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并不是太远久的从前，在一个短暂而光辉的时刻，一个充满了爱与和平与摇滚（还有大麻！）的时刻，曾经有一个“胡士托国”……

是在革命的、理想的、激情的、反叛的60年代结束前四个半月，发生了一个最能引起那些以60年代为他们世代的人们共鸣的事件，促使这个其实已经怀胎多年的60年代象征，终于在纽约州的一个农场上，以“胡士托音乐艺术节”（Woodstock Music and Arts Fair）的形式，在炎炎烈日之下，在大雨稀泥之中，以摇滚为背景，以做爱不作战为前题，以大麻为梦幻到现实或现实到梦幻的媒介，经过三天三夜的阵痛而后诞生，而且几乎立刻就被命名为“胡士托国”（Woodstock Nation），并且使“胡士托”成为整个60年代的一个代号。其国民除了现场的四十万个见证之外，还包括所有在精神上与其同在的年轻人，换句话说，就是战后出生的整个一个世代。

这个无影无形、无疆无土、而又无所不在的“胡士托国”，可以说是一个宣言，呐喊出了那一世代，在整个60年代一直不断以种种方式传达给上一代的想法，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理想。而照当时一位设法将文化与理想（摇滚与革命）相结合的激进分子的说法，很简单：“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音乐、书报、海报、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家、我们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我们怎么留头发、我们怎么抽大麻、怎么搞、怎么吃、怎么睡——只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自由。”

而在这1969年8月15日至17日三天之中，在Jimi Hendrix，Janis Joplin，Joan Baez，Arlo Guthrie，Blood，Sweat and Tears，Jefferson Airplane，Ravi Shankar，Joe Cocker，The Who，The Grateful Dead，G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Crosby，Stills，Nash and Young等等无数乐手的摇滚背景之下，那五十万个摇滚迷反而变成了此一划时代事件的主角，而且更实现了他们那一世代的梦想；摇滚与大麻、爱与和平、反叛与行动、非暴力、理想主义……不错，好几百人抽大麻过量，或吃LSD过量，也有三人意外死亡，但仍有两名婴儿出生。不错，也许除了少数乐手以外，整个音乐节的摇滚并不十分出色，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来了，千百万计的其他年轻人也认为他们参与了，哪怕只是精神上的参与，而且人人都感到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当然，胡士托只是60年代大运动中的半个故事。这个大运动有它的阴和阳、它的文化革命者和它的政治革命者。“新左派”、反战、反资、反帝、黑人革命、妇女解放等等是大运动中的一部分；大麻、嬉皮、摇滚、禅易、神秘主义、性解放、长头发、地下刊物等等，也是大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任何静坐示威或游行示威的时候，有人唱We Shall Overcome，也有人唱Yellow Submarine。当他们面对白人成年中产特权帝国军事工业既成体制这个共同敌人的时候，这阴和阳有一个统一战线。但在其他时候，文化革命者、政治革命者，可以从和平共存一直到相互敌视，真有点像老庄对孔孟。

当然主要是摇滚（另外也许还有Levi's牛仔裤）才将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所以发生在胡士托摇滚乐会上本来应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被扩大成为阴阳敌对的象征，而成为60年代运动阴阳两方斗争中的一个脚注。

“新左派”一直利用摇滚来吸收新分子，尽管他们也同时感到这批抽大麻昏了头的嬉皮没有正确的政治意识，太个人主义了。可是在反既成体制的统一战线上，又非需要他们支持不可，因为，很简单，反叛力量可以增加好几倍。所以在胡士托音乐会上，正当摇滚乐团“The Who”在台上演唱的时候，60年代最出名的大“左派”——“芝加哥八君子”之一、不久前因毒品过量去世的艾比·霍夫曼上了台，呼吁大家为刚被抓起来的一位革命领袖声援抗议。可是，乐团吉他手Pete Townshend却用吉他把霍夫曼撞到一边（有人说是撞到台下）。革命想要争取摇滚，摇滚有时也参与革命，但这个摇滚舞台只是偶尔允许政治上台表演，却始终拒绝让政治给霸占，变成摇滚只不过是一个小配角的政治舞台。

可是却是这位大“左派”霍夫曼，因上一年的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期间示威而被控以暴乱罪，在胡士托之后一个月出庭受审的时候，才使“胡士托国”这个梦一般的理想国，变成一个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乌托邦，并将“胡士托国”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

问：请你向法庭表明你的身份。

答：我叫艾比，我是美国一名孤儿。

问：你住在哪里？

答：我住在“胡士托国”（Woodstock Nation）。

问：请你告诉法庭它是在哪里。

答：好，这是被异化的年轻人的国土。我们是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来肩负着它，就如同苏族（Sioux）印第安人背负着苏族国（Sioux Nation）一样。此一国献身于合作，而非竞争，认为人应该有一个比财产和金钱更好的交易方式，而且在人类的相互作用方面应该有一些其他基准。

问：请你告诉法庭你现在的年龄。

答：我三十三岁，但我是60年代的小孩。

问：你什么时候出生。

答：心理上，1960。

当然，整个审判过程是一场荒谬剧，但问题不在这里——或更精确地说，问题正是在这里；霍夫曼以嬉皮加“左派”的闹剧手法，公然藐视法庭，公然藐视既成体制的维护者，不但反映出了胡士托世代与他们所反的上一世代之间的代沟，而且表达出整个60年代文化革命者和政治革命者这个阴阳两方的反叛精神。

不错，胡士托国随着60年代儿童长大成熟而消失。今天，不少人是在轻松、半微笑地回顾此一事件，认为二十年前的胡士托音乐会只不过是60年代青年的一次大派对。好，它发生了，它也热闹了一阵子，可是眨了几下眼睛之后再看，它已经不见了。但是对那些走过60年代的人来说，我们也许不再背负着“胡士托国”这个精神状态四处游荡，我们也许只能把它当作是……当作是初恋，一个热烈的初恋。也许正应如此，可能正是如此，情愿爱过而后失恋，也比从来没有恋爱过要好。诗人早就如此安慰我们了。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