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一年我不记得了，总之，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台北有了美军顾问团，中山北路也出现了一些酒吧和吧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暑期下午，还在念初中的我，刚从国际戏院出来，正在取自行车的时候，对街一个感觉上有点不寻常的场面突然吸引住了我。

首先入目的是她那一双赤裸、修长、丰满、洁白的大腿，黑色高跟鞋，更有那条鲜红的超级短裤。上身配的是一件无袖衬衫，身旁是陪她逛街的一位高大美军。我的老天！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中国女人敢如此惹火地打扮，如此大胆地暴露，更如此招摇地过市。

几乎就在我注意到她的同时，我发现她身后已经跟随了指指点点的不少人，而且没有走完半条街，突然之间，有几乎上百人将他们二人包围了起来，有人叫骂，有人甚至于动手推或摸她膀子。美国大兵发现情况不妙，急忙一手搂住她，另一手推开人群，相当吃力地躲进了“四姊妹咖啡馆”。不到十分钟，一辆美军吉普车，载着两个美国宪兵和两个中国宪兵，前来解围。

台湾师范大学三年级，台北，1958（作者提供）

第二天好像只有一家报纸简单地报道了这个事件。我想，除非像我这样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想象这个场面的震撼力，更不要说这个小小事件所可能含有的任何意义。但是在不扯得太远的前提下，那天下午在西门町围困长腿女郎和她美军男友的群众，部分人的下意识心理，相当接近多年后因刘自然案而围打美国“大使馆”和新闻处的部分群众的部分下意识心理。

前一个是今天肯定没有几个人会记得的小事件。一个一闪而去的街景，小得我无法更清楚地回忆。后一个是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台湾政治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大得我也无法去完整地回忆。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却正是我的脑海中的50年代台湾。但不论我要回忆的大小事件是我亲身经历或目击，还是耳闻，回忆本身却是很微妙的，甚至于相当狡猾。同时，一不小心，就非常可能被指责为在怀旧，在自我过一次温情旅游之瘾。

国民党正式迁台之后，除了一大批直接由大陆来的以外，还有不少人是曾在香港停留几年才来的。因此，台北外省人圈子里的年轻一代，由于其中不少在抗战时期住过重庆，或生在那里，因此就曾流行过一阵四川话，而且引以为豪。而之后香港来的这批子弟又以会讲广东话为时髦。他们不但讲广东话，而且还从香港带来一个流行了一阵的时髦用品，就是那个时候香港每个小女生都用的藤编小箱型书包。

但是这个香港书包，来得快，去得也快。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至少台北市的中学生，个个都背上了美军装防毒面具器材的黄绿色军包。这个美军书包至少流行到60年代初。

但学生之外，你如何识别50年代上半期台北市街头任何一位时髦男士？下面的条件他必定全都具备，至少其中二三：一件浅色粉红衬衫（为什么会流行，我至今没有答案），口袋上别着一支派克金笔，腕上一个欧米茄或劳力士手表，外面一套铁灰色西装（铁灰色，至少流行了两年），戴着一副雷朋墨镜，腰上挂着那个墨镜盒，然后穿着一件美空军深蓝色雨衣，骑的是一部飞利浦（当然更刁的是蓝宁），而且一定要三速。

50年代初的片片段段：

最佳政治对联：亚洲红祸记，美国白皮书。

摇滚之前最风行的一首美国流行歌曲（乡村）：Seven Lonely Days。

三军球场之前唯一篮球公开赛场地：“宪兵球场”（露天）。

最佳通俗小说：李费蒙的《赌国仇城》和《情报贩子》。当然，最佳漫画《牛伯伯打游击》等等，也是他用“牛哥”笔名创作的。

第一对本地相声明星：本人丁一，在下张三……

朝鲜战争对50年代初台湾的影响实在很大；经援、军援不说，一江山、大陈岛之后，全岛上下首次感到安心。现在回想，当时的白色恐怖，一部分是因为台澎金马有美国第七舰队和十三航空队进入，才有了逐渐缓松的可能。50年代初，我不但目击到一卡车、一卡车地从师大、台大逮捕学生，我甚至经常去水源地看枪决“匪谍”和其他重刑犯。而且当时确实查破了一连串的“匪谍案”。但最精彩刺激的是“李朋王声和”案。除了案情和侦破过程复杂之外，他们二人不是替中共搜集情报，而是替“第三国际”。但是这类重案和枪决事件，到了50年代下半期，就很少听闻了。“匪谍”一过，最吸引市民注意的是社会和情杀案件。八德血案可能是个例外，但黄孝先、张白帆，尤其是安东街柳公圳分尸案件，简直抓住了全台湾的人心。

社会的不安全感开始稳定下来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台北市开始有了电影和平剧（胡少安、顾正秋）以外的娱乐。然后是几乎同时出现的太保太妹（和牛仔裤）。

这个青少年帮派代名词来自与我同代，但稍微大我一两岁的“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我真希望这二十六位前辈之中有人写部回忆录）。这些以外省子弟为主的帮派立刻引出无数仍以外省子弟为主，但开始霸占地盘、勒索抢劫、寻仇殴斗（以美军宽皮带、飞轮和车链为武器）的第二代，例如以中山北路为根据地的“十八罗汉”，还有不知其地盘在哪儿的“一百零八将”。50年代末的“竹联”和“四海”应该算是第三代了。本省较老的帮派如“大桥帮”，则很少越界前往西门町或东门町。

