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一日

昨天晚上，在夏尔·纪德家举行家宴。

雅娜和保尔先后告诉我，亚瑟·封丹到布里昂跟前活动，争取授给我荣誉勋章。这一情况，是布里昂的秘书梅让，上星期六来对他们讲的。梅让不了解封丹对我的友谊（况且这种友谊，他也不可能理解），他就以为我处心积虑，在徒然地争取，而老实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这让我十二分不快，整个晚宴未能吃什么东西。

梅让不喜欢我，他并不掩饰鄙视我，憎恶我写的一切。他痛心的是他对保尔的感情没有得到回报，尤其自尊心受到伤害，看到保尔喜欢我这圈子胜过他那伙人。保尔也不掩饰鄙视他。梅让认为，同我交往，只能对保尔有害，而当去年春天，十分了解我的安德雷亚大夫劝说保尔母亲同意，将保尔交给我监护和教育的时候，梅让反对的态度就变得非常激烈了。

梅让倒不是个伪君子，但他毕竟在暗中活动。他个头儿矮小。我对小个子人总怀着戒心。我早就对保尔讲过，要小心梅让……等哪天，我要给小人画画像，他由道德原则撑直了身子，以求一分一毫的身高也不丧失。他表现得充满感情，极容易动感情，但是总让人感到，他没有多少可以付出的。小人得志的典型。他能爬上去，也多亏了耐心，锱铢必省和注意保健。他会左右逢源，总保持原样不变，将自己的韧劲当作智慧，将自己欲望的稳当视为美德。关于他说得够多了。

我给他写信，一上午就算交待了。然后去G家，给保尔看信的草稿；保尔判断不错，觉得有些不妥。只让梅让明白，封丹此举我根本不知情就行了。千万不要因为梅让了解这件事没办成，就流露出心中的气恼。我反复誊抄重写这封信，最后明白了，为达到最后这一点，最好还是什么也不写，结果我把写出来的全丢进火炉里。

这封信差不多白费了三小时，甚至四小时，如果算上我到夏尔·纪德家的时间。

马塞尔·德鲁安前来共进午餐；约摸两点钟，我丢下他们，回房睡一小时。然而，我想睡也没有休息好。头脑里还萦绕给梅让的这封令人气恼的信。还有其他一些信，耗尽了我余下的耐性。我想看书不行，想写作也不行……晚饭后，练了练马尼亚尔刚给我寄来的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这一天最好的时光，还是在浴池（欧尔维利浴池）里的半小时，舒舒服服地读完费拉罗的第一章（《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一月二日

《豹》杂志社社长乔瓦尼·帕比尼来访。他比我原以为的要年轻，那张脸表情丰富，有几分英俊。有点儿过分活跃，但是没有我所认识的其他意大利人那样厉害。恭维的话太多，不过所言的一部分似乎还是由衷的。他同我认识的所有意大利人一样，过分相信自己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得过分，或者表现的方式不同于法国人。他哪里知道，我多么难以认真对待。

帕比尼走了，我看了三章费拉罗的著作，晚饭后读了第四章。

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我读了多少书，以什么方式阅读，投入多大注意力。我必须千方百计，同我思想的瓦解和分散抗争。我也正是为这一点，才重新拾起这本日记，兴趣虽不大，但是作为写作的训练方法。然而，我敢有什么奢望呢？我一重新开始写作，就又要失眠啦！

一月三日

……

那是多么幸福的时期啊，能掌握自己的每时每刻，安排得特别好，每一时刻都非常充实，短短的一刻钟，也只能负载着任务逃逝。我的全部工作，事先都安排妥当，每晚上床睡觉之前，明天做什么我就一清二楚；一件工作换另一件工作，我就得到休息。这种方法的束缚，我欣然接受： 强制自己大大忠实于自我，成为我决意成为的样子。

也许不绷紧点儿，我就不可能这样继续下去。

一月五日

……

我穿越卢森堡公园，到达阿萨街。我自从多注意看人，就不大注意看自然景物了。十年前，每片阴影，每束阳光，都会装扮我。我甚至看到鸢尾最嫩的芽……

在若望·施伦贝格家用午餐，美味可口，最后一道甜食，一种犬蔷薇果酱，极力保持野味，仿佛东方食品，我在布拉夫就很爱吃。

下午二时，到莱翁·布鲁姆家。同他见面令人愉快的一点，就是他接待您，就好像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们能畅所欲言。他论婚姻的书再有一个月即可完稿。他写这本书，文字差不多就从笔端流出来。我不能肯定他的观点不对。他身上的艺术家没有多大价值，而他的语句同斯丹达尔的一样，除了自己的思想活动，无意寻求别的东西： 思想活动立刻从口中或笔端喷射而出，既丰富又明确，不错，很丰富，但更为明确，毫无剧烈的Schaudern——因此，从头到尾，也就很容易表达，而且有头有尾，见人总是那么体面。莱翁·布鲁姆出其不意地叙述一件事，评介一本书或一出戏剧，想象不出还能有更准确、更清晰、更优美、更易懂的了。他在国务会议中是多么出色的“报导员”啊！如果不是政治严重压弯他的思想，他该是个多么精明的批评家。然而，他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而是根据他的观点来判断人和事。他认为好恶不如观点可靠，宁愿违背自己的好恶，也不能表现出前后不一致。他所说热爱的那一切，恐怕很难说他就热爱，但是肯定他相信热爱，也知道为什么。

