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

回到拉罗克。

多么危险！同时做这么多事儿多危险！我完全驰心旁骛了。

奥尔嘉要长见识，由Em陪着去卢浮宫，她在伟大的作品前驻足，面对米罗的《维纳斯》像说：“真遗憾，她的胳臂没有啦！”看到《索罗克托洛斯的阿波罗》，她说尤其欣赏那只蜥蜴。

一月十日

头疲惫不堪。惟有写作，我才能得到休息，不问收获的耕耘，游戏……我远没有如此。在我的头脑里，每种念头都摆一副忧思的样子；我变为这样的丑东西： 一个忙碌的男人。

昨天犯傻，错过了居雷尔新剧的总排练，科波白白给我们留了两个座位。

我们高声念完德·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没有格里姆，这本书会更好看些。时而碰见一些吸引人的段落，我抄录了好几段。最精彩的还是第一本的头半部分。

我们试着阅读《德图什骑士》，可是看到二十页，书就从我手中掉下去了。我想小声继续读。培育我的仇恨还是爱，我觉得都同样有裨益。这个人写的东西，从头至尾只有修辞和夸夸其谈。

我们花两个晚上读了《德·蒙邦西埃王妃》。我太累了，不做任何评论。奇怪的时代，好文字与礼貌相混淆。风俗习惯主宰人的头脑。

一月十一日

今天早晨阳光明媚。空气干燥。我认不得自己的思想，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年龄。

我们去欧尔奈山谷（同施伦贝格夫妇一道），要到克鲁家为我们欧特伊的花园选择一株崖柏。

昨天，科波在冯·赖塞尔贝格夫妇的包厢里，看了《丹达吉勒之死》的演出。（我没有去观看。）科波直掉泪，他说：“这成了我的病态，一去看戏就止不住流泪。”特奥夫人问他对这场演出的看法，他以结果会糟糕的口气回答：“大家过分关心小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这也正是这个剧本的缺点。”

一月十五日

昨天夜晚怕睡不着觉，上床之前我出门了。吸引我的不再是大马路，而是奥德翁剧院周围——在大马路总遭遇人打扰。我正要离开拉斯帕伊大街，逃向巴黎另一端，却发现拉丁区。

在法兰西学院后身，沿圣路易中学有一条模糊的、形状不规整的街道，几乎没有照明，路边的栅栏有些地方也残缺了；我跟随的那个孩子，就是钻进这条街里。无论他的微笑，还是我的好奇心，都未能促使我决定再跟随他。

风格： 既不那么深谋远虑，也不那么谨小慎微；小心谨慎的；无限谨慎的人。

艺术，虽然尽善尽美地解释，也还是保留出人意料的东西。

又下了三天雨。我的头累得很，意志不安，个性也模糊不清。各种各样的杂务，使得任何真正的写作都不可能，而惟独真正的写作，才会给我休息。我不敢重新拾起我的小说，只怕大大削弱了我的激情和热忱。我重又开始练琴，出于心理卫生，但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我写的东西变丑了。觉睡不安稳，时常颤抖和惊跳，如同猎物的睡眠。

星期五，在夏尔姆瓦家中，奇特的晚会。工作室里摆满了巨大的雕像，二十来支巧妙安放的蜡烛，映照成奇幻的情景： 蜡烛东一支西一支，有的放在转台角，有的放在天使的斗篷的褶皱中，而这些巨大的天使则擎着贝多芬像——在由一个小铁炉子供暖的这间工作室里，约泽夫妇和我，我们等待德·布罗伊王妃和巴尔奈小姐。

约摸十点钟，王妃的小轿车的声响传来，不大工夫就出现在夜色弥漫的门洞里。王妃穿着白鼬皮大衣，随意脱下，由夏尔姆瓦双手接住。一件半短黑丝绒衣裙，露出一大片珠光色肌肤；墨黑色的带子吊住胸衣。她的面孔娇小，一脸倦色；近乎处女的发型也难显得年轻了。不过，脸上没有皱纹，但也的确疲惫不堪。

她一进来，便通过眼镜打量我。她那副眼镜镶着金柄，而金柄上的链子的一端，则固定在一只精致的红宝石手镯上。

她着意诱惑人是明目张胆的。

在草垫椅子靠背上搭了一张皮子，她坐着觉得“不大舒服”；地上放了一只汤壶，好暖和她那双还裹着披巾的纤足。巴尔奈小姐在她身后，躲在富有说服力的沉默中，任由另一个大肆张扬。

1月18日，纪德动身去维也纳，观看他的剧作《康多尔王》译成德文的演出。他乘火车回国时，描绘摩泽尔河的景色。

我喜爱这种景色： 大地的浸染穿越草地，呈现深浅不同的赭石色调。一条河均匀的流水，宛若一趟列车。靠上游一点，离我们稍远处，有一条运河，水面漂浮着一只拉纤的船。过了运河，地势渐高；冬季的休耕地光秃秃的；一片裸露的岩石；再往远看便是乌云低垂的天空。运河两岸排列着树木。低洼的草地被半融化的冰雪和河水淹没，只见灯心草丛之间，一片片难以确指的白色，那正是天空苍白的映像。

库沃维尔，二月三日

《使团报》上刊登极有趣的塔希堤岛通讯，为此我又操起达尔文的《日记》，又给Em念了他在大洋岛屿逗留的精彩记述。

我一个人还继续阅读。

我如饥似渴，好久没有这样健康地阅读了。阅读中，每一种新思想呈现在我面前，立刻深入心中而同化了，就仿佛我已在等待，给它安排好了位置。

记得童年时期的一些读物，那么快意地沁人心脾，我就觉得语句是物质的东西。今天晚上，我重又产生这种美妙的感觉……

我在花园一直呆到五点钟，同马里于斯顶着大风给我的玫瑰修枝，回屋全身都冻僵了，但是还陶醉在自然中。这灰白色和青石板色的天空，在棕红色的山丘和叶子尽脱的林荫路树木上面，该有多美啊！

