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丁·朱斯伯里肯定没料到这个年月里还会有人理会她的小说。如果有谁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把它们取下来的时候叫她撞上了，她准要表示反对。“尽是些胡说八道，亲爱的。”她会说。之后呢，我们猜想她会以自己特有的不管不顾、不合传统的方式冲着图书馆、文学、爱情、生活和其他一切破口骂一句“去他娘的！”或“该死！”因为杰拉尔丁好骂人。

的确，杰拉尔丁·朱斯伯里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把咒骂和钟爱、理智和激奋、勇敢和冲动融为一体，“……一方面温柔而无助，另一方面却力能劈石”——她的传记作家爱尔兰太太这样描述她；还有“，从智能上看她是个男人，但身子里的那颗心却和任何一个夏娃的女儿一样女性化”。即使只看外表，她似乎也显得有些不协调，古怪并刺激人。她生得矮小却有男相，非常丑却又吸引人。她衣着讲究，把红头发套在发网里，戴一对鹦鹉形的小耳环，说话时耳环摇摇晃晃。

在仅有的一幅她的肖像照片中，可看见她侧着脸坐在那里读书，显得更像是温柔而无助，而非力能劈石。

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她坐到摄影师的桌旁读书之前发生了什么。她生于1812年，父亲是商人，家住在曼彻斯特或那一带。除此以外，对于她29岁以前的事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在19世纪前半期，女人到了29岁就算不得年轻了；她要么是已经活过了，要么是已经耽误了人生。虽然杰拉尔丁的行为不合乎传统方式，可以算是个例外，但毫无疑问仍可断定在我们认识她之前的那段朦胧岁月里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变故。在曼彻斯特一定出过什么事。背景中浮现出某个模糊的男人身影——一个背信弃义但却令人着迷的家伙，他使她懂得了生活是险恶的，生活是艰难的，生活对女人来说简直是魔鬼。她的思想深处形成了一个黑暗的经验之潭，她不时地从中汲取安慰或供他人受用的指示。时不时地，她会高声地说：“哦，太可怕了，简直无法言传。整整两年我生活在这黑暗的黑暗中，只偶尔能短暂地摆脱。”有些季节里，“像在宁静而乏味的11月，那些日子里只有一片云，可那一片云却遮盖了整个天空”。她挣扎过“，但挣扎毫无用处”。她曾把卡德沃斯从头到尾读了个遍。她在放弃挣扎之前曾写了篇文章论物质主义。因为，虽然她常常被各种激情所俘虏，但她又很奇特地与事物保持距离并喜欢思考。她乐于为“物质、精神和生命本质”之类的问题绞尽脑汁，即使她的心正在流血。她家楼上有只盒子，里面塞满了摘抄、提要和结论。不过，一个女人家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当爱遗弃了女人，当她的恋人对她不忠，有什么能帮助她呢？

不，挣扎没有用；还是让浪涛吞没自己吧，让乌云笼罩头顶吧。她这么思忖着，常常躺在沙发上，手里拿件活儿，眼上遮个绿色的眼镜。她有好多毛病——眼睛痛、不断着凉、莫名其妙地疲乏；而曼彻斯特郊外的格林黑斯小镇——她在那里为哥哥当家——相当的潮湿。“隔着一层弥漫的阴冷的湿气，可见半融化的脏雪和雾，以及沼地般的草坪”——这就是她窗前的景色。她常常几乎没有力气穿过屋子。可还是不断有人打搅：突然来了人要吃饭；她就得跳起来跑到厨房亲手烧个鸡呀鸭呀什么的。备好了饭，她就会又戴上绿眼镜瞧她的书去了，因为她是个了不得的读书人。她读形而上学，读游记，读老书也读新书——特别是读卡莱尔先生的美妙作品。

1841年初，她去了伦敦，央人介绍，拜会了那位她对其作品心仪已久的大人物。她因而也见到了卡莱尔太太。她们肯定是一见如故。因为没过几个星期卡莱尔太太就成了“亲爱的简”。她们准保无话不谈。她们准保畅谈了人生，谈了过去和现在，以及某些或是很动感情或是不动感情地关心杰拉尔丁的“个人”。卡莱尔太太是那么见多识广、出类拔萃、深通世故，并且看不起招摇撞骗的人，她一定把这个来自曼彻斯特的青年女子迷住了。杰拉尔丁一回曼彻斯特就开始给简写长信，继续她俩在禅恩巷的知心谈话。“有个在女人中最受青睐的男人，他恰如你所祈望的那种最热烈而又极文雅的恋人，有一次他对我说……”她会这样开始。或许，她会这样想：