星期一

……

我思想的混乱，反映我这别墅的混乱，这里每间屋都一直在“受罪”。

昨天晚上困极了，什么也没有写，八点半就躺下睡觉了。可是怎么也睡不着，……无法决定我要不要去柏林；甚至无法决定我是否渴望前往。由人拉着去，对，也许就去了。我这浮性至少有这样一点长处，就是做什么事也不后悔。这种犹豫不决，同时是我疲倦的因与果……也许，最好就此决定留在巴黎。

由我的朋友们去操心吧，他们会把我的麻木不仁说成是轻慢和高傲。

星期三，一月九日

盖翁的一封信，又促使我往德·马克斯家跑一趟，以便让盖翁亲自朗读《面包》。皮埃尔·干刚（?）也在场，上星期天我在剧院包厢见过他。尽管自杀未遂事件给他披上一层魔幻的色彩，我也不喜欢： 他的长相挺凶，五官端正的蠢态，眼神没有善意，也没有恶意。我怪自己对他说过，看到他安然无恙非常高兴。我更怪自己今天上午还强调一遍，我想是这样对他说的：“看到您的气色这么好，先生，我非常高兴。”（而他却非常冷淡地回答我。）我对他讲这句乏味的话，却根本不想对他讲，只是因为谁也不说话，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星期四，一月十日

……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给若望·德·古尔蒙的题词，更使雅姆掉价的了。毫无疑问，古尔蒙向他倾诉了心中的痛苦，尤其在《诗与散文》杂志上，十分平直地颂扬了《教堂》的诗人，而我立即庆幸没有给他寄去《阿曼塔斯》。

我驻足观看这一异乎寻常的场面： 在普罗尼街和另一条街的拐角，……两条狗在交配，而且按照狗的习惯，交配后尾部仍连在一起，完全是一副可怜相。旁边还有两条狗，其中一条在注视，神态阴沉；而另一条受这场面刺激，性欲大发，再也忍耐不住了，也要分享一份儿，便向相爱的两条狗进攻。我仔细观察，看到这样情景： 它完全把那条母狗撂在一边，只向那条公狗猛攻，不遗余力： 从正面撕咬，从后边进袭，有时干脆骑上去，简直要得逞了，而且是达到怎样的目的！……被压在下面那条狗十分窘迫，又被交配的母狗拖累，只好任对方摆布，仅仅在迫不得已才反抗一下；我听到的是短促的叫声，近乎痛苦的呻吟。

一些男孩站着不动，瞪大眼睛看这几条狗。有些保姆领着小女孩经过，忍不住格格大笑，小女孩便惊奇地发问。我呢，很想靠上前去，多停留一会儿；然而我不敢，怕人瞧见自己观看这种猥亵的场面，而且就在德尼家的斜对面，一会儿工夫他就要给我开门了。我特别想听听那些顽童有什么反应。他们注意到这些质朴的动物行为的“反常”吗……？

莫里斯·德尼给鲁歇的门厅装修，正在收尾。我喜欢看他穿着工作服，像个普通工人……他正在减弱花影过分艳美的玫瑰，使之更加柔婉和谐。什么时候也不是他最好的创作，不过，近景有些部分相当美妙。莫里斯·德尼现在能学会少几分得心应手地绘制吗？……其实，他的得心应手，归根结底，无非是他健康的一种表现。

他准备陪我去柏林，观看《康多尔王》的首场演出，并以最喜人的方式表达他的欢乐。我不能说我对莫里斯·德尼的感情就极为强烈，不过，他对人诚挚、敬重，总是给我愉快的感觉。他的健康令我欣慰，他的判断有点儿粗糙，但从来不是欠聪明的。假如我的朋友个个都像他这样，那么，我的感受只能在书中宣泄，而这些书，我定要写出来。

在西凯尔作品展览，又见到塔代·纳唐松。我冒冒失失到展览会，显得又蠢又笨，不由自主地恭维人，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话乏味，就加点儿糖，再加点糖，至少让自己的话带点甜味。瓦尔特·西凯尔作品展，沉闷得让人无从赞扬；这倒令我喜欢同塔代的荒谬的谈话。我由于疲惫随口讲的话，如果写出来，准会羞愧地立即划掉。我在他眼里，摆出一副“抱怨”的样子（这种样子，别人最不肯原谅，我也最不肯自我原谅）。包围我的这种缄默，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人谈呢？他生活三辈子也永远不会明白，我周围的这种缄默，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对塔代说，《隐修》、《诗与散文》、《西方》等，都是友好杂志，可是哪一家也没有评论我的《阿曼塔斯》。我希望他明白，我不需要把赞扬当作义务的文章。塔代立刻安慰我。我同他分手，好细细体味一种不好的姿态留下的痛苦感。我讲“不好的姿态”，因为这种姿势之美，只当我有勇气（和能力）坚持到底的时候才有价值。在此处我提姿势，就不能不立刻加上：自然的；须知只有在放弃的时候，我才佯装如此，挤出几条皱纹；而我也是因为厌倦而放弃的。