在暖房中，一株粗节的鸢尾，给我开了一朵娇嫩的、绿色发黑的花。在花园里，几乎所有铁筷子属植物都开花了。

德国的凄风苦雨还在继续。我全力抵制，然而，这还是给我的心造成一种卑劣的伤害。

我要让那些充满仇恨的谩骂自生自灭；如果回答的话，也只想讲讲这一小点，这便是狂吠的人民不理解的集中之点：

“安·纪先生肯定不知道黑贝尔的剧本；我们很愿意相信。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写这个剧本，或者写法不同。”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月九日

我看完《两个新嫁娘的回忆》。这本书含混不清，拖泥带水；不过，整本书却有一部杰作的轮廓。压榨题材的奇特手法。巴尔扎克……他有这种天才，能将其所有线索突然打个结；例如这本书的头一句话，也只有高智商的一个头脑才能想得出来。

不善于批评的天才。（请看《夏娃的女儿》的序言；判断欧洲各国的小说。）

二月十三日

冯·赖塞尔贝格夫妇、若望·施伦贝格夫妇、盖翁和我，我们出了斯科拉音乐学校（《奥尔菲奥》演得很一般），到丁香园咖啡厅停了片刻，瞧见靠里的一张桌子，《诗与散文》杂志的几个余孽，正围着保尔·福尔夫妇，有布雷阿尔和几个陌生者。大家握过手。布雷阿尔开始大大恭维我本人：“我感谢您，纪德……感谢您让我们读到《诗与散文》上的美丽篇章！”一个恭维者的嘴脸，比什么都愚蠢。应当避开。由于他执意向我举例：“我不知道用我的语句，如何安置这巨大的蟾蜍……”我突然接口说道：“不过我非常高兴，它安置到了您的口中。”这话我是脱口而出的。

三天来，我怀着汪达尔人那样一股劲头，给我的书籍打包。随着书橱逐渐空出来，我感到我的脑海也通畅了。我同时体会到一种掠夺的陶醉，以及将书排在筐里时，要准确、细致、巧妙排列的陶醉。

三月一日

终于，我重又面对作品，什么也不能把我和作品分开了。昨天和今天上午，将我的信件复写一份。又开始练钢琴。收到稿纸。收到《阿曼塔斯》的样书。

三月三日

我的时间还没有全派上用场。空闲的时刻太多，我面对着有点眼晕。要设置标志点。今天晚上，我给保尔念雨果的《维尔曼》。

六月六日

昨天晚上，去给科波念我的《窄门》已写出的部分。我是在他家吃的晚饭；下午，我到小乔治画廊，给科波送去我的《阿曼塔斯》，然后去游泳池，再去《隐修》杂志社。天气好极了，我也百体通泰。

晚饭后，先是科波给他妻子念了几段《阿曼塔斯》；继而，我从他手中拿过书，又念笛子那段，德罗，等等。

科波太太告便了，我就从袋子里取出手稿。开头念得效果还可以，接着便陷入一片无聊的沼泽。印象实在可悲；也许主要不是给科波的，而是给我本人的印象；况且，整个内容，差不多他已经了解了。我甚至责怪自己这样不争气，在取得更大的进展之前，就来求助于他。还得做多少工作！整个儿必须焕然一新。这个晚上极好的收益。科波是个好大夫，丝毫也不残忍，甚至过分宽容，却能加强我对他的印象。当然，我对他深为了解，没有穿戴整齐一点就来见他，也不会感到十分惭愧。

今天下午干的蠢事，就是去看布朗什。对他所感到的愤慨，真让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回来之后无法工作，甚至练不了琴。不得不出门换换空气。我的思绪没有一个不起而抗争。

精于搅坏别人的幸福，——又决无恶意，仅仅是不理解任何别种形式的幸福，只认他的福运允许他享受的幸福——而他自己又没有能力追求。可以想见，他所寻求的幸福，主要体现在用物的方便上，而不是自由地支配自己；他是个依赖性特别强的人。他特别容易可怜别人的幸福。他说道，或者分明说道：“噢！上帝啊！有这个，您怎么就能算幸福啦？换了我，我就……”他不是怜悯，而是劝告。

星期二早晨

我从出色的《普桑传》（保尔·德雅尔丹所作）中，汲取一种平静的健康。——几天来，保尔和我，我们六点钟就起床（他七点半去工厂上班）；巴赫取代了肖邦，帕斯卡尔取代了蒙田。我的《阿曼塔斯》差不多寄来三次。我的小说在我的头脑里慢慢修改，不再着重非常巧妙地表达感情，而要积累细节从而“塑造”性格。

我原以为了解帕斯卡尔，可是每天，我都从中发现新东西。

Em昨天从库沃维尔返回。十一时，我去圣拉扎尔火车站接她，再乘环城火车，午夜到达这里。

镶镜子的大衣柜钥匙怎么也找不见了。Em肯定放到她带的篮子里，在四打鸡蛋上面。鸡蛋一路晃动，而钥匙要重些，自然滑到篮子底下了。我们怕碰破鸡蛋，就小心翼翼地摸索，还掏出手套、短面纱、剪刀、手帕，谁知还有什么？还有十盒火柴！就是不见钥匙。于是决定将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来。每个鸡蛋都包了纸，去掉一层纸，新鲜鸡蛋放在手中，非常干净，呈现无光泽的乳白色。鸡蛋放进欧仁·鲁瓦尔的带格的盘子里，与鲜亮的蓝色、绿色的盘子构成一幅美妙的静物画。现在是凌晨一点钟，篮子空了，盘子满了，我们欣赏静物图。然而钥匙，却始终不见影儿。

我对保尔采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让他给我出主意，教我工作的好方法。为此他只能亲自干一干。这样，我们两个一到六点就起床。同他在一起，我就承认先处理杂务的生活方式糟糕透了。这种生活方式，借口等脑子完全清净了，再真正工作，于是写迟复的信，看报，整理东西。其实，必须先从真正的工作干起。必须单刀直入，毫不犹豫，立刻动手，将清晨最大的、最饱满的精力投到工作上。

