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及其他

如果这个条形码（barcode）没有附加在一件成品上，那除了扫描译码器之外，没有谁能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连厂商都不见得一眼就能认辩出某一条形码所指的是他们生产的哪一件成品。也就是说，条形码既公开，又秘密。

但是，如果此一条形码仍印在贴在某件商品上，那你就立刻知道它表达的就是你正在买的那盒饼干、那瓶酱油、那款手机、那双袜子、那本杂志……也就是说，你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无从解读这些宽宽窄窄的条符，以及其间宽宽窄窄的空白，如何标示信息（关于条形码的科技，可上网检阅）。

这个今天无所不在的条形码，让我联想到许多类似的情况。像我们对日常生活之中太多太多的便利和运作，多半视而不见，知而不觉。更不要说，当我们从这些便利和运作中获益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去追问到底是谁首先想出来的。

我有一个可以告人，但也没有必要随时随便告人之秘。那就是，我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特别好奇。

比如说，很多大小办公桌上，或一般私人书房，总免不了会有一堆堆回形针（paper clips）。可是有谁知道是什么人首先有了这样一个概念，把一小截比较粗的铁线，或比较细的金属条，弯了几弯，就可方便我们把一小叠纸夹在一起。是什么人首先有了这么一个新概念，再经过思考尝试，然后就像条形码那样，从无到有而设计出来的？

在此必须坦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去查谷歌，查维基。唉！碰到这种事，只能上网，百科全书太认真了，多半不会列入此项解答。

好，回到条形码。我首次注意到市面上有了这么一个新玩意儿，是1977年秋。我刚从住了三年多的肯尼亚回到了纽约。在一家小书店买了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和以往的情况不一样的是，收钱那位女士，没有在收银机上敲敲打打，而是将书滑过一个装置：“哔”地一声，显示幕上亮出了书价，我付了钱，她又一按键，这个装置“嘟、嘟、嘟”地吐出了账单收据，上面清清楚楚地印出来书名书价、税和总额，以及应找回的零头，我一呆，看了那位女士一眼，她微微一笑，“第一次？”

之后，报刊上不时也有一些相关的报道。但读书不求甚解的我，也只是似懂非懂地看了几篇。然后，几乎一刹那之间，条形码传遍了世界各地，已经无所不在了。

方便？想想看，买一两本书是一回事，去超级市场买一两个星期的饮食和日常用品又是一回事，尤其当你等在一长排顾客之后。再想想看，不提别的，光是时间，就省了市场和你我多少？

再想想看，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便利之外，条形码有多么无所不在？现只提民间运输，每架飞机，每艘海轮，每辆卡车，每列火车，其所载的货柜中每件物品，都印有贴有此一“通用产品码”。你能想象全球化的今天，没有这个条形码，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局面吗？

去年年底，《纽约时报》头版有则新闻，说条形码发明者，约瑟夫·伍德兰（Joseph Woodland）过世，九十一岁。

这则讣闻又让我产生一些联想。其中之一是，一个概念的诞生，最戏剧化的莫过于传闻中的牛顿，给一个熟成掉落的苹果打在头上，而推断出地心引力。

伍德兰的灵感，有着同样的戏剧性，但非传闻。六十多年前，伍德兰在海滩用几根手指在沙上画来画去的时候，一个概念在他脑中一闪。

唉！一个概念，一经道出，就既简单又合理。问题是，为什么在他之前没人想到？为什么你我脑中从来没有闪过一个影响如此深远重大的概念？

不错，伍德兰也不是凭空而突然有了一个新概念。他早在童子军幼龄就学会了电报码（Morse Code）。大学念的是工程，又在二次大战期间参与了最早核弹研究的“曼哈顿计划”，因而，在战后继续攻读研究院的时候，当地一位超级市场经理，去他的学校演讲，请理工学院设法为日益繁多杂乱的商品研究一套有效的编码系统，而激发了朝这方面思索的想象力。另一在场的研究生，贝纳德·斯维尔（Bernard Silver），也非常感兴趣。二人开始合作。伍德兰甚而中途退学，全时投入。