夜里睡眠不好，总是没完没了反复咀嚼这种种考虑，犹如一片烟叶，苦味永远也嚼不尽。

然而，我感觉稍好一点儿，就又明白决不能放松对自己的严厉要求，决不能向后退，出尔反尔，而应当锲而不舍地、无比凶猛地，在自己的路上勇往直前。

这层意思表达完，我就去科波家稍事休息，需要对着一面有点美化的镜子，再瞧瞧我的形象。

星期日

……

我们就知道盖翁也来看戏了，在幕间休息结束时，他出现了。我丢下戏，同他神聊，一直到他上了零点二十五分的火车。

盖翁比往常更吵闹，更呱呱叫，爱下断语，声音非常洪亮，正是我所喜爱的样子——不过，唉！我也深知，这种张扬，仅仅是他到布雷地区幽居的一种暂时反应。他向我宣布现在他在绘画，甚至只做这件事了。——“我做出来的东西很好，我会给你看的。这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确信维雅尔们、鲁塞尔们，以及其他许多令我们喜爱的人。……哼，我的老兄，是非常容易办到的。”总之，这鼓励他重视线条、结构、格调、定位。这样很好。

这些话，他是在大马路上嚷出来的，引得所有行人都回头观瞧。他那顶呢子鸭舌帽，低低压在老太婆一般肌肤的头上，那样子像个十足的醉鬼。这正是他，是我喜欢的样子。

在星期二巴赫音乐会上，我还能见到他。

皮埃尔·路易的爱奥尼亚人性格太突出，而我的多利安人性格太突出，我们二人谈不到一起。

夏尔姆瓦去参观疯人病院……（想必是讷穆尔），回来后就病得很厉害。德·马克斯已经把他不好的消息告诉我。一张明信片邀请我去他的工作室，看看尼采、贝多芬和左拉的半身雕像。工作室里人很多，只有夏尔姆瓦太太一人在接待，她告诉我，约泽病倒一周了，请我去看看他。曼恩死巷的那套房子无疑太贵，他们搬走了。我来到沃吉拉尔街九十一号，面对一条破烂的楼梯。上到三楼，只见钥匙插在门上，显然楼道没有门铃。进去是黑乎乎的门厅，里面便是夏尔姆瓦卧病的陋室。大量的照片掩饰墙壁的丑陋。屋角放一张床绷，铺着一张垫子；还有一条不配套的床罩、一床栗色棱纹布的被子。在房间里，对着床铺围了个半圆，有一位年轻姑娘，样子有点憔悴，那张面孔和发型好似卡尔帕乔画上的少年侍从；还有一位公证人，一个陌生者，以及堵住窗口的大块头若望·德·博纳丰。约泽床上放着几枝金合欢花，他用苍白的手在揉搓；他的丝绒外衣同他惨白的面容很协调。我坐到床脚，只见下面胡乱堆放着羽毛手箱、雨伞和大衣。若望·德·博纳丰的话语比他的文字要有趣味，他一刻也没有让我感到厌烦。不久他就让位给安娜·塞小姐和孔塔大夫。

夏尔姆瓦谈起那家疯人病院，引起我同刚回来的杜普埃一道前往的愿望。

……

星期四

巴雷斯被接纳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有生以来，我头一次走进这小小封闭的场所。我们在保尔-A·洛朗家用的午餐，他又陪同我们前来，一见人多又走了。

在这里何必讲所有报纸连篇累牍刊登的事情呢？——我们在沃格讲演之前就离去了。

巴雷斯尽可能以优美的姿势，穿着不堪入目的院士服。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他的变化最小。我多么喜爱他那瘦削的脸庞、平平的头发，乃至他那巴黎郊区的口音！他给我们的演说多么平庸啊！我真受不了演说中表现的懦弱、逢迎、对这种聚会主张的赞颂，而他也许觉得是自然的，我是说他决不应该为此违背自己的思想，不过凭这些，在这里轻而易举地就赢得掌声，其中也包括咬左拉一口。

不是惟独我注意到他特意赞扬了埃雷迪亚的家庭,但是也特意避而不提埃雷迪亚的几位女婿。

为了赞美勒贡特·德·李勒和埃雷迪亚这两位无根大师（还有舍尼埃！还有莫雷亚斯！），这位诡辩大师如何巧鼓舌簧，才将他们收进他的口袋中，这一点，难道谁也不会指出来吗？

从那儿出来，又疲惫又黯然神伤，情绪十分沮丧。再经历这样一天，我在宗教方面就算成熟了。

Em在想，她是否希望我（我是否想象自己）也在那种聚会上，发表一个演说。

“可怜的朋友，我走的可不是这条路。我越来越不想到那种聚会上，那种场合不允许我畅所欲言。”

巴雷斯攻击左拉的这句话，重读越发令我愤慨。有些卑劣的灵魂，总是一味夸大有利的见解。

在关于巴雷斯的文章，我要指出这些：

1．任何见解都是相对的，——因此，只有同……联系起来才正确。

2．选择自己的观点，不应依据始终可疑而暂时的一种正确性，而应依据虽是临时的、但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即我作为个人就能获益。