今天早晨，收到克洛岱尔出色的信。也收到莫克莱尔又好又感人的信。我要马上回复。

星期五

保尔——一个没有品德的人。那就必须有更多的天赋。

星期日，十八日

我缓慢地，尽可能缓慢地，看完保尔·德雅尔丹写普桑的这本有益的书，摘录不少段落。我让人捎来他的书： 《古典作家的方法》，这是莫里斯·德尼向我推荐的（星期一他同我们共进了午餐）。——但愿莫里斯·德尼更难于自我满足。然而稍微有点担心，就是怕会大大损害他的身体。

他谈到亨利·马蒂斯，说马蒂斯拿他的画给罗丹看，离开大师的雕塑室时火冒三丈，因为罗丹可能对他这样说：“一笔一笔慢慢画，一笔一笔慢慢画。这幅等您慢慢画了半个月后，您再拿来给我看。”

星期二

库塔尔来用午餐。稍显臃肿，活似“美国归来”人。我不会协助保尔摆脱他。事情顺其自然。如果我暗中操纵，那么保尔一些发自虚荣心的举动，对我就会丧失几分趣味。

用罢午餐，我就赶到莫奈画展，又同盖翁会合。我们一道去新公司看科波。

（罗丹令人称奇的半身像。）在“独立艺术之家”，我们穿过人群，又看见加尼埃、穆雷、盖兰、鲁瓦尔；还有雷特，他已经完全醉了，滚在一个扶着他的年轻人的怀抱里，他从大厅的另一端高声叫我的名字，还说：“我有点儿醉了。”接着冲您的鼻子打酒嗝。魏尔伦醉了，非常了不起。雷特醉了，就越发显得微不足道；简直令人厌恶；我们未予理睬。

满目所见，尽是庸俗。陷入这样愚昧的乌合之众里，又怎么倾听呢？怎么能老老实实地关注呢？——在门口兜售的沃克塞勒的文章愚不可及。

三月二十日

同卡西米尔和他母亲一起，在布朗东太太家用午餐。听小伙子以“你”称呼我，颇为尴尬。布朗东太太十分出色。不过，同她在一起，就得把自尊心放进兜里。我的书为什么要赠送给她呢？我自己也真的说不清。也许出于“殷勤”吧。这种“殷勤”，也得改一改了。

今天不能不去卢浮宫。这种需要，已经克制了一周。我怪自己，因为乍一看普桑的画觉得黯淡无光。只是在展厅转了一圈之后，重又观赏，这些画才明亮起来。我很欣赏这种朴拙、笨重。没有运用任何技巧，没有施展任何才华；也许任何艺术家的头脑，都未能这样高屋建瓴地控制这种手艺。

三月二十一日

在《雷蒙·德·色朋德的辩护书》中，我耐心地往前走。

毫无疑问，神话的隐秘的目的，就是阻止科学发展。

表现的是穷苦的犹太人、没有品德的新教徒、无价值。

三月二十四日

我决不允许什么危害我；恰恰相反，我要让一切为我所用。我的意思是，将一切转化为有益。

三月二十五日

保尔的脑子里面——清亮，回声大而冰冷——宛若没安家具、没生火的一个房间……

今天上午，在我的笔和我的头脑之间，没有一点头晕的隔阂。

三月二十八日

小保尔住在这里，我所能学到的，现在差不多全学到了。他在我身边呆得太久，只怕我又成为基督徒。我感觉太明显了，《福音》的某些格言身体力行，对他何其有用，而我也忍不住深深地痛恨，眼看他毫无美感地挥霍多少代人艰苦奋斗，为他积累的一笔精神遗产。（这句话似乎出自克拉尔蒂的一篇文章；真的，我一旦开始追求写得“优美”，也就完蛋了。）

他自命不凡到了极点，成了病态，类似长了一个肿瘤，应该治一治了，不过，也许没有多大希望治愈。也许他生来就是这种本性，把虚荣心的乐趣看得最重。他感到烦恼。

他声称现在好多了；我倒是担心他真以为如此。其实不然，他本人不会上当，相信这种表象。的确，他安静地工作一两小时之后，又重现这种清亮的脸色，而我有时则以为永远丧失了……再过一小时，他的面颊重又烧红，成为可憎的砖红色，眼神滞重，眼睑合上……那么，他同随便一个花天酒地而碌碌无为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和他们交往密切；其实，那便是他的社交圈；甚至他的自命不凡，也使他接近那帮人，在那里，也仅仅在那里，他残存的证券还能流通。

三月二十九日

重读我从前写给Em的信，全是我从库沃维尔带来的。我要为我的小说寻找营养，然而徒劳。不过，我也能赤裸裸地看到我思想的所有缺陷。没有一个不令我恼火。

三月三十日

保尔——他也有优点；从前他有自己的品德，那时他身上的许多东西我都喜欢。

在不知道使之成熟的人身上的天赋，我何必在乎呢？

我不无兴趣地观看，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缓慢的变化。

早晨一开始工作就十分惬意，我的所有营生都这样要求，无论练琴，学习死语言，阅读，写信，还是在这本子上写日记，因此工作往往破碎，我也不讲方法，将一天分割成极为宝贵的瞬间。

四月三日

埃雷迪亚的藏书和维尔哈伦的部分藏书，拍卖一周。头一天我去前一个拍卖会，次日去后一个拍卖会。在两次购书之间，我患了严重感冒，未能出门。

在售书厅，我和波兹、阿诺托竞拍几本书。（我要在另一册日记本详细记下我购的书。）大部分书籍都大大高于原来的价钱。大家被裹进来，追逐半渴望或根本不想要的书籍。

我打算购得德博尔德·瓦尔莫尔的一本诗集；希望赠给玛丽·德·雷尼埃。我还记得有一天，她同我单独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向我背诵了《萨阿迪的玫瑰》。