我们女人被造就成这个样子，也许是为了让他们以某种方式使世界丰饶。我们应继续去爱，而他们（男人）则继续争斗和劳作，而一段时间过后，我们都将同样被仁慈地准许死去。我不知你是否赞成这个观点，我看不清楚，没法争辩，因为我眼睛痛得厉害，视力很差。

可能简并不赞成这套高论。因为简比杰拉尔丁年长11岁。简不喜欢对生命本质进行抽象思维。简是最尖刻、最务实、最眼光明晰的女人。但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当她最初遇到杰拉尔丁的时候，她正初次感受嫉妒的前兆症状，随着她丈夫声名逐渐确立，她不安地意识到旧的关系在变异，新的关系在形成。无疑，在禅恩巷长谈的过程中，杰拉尔丁得到了某种推心置腹的信任，倾听了某些抱怨并得出了一些结论。因为她除了敏感多情，还是个独立思考的聪明诙谐女人，她讨厌她所谓的“道貌岸然”，就像卡莱尔太太憎恶“招摇撞骗”。此外，杰拉尔丁从一开始就对卡莱尔太太生出了某种最最奇怪的感情，她有“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渴望，希望以某种方式成为你的至亲至爱”。“你会让我成为你的亲人并这样对待我，是吧？”她一次次恳求。

“我想你如天主教徒想他们的圣人，”她说，“……你会发笑，可我对你的感情不像女性朋友，更像是出自恋人！”卡莱尔太太无疑真的笑了，但她也不能不被这个小女人的倾慕打动。

这样，当卡莱尔先生本人在1843年初突然提议说，他们该邀请杰拉尔丁来小住一段，卡莱尔太太以她惯有的率直方式权衡了利弊以后，同意这个建议。她想，一点“杰拉尔丁”会“大大地活跃气氛”，但另一方面，太多的“杰拉尔丁”又会过于累人。杰拉尔丁把热泪滴到你手上；她盯着你；她围着你团团转；她总是激动不已。而且，虽然杰拉尔丁有“种种良好的和了不起的品质”，她却“天生有阴谋策划之癖”，这可能会在夫妻间惹出麻烦——虽然不是通常的那种，因为，卡莱尔太太忖度，她的丈夫“习惯”于喜欢她本人胜过其他女子“，而对他来说习惯比激情的力量更大”。从另一方面考虑呢，她本人近来在思想上有些懒惰；而杰拉尔丁喜欢谈话，喜欢机智的谈话；那个被放逐在曼彻斯特的女人满心渴念和热忱，请她来切尔西未尝不是件善事。于是杰拉尔丁就来了。

她是2月1日或2日到的，一直住到3月11日那个星期六。

1843年的那些拜访就是如此。房子很小，仆人们很不得力。而杰拉尔丁老是待在那儿。整个早上她都涂涂抹抹地写信。整个下午她在客厅的沙发上大睡特睡。星期天她穿上胸前开口很低的裙衣接待客人。她说得太多。至于她被人称道的才智嘛，“她像砍肉斧一样锐利，也一样狭窄”。她阿谀奉承。她甜言蜜语。她不够诚恳。她卖弄风情。她诅咒骂人。简直没办法让她离去。对她的不耐烦的控诉不断升级。卡莱尔太太几乎不得不把她撵出家门。最后她们终于告别了；杰拉尔丁登上马车的时候泪如雨下，但卡莱尔太太眼睛是干的。看到客人终于走了，她确实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过，当杰拉尔丁乘车走远了，她一人独处时，却并不那么心安理得。她知道自己对待邀请来的客人的举止并非无可挑剔。她表现得“冷淡、不和善，冷嘲热讽，不肯通融”。最让她恼火的是自己曾经把杰拉尔丁当作“知心人”。“上天保佑这样做后果仅仅是让人腻歪，而不是带来灾祸。”她写道。很明显，她非常不高兴，既生自己的气，也生杰拉尔丁的气。