二月一日

一月三十日从柏林返回。头两天浪费得毫无价值。昨天，我振作起来，《浪子归来》不写出开头不去睡觉。

今天早晨，我不准自己出门，先工作再说。就应当这样干，任何别的办法都是荒唐的。下午还是很不专心，但是也不无趣味。没有必要继续记下干了什么事儿，见到什么人。我在这里寄放的，不应当是我的分心，而是我的“专心”。路上看了杜普埃的《罗塞蒂艺术和生活评传》，获益不小，可惜写得很糟糕。

二月六日

这几天丢下了这本日记，但是为了写作，起草《浪子》，打算以对话的形式，表现我思想上的保留和冲动。

今天早晨，接到克洛岱尔的一封信，一封气愤填膺的信，谴责这时代、谴责古尔蒙、卢梭、康德、勒南……气愤填膺固然不错，但毕竟是气愤，在我头脑里也是痛苦，就跟我耳畔一声声狗叫一般。这我受不了，马上就堵耳朵。但我还是听到了，再就难以重新投入工作了。

二月九日

瓦莱里永远也不会明白，我需要的诚挚友谊，就是倾听，谈话而不喧哗。昨天，我同他一起度过了将近三小时。事后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剩下一点能立得住的。

他同我一道出去，陪我到树林。我拿了在箱子里睡了十年的冰鞋，老实说，到了冰上，我并不觉得冰鞋锈得有多厉害。瓦莱里寸步不离；看着他等我，我心里就不自在，结果没有怎么滑冰就又跟他走了，到夏尔·纪德家门口才分手，我进去了解一下保尔的情况。

自不待言，晚上不可能工作了。这样一场“谈话”之后，头脑里再想什么都乱了。

瓦莱里的谈话，将我置于这种可怕的两难境地： 要么认为他所讲的是荒谬的，要么觉得我所说的是荒谬的。他在谈话中要取消的，如果事实上全取消的话，那么我也没有理由存在于世了。再者，我从来不同他争论，无非是他掐住我的脖子，而我挣扎而已。

昨天他不是向我断言，音乐（他很有把握）要变成纯模仿性的，进而言之，要变成语言所表达不出的部分越来越准确的符号，但根本不考虑美感： 一种明确的言语。

他还说：“如今，谁还关心希腊人？我确信我们今天还称作的‘死语言’，就要腐烂掉了。从今往后，就不可能理解荷马那些人物的情感了，等等，等等。”

听了这种话之后，我的思想要重新振作起来，比遭雹击的青草要重新挺起，所需要的时间还长。

二月十二日

逐渐写完《浪子》——不过今天，我要分心面对柏林来信。布累和格雷夫围绕着《扫罗》，各唱各的调，每人都以为叼走了这块肉。

假如我是沿着一条笔直的线路，我要怎么做也就相当简单了。不过，我要冒很大风险。无所谓，我得充当好汉，保持我的姿态，哪怕失去地位。我的回信，今天上午去念给马塞尔·德鲁安听，还抄写一份保存。

昨天，同鲁雅尔去看画展。高更、凡·高、塞尚的画非常美。可是昨天那么气恼，我觉得相当疲惫。我认为应当去看《巴黎圣母院》的演出，以便讨好德·马克斯（他扮演克洛德·弗罗洛）。我约若望·施伦贝格一道去，让他助我熬过这场剧。可是他因故未来。

演出开头的半小时，剧情实在太虚假，太可笑，气得我真想扇周围人的耳光，恐怕我连一幕也看不下去；而德·马克斯到九、十场才登台亮相。演得的确很好，给这夸张而可憎的滑稽角色以逼真的存在。我再也坐不住了，在他上场之后便立刻离去。

二月十六日

重又疲惫不堪，强撑不如干脆停笔。而且，我要中断的，并不是作品，而是白天的各种营生。重审昨天晚上所写的《浪子》部分： 要修改的地方极少，毫无疑问我挺满意。

用一小时看苏亚雷斯的书，大失所望： 这人思想矫揉造作，故作高尚。宗教式的语言纯洁主义。知道他的书在耶稣受难日写完，对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所谓写完意味着什么？他这样一本书不过是散篇的一个集子。

只有关于歌德和帕斯卡尔那一段，我挺喜欢；苏亚雷斯讲些过分的话，讲得很好，乍一看我觉得很正确。然而，现在仔细想来，我却深深以为，关于歌德的这种见解，是最容易产生的一种见解；我本人就经历了这一阶段，也正是从这种见解中走出来，我才开始在文化的路上真正前进了。

如果我停下几天不练琴，那么最美的乐章由我弹奏，就会觉得我缺乏感情。——乐器的重要性；一旦拿到好乐器，就会发现自己使用起来，还显示出新的灵巧。一支好笔，在我的才华中占四分之一的份额。

也许功用创造器具；然而创造出来之后，器具就邀人发挥其作用了。

二月二十一日

夏尔·纪德家刚刚又发了一阵傲气。一阵吹嘘（关于我的剧作在柏林演出），拉夫卡迪奥就自找倒霉，那天晚上大腿挨了一锥子。而这就发生在保尔的面前！有多少回，我寻找我的最残酷的手术刀，切开他身上同样的脓疮，挤出脓水。今天他若想对我以牙还牙，该有多么容易啊。我喜欢他的宽厚，根本没有那样对待我。