感冒把我拖在家中。

四月五日

去欧特伊耽误两小时，只为十分钟的掺假的激动。我还不习惯于这样平庸的乐趣。我情绪低落的主要缘由，就是在草地上四处游荡，没有碰见一个我渴望与之交谈或睡觉的人。

四月七日

保尔动身去南方之前（他同皮埃尔-埃斯皮纳开车旅行三天），我又同他谈一次话，心里倒盼望他用几句话就解除我的武装，让我感到我还不由自主对他保留的全部温情。

我已经说过，他是（尤其对我而言）拍马屁的行家。我来解释： 面对他，我产生的所有崇高感情，总是感谢我自己。对，每次保尔都让我扮演最漂亮的角色。不过糟糕的是，这种戏没有多大意思。

四月八日

昨天晚饭后，盖翁又来拉我出去。我陪他逛大马路，直到凌晨两点钟才回欧特伊。今天起床感觉有点累，可是头脑却很清晰、敏捷，也十分快意地活跃。

看完圣勃夫论格里姆的平淡无奇的文章，关于巴雷斯写了几句，然后带着蒙田的著作和福楼拜给他侄女的信，从树林的门出去了。我见到空椅子就坐下来，写了这几行文字。天清气朗，呼吸十分畅快。

碧蓝的天空已经持续三天。空气还偏于凉爽。我勤奋地享受每个事物。

昨天去看望雅克·布朗什。“天气多好！”我一进屋，就禁不住说道。而他立刻接口道：“噢！您怎么能讲这种话？天气恶劣极了。您所说的‘好天儿’，是惟一我不能容忍的天气。”这种话就像亵渎神灵，令我气愤填膺。我只能挑下雨天去看望布朗什。

他喜欢同他在一起的、他周围的一切都郁闷不乐。

雷蒙·博奈尔出色的信，是回复我在卡里埃尔去世之际给他写的信。在附言中这句令人不安的话：“我收到弗朗西斯·雅姆的一封信，它将成为我一生的悲哀。”

在每次重大关头，雅姆身上都重又显露缺乏真正的仁慈。

尽管如此，昨天我收到他的两本诗集（《披树叶的教堂》和《花园的思想》），充满美妙的篇章。

四月九日

我又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几页作品……

我会喜爱多几分放松自然的法朗士，假如不是某些冒失者要把他说成一个大作家的话。于是便自问，怕自己不公正。我又操起《文学生活》，尤其《伊壁鸠鲁的花园》，他的思想在这里表述得最为直接了。我看到这句话，并为之鼓掌：

“一样东西尤其能赋予人的思想以魅力： 这就是不安的情绪。丝毫没有不安之感的一个头脑，就让我恼火，让我厌恶。”

我想到歌德的话：“颤抖（das schaudern）是人最好的部分。”唉！恰恰如此……我怎么专注也是徒劳……根本感觉不到法朗士的颤抖；我读法朗士也不颤抖。

他能言善辩、精明、优雅。他体现了婉转表达方式的胜利。可是，他始终缺乏不安的情绪，别人一眼就把他看透了。我不是特别相信，让大家一下就达到共识的人，作品能流传久远。我也非常怀疑，我们孙子辈的人，将来打开他的书，能比我们找出更多更好可读的东西。我知道就我而言，我从未感到他赶在我的思想之前。不管怎样，他也只是解释这思想。读者正是感谢他这一点。法朗士逢迎他们。每个读者都可以这样想：“这可真漂亮。归根结底，我也不是那么愚蠢： 这方面，我自己也想到了。”

他是好伴侣，也就是说，他总替别人着想。也许他不大看重他不能向他们展示的东西。而且，从他向我们展示的东西缩水来看，我也猜想他的经历并不很丰富。他完全体现在对话中，转述中。

前去拜访他的人，感激他将他们引进客厅，引进工作室；这些是处于同一层面的房间；房子的其他屋子不大重要。然而，我若是不猜疑就感到不舒服，猜疑隔壁房间发生罪案，另一个房间里在做爱。

四月十日

保尔·洛朗来用午餐，整个下午和我在一起，他又对我讲了阿贝尔这句令人伤心的话：“噢！青春的梦想，多么难于消逝啊！”

在布朗什的画室里，摆着他即将送去展览的作品。一位脱了衣裳的女子，坐在沙发床上。周围堆着华丽的布帛；角落里放着一个橙子（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靠她再近些，有一只绿毛绒的狼。华丽取代了肉欲。由于我面对这种景象默默无言，雅克-埃米尔就对我说：“唔！我清楚这些引不起公众多大兴趣。不过，真正的画家会喜欢。”

星期六，十四日

恰恰真正的画家最不喜欢这一套。

星期日，十五日

数量在增加……这类事情，我自己可以想，可以稍微说一点儿，但是绝对不能让别人讲。例如，《包法利夫人》的开头就写得很糟糕。

复活节的星期二

昨日早晨九点一过，我就未能工作，连单独呆一会儿都不可能，一天下来精疲力竭。

今天上午，在我的工作过程中，贯穿一种惶恐不安的情绪： 上星期六夜晚，雅克·科波是怎么回家的？一到星期日，我就到小乔治画廊，打听那次返回的情况。科波不在，我给他留一张便条，急切地询问……后来，毫无音信。今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昨天同埃利·阿莱格雷的四个孩子一道出去，我感到多么由衷的高兴啊。我和多米带他们去动物驯化园。一路上，小若望和小不点儿安德烈，就紧靠在我身边。隔一会儿，就有一个突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我呼吸着他们的亲热，好似嗅着一股芳香。若望拉住我的右手，小安德烈拉住我的左手。——天气晴好。我们望见一个气球升空。

小若望。他那不安的神色，专注我每次掏钱（买火车票，付马车费，买门票，吃点心）。

若望的弟弟埃里克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想给雅娜转述，可是碰到若望不安的眼神，我就猛然打住了。毫无疑问，他从未听过父母提他们哪个讲的话（也多亏如此，这些孩子个个说话都那么自然动听），因而不可能相信，我是因为觉得有趣才举出这些话；他担心这些话讲得不合分寸。