杰拉尔丁回曼彻斯特去了，心下明白出了什么岔子。她们俩之间出现了疏远和沉默。人们重复着一些恶意中伤的故事，对此她将信将疑。但是杰拉尔丁是最没有报复心的女人——如卡莱尔太太本人所承认的，“她在争执中表现得非常高贵”——而且，如果说她憨痴而多情，但至少是既不自负，也不高傲。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真心地爱简。没过多久她就又开始频频给卡莱尔太太写信了，简多少有点恼怒地评论说，她的“热忱和无私简直超乎常人”。她担心简的健康，表示说她并不想得到诙谐俏皮的回信，只要能说明简的真实状况，枯燥的信也就可以了。因为——说不定这就是别人受不了她这个客人的缘故之一——她在禅恩巷待了4个星期，已经得出了一些结论，而且她不大可能会对此完全缄口不言。“你身边没有人疼你，”她写道，“你那么耐心而又坚韧不拔，简直让我都讨厌这些德行了。可它们给你带来了什么？几乎把你害了个半死。”“卡莱尔，”她忍不住说，“他太伟大了，所以不适合过家常日子。把狮身人面巨像放在客厅里绝不会相宜。”可是她却帮不上忙。“爱得越多，就越觉得无能为力。”她这样谆谆地说。她只能在曼彻斯特远远地观看她朋友的绚烂的生活万花筒，并将它和自己那充斥着无谓小事的平淡日子做比较。不过，虽然她自己的生活暗淡无光，不知为什么她不再嫉妒简的显赫的命运。

如果没有穆迪们出现，说不定她们俩会继续各在一方、有一搭没一搭地保持通信联系，尽管杰拉尔丁曾宣称：“这样写信送进茫茫空间，我已经厌烦死了，人们只是因长久别离才写信，写给自己，而不是给朋友。”杰拉尔丁所谓的“穆迪们和穆迪主义”在维多利亚时代淑女默默无闻的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虽然这类事几乎不见经传。这一次涉及的穆迪们是两个姑娘，伊丽莎白和朱丽叶——卡莱尔说她们是“浮华、招眼、自以为是、看去迟钝麻木的女孩子”。她们的父亲曾是邓迪镇的一名校长，他是个可敬的人，曾写过有关自然史的书，身后留下一个愚蠢的寡妇，几乎没有家产可维持生计。穆迪们不知怎么在很不方便的钟点到了禅恩巷，我们不妨设想，正好是在饭菜摆上了餐桌的时候。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倒不在乎——她们为帮助穆迪们不厌其烦。问题立刻摆在了卡莱尔太太面前：能怎么帮助她们呢？谁知道有什么职位？谁能说动个阔佬？杰拉尔丁闪进她的脑海。杰拉尔丁总是希望自己能派上点用场。应该问问杰拉尔丁在曼彻斯特是否有可以让穆迪们做的事由。杰拉尔丁果然不负期望，迅速地行动起来。她立刻“安置”了朱丽叶，不久后又为伊丽莎白打听到一个位置。正在怀特岛的卡莱尔太太马上给伊丽莎白备下了束胸、裙子和内衣，径直赶往伦敦，带着伊丽莎白穿过全城，在晚上7点半抵达尤斯顿广场，把她交给一位看上去心地善良的胖胖的老先生照看，并查看好给杰拉尔丁的信已经别到了伊丽莎白的束胸上。然后简就回家了，筋疲力尽，志得意满，然而，像所有信奉穆迪主义的人常常难以避免的，心里也暗自忐忑不宁。穆迪姐妹会快乐吗？她们会感激她做的这一切吗？几天以后，不可避免的臭虫出现在了禅恩巷，并被有理或无理地归咎于伊丽莎白的围巾。更糟的是，伊丽莎白本人4个月后又出现了。她证明了自己“完全不适合做任何实用的工作”，她曾经“用白线缝黑围裙”，而且，别人只是和颜悦色地责备了几句，她就“倒在厨房地板上又踢又叫”。“自然了，其结果是她立刻被解雇了。”伊丽莎白消失了——去用白线缝更多的黑围裙、又哭又叫再被解雇——有谁知道可怜的伊丽莎白·穆迪最后怎么样了呢？她彻底地从世界上消失了，在她的妇女姐妹们的生活阴影里被吞没了。不过朱丽叶还在。杰拉尔丁把朱丽叶当作自己的责任。她又是监督又是劝告。第一个位置不令人满意。杰拉尔丁便亲自出动去给她另找工作。她出了门，坐到一个想请女用人的“身体僵直的老太太”的客厅里。那位僵直的老太太说她要让朱丽叶清理、浆洗衣领，熨袖头，并洗、熨内衣。朱丽叶的心撑不住了。她喊道，她可干不了这些个洗呀浆呀熨呀的。于是杰拉尔丁大晚上的再次出马，见了老太太的女儿。说定了内衣被“除去”，只有领子和花边由朱丽叶熨烫。然后杰拉尔丁再去找她自己的帽商，商定由她教朱丽叶制边和修饰的手艺。卡莱尔太太和善地给朱丽叶写信并寄给她一个包裹。如此这般还有更多的位置和更多的麻烦，更多的老太太，更多的面试洽谈，直到后来朱丽叶写了一部小说。有位绅士高度赞扬了那本小说，朱丽叶还对朱斯伯里小姐说，另有一位绅士从教堂跟踪她回家，让她不胜苦恼；不过她总还是个好姑娘，大家都说她的好话。直到1849年情况突然变了，没有任何解释，穆迪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就再也不被提起了。毫无疑问，沉默意味着另一个失败。那小说，那僵直的老太太，那绅士、那些帽子，内衣和浆洗——她毁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内情没有披露。“那些倒霉的愣冲冲的木头脑瓜子，”卡莱尔写道，“尽管别人用尽了力气费尽了口舌，他们还是在劫难逃地愣头愣脑径直向前冲，一条道朝下走向沦落，直到最后从视野里完全消失。”尽管她再三努力，卡莱尔太太最后不得不承认穆迪主义总是以失败告终。