然而，我一走出夏尔·纪德的家门，就觉得腮帮子发紧，就好像我要把说出的话再吞回去。

在这方面我的行为再怎么荒唐，我也能够解释： 我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信誉，就要强加于人，做法又笨拙到了家，结果我即使有这种信誉也会丧失；我还一意孤行，什么都夸大，什么都失去了。

幸而大部分时间，我以睥睨、轻蔑的态度，避免了这种惊慌失措。仅凭这种尊严感，我能永远避免惊慌失措的状态。

动身去库沃维尔，二月二十二日

管理员德周奈，在一次打猎过程中，对爱德华讲述这样一件事：

“嘿！玛丽小姐（我们的老保姆），她是个很聪明的人！一天早晨，我走进厨房时，她就示意我过去：‘德周奈先生，过来瞧瞧吧。’她说着，就把我领到厨房楼梯脚下，只见最下面一级上摆放着要擦鞋油的皮鞋：‘瞧一瞧，先生的朋友们的皮鞋！’接着，她就指给我看： 有一只鞋跟掉了，另一只缺了一块鞋底，还有一只前头张了嘴……嘿！她够聪明的，玛丽小姐！”

三月十六日

几天前写完《浪子》。在柏林忽然萌生这一诗篇的构想，我就立即动手，头一回构思随即跟上实施。当时担心，如果酝酿时间长些，就会眼看着这个题材膨胀，变形；总之，我已经厌倦了不再写作的状态，而我酝酿的所有其他题材，立即着手处理则困难重重。

结果这一篇《浪子》，从构思到完稿，我也就用了十五天左右。

我又用一周时间修改。在德鲁安和科波之间，就像“在两个情妇之间的男子”，我更愿意投入这种定稿的工作。

今天我在布吕诺的《法国语言史》中，读到这样一段话：“高乃依和拉辛接受规则，规则并不是他们定出来的。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才能达到一定高度，也就变成了语言权威，可是他们在生前，还不得不字斟句酌；仔细修改书稿，一个是为了让伏日拉满意，另一个则要敬重布乌尔神甫，精美语言的掌门人。”（《前言》第15页。）

我还是拿不准，在这一点上向科波让步做得对不对： 他认为lui Parler不正确。我在文学词典里的确没有查到任何根据，然而这句话：“谁要跟父亲讲话应当对我说。——没有你，我对他说很容易。”没有别种表达方式。

算了，我修改。

三月

昨天去圣母院听让维埃神甫布道。我们是和鲁瓦尔共进的晚餐。圣母院照明不足，令我们失望，不过让维埃神甫决没有让我们失望，我们一直听完，既不疲倦也不厌倦。他不断影射政治，因而讲演很生动。博尼·德·卡斯太拉恩坐在我们前面几排，他聆听着他的职责的教诲。演讲的主题：谬误——由于愚昧的罪孽。学习的必要性，即学会认识真理。啊！讲得多美！我们赶紧跑去把伽利略关起来。

四月三十日

去找保尔，我答应过同他一道去看法布尔的《舵》（在杰米埃剧场）。代价高而毫无收益的夜晚。不过，剧本还挺有趣，超出了我的希望。德·马克斯演得好，在第三幕讽刺的场面甚至演得很好。

太没主意，散场后不该和保尔又去找他。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露天座喝饮料，充当平庸的、由德·马克斯拖着的令人作呕的陪同。王杜拉忽然出现。保尔很恼火，“被迫又同她见面”。毫无意思。这段时间白浪费，令我心头火起。这种情绪，但愿持续很久。

谈话的庸俗乏味，还从来没有像这样令我痛苦不堪；更有甚者，我还得凑趣，强挤出笑脸来。

“一个农民看见篱笆上落只鹦鹉，就想抓住；他移到近前，摘下帽子要一下子扣住。鹦鹉却说：‘你好，雅可。’农民一听不知所措；便说道：‘噢！对不起，先生，我把您当作一只鸟儿了！’”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小丫头赞叹道，每当德·马克斯说一句，她就笑得像一只铃铛。

在此处，我也要记录这个“杜撰的故事”，是小诺兜售的，质量要高得多：

“两个小毛孩子在树林大道上游荡。一辆华丽的马车驶过去。‘你瞧见那个女人啦？’大点儿的说道，‘告诉你吧，老弟，昨天，我很可以吻吻她。’‘你认识她吗？’‘不认识，可我这个硬起来了。’”

今天上午我讲给马塞尔听，逗得他乐了一通。“这个例子很妙，能解释清楚英文的can和may的区别。”他说道。

五月十七日

……

于是，我拉着雅卢和米奥芒德尔，带到at home。我们进了我的书房，却发现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也没有什么要向他们了解的。我倒是看过雅卢的书，觉得并不坏；可是我要对他谈一谈，就转弯抹角，有所保留，既显示我的坦率，又表明我的批评品味的精审。接着，不知怎么回事，也不知为什么——就像梅思金越怕打破花瓶越要靠近，受荒唐的命数支配那样——我将苏亚雷斯抛到地毯上（棘手的话题，我明知道我们谈不拢）。我刚给莫克莱尔写的关于苏亚雷斯的信，就揣在我兜里，已经装了三天，因为不知道他的地址，米奥芒德尔立即给我了。不幸的是，我有点儿自命不凡，要写这封信，尤其胆敢写出来。我还忽然萌生一种渴望，要展示一下。好嘛！我按捺不住了。而且信也没有封上。我充分感觉到自己的谬误、过错，手颤抖着拿着这张信纸，每一句都念得磕磕巴巴。我十分吃力地念着，额头出了汗，还竭尽全力，停下来审视念这封信糟透了的效果，而心里又完全明镜似的；继而，我又接着念，继续下去。……