已经是很棒的牧童了——“羊群的向导”——不考虑自己的快乐——心思总是用在拢住几个小弟弟，注意不让一个走开；如果不是同时见到他们所有人，他就要惊慌失措。

二十七日

我紧紧抓住工作，但为时时走神而苦恼，我不由自主，还是寻求消遣。

读了保尔·德雅尔丹那本出色的书，好久也没有再看到如此令我满意的文艺批评著作。

在他的《普桑》之后，我又读他的《高乃依》，一点儿也不急于看完。

重读《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给自己确定要战胜的困难，全是同一个档次的，他也总是用同样的公约数将困难除掉。

从昨天起，我们收养了一只小黑狗，它饿得半死，在大门外游荡了三天。它的毛已经擀毡了，因为睡在附近修建的房子里，浑身沾了厚厚的石灰。凌晨两点钟，Em让我下楼看看，是不是那只狗在叫，被我们关进地窖里了。我觉得它并不怎么聪明，但是性情温驯。

在我的浴缸里，我给可怜的小狗打肥皂，洗个澡，希望洗干净了，它的毛色就会增添几分光泽！现在，它越发像给盲人引路的一条狗了。而我呢，本打算弄一条“纯种”狗，这下子不能再换啦！——无所谓。还应当知道在这里，选择我的事件受欢迎的程度要超过我本人可能选择的事件。

五月二日

雅姆在天蓝色信笺上，给我写了一封本堂神甫式的信，提醒说大夫要说服普尔色尼亚相信他有病。也许我在天堂的门槛，但是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进了门。“看来你的情绪不安，”他说道，“好似水中的一个软木塞。”我不能痛痛快快地工作，就会感到心神不宁。

（我瞧着我给他写的信的草稿。）

昨天下午约两点钟出门。去阿尔贝家。

是他妻子给我开的门，在通往画室的楼梯下边就喊道：“孩子他爸，安德烈来了。”接着，她同我一起上去，坐下来参与我们的谈话，却妨碍我们无法交心，她一守就是两小时，片刻也不离开。每次我去看望阿尔贝，全是这样的情景。有她没她，差不多也全是那些话题……然而谈话的方式却不同。

我感觉出来，阿尔贝也受够了。不知他找了什么借口，胆战心惊地送我到门厅，继而到楼道，探过身对我嗫嚅道：“我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了。”我看见流下两大滴老人的眼泪，他赶紧擦掉。

他们夫妇二人来欧特伊时，有Em陪他太太，我就能同他单独呆较长时间。在这种时候，他就又向我重复他父亲遗嘱结尾的那句伤心话：“我的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千万不要有远大抱负。”阿尔贝还以阴沉的语调补充一句：“他就知道我们没有那种力量。”

我不免思忖，阿尔贝的父亲在临终时刻，不得不如此大大地退缩，在那天晚上背对着灯光，无声地饮泣，而他妻子在他身边读报或绣东西，阿尔贝则为尊重父亲，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五月三日

一种方法，我怎么也不能过分激烈地强加给自己，倒不是我不想遵从，可是我的身体，却一直抗拒我头脑的建议。

如果夜晚未能睡觉，那么我天亮就起床，或者，我困倦的时候还要熬夜，这种决心又有什么价值呢？我就不得不跟自己耍诡计，到时候择善而从了。

读完保尔·德雅尔丹论高乃依的文章。很精彩。稍偏长点儿。

昨天Em本来要去库沃维尔，不料我身体特别难受，就求她推迟一天动身。吃罢午饭，趁病情突然好转，我们就去布洛涅树林，再沿老城墙旧址的坡道，一直走到默溪和H·马尔丹林荫路。到我夏尔婶母家坐了一会儿。保尔热情地向我提议，在Em出门期间，他来陪我住。我只好尽量和蔼地告诉他，我还是更喜欢清静。

去有轨电车管理处，会合在等我的M，我们去画展看望保尔和皮埃尔·洛朗兄弟。

保尔的画缺乏内涵： 题目《此路不通》不足以赋予内涵。我的意思是，内涵主导一部作品的结构；尤其在一幅画中，决定选什么线条和色调。无法判断这些年轻女子是害怕这只公羊，想夺路过去，还是恰恰相反，她们看见公羊便迎上去，要“挑逗”（引一记者语）它呢。

我们从这一展厅到另一展厅，差一点儿同贝斯纳尔撞个满怀，他正忙着以国礼接待瑞典国王。还遇见雅娜·博多和她母亲，没有M，我不会认出她们来。

回到家中就想睡觉。如果没有博堡来打扰，我就会进入梦乡。我正犯困，对他没有什么好讲的，更不想听他讲，很快就借口极度疲倦，请他走人了。他说下次再来给我念他新写的剧本。

晚饭之前略微做点事儿。

饭后，给Em念几段《窄门》的开头部分。花园的描写固然很好，可是其余部分呢……？

《卡迪尼昂王妃的秘密》，开头我们高声朗读，接着我就低声读了。

五月四日

……

吃罢晚饭就出门，从八点钟到十点钟，在大马路上闲逛，确切点说徘徊，——没有遇见任何真正有趣的、真正出众的，我走走停停，走一段又原路返回，举步迟疑肯定像个疯子。每当晚上游荡的时候，我总得邀请一位朋友陪同。有一阵工夫，我随意坐到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面对一杯啤酒；一个从突尼斯来的难看的阿拉伯人，在我旁边坐下，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他忽然问我是不是很久没见到阿特曼了。

十点半钟回到家，还担心睡不着，不料一觉睡到早晨七点，这真是几个月来没有过的情况。

今天早晨起来，特别有精神。

同刚刚出狱的可怜的亨利约会（星期五下午五时，在“香葱餐馆”对面），是为若望安排的，我想他有些衣服要给亨利。没有什么比这小伙子的生活更可悲了；我内心自责，昨天过分匆忙离开：我本应当跟他谈谈。