是在这段期间，大约1949年，当伍德兰在迈阿密海滩上以几根手指画沙的时候，一个苹果落在他头上。

伍德兰事后回忆，他意识到在视觉上表达任何信息，不但必须编码，而且最有效的是，以他在沙上画出来的线条宽窄及间隔，来取代电报码的声音长短。

他首先想到的是圆形“公牛眼”（bull's eye），但用圆形码的扫描译码器难于精确，且过于昂贵复杂，才改为今天无所不在的那个长方条形码。1952年，他和斯维尔申请到专利。

二人并没有从中得到太多利益，之后出售专利权时只收到15000美元。但是他们的成就却获得了最高最终荣誉。2011年，伍德兰和已过世的斯维尔均被选入“全国发明家名人堂”。

然而，成就是一回事，普及全球又是另一回事。一个概念，一套思想理论，或任何创新科技，都不但需要使用有效，令人接受信服，还需要有人宣扬推广。耶稣有十二门徒，孔有孟，老有庄，达尔文有个赫胥黎，叶问有个李小龙……伍德兰他们二人也有，是一位超级市场主管。

此人是大约两年前去世的阿伦·哈伯曼（Alan Haberman）。是他，当条形码的专利于60年代期满之后，看到全国各个工商科技业各有各的产品码，有圆有方，还有更奇特的图形，不下几十种，才四处奔走呼吁划一，才由厂商、批发零售业主等等共同设立了一个由哈伯曼任主席的委员会，而于70年代中制订了“通用产品码”（Universal Product Code， UPC）。其大同小异的图形，就是今天这个无所不在的条形码。

一件小事，但却是划时代的小事，在那则讣闻和电视上都有了报道。1974年6月26日上午八时零一分，一盒印有条形码的水果口香糖（Juicy Fruit），在美国俄亥俄州特洛伊市的“马什”超级市场付款台上，滑过了一架扫描译码器，而成为全球第一件标着“通用产品码”的产品和世人见面。

近五十年来的电子科技创新道路上，有一个并非不常见，但很突出的趣事。像“微软”的盖茨，“苹果”的乔布斯，“脸书”的扎克伯格，以至于条形码的伍德兰，都是在大学或研究院时期中途退学，各自全时全力投入发展他们那个概念。我们只能佩服他们的自信和勇气。然而我们也都心里有数，就是不论为了任何理由中途退学去追求理想的年轻人，无论在任何领域，单凭一个概念和热诚去闯天下，而且闯出了名堂，有了真正贡献的，也真没有那么多人。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大名，的确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就让我想到一年多前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有位企业家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挑战。任何学生有任何新概念，他会选上十名，每人10万美金，去研究发展。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必须中途退学。

纽约媒体好像都报道了这个消息，但也好像没有什么议论。我也没有什么看法，只不过在想，六十年前，一位超级市场经理，是因为有迫切需要才提出一个请求。去年，那位企业家，可能只凭他的一个想法，可能还因（我猜）他本人中途退学而成为企业家，也或许受到几位天才鬼才追梦的启发，而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的挑战。前者催生了今天普及全球的条形码。后者，公平地说，才提出不久，尚无下文。我们只能等待，看10万美金和中途退学是否能在实现任何新概念上发挥了催化作用。

好，回到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比较单纯，而且业已列入青史，至少列入维基的比方。是谁首先有了这个新概念，发明了今天也无所不在的回形针？

我查过了。一个美国人在一百五十年前获得了回形针的专利。但同一时期，还有一位挪威人，一位英国人，也都先后，但相互毫无关联，有了同样的概念，也都设计出大同小异，但意义和作用相似的回形针。

至于他们都是谁，念的是什么，有没有中途退学，干什么的——其中之一无所谓干什么，他是与达尔文差不多同时提出“适者生存”理论的哲学家——好奇者，闲来无事，不妨上网。我也是刚刚查了维基才知道。

至于那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人会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新概念，而你我没有？那就只能问天了。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