夜晚就这样度过；现在我还感到自讨苦吃。这件坏事中最小的失误，就是我克制至今，信没有寄出；给我造成的最大害处，就是这么久占据并壅塞我的头脑。

我写下所有这一切，就是要获取教益，主要还是应当对自己强硬一些。因为，我已经深深了解自己的怪癖： 这是一种荒唐的需要，把自己的老底随便交给什么人，既手无寸铁，又毫无防范之心。

五月二十二日

昨天晚上，去听施特劳斯的《莎乐美》。盖翁又对我们讲了施特劳斯夫人的这句话（维勒-格里凡传来的），她觉得巴黎听众对她丈夫的作品反应还不够热烈：“真的，是端着刺刀再来这里的时候了。”也许是讹传……

可憎的浪漫派音乐，一种浮夸的管弦乐，听了反倒让人喜爱贝利尼。只有几部分能表明出色的“才能”： 别致滑稽（几位博士）或病态的场面、希罗底让莎乐美跳舞而她迟疑的态度，以及希罗底这个角色几乎整体的表演。拉塞尔同样注意到雨果作品中粗野滑稽的精彩；——《骗术大师》也一样——同样的原因。缺陷的同样原因： 手法的轻率和效果的单调、枯燥乏味的渲染，明目张胆的不真诚；不断地动员所有的手段。雨果如此，瓦格纳亦然，他们要表达一种思想，头脑一旦萌生各种比喻，就不加选择，一个不落地全赏给我们。这种根本的非艺术主义。一成不变的夸张，等等。甚至不值得审查的缺陷。干脆就一股脑地反对这部作品，等着刺刀冲来吧，因为这种艺术，的确是敌人。

六月十六日

……

布鲁姆的书《论婚姻》，引起许多评论。在勒罗尔家的一次茶会上，马塞尔·德鲁安和封丹以对话形成的评论，就远远高出一般水平；毫无疑问，一本书出版之后，能引起热烈的讨论，就决不应当忽视。然而，惟一明确而始终对幸福的这种关注，又不免惹我反感。我看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表明，从最容易省力的角度理解其满足，男人能变得极为高尚，令我喜爱和钦佩。而女人更不用说！！我所认识的女子最美好的形象，都是温顺型的；我甚至想象不出，一位女子的满意，如果她的幸福不包含一点温顺的话，还能够讨我喜欢，而不至于在我心中唤起几分敌视。

Quattro giorni fa，去马约尔家看望马尔利，返回时在瓦莱里家用晚餐。晚餐很愉快，每次都如此，瓦莱里夫妇十分可爱。餐桌上还有一个肥胖的蠢家伙，鲁瓦尔曾给我引见过，不知为什么名叫：爱子。他的颚骨朝前突出，由一缕山羊胡子延伸，样子就像从埃伊纳三角楣下来的。他说时咬牙握拳，呈现一副凶相，总是穷凶极恶抛出一条条最愚蠢的格言。他说：“艺术？就是恶癖。”打了个口哨：“这不，前天，我一下子就买了四十幅瓦尔塔的画；这就是恶癖！”他还说：“天主教将这大地变成一个巨大的空心陀螺。”在宗教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看法，晚餐后还同我谈形而上学，准确点说，同我谈神学。他说：“希腊人！希腊人！”这就足以表达了意思。在餐桌上，大家就已经听到（不过他是对女士讲的，声调带几分嘲讽）：“宗教的自然性……对！……或者说自然的宗教……无论哪一个……或者两者都有点……对不对呀，纪德太太……？”我妻子就佯装没有听见。

这个畜生，他还绘画，画在木头上，因为他太疯狂，画笔会将画布戳破。我停留在最后这句妙语上。

我让他相信我同他非常相像。（他说：“教会，”接着，为了让人更加明白，又补充一句：“Ecclesia！”他说：“今天我们缺乏的，是一种崇拜，cultus；礼拜仪式……”继而，无疑没有想起相应的拉丁语词或希腊语词，就只好再说一遍：“礼拜仪式”，将其中的r音拖长一点儿。）

六月二十二日

这本讨厌的书，花费了我多大气力，现在是第四次全部重新写了。当今那些即兴大写家又该大惊小怪，说这是才尽或者怪癖。今天我差不多也要随他们大溜了。然而，经过巨大的努力，将近傍晚时分，我认为重又启动了这个未定形的庞然大物。