五月五日

在我夏尔婶母家，说话稍微拖长了一点儿，我就错过了一次壮观的落日。我一到了钟楼街，就得听她讲自己的烦恼。她患病，但她只是偶尔提提自己的身体，却没完没了地谈保尔。

“昨天他怎么啦？喝了六杯咖啡。他翻开法律课本，接着又合上，嚷道：‘噢！今天我学不下去。’他翻看《两世界杂志》，又将杂志扔到桌上，说道：‘全没有意思。’最后，他就好像受不了了，猛然起身出去。他去哪儿了？……就连他父亲，安德烈，他那什么也不留心的父亲，也说话了：‘咦！今晚他到底怎么啦？’”

我到钟楼街，本想找他吃晚饭。他却在罗贝尔·布尔南家用晚餐。我渴望见到他，因为前天他好像又把我丢进五里雾中，于是我谢绝晚饭，从婶母家脱身，又跑到瓦雷纳街去找他。

在地铁车厢里，写了我的小说的一个场面；看了巴尔贝的《备忘录》（第二本）。令人击节，他多会运用饿着肚子的陶醉。

保尔支配别人的意志，比支配他自己的更容易，他决定我同他午夜去罗杰的包厢找科波。我提出自己累了，还有工作任务，但是说什么也没用；不过，我发现安托万剧院演出《野鸭》，不用别人催促，我也会有兴致前往，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听听的，便和这些青年走在大马路上（他们离开我去看《马克西姆饭店的女郎》了）。

我原打算只在安托万剧院呆一小会儿，先把保尔、罗杰撂一边等等，但是这出奇特的剧把我吸引住，正像初读的日子。我不能走了。

乘环城火车回欧特伊。

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约。说好午夜时分，我同保尔在“文艺复兴”剧院门前会合，上楼到罗杰包厢找科波。可是我感到累了，对演员那套把戏也不感兴趣（尤其考虑保持他们角色的统一性，从而不再给自己准备意外了），第四幕演了四分之三，我才离开安托万剧院，犹豫要不要等候保尔。见一辆开往圣拉扎尔的公共汽车便上去，又见一辆开往“文艺复兴”剧院的公共汽车又上去，重又登上一辆到圣拉扎尔，主要怕同时和保尔、罗杰吃夜宵。还担心明日工作状态不佳，既吝惜时间、精力和金钱，又感到厌烦，尤为可怕的是，看到保尔以为他能把我的意志当成玩物。

星期一上午，五月七日

一种感情，一旦能为我所用，我就怀疑其诚实性了。正是这一点，促使我逃避雅姆的文章。这件事相当滑稽（可惜我的信件全部保存下来）。对我来说，这篇文章极为重要，但是却基于一种误会。我开始相信，我的自豪感还要大于我的自尊——还用恶毒的手段对付我自身。

思考这种苦行的需要。

五月十日

我取了这个小开本的日记本，好能装进兜里。我喜欢带在身上，无论走到哪里，随时可以掏出来写几笔，就像今天等理发这样。另一本太大，能容得特别大的胃口。

过两天我要赶往库沃维尔。这个念头，就足以打乱我每天的安排。前天和昨天两个整天，就用来采购物品。买了这个牛津笔记本，还没有这个特小本子的时候，七日之后我就没有本子记了；当然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书的事情；我这松懈下来的思想，就飘忽不定了。我必须下决心去看看大夫。已经有三四年了，我早就该下这个决心。身体这样疲惫，品德这样减退，我容忍的时间太久了。荒谬！一套生活的规定，如果能允许我多写作，严格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比起我可能创作出的作品，迄今为止拿出来的东西又算什么呢？四年里，我在苦苦挣扎，在原地踏步。

星期五

……

四点钟在香葱餐馆门前，相约同可怜的亨利和若望·施伦贝格见面。我们将亨利带进一家咖啡馆，好能同他聊聊。试图抢救一下这个遇了难的可怜人。我们陪他到工会办公室，（屠夫伙计）他应当拿着登记单出来，就可以找活儿干了。我们在门口白等了一阵，最后上楼找他，从狭窄的楼梯到办公室，却不见人影。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我们也有他的地址，趁着还来得及，就赶往O街，我还费劲拿着给亨利的一双鞋，我们慷慨给予的其他东西等以后再说。

如果今天我能更加关心别人的话，我就会多谈谈这个可怜的亨利，也会同样善待他。他的精神垮了，比我开头以为的还要严重。他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他人一点儿也不坏，我这话的意思是他并不喜欢作恶，也不大抵制善；然而，他判断人际关系的方法相当愚蠢，宁可受穷受苦，也不肯努力做点儿什么事。

（保尔最小努力的理论，势必将实践者拖向某种贫困境地——智力、精神或物质的贫困。这一真理显然十分普通，没有必要强调了。）

星期日

昨天到达库沃维尔。天气好极了，类似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在厨房上面的大房间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温暖快乐的阳光，从我两边敞着的窗户射进来。惟独我映在桌子上方墙壁上的镜子里的倦容，妨害我的幸福发展到圆满。（我需要按部就班地重新学会幸福。这是一种体操，好似运动员的体操；能训练好的。）

我穿着绿色和蓝色镶边的便鞋，双脚放在阳光里。这股暖流透进我的肌肤，像生命的汁液沿着躯体上升。这一时刻，只要不拿它同过去别的时刻相比较，就能感到完全幸福——而过去那些时刻，我往往不会很好享受，只因我拿它们比较将来别的时刻。这一时刻充满了欢快，决不亚于将来或过去任何别的时刻。草坪的青草深深，如同墓地的荒草。农场园子里的苹果树，枝头开满厚厚一层花。树干涂了白灰，那白色一直延伸到地面。没有一丝风给我送来芳香，尤其紫藤的芬芳： 那紫藤靠别墅左边，正鲜花盛开，在室内就听得见那里蜜蜂的嗡鸣。一只蜜蜂飞进这个房间，就不愿飞走了。阳光就仿佛给每件物品涂上蜂蜜。

