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古代,专门做学问的学者不多,多数人都有另外的职业,这职业就是官。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读书人不做官,没别的好出路。经商、做幕,都是不得已的另途。所谓的学问,大抵是公务之余的消遣。只有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不乐意投奔新朝的遗老,才会专门做学问。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些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换了的朝代,居然是异族统治,让这些人实在是心有不甘。
清末西学东渐,学科体系整个地换了。即使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海归,主要还是想进入政界做官,但毕竟出现了专门做学问、教书的学界。民国时期,由于学界中人饭碗稳定,收入不错,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跟政府的部长也差不多。所以学界中人也比较地让人尊重了。漫说教授走在大街上,警察毕恭毕敬,连闹运动学生上街,警察也得客客气气。
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得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当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简任级的官员了,但由于政府的工资经常拖欠,于是就跑到学校兼职,日子也开始滋润,买了四合院。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
在今天,学界还在,而且比当年更为发达,学者的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但见了官员,却不知不觉矮了半头。
见过这样的教授,做了教授,一定要争取在学校里弄个官当,哪怕是副处长,觉得身价高了不少。但身在其中的我,却不想自轻自贱。不贱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没法子,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