钢琴昨天运到。很好地练习了肖邦出色的《序曲》，我全都过了一遍。

每当“成功”靠近我，我就冲它做鬼脸。

记得1891年就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当时我和皮埃尔·路易，我想是去“达古尔”餐馆用晚餐，遇见了雷特。雷特开口就大肆赞扬《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书刚刚出版，他“看完了”。我听见他的话：“这是十二（或二十）本重要的书之一，即从……”我当即起身，将我的风衣挂到远处一点儿，丢下雷特和他那含在口中的半句恭维话。等我回身重又坐下时，皮埃尔·路易俯过身来，对着我的耳朵说：“老弟，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听一听。你这样就好像给吓跑了。”一点儿不差。今天仍然如此。也许自尊心太强；还担心是应酬的空话。恭维者马上接受了警告，就不会再来碰钉子了。

六月二十九日，回复莫里斯·德尼的便函，关于布鲁姆的书，我写下这样一段话，但认为还是明智一点儿，决不发寄给他：

对，布鲁姆的书可能造成损害……读者要在书中寻求的，主要不是一种“新的启示”，而是一种许可，因为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多半属于道德领域，而不是社会学范畴。这本书，起初我潦潦草草地看两眼，后来听别人议论，而我情况不明就一言不发，实在觉得尴尬，便仔仔细细地重读了。现在我可以向布鲁姆本人表明，书中的观点我一直感到多么陌生： 这一论著将“幸福”当作目的推荐给人，将幸福关进内室，并声称提供了驯服它的一种诀窍。

这本书好似当今整个犹太戏剧的一篇灵巧的序言，它的所有论述再怎么典型，再怎么精美，也还是完全无视顺从和束缚的价值，更有甚者，还导致这样的结论： 果树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能结出累累果实，或者结出的果实更甜美。

写了信并抄录在下面，投寄之前，我重读雅姆的信，发现它比我最初的感觉要美，——甚至不乏温情。因此，我拟好的信也不付邮了。

致弗朗西斯·雅姆

七月二日

亲爱的朋友：

总该承认，思想是我的果实，犹如诗是你的花朵——一种自然产物。须知我的果实往往带有芳香，而你对芳香十分敏感，不用品尝，往往就能闻到香味。

怀着十足的善意，我能够理解《生存》，你的《帕吕德》。请你还要承认，你在我的作品中感到的浮泛的空论，却浸透了血和泪——而我的头脑如一颗心似的抖动……

我寄出的是这封信：

我亲爱的朋友：

再次捧读，我进一步理解你的信热情而真挚之美，但愿你不会受你不喜欢的部分的妨碍，理解我的《浪子》，不亚于其他可能更喜爱它的人。

不错，你讲得很好，这并不是一个自爱的人简单的思想游戏，练习如何利用自己。感情的考验我是免去了，但是你读我这本书时明显地感到，我的头脑能像心脏一样拼搏。《生存》就是你的《帕吕德》，而这些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思想，如果我吃透了你的意思的话，你是比作耶稣荆冠上的刺： 这样的思想对我来说，恰如《生存》中，令人愕然的“外部对话”对你的意义。希望你的手不时轻轻拿起这顶荆冠，以便在覆盖它的灰烬下面，还能认出这张面孔，正是你的安·纪。

我不过是一个寻开心的小男孩——又是一个令他讨厌的新教牧师。

十月十八日

我在科马伊街自己的房间写日记，用的是安娜·沙克勒顿的小桌子。当年，我就在这张小写字台上做功课的，它镶了两面镜子，因而我很喜爱，能看见自己在上面写字，每写完一句就抬头瞧一瞧自己；镜中的影子跟我说话，听我讲，陪伴我，让我保持满腔热忱的状态。后来，我再也没有在这个位子上写过东西。这几天晚上，我又找回童年的感觉。

今天上午出了银行，去看过德·马克斯。（金钱的问题，从前令我兴奋，而今天却使我沮丧；我几乎随意发了几个指令，出于要折腾的怪癖。）——看望德·马克斯没有什么可写的。——下午睡觉，给索尔玛写信，出去办事，在牙医门前遇见马塞尔，同他一道回欧特伊。今晚用来写《窄门》。

十月二十四日

又忙得不可开交。昨天从早晨工作到午后两点钟，给哈格南写信，为他的热忱提供方便和支持。他谈到要将我的作品介绍给柏林公众。他讲得好。我开始厌倦了不存在的状态： 一旦没有巨大的热忱支持我了，我就开始挣扎。受伤害的自尊心，从来没有给我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有时，我的自豪感的确因绝望而痛苦。有些日子，我就像生活在噩梦中，仿佛活活被封在坟墓里的一个人。这种窘况，亲身尝到了，也值得认识清楚。这种状态，等我以后摆脱了再写不迟。

没有柏林方面的消息，我的剧应该在二十八日之前演出。

我想到凯茨，觉得有两三位如我这样的热情赞赏者，就会使他活下去。努力也徒劳，有时我就感到，自己完全在虚弱中沉默。

十月底

马塞尔·吉贝尔去世，前往波城奔丧。

“我的朋友，”克洛岱尔对雅姆说，“在上帝的爱中生活了多少年之后，如您所知，我又坠入这个女人的情网，就好像走出山间纯净的湖泊，又陷入只能洗脚的地方。”