然而穆迪主义也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穆迪主义把简和杰拉尔丁重新拉到了一起。简不能否认，“那堆软蓬蓬的羽毛”——简曾以她的方式用许多轻蔑的字眼描述杰拉尔丁，以博卡莱尔一笑——“以更胜我一筹的热情担起了这事”。杰拉尔丁不止有软绒毛，也有硬沙砾。因此，当杰拉尔丁将她的第一部小说《佐薇》的手稿送到卡莱尔太太手中以后，后者便发动自己去找出版商（“因为，”简写道，“如果她年老时既没有亲友，也没有生活目标，她会怎么样呢？”），而且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贾普曼及豪尔书局立即同意出版，他们的阅稿人报告说，该书“如铁爪般牢牢地抓住了他”。那部书曾酝酿了很久。在写作的各个阶段都征求过卡莱尔太太本人的意见。她读最初的草稿时“几乎怀着惊骇之感！如此巨大的才气这样无节制地涌向陌生的空间”。但她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在这里杰拉尔丁特别显示出她是一个远比我想象得更深刻、更大胆的思考者。我想，现时大概没有别的哪个活着的女人，哪怕是乔治·桑本人，能写出这本书里的那些最精彩的段落……但他们可不能出版这本书——礼数不容！

卡莱尔太太责难说，杰拉尔丁的书中有一种“精神领域内的缺乏节制”或不合规矩，这是可尊敬的公众绝不能容忍的。杰拉尔丁大约同意做些修改，虽然她坦白地说她“不善于对付得体不得体之类的事”；书又重新改写了，最后于1845年2月面世。通常难免的纷纭的议论和相左的见解立刻接踵而来。有的人热烈赞扬，有的人震惊不已。改革俱乐部的老、少登徒子们几乎因它的不体面而歇斯底里大发作。出版商受了点惊吓，但是丑闻促进了销售，杰拉尔丁变成了女名人。

