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我并不适合给方舟的书写序，或许，任何成年人都不适合。在这个十三岁的小姑娘面前，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惶恐，因为他终于知道了自己作为成年人的贫穷。尤其是以写作为生的人，最终会痛苦地发现，自己努力多年才能稍微领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个十三岁的女生轻易地掌握，甚至比自己做得更好，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沮丧的呢？

每个人都经历过十三岁，但在那个连造句都捉襟见肘的年龄，多数的人是在享受文字对自己的敌意：每次作文，那些美妙的词句好像都在联合起来远离我们，使我们面对作文题目，有一种被语言抛弃的感觉。但读了方舟这些简洁、跳跃而妙趣横生的文字之后，我顿感语言是有生命的，它原来喜欢居住在像方舟这样自由的心灵中——可我们做学生时，何曾给过语言一点的自由？每次作文，几乎都是一个模式，“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最难忘的人”，还没有开始写，便已经知道该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表达中心思想，如何升华和感叹，完全是“文以载道”、“诗言志”一路的传统，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尽管是天真的孩子，也早已在文字表达上习惯不用自己的头脑和感觉，而尽力迎合老师和考试的标准。

在学校里，方舟或许也是这样写作文的（为了分数和升学），但在私人的笔记本上，她却捍卫了属于她这个年龄才有的自由的思想、感知、想象和说话方式。这种早熟的文字觉悟在我们中间实在是太少了，以致方舟和她的《正在发育》出现的时候，几乎整个国家都为此感到讶异：这是她写的吗？——多年来僵化、机械的教育，使我们已经不再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写出自由、机智而生动的文字。

或者说，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常识。阅读方舟时我常常问自己：她究竟写了什么，会让这么多人喜欢和恐慌？其实不过是些孩童眼中的常识而已。在那些短小的篇幅，精巧的构思，夸张的细节里，有一点调侃，有一点游戏，用说话一样的简朴方式，堆积出了一个成年人难以想象的世界：喜欢的人，会为她的幽默而哑然失笑；苛求的人，会担心她的心灵过早就被扭曲。也有些人，看到方舟这么小就出书和卷入大众传媒，便断定是她妈妈禁不起利益的诱惑使然，甚至为此预言神童从此必将走向平庸，证据是《伤仲永》；还有的，抓住方舟书中写的“早熟的苹果好卖”、“我找男朋友，是大大地有标准。要富贵如比哥（比尔·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浪漫如李哥（李奥纳多），健壮如伟哥（这个我就不解释了）”这几句话，就推测方舟是一个阴暗、做秀、视生活为儿戏的怪孩子……

所有这些来自成人世界的大胆猜测，都暗含了方舟不该写作或不该这样写作的命令，因为十三岁的孩子在他们看来更适合撒娇、看小人书或吃冰淇淋，而不是写作。在这个不该盛开的年龄，方舟却怒放了，于是，那些复杂的眼神迅速地把她包围。直到几个月前，我见到了方舟，一个牵着妈妈的手腼腆地微笑的健康女孩，完全没有外界传闻的那种刁钻和古怪，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这样的孩子多一点宽容？为什么不能让她任性一点？为什么不能让她在文字的现实里面为所欲为一回？

写作永远是现实的代偿。往往在现实里谨慎而认真的人，才会在写作中像方舟这样大胆而张扬。如果方舟完全服从于当下的教育，甚至连私人文字的写作也循规蹈矩，不敢自由表达，那她即便聪明，也很快就会消失在平庸的人群里面。但时代记住了方舟，因为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存教育方式和语言制度的反抗。尤其是她的幽默、调侃和游戏精神，的确有力地改写了我们对新一代孩子的印象：对于方舟和她的同龄人来说，生活和写作的首要问题并非看它是否有意义，而是看它是否有趣。

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改变。人从刻板到自由，生活从无趣到有趣，这无疑是历史的飞跃。我一直认为，只有生活的趣味真正得到尊重之后，人的自由和尊严才得以建立。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先生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无趣。”写作的敌人又何尝不是呢？方舟能长期成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并大受欢迎，大概跟这张报纸反对无趣的努力有关。王小波也说：“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如今，方舟成了新一代中第一批从无趣的文字中突围出来的人，困扰他们的首要问题再也不是意义的焦虑了，而是如何把无趣的生活从自己的文字里面给解放出来。

我觉得方舟的写作喻示着一个重要的方向，一个反抗无趣、走向自由的方向。她还那么小，还有无穷的可能性供她选择；自然，她的成功也将是巨大的。

阅读方舟和她的文字，我总想起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的一句名言：“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方舟或许不一定知道这话，但她在十三岁的时候便已经试图这样做了，确实不简单。

2002年4月22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