除了在巴涅尔那几天，所有夜晚他都在我的怀抱中入睡，瓦朗蒂娜说道。我看他睡着了才放下来，只拉着他的手。现在，我整夜寻找他。我很清楚，他总想到死，而我却不相信，想象不出我们会永远分开。

十一月十九日

在我连襟的葬礼上，继而又在奥尔泰兹见到雅姆。

我不得不和莱翁·卡弗尔“带领”送殡队伍。葬礼十分排场，非常好看；只演奏葬礼音乐，我百听不厌。

弥撒结束时，当地一位女子，一位嬷嬷，跪到与信徒唱诗班相隔的栏杆前。主祭将一块台布铺在石栏杆上，递给她圣体饼，她便吃下，那种虔诚的神态令人赞佩。我相信她是遵照当地的一种美好的习俗，在为我们所有人领圣体，因而我的整个灵魂都倾注在她那举动中。后来我听说，谁都可以参加这种弥撒后的领圣体，次日在另一场葬礼弥撒之后，三十名信徒领了圣体。比起那么一群人来，这单独一个美妙的形象、多么更加感人啊！

在那里，在巴尼奥尔，又见到欧仁·鲁瓦尔，又找回我的不安、我的好奇、我的感奋。

一周前我有了一台打字机，在皮埃尔·德·拉努身上，找到一个要当秘书的人。从而有了纪律、热情、工作的规律性、道德化，等等。在我写下这段的时候，打字机为我打出四份《窄门》，我就加紧定稿。第一章又耗费我半个月，但是现在令我满意了。

读书很少，头脑几乎完全被我的书占据了。这本日记也因此放了一阵。接着又一连几天，我埋头加工这第一章。

安德烈·吕伊特来这里住一周。他早晨八点钟就去银行，吃晚饭时才回来。晚上吃罢饭，我们又上街到普赛餐厅，去找盖翁、科波和若望·施伦贝格。盖翁犹豫半晌，还是掏出手稿（《少年》的头一百页）；我们躲进一家下等小酒馆里端一小间里，尽管隔壁喧闹，还是静静地聆听了盖翁声调平稳地念稿： 作为小说家的盖翁，多么不同于写出《烧酒》或《面包》的盖翁。——给我们所有人极好的印象。

五天后，又在欧特伊聚会，原班人马，只少科波一人。我迟疑再三，最后才鼓起勇气念《窄门》。首先稿子还极不完善，头两章有几处尚未定型，有几分模糊，总之念得相当沉闷……这本书，我写起来极为艰难的地方，他们听起来也相当艰涩（我主要想到盖翁）： 在时间上，它同我们今天所想、所感和所需错位了。无所谓： 我不能不写；而我从这次有点失面子的考验中走出来，并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坚定了。

十二月八日

斯丹达尔的书信。

斯丹达尔对我从来就不是一种食物，然而我总是反复接触。这是我的乌贼骨，我在上面把我的喙磨尖利了。

《628—E8》。大家议论米尔博的心理状态，以及左拉的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因为他们两个都恬不知耻，谈论人们所隐藏的事。应当承认，这种事，他们谈得比其他事要好，——比所有人都谈论的事要好。最成功的篇章，就是他最大限度保持谈话的口气和节奏的篇章；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篇章近乎完美： 这种东西从来不会提升得更高。他气愤填膺，又欢欣鼓舞，别人不大明白为什么，而坦率地讲，我情愿相信，他就像个爱发脾气的孩子，这是他身上最好的东西。他不假思索，兴头一上来就写，记下他的颤抖，好似一个地震仪记录震动。他身上的讽刺精神，完全阻塞了批评精神。

《业余爱好者的对话》，古尔蒙着意要表现自己的聪明，反而不断地胡说八道了。我能想象得出来，他强加于人是何道理，许多读者不敢分庭抗礼，惟恐自以为不如他聪明。这样害怕上当受骗，简直蠢透了！在乔治·隆多和保尔·纪德身上，我就看到了这种可悲的苦果。

他谈论文学，并笼统谈论“精神的东西”，还是相当内行的，品味也往往很高——（例如： 关于浪漫主义和拉塞尔的对话就很精彩）——然而，他一涉及酗酒、品德、犯罪行为，等等，就信口开河了，表明他纯粹是通过书本了解生活的。

“不管怎样，不应该进苦役犯监狱而被送进去，应当说有点残忍。”

“那么罪有应得、就不怎么残忍了吗？真的罪有应得吗？有罪和无辜，又根据什么呢？根据偶然性。”如此等等。

瞧这个人，居高临下表达观点！是这个问题吗？不管正确与否，社会确立了规则，公民违反了就得受法律的制裁。说这些规则是专断的，不错！说违反规则的人是无辜者、受害者、圣徒、傻瓜，根本就没有说到点子上，而古尔蒙谈论这些，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就好像附庸风雅的人跳完小步舞，说其他跳舞的人：“这些人扭动得还蛮不错的嘛！”——可是，孩子，他从来就没有玩过吗？听见别人错误地指责自己作了弊，他心里从来就没有难过吗？或者，他已经回敬他的伙伴们：“什么叫作弊？人难道还作弊吗？”等等，等等。不过，老实说，他从来就没有过伙伴，而且一向是独自一个人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