当然了，如今你要是翻翻这三卷纸页发黄的小书，不免会奇怪当初人们为什么要赞美或非议它，不明白那些铅笔划痕中带着怎样的一时迸发的愤怒或赞美，又是怎样神秘的激情，使得那如今已经变得像墨水一样黑的紫罗兰花被夹进了描写恋爱场面的书页间。一章又一章文字亲善、顺畅地溜过。朦朦胧胧中我们瞥见了一个名叫“佐薇”的私生女，看到她那身为天主教神父的神秘莫测的父亲埃弗哈德；见到乡间的一座城堡；还有倚在天蓝色沙发上的淑女、大声朗读的绅士和在丝绸上绣心形图案的姑娘们。有火灾发生。有林间的拥抱。有无止歇的长谈。佐薇动摇了那位神父的信念，他大声感慨地说“真愿从不曾来到世间”，说完挥手把教皇吩咐他编辑l世纪至4世纪早期教会领袖主要著作译本的信函，和装有戈丁根大学的金链的小包扫进抽屉里，那真是个动人心弦的时刻。可是哪里有让改革俱乐部的爷们儿震惊得不成体统的内容，何处可见让卡莱尔太太那样敏锐的知识者为之心动的卓著的才华，我们实在无从猜想。80年前艳若玫瑰的色彩如今褪得只剩淡淡的粉红，所有的芳香和气味都消散了，只留下凋残的紫罗兰或陈年头油的一丝轻微余韵，到底是哪一种我们也说不准。我们惊呼，短短若干年时光的力量能造就这样的奇迹！但就在我们感叹之时，我们远远地看出了一些他们所指的过分之处或杰出天才的蛛丝马迹。激情，就从活人口中表达出的激情而言，已经消耗殆尽了。佐薇们、克罗蒂尔德们和埃弗哈德们在他们的位置上朽败了，然而和他们同在一室的却还另外有人；一个无拘无束的灵魂，如果考虑到她被裙衬和紧身胸衣拖累，你就可以说她是一位大胆而机灵的女性；她苦苦渴念，絮絮述说，多愁善感到荒唐的地步，但尽管如此，仍是独具一格，生气勃勃。我们发现不时有个句子大胆地迸出，或有某个念头巧妙地生成。“如果能不借助宗教而行义事，该有多好！”“啊，如果神父和讲道者真的相信他们宣讲的每句话，他们中还能有哪个人夜能安寝！”“软弱是唯一没有希望的状态。”“恰当地爱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道德。”而且，她是多么憎恨“男人们的那些简洁精练、头头是道的理论”！生命是什么？为什么将它赋予我们？这些问题、这些信念仍在掠过那些在各自位置上糟朽的人的脑海。他们死了，但是杰拉尔丁·朱斯伯里仍然活着，独立自主，勇敢无畏，荒唐无稽，她马不停蹄地写了一页又一页，顾不上停笔修改，不管有哪些人听得到，她只管叼着一支烟滔滔地道出自己关于爱、道德、宗教、两性关系的种种见解。

在《佐薇》出版之前的某个时候，卡莱尔太太或是忘记了或是克服了她对杰拉尔丁的不满，原因之一是因为后者曾如此古道热肠地为穆迪们奔走；此外也因为杰拉尔丁的辛苦张罗使她“几乎重新相信了自己原有的幻觉，认为她对我怀有某种古怪的、热烈的……不可思议的眷恋”。她不仅重新被卷入书信往来，而且，1844年7月里，她在利物浦附近的西佛斯宅又再次和杰拉尔丁同住到一个屋檐下——尽管她曾多次发誓再也不干这种事了。没过多少天，卡莱尔太太关于杰拉尔丁强烈依恋于她的“幻觉”就被证明根本不是什么幻觉，而是可怕的事实。有一天早上两人闹了点小小的别扭，于是杰拉尔丁整整一天拉着脸；晚上她跑到卡莱尔太太的卧室闹了一场，这“对我来说是个启示，不仅有关杰拉尔丁；更关乎人类天性！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女人会为另一个女人生出如此疯狂的恋人般的嫉妒心”。卡莱尔太太愤恨、气恼、心怀轻蔑。她把此事经过的详细描绘留下款待她的丈夫。几天后，她公开地羞辱了杰拉尔丁，她说：