昨天日落之前，我抽空儿到花园转了一圈儿。倾向网球场的那株大苹果树，冲着夕阳的最后光芒微笑，刷刷作响，并且变成粉红色。几小时之前，一阵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扫尽了天空的乌云。树叶都变得娇嫩了。尤其那两大株紫橡的叶子，还没有发紫，而是透明，呈金黄色，宛若长发，在我的上方垂下来。我从花园后边小角门出去，又望见太阳、太阳前面山毛榉林地所构成的明亮的悬崖，觉得整个景象那么柔美，那么新鲜，简直要流下喜悦的眼泪。在我身上，眼泪并不是悲伤的特权，倒是赞赏、感动、突发而强烈的同情、过度喜悦的特权。（从我童年以来，）我不记得为个人的伤心事流过一滴泪，而我特别容易，也特别喜欢流泪；在剧院里，只要听到阿伽门农的名字就够了： 我会泪如雨下。我的激动从伴随它的这种生理现象中，得出它是真情的保证。

这种激动来得十分凶猛，仿佛将我击倒；回到室内，就感到头痛得相当厉害，吃过晚饭就困得不行，便回房睡觉了。

上床前看了阿特娜伊丝（欧多克西亚）的传记，看了几行塔西陀的作品。

星期日，下午三时

午饭后，去睡了一小时（看了德尚谈费拉罗的平庸的文章），醒来只听蜜蜂的嗡鸣震耳欲聋。一群蜜蜂逃离弗雷蒙家，落入厨房的烟囱里。弗雷蒙要捉住的这群幼蜂，还不知飞往哪里，看得见在房顶变化的蜂阵，只待炉灶里烧一张纸就被熏走，落到草坪间一棵雪松的最矮枝上。马里于斯夫妇和三个不大好看的孩子、弗雷蒙和Em，都在观看，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蜂群嗡鸣刺耳，被阳光照得晕头转向，围着树枝盘旋；一片活跃的云渐渐收缩，不大工夫，大部分蜜蜂固定下来，有些直接落到树枝上，其余的则附在已落下的蜜蜂的身上，形成一个葫芦状，眼看着就扩大，膨胀，拉长，继而，不时往草坪大滴大滴落下如滚烫的树脂。

于是，佃户弗雷蒙就去取蜂房。他回来时，马里于斯准备好了折梯；蜂群没有动窝。弗雷蒙目测好地面到那根树枝的距离，削了一根同样长的杆子，将蜂房固定上。接着，他将梯子移近，登上去，将杆子搭在那根树枝上；这时，蜜蜂稍微动起来，也就是说，蜂群表面就好像突然开始蒸发。总之，全都安排得十分妥当，树枝被杆子和蜂房的重量压得微微倾斜，全靠到梯子上稳住，蜂房像盖子似的，在上方给蜂群遮住太阳。还撑开一把伞，给整个蜂群更好地遮阴，一半搭在树枝上，一半搭在梯子上，处于微妙的平衡，刮一点儿风就会掀翻，——不过今天，空气特别平静，就连远处林荫路树木的高枝，也难得望见动一动。

我被太阳晒昏了，便离开那里，到花径里写下这些行文字——花径靠果园的部分正好避阴。我看见对面一排幽暗的月桂树上方，别墅的墙头探出已经成荫的高大杉树。我的右首，一溜儿靠墙栽植的果树，树梢接近新铺的鲜红色的房瓦；一株雪白的高大苹果树伸出一枝，在蓝天的欢乐中摇晃。

八时

弗雷蒙等到“凉爽的时候”，又回来了，他拿着一根长杆，杆头绑了一把接骨木叶子，好像一个扫把了。接骨木叶子事先用脚踏过，又浸在水桶里，就有驱赶蜜蜂的作用：“这对蜜蜂就跟毒药似的，”他解释说。他把杆子举到蜂群下方，等了约半小时，让接骨木的气味将蜜蜂驱赶到蜂房里。这招儿也不灵。天色黑下来。要么丢下蜂群不管，要么尽快想办法。我提议截断树枝。这正是弗雷蒙想提而不好意思讲的。马里于斯去拿来一把整枝大剪。弗雷蒙登上梯子，用双手把住蜂群两边的树枝。这时，草上已经铺开一条毛巾，把蜂房放到毛巾上，但又不是平放在地面，而是翘着靠在一块木板上，以免压着已经落在上面的几只蜜蜂。马里于斯一下子就剪断树枝。这个办法最好了，弗雷蒙将蜂房起来，将带蜂群的树枝插到蜂房和毛巾之间。

可是，这一切做完之后，弗雷蒙又发现他衬衣（外衣已经脱下）上，落了一小队蜜蜂，有点气势汹汹。这件事最有趣的，我要说最有刺激性的，就是为了摆脱最后这几只蜜蜂，马里于斯和弗雷蒙一通折腾，做些怪动作；他们每人头上都罩着一块白布，在晚上这样又蹦又跳，手臂乱舞，真像是一场假面舞会，让那么多女佣和孩子好开心。幸而天黑了，蜜蜂发蒙，谁也没有挨蜇，皆大欢喜促进了每人的欢乐（或者说每人的欢喜促进了皆大欢乐——如此等等——越说越荒谬）。

星期二

我只能是个老孩子，永远也不会长大成人。我过着抒情诗人的生活，不讲求后果；可是也有两三个念头，横贯我的头脑，就像横杠一样固定不动，也把任何快乐给钉死了。无论什么想摇动我头脑的侧翼，偶然一来就会受到伤害。

给雅姆写一封非常重要的信，读蒙田。

午饭后加工我的小说。……

同Em喝茶，高声朗读达尔文的作品一小时。

约摸五点钟，我到克里克托集市。碌碌庶众，我避而远之，像窃贼似的在店铺后面溜来溜去，怕的是没有问候认出我的人，或者问候认不出我的人。几辆篷车上坐着十二三个孩子，都很丑陋，都非常可怜。回到家中，心里深深地悲哀。