就十几二十来岁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刺激的时代。西门町首先出现了弹子房，后来台大附近罗斯福路上更是打弹子的集中地（啊！金祖霖！）。光是追记分小姐，已经够骑着高垫飞利浦的大小太保产生摩擦的了。另外一个麻烦场所是在北一女举办的周末电影欣赏会，因为太保太妹闹事，办了几年就停止了。然后接着是将已经存在的茶室略微变质，使它更为色情。当时因为好莱坞的几部影片，如《飞瀑怒潮》《大江东去》，而使玛丽莲·梦露成为台湾第一个头号性感明星（连《上帝创造女人》的那个女人，碧姬·巴铎，都比不过）。所以，西门町一条巷子里一个星期之内出现两个新茶室，一个叫“玛丽莲”，一个叫“梦露”。可是这类茶室本质上与，比如说，“新南阳歌厅”不一样，后者是较长一辈的消遣所在，比较老派，泡杯茶、嗑嗑瓜子、听听歌等等，但是连这样的所在后来也变成观、听众只要看女歌星“跳！”，以便乘机瞄一下内裤。然后有人干脆推出百分之百的大腿舞，像“黑猫歌舞团”。而前者无论是“玛丽莲”，还是“梦露”，则主要是年轻人偷情的所在。能偷多少，视少年男女的胆量和欲望而定，也视茶室内亮度明暗而定。

如果说50年代初和中期的台北市社会时髦风流男士的典型打扮是浅粉红衬衫和铁灰色西装的话，那大中学生，因军训制服的关系，在放学之后或周末去西门町，或去朋友家的摇滚派对的时候的打扮，尤其是男生，尤其在《养子不教谁之过》放映之后，多半是牛仔裤，有时一件夏威夷式花衬衫。女的衣装不太戏剧化，但是那发型，我的老天！那发型！可确实真有本事。无论校方如何严格规定，至少私立学校如强恕中学（更不要提美国学校）的女生们，流行马尾就是马尾头，流行赫本就是赫本头，再等到太空装（小大衣，但为什么太空？我一片空白）流行的时候，台北好像每个女孩儿都穿它上街。

50年代的又一些片片段段：

台北市最早的几家一流中菜馆：状元楼、山西餐厅、新陶芳。

最早的西餐厅：明星咖啡馆、铁路餐厅、起士林。而且起士林的月饼也是一流，同时它的大师傅更开了台北第一家北方的小吃店“一条龙”。

访问过台湾的美国各界名人：麦帅、乔·路易、哈林篮球队、玛丽·安德森、白雪溜冰团、艾森豪威尔、美海军“蓝天使”空中特技飞行队。

50年代中台北第一个摇滚乐唱片骑士（DJ）：我的小学同班——阿瑟。

台北市第一家出租车公司于50年代末成立，手笔很大，进口五十部奔驰，但没有多久就转卖，一大丑闻……

我前面提到我曾目击50年代许多事物的诞生，但所目击到的不少事物，多半只有目击者本人觉得有意义。像，比如说，台北市的蒙古烤肉诞生在萤桥河边。萤桥最早是中学生们发现的理想的幽会所在，因为水上可以划船，甚至于夜间游河。不久之后就有了水上小吃，像鸡鸭翅膀、茶叶蛋等等。然后才有人在河边搭篷开店卖蒙古烤肉。萤桥于是成为台北一个重要的新夜市，搞得大中学生连廉价偷情的地方都没有了。

但是我目击诞生的不光是蒙古烤肉，或山西餐厅的涮羊肉，什么东门町的牛肉面、福乐奶品公司、东海大学、中原理工、淡江英专、大学联合招生、志成补习班、国际学舍，以及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小姐”选美，还有侨生、拍卖行、“工商杯”、“中华商场”、“反共义士”、眷区、375减租、耕者有其田、“青年反共救国团”、暑期训练、《民生主义育乐两篇》、亚洲铁人杨传广、“国庆阅兵”、CAT（不是猫，是“华航”之前的主要航空公司）、石门水库、横贯公路、新生南路、呼拉圈、中心诊所、荣总、非肥皂、七虎、大鹏、养来亨鸡、武侠小说出租、菲律宾“七上”篮球队、道德重整会、小美冰淇淋、《自由中国》、猫王、四十四转唱机唱片、空军新生社周末舞会、“中国之友社”、孙立人事件、《文星》、胡适回国、限时专送、煤球、附中实验班、三轮车（“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奶奶，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再兴幼儿园、吴国桢案（其子是全台湾唯一敢不加入“救国团”的中学生）、八七水灾、一人一元救（八七水）灾运动、8·23炮战、崔小萍案、我在台湾的唯一的一次投票（台北市长高玉树）、响尾蛇飞弹、“现代主义派”、雷震案、热门音乐、台湾第一位博士、草山改为阳明山、火烧岛变成绿岛、《绿岛小夜曲》被禁……

回头来看，我只走过台湾50年代，从1950年上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教书到当兵到1962年出境。我所能回忆台湾的，也只有50年代，而且只能回忆我的50年代台湾。

总的来说，尽管我个人在50年代台湾没有受到多大（但也够了）身心打击，甚至可以说相当碰巧地顺利，而且尽管我在这生命中的宝贵岁月也有我的欢乐和痛苦的情怀，但总的来说，我相当厌烦50年代台湾。对我来说，整个50年代台湾社会是一个窒息的社会，一个君臣父子式社会，一个家长式社会，一个非但不鼓励，反而打击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一个改革前起飞前的社会，一个我要逃离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1962年1月16日从松山机场起飞之后，我没有回头再看台北和台湾一眼……

……直到二十二年之后的1984年，我离开以后第一次回到台湾。第二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必须独自一人），从东区顺着信义路一直步行到西门町。那一个下午的感受就让我觉得，80年代的台北虽然不比50年代台北美，但是80年代的台湾可要比50年代台湾具有百倍以上的精力、活力和动力。而我向你们保证，这不是我浪子回头，而是台湾这个“浪子”，不但回头，而且出头。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