“她整晚上当着我的面和另一个男人谈情说爱，真奇怪，她居然还指望我此后仍会体面地对待她！”所有在场的人顿时哗然大笑。伤害必定很严重，出丑无疑很痛苦。但是杰拉尔丁是不可救药的。一年以后她又生气发火了，并声称她有权利发火——“因为她比全世界别的人都更爱我。”于是卡莱尔太太起身回答道：“杰拉尔丁，等到你能表现得像个淑女再说。”随即离开了屋子。然后就是杰拉尔丁又一次的流泪、道歉和保证悔改。

然而，尽管卡莱尔太太又是责骂又是嘲笑，尽管她们有了隔阂，尽管有一段时间她们不再通信，她们总是重又会面。杰拉尔丁显然觉得简在各方面都比她更聪明、更完善、更坚强。她依赖于简。她需要简帮助她摆脱困境；因为简从来没有让自己陷入困境。不过，虽然简比杰拉尔丁要聪明机智得多，但有时候出主意发忠告的却是那个比较愚蠢和不负责任的杰拉尔丁。你干吗，她问，要浪费你的时间补旧衣服？干吗不做些真正能使你的精力得到利用的事？写东西吧，她向简进言说。因为，杰拉尔丁确信：简是那么深刻，那么深思远虑，她写的东西一定能帮助妇女“应付她们的错综复杂的责任和困难”。简欠同性别的人这份贡献。不过，这个大胆的女人接着说，“别去卡莱尔先生那儿求同情，别让他给你泼凉水。你必须尊敬自己的工作，以及你自己的动机”——其实简本来是该实行这一劝告的，她曾因害怕卡莱尔先生反对而不敢接受杰拉尔丁的新小说《隔山姐妹》的献词。在某些方面那个小家伙是两人中更勇敢更自立的一个。

杰拉尔丁还具有一种素质——一种诗情，一种神驰八极的想象力，而这是出类拔萃的简所没有的。杰拉尔丁翻阅古书，抄下有关阿拉伯的棕榈树和肉桂树的浪漫段落，并把它们寄出，让它们很不协调地出现在禅恩巷的早餐桌上。简的才能自然是截然相反的一种：它是正面的、直接的、实用的。她的想象聚焦于人。她的书信精彩绝伦，是因为她的思维像鹰隼般盘旋并径直向事实俯冲。没有什么能逃过她的眼睛。她透过明澈的水直视底下的岩石。但她抓不住无形的事物；她对济慈的诗一笑置之；在她身上，苏格兰乡村医生女儿的某些狭隘拘谨的特征一直未能消去。杰拉尔丁虽然在机巧精明上逊色一筹，但有时思想却更开阔一些。

她们如此这般相互同情又相互厌恶，以富于弹性的方式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她们之间的纽带可以无限地拉长却并不断裂。简明白杰拉尔丁能有多么蠢；而杰拉尔丁深知简的舌头何等刻毒。她们学会了彼此容忍。自然了，她们还要争吵；然而她们的争吵也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她们的争吵是明知最终还要修好的吵嘴。杰拉尔丁的兄弟1854年结婚后，她移居到伦敦，依照卡莱尔太太本人的意愿住到了卡莱尔家附近。那个在1843年看来永远不可能再是朋友的女人如今是简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她的住所将在两条街外；说不定相隔两条街就是她们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相距遥远时情深意切的友谊会生出无数误会；而同住一所房子又会彼此不堪重负。但如果隔街而居，她们的关系就会拓展并简化；就会变成一种自然的交往，友谊的波澜和宁静都以深切相知为基础。她们一起出门。她们一道去听《弥赛亚》，两人的表现合乎各自的禀性：杰拉尔丁因优美的音乐而落泪；而简一方面因杰拉尔丁哭泣而想去推她，同时又因合唱队的女人太丑自己也想哭一场，最后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这两种冲动。她们到诺伍德去游玩，杰拉尔丁把一条丝帕和一个铝胸针（“巴罗先生送的爱的信物”）丢在了旅社，把新绸伞落在了候车室。简还带着讥讽的满足感记述道：杰拉尔丁努力节约，买了两张二等车票，然而回程一等票的价格其实和二等票完全是一样的。

同时，杰拉尔丁躺在地板上，归纳，玄想，并力图从自己动荡的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某些人生哲理。“多么可恨”（她的语言常常偏于强烈——她知道自己经常“违背了简对良好品味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女人的处境是多么可恨！她自己就曾怎样精神伤残、发育不良！面对男人主宰女人的权力她是怎样热血沸腾！她很想踹某些绅士几脚——“那些撒谎的伪善的瘪三！当然啦，骂人没什么用处——不过，我太气愤了，骂出来能让我平静一些。”

