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零零落落没有什么情节的故事是关于摆阔和比阔……

我最近去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看了一个展览。展览的内容我闻名已久，但从来没有机会目睹。很简单，这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将其一百多年的收藏第一次展出。

展览的主题是“酋长式宴会：持久的夸扣特尔族礼宴”（Chiefly Feasts：The Enduring Kwakiutl Potlatch）。

夸扣特尔族是长久以来一直定居散居在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温哥华岛一带若干印第安人部落的总称。它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美国前辈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兹（Franz Boaz，1858——1942）在19世纪末关于该部族的研究。而且主要通过他的研究，我们才得知夸扣特尔族的“礼宴”是如此之奇特（但同时又如此之面熟），以至于经常被20世纪的各式各样的学者专家，用来印证或说明他们某些经济或社会或心理或行为理论。

这个展览主要来自博阿兹当年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时进行的收藏，非常丰富，有各种艺术品、渔猎用具、日常用品、面具、祭皿、铜器、图腾、雕塑、头饰等等。这些我这里都不去谈，我也不去谈夸族的历史和艺术。我这里只谈夸族社会的一个主要传统风俗，即其各部落酋长的“礼宴”（Potlatch）。

这种“礼宴”是他们的一个悠久而持久的传统，表面上用来庆祝某一酋长的新身份地位、婚姻、树立图腾、破土建屋和落成等典礼。在这种礼宴上，主人酋长必定显示其财富，赠送大批礼物给各位来宾酋长及其家属——但有一项了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而且越近越好，各位来宾酋长必得回请回报。这些都可理解，也不奇特。

奇特的是这种礼宴是夸扣特尔族的一个公开合法而有意的社会和经济竞争。其实际目的，其主要目的，其真正目的，其唯一目的，是摆阔和比阔。

这就是说，“礼宴”被用来作为一种压倒或打击对手（个人或部落）的社会和经济武器。虽然以前在夸族社会，英勇事迹和赠送财产同样光荣。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期，已经演变到相互竞争者只以财产为武器（property as weapon），只以财产相斗，而且以毁坏财产为至高荣誉，而如果对手短期内无法回送和毁坏更多，至少同等数量和价值的财富，他就名誉破产。

所以，你如果想要毁灭一个竞争者、一个对头，你只需要找个理由请他来参加你摆设的“礼宴”。把你的宝贵财产，比如说，两千张皮毡毛毡送给他；而如果你一时兴起，再当众焚烧另外三百张来示威，然后你就等着看吧！他回请回报得起，你的财产反而增加，你还有机会再摆设一次礼宴请他、整他。而如果他短期内回请回报不起，那你不但击败了一个对手，你还消灭了一个对头。因为这种比斗一旦输了，就蒙上奇耻大辱，他就变成了夸族社会不受欢迎的人物，什么礼宴或派对也别想参加了，根本别想在这一带混了……不错，这可能比生死决斗文明，可是也够残忍的了。

难怪后来各式各样的学者对夸族礼宴如此之感兴趣。想想看，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上流社会那些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航运大王、汽车大王、橡胶大王、煤炭大王等等大财阀，以及数不清的小财阀，不停地相互以各种方式来摆阔比阔，其实也正是在摆设大大小小的“礼宴”，尽管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不承认这一点。直到美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位奇人，在理论上为美国社会的“礼宴”界定了意义。

这位奇人，就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而他关于此一问题的名著，就是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凡勃伦是耶鲁的经济学博士，但是他的学识和兴趣可不只限于此，从人类学到心理学到社会学到政治学到哲学等等，他都有研究，以至于被誉为“最后一位什么都通晓的人”。他曾和博阿兹在19世纪末一段时间同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这是凡勃伦的第一份正经工作，而他的教授起薪是500美元一年，教了十三年才加薪到一年1000美元（请记住这个数字，作为下面提到的另一个数字的参考）。

他的《有闲阶级论》并不是关于整个“有闲阶级”的理论，而是关于美国富有的上流社会（即英文大写的Society）中某一特定集团，在某一特定历史时限内的一套理论。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是针对美国这些“新富”（nouveau riche）的社会批评。他在书中提出许多论点，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今天人人皆知的“明显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又译“夸耀性消费”），而此一“明显消费”也正是美国上流社会各大小“酋长”的“礼宴”。