真可怕，这一时期我老了。肯定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不行了。人不可能老得这么快，也不可能发觉老得这么厉害。现在我还难以认真对待，认为这是一时疲惫的缘故。去年同一个时期，我已经感到这种可怕的衰老了。

星期四

不行，阿尔贝的身体实在让我担心。我动身了，急于去看看他。现在他只能吃鸡蛋了，今天早晨到各佃户家收集了两打。

天气冷飕飕的，雨下个不停；如果不是丢下Em和要开花的玫瑰，我离开库沃维尔是不会遗憾的。

我尽管身体相当不适，但和她一起度过的这三天，与幸福还是很相似的。

星期五，十八日

昨晚回到巴黎。

火车上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本书。

今天见到夏尔姆瓦，长谈，怀着真正的极大兴趣。很高兴看到他工作了。

他说近几个月来，有时会突然脸红，在有人的场合十分难堪，他甚至不敢出门了。他就是这样被迫变得孤僻了。

“这种脸红，”他解释说，“就像刚撒了谎的人那样。同我交谈的人，忽然瞧见我脸红了，他对我能没有想法吗？上次，巴尔托洛梅谈一个问题，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的脸色就这样变了，立即感到十分尴尬，都不敢回答他了。就在前两年，我的胆量有多大！还有一天，在德·马克斯家，我就这样两次脸红，所有人都瞧见了……而且，说来您可能不相信，我独自一人，甚至在妻子面前也脸红。我父亲或祖父（?）就如此，后来孤僻极了，连用餐都要让人端到他的房间里。”

星期一

……

将近凌晨三点，我才睡着，不到七点就醒来——表面看来还不太累，但是无不处于脆弱的状态，动不动就气恼。偏巧是在这样一天早晨，我收到雅姆的最伤人的一封信。还有小路易·鲁瓦尔的信，咄咄逼人（却又以极漂亮的同情为掩护），我就不得不用整整一上午写回信。（事情是这样： 他应《西方》杂志之约，写一篇论述《阿曼塔斯》的文章，在文中要说明……等等，——严重歪曲我这本书，我所有著作和我本人的意思……）

午饭后，为了歇息，我接待保尔·瓦莱里。迷人的拜访，可是人一走，我就疲惫不堪了。

花了大量时间答复路易·鲁瓦尔。他这类人，只有在粗暴的时候，才自认为是坦率的。

因为，归根结底，巴雷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人若是踏不着水底，就有溺水的危险，我们不如父辈。

六月二十日

我同科波吃完午餐，正要分手，又突然对他说：“唔！瞧那位老先生，就是站在马尔蓬书摊前的那位（土耳其式浴室旁边），他就是您经常听我提起的，我那位老教授拉佩鲁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胜似一尊蜡人，那张脸也是蜡黄色；毫无疑问，他不敢碰一碰书籍。我离开科波，走到我尊敬的老师跟前。我还记得最后去看他的前一次，他对我说过的话：

“我衰弱了，衰弱了很多。从前，我走路很快；现在，我费很大气力，也只能走得极慢了。我觉得还是从前的步伐，可是看到所有人都超过我；而我从前不用费力，就超过所有人……”

十月四日

突然从库沃维尔启程，前往普瓦索尼埃尔，是昨天傍晚Em从克里克托取回的一封信，阿尔贝悲伤的信召唤我去的。昨天夜晚，等其他人上楼之后，我们二人在布满月光和树影的花园散步；深夜特别温煦。我们甚至没有披大衣。我温情脉脉，一颗心几欲融化。我多么希望阿尔贝不要绝望地死去。

玛德今早送我到火车站。你哟，我心爱的朋友！我在大地所爱的一切……

勒内希望我编点什么故事，解释我的来访。在这个家庭里，怕受到伤害怕得要死！

我到达时，阿尔贝躺在那儿等我。

“嗳！你为什么来啦？”他微笑着高声说。我觉出他因为没有病得更重而感到惭愧。我拥抱他。

“可是，我的老兄，你的信让我担心。我来看看也好放心。”

他拉起我的手，轻轻握住。

“不错，换了我也会这样做。”

十月十五日，返回巴黎

同一个十七岁的流浪青年一起旅行。他是锅匠的儿子，从杜埃到勒阿弗尔来，要到船上当见习水手。不料，他被推荐做事的那艘船，一个月前就启程开往巴西。他试着上别的船，一次次遭拒绝，于是他准备返回家乡。

我十分担心他的行程到巴黎就会中止。他口袋里装有十八法郎，还有两法郎的车费，要乘车到巴黎，“去共和广场找一名军士，他父母的一位朋友”。父母并不知道他返乡。我感到他要寻开心，身带二十法郎，独自一人无拘无束到达巴黎，就说刚走一条街钱就被人偷走。直到看见他上了车，我才离开。

奇怪，真奇怪，流浪汉这种心理，我很难下定义，不过我也隐约看到这种怪癖的特性。这个人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尤其比较其他几个与我有过交往的流浪汉）。我更好地把握了主要的共同特点，但是还难以说清楚。

星期二上午，在德·马克斯家，见到吕涅坡。他还是老样子，既抱怨又气势汹汹，就好像被人踩了脚似的。等他一出了屋子，德·马克斯就高声说：“巴黎这场大笑话，现在已经开起来了，我成了世间最倒霉的人。昨天晚上，X照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十二月六日或七日

（从狗医院出来，）去看小路易·鲁瓦尔。

路易·鲁瓦尔赞美我的语言、我的风格，这就是相应地贬低我的思想。就好像一个可以脱离另一个，歌手无需嗓音，或者嗓音无需歌手恰当的激情——他所歌唱的音乐，绝不是别人的，而是他的音乐。

然而，不幸的是，我这个人如同这些不隔音的房子，在阁楼就能听见地窖里所发生的一切。

想想这件事真令人赞叹： 为罗斯唐鼓掌的这些巴黎女子，恐怕没有一个不自认为品味高雅，譬如就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子。每部分观众，都有与他们相配的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