然后她的念头又转向了简和她自己，以及那些超群出众却没有产生多少看得见的成果的才俊们——无论如何至少简是才华出众的。然而，除非是在生病的时候，平素——

我认为你我都不能被算作是失败者。我们是尚未被承认的女性人格发展的标志。迄今，这种发展尚无现成的路可循，但我们还是寻觅并尝试了，发现那些为女性设置的规矩并不适合我们，我们需要更好的、更有力的原则……我们之后还会有别的女人，她们会在更大程度上充分实现妇女天性的发展。我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暗淡的标记，一种初步的思想雏形，指向妇女内在的更高的品质和潜能，我的所有的怪癖、错误、不幸和荒唐，只是不完美的塑造过程和不成熟的成长发育的后果。

她这样理论着，思索着；而卡莱尔太太则在一边倾听，她无疑要哂笑，要驳斥，但肯定是同情多于讥诮。她可能希望杰拉尔丁更确切些，她可能希望杰拉尔丁的语言更有节制。卡莱尔随时都可能进来；如果说卡莱尔恨什么人的话，那就是“乔治·桑式”的意志坚强的女人。但是她不能否认杰拉尔丁的话里有某些真理；她一直认为杰拉尔丁“生来或将有所摧毁，或将有所创建”。杰拉尔丁看上去有点痴，但绝不是傻瓜。

然而杰拉尔丁到底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她的上午怎样度过，她在伦敦冬日里漫长的傍晚做些什么——实际上，构成她在马克姆广场的生活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所知甚少，而且这一点点也大可怀疑。因为，恰如其分地，简的耀眼之光湮灭了杰拉尔丁那较为暗淡的摇曳的星火。杰拉尔丁不再需要给简写信。她在卡莱尔家里出出进进，有时因简的手指肿了而代她写信，有时拿信去投递却又忘了发出，她这类心不在焉的浪漫者正是干那种事的料。我们翻阅卡莱尔太太的信，感到在这两个性格不合但却又彼此深深依恋的女性的交往中，升起了某种有如小猫轻叫或壶水低鸣的居家度日的轻柔声响。最后，在1866年4月21日星期六那天，杰拉尔丁要帮助简办茶会。卡莱尔先生在苏格兰，卡莱尔太太希望趁他不在，以应有的礼数回报一些仰慕者。当弗劳德先生突然来到杰拉尔丁家时，她正在为茶会更衣打扮。他刚刚从禅恩巷得了消息说“卡莱尔太太出事了”。杰拉尔丁披上斗篷。他们一道匆匆赶到圣乔治医院。在那里，弗劳德写道，他们看到卡莱尔太太穿得像平时一样美丽：

就像她是下了马车后坐在床上小憩，然后躺下睡了……那种精彩的嘲讽神情，以及与嘲讽交替出现的温柔，都已消失不见。面容呈现一种严峻庄重的平静。……（杰拉尔丁）说不出话。

我们再也无法打破那沉默。缄默日益加深，变成了彻底的无言。

简死后杰拉尔丁搬到塞文欧克斯居住。她在那里独自住了21年。人们说她失去了活力。她不再写书。她得了癌症，吃了很多苦头。濒临死亡之际她开始遵照简的愿望撕毁简的信，到临终时她已经把所有的信都毁了，只剩下一封。这样，就像她的生活曾在幽暗中开始一样，如今它又在幽暗中结束了。我们知之甚详的，仅仅是中间的短短几年。不过，我们也别对“知之甚详”太自信。相知是一种艰难的艺术，如杰拉尔丁提醒我们：

哦，亲爱的（她写给卡莱尔太太），如果你我溺水或死去，碰上什么更高明的人写我们的“生活和失误”，我们会成什么样子呢？一个“忠实不欺”的人将怎样把我们写得一团糟，却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杰拉尔丁不讲究语法的口语化的冷嘲热讽像往常一样包含真理，它的回音从她在布朗普顿茔地摩根夫人墓穴的下葬处一直传到我们耳中。

（黄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