《有闲阶级论》文笔尖锐、文字艰深，而且当然是理论性的，所以让我在此举一个他所谈的那个时代的“明显消费”，“美国式礼宴”的一个实例。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就在凡勃伦批评讽刺美国上流社会挥霍性摆阔比阔的那个时代，纽约一个财阀，还没有资格同洛克菲勒、卡内基、范德比尔特、杜邦、福特、哈里曼、梅隆、古根汉、斯坦福、赫斯特、阿斯特、摩根、古尔德等等真正大财阀平起平坐，但也有足够的财产，摆设了一次轰动全美的“礼宴”来摆阔和比阔。此人名叫詹姆斯·黑曾·海德（James Hazen Hyde，伦敦海德公园的海德家族后裔），算是纽约一位保险界巨子。作为一个法国迷，他先将纽约当时一家最豪华的旅馆包下来，请了名建筑设计师将它全部改装为凡尔赛宫，在1905年1月31日，请了将近四百人，三顿大餐，从日落到日出，举行了一次法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化装舞会，花费了——记得凡勃伦那500美元年薪吗？——20万美元！这正是凡勃伦“有闲阶级”的“明显消费”，这也正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夸族酋长的礼宴”。今天，美国经济虽然衰退多年，国债高达3.7兆美元（即3.7万亿美元——3,700,000,000,000。换句话说，全美男女老幼每人负债17000美元），但我们不时仍然会听到某一“新富”买了一艘两百六十英尺长、价值5000万美元的游艇。之后不久，另一个“新富”不甘示弱，也买了一艘，只不过它是三百二十五英尺、1亿美元。

那美国一般人呢？今天，没有失业的人能够所谓“跟得上老张”（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已经够吃力了，但能跟还是跟，能比还是比。其实，“跟得上老张”正是一般大众的“礼宴”。

所以，今天要找“礼宴”的杰出例子，不能在美国找，最好去非但没有“国债”反而有700亿美元外汇的台湾地区，那里有的是大小“新富”。

有一个小子——这是我去年听到的事情——他为了捧台北一位酒廊小姐，同时为了击败其他情敌，在她生日那天一个晚上在酒廊连开了一百瓶XO。你要问多少钱的话，套用当年美国一位财阀的一句名言：你就开不起。这是标准的台湾式“礼宴”。

但这究竟是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可以少许但还不足以反映整个台湾社会的现实。要找可以反映整个台湾社会现实的“礼宴”，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花开富贵”，就是那个台湾一位财阀要在台北盖的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这才是真正的“台湾礼宴”。不去“明显消费”，如何能显示今天台湾雄厚的经济力量？——我不但可以送你两千张皮毡，我还可以另外焚烧三百张！

不过，我建议“花开富贵”的主人参考两件有关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的事实，一个过去，一个未来。过去的事实是，纽约在30年代前后也曾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当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大老板，沃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决定在曼哈顿42街盖一幢当时世界最高（“一定要比巴黎铁塔高”）的摩天大楼的时候，他的死对头，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立刻决定盖一幢一定要比克莱斯勒大楼高的大楼。果不其然，当1046英尺高的克莱斯勒大楼于1930年落成之后雄霸世界不到一年，就被1931年的1250英尺高的帝国大厦给“盖”过了。

同时，“花开富贵”的主人最好再参考一个未来的事实。我听说日本有至少三个财团，而且在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之下，计划在21世纪初，在东京连盖三幢超级摩天大楼。三个一个比一个高，最低的才1000公尺（但比帝国大厦高三倍！），最高的将位于东京湾内，竟然高达——仔细听，仔细看——4000公尺！其目的——日本现在只能自己跟自己比了——就是要比日本最高峰、3776公尺的富士山要高。考虑到这一个过去、一个未来有关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的两个事实，“花开富贵”即使建成，也多半风光不了几年。我告诉你，这个“台湾礼宴”不太好摆。

当年加拿大政府曾一度禁止夸扣特尔族人举行礼宴（效用不大，夸族人仍私下偷偷举行礼宴），理由是如此毁坏财产就无法累积财富，难以促进社会发展；更何况，有些夸族酋长为了摆阔而调头寸，情急之下，甚至于逼女儿卖淫等等。加拿大政府的禁令毫无疑问出自善意，但它忽略了一点，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那就是，夸族礼宴也好、美国礼宴也好、台湾地区礼宴也好，嘲笑归嘲笑，但仍然是人性。哪怕也许不是最崇高的人性，但仍然是人性。而要想以政治手段来禁止人性的自然流露和发挥，任何政府都办不到。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