，拿着跟着走。据说，非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其实呢，看着自家的名字写得大大的，感觉也相当地良好。有意思的是，晚清外国传教士进来，不仅追求教阶与中国官阶的对等，而且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时候，也用大名刺，因此，那时在中国的洋主教，都有个中国名字，为的就是方便往名刺上书写名讳。

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往往意味着效率。这一点，大名刺换小名片很是典型。从前的大名刺，得专门有个仆人拿着，如果是自己拿，绅士的体统就没法讲了，即使雇人拿，一个人也拿不了几个，雇头毛驴驮，没准会被人误会成赶脚的。因此，对外交际，一次见不了几个人。小名片则不同，装在精巧的名片夹里，社交场合，见到不认识而且需要自我介绍的人，“啪”地一声打开名片夹，宛如打开高档的香烟盒，风度翩翩地取出一张名片，说声“久仰，多联系”，躬身递给对方。转过身去，再对付下一个，同样的身段，同样的动作，可以重复N次。如果是大型酒会，需要量比较大，夹子里的名片不够用，包里肯定还有，子子孙孙无穷尽焉。

每次这种社交场合或者学界开会，大家都会收到一堆各种各样的名片。相对而言，记者的名片最简单，一个头衔，一串联系方式，因为他们发名片，往往是为了要出来对方的名片，真的是方便联系，吃这碗饭，工作需要，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情况要复杂些，有的跟记者一样，发名片是为了回收对方的名片，取得联系方式，如果对方的名头大，这就更加必要，即便日后对方不加理睬，也可以作为资本炫耀。有的发名片，则仅仅是履行社交的一种程序，除非碰到了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一般情况下，这种人他们早就盯住了，用不着期待这种萍水相逢式的邂逅。这些人的共性，是名片上的头衔换得很快，这次是某公司的总经理，下次就变成了某协会的会长。学者的名片，头衔最长，有些人必须用折页，而且三折四折，看起来像本小型的书。对于这样的学者，应该建议恢复大名刺，一开的大纸，按笔画排列，详细开列名衔，估计怎么都够了。学者递名片，是为了期待对方主动联系的，他们觉得，如此一列吓人头衔的学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人们视为大师的，无论谁接了名片，都该主动前来请益。

名片实际上是种推销产品的广告，只是这种产品，多半是人。当头衔不足以吓人的时候，有人就会在名片上印上自己做过的事业，或是一本他认为很有名，别人也许还不知道的书，或者是一部电视片，或者是一个什么工程。就像我曾经见过的某部官员，有段时间每天揣着部领导给他的表扬信，逢人就拿出来念一样。看这架势，对于这些人来说，也还是恢复大名刺的好，因为一下子可以装很多东西，第一时间轰炸对方，符合广告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