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写到诺门罕和满洲，结果引来了《马可·波罗》杂志，问我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那里基本属于边境，旅行期间住在人民解放军和蒙古军队的宿舍，非我个人轻易去得成的地方。同行者为松村映三君。本书封面的照片，是我请他用我带去的“现场监督”的那个简易相机拍摄的。臼形炮弹的残片仍好好保留着。不过清一色的羊肉饭食可真是害得我好苦。

从大连到海拉尔

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至今仍清楚记得照片上异常笨重的旧坦克和同样笨重的旧飞机。还附有简短说明：1939年夏，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联军围绕“满洲国”国境线展开激战，日军遭受重创，败退下来。较之关于两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那神乎其神的记述，简短得近乎“小小花絮”。然而不知何故，自那以来，这场诺门罕战役（因为没有正式宣战，很长时间里一直以“诺门罕事件”这一暧昧字眼称之，但事实上那是一场惨烈至极的货真价实的战役。蒙古方面称为“哈拉哈河战役”）的场景就鲜明印在了我的脑际。

其后我也从不放过写诺门罕战役的书，大凡见到的都看了。遗憾的是，其数量绝不为多。不料，大约四年前因故旅居美国，当我在我所属的大学图书室信步走动之间，发现书架上有数量相当不少的关于诺门罕战役的日文旧书。固然算不得“命中注定的邂逅”，不过人这东西总是在奇妙的地方碰上奇妙的东西。反正，我把那些书借了出来，有时间就看。结果，我察觉自己至今仍像小时候那样为那场在蒙古无名草原上展开的血肉横飞的短期战役所强烈吸引。什么原因却不晓得。反正情形就是这样。

写下巨著《诺门罕》——就连细部都写得令人震惊——的美国战史专家阿尔宾·D·库克斯也在前言中写了相同的情形：年轻时某一天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诺门罕战役的简短报道，自那以来“不知何故”为那场战役迷住了。那种心情，“不知何故”，我也十分理解。

不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室里一册又一册阅读有关诺门罕战役的书籍过程中，随着那场战役的实况在脑海中较为鲜明地浮现出来，我开始把握了——尽管是朦胧地——自己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含义。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

当然，太平洋战争的始末在大的意义上无论如何都是日本式的、日本人式的，但若作为一个样品取出来分析，其规模委实过于庞大。那已经作为一个定型的历史浩劫，恰如一座纪念碑耸立在我们头上。但诺门罕不然。在时间上那是一场不到四个月的局部战役，以现今的说法，乃是“限定战争”。尽管如此，那仍是日本人拖着一条非现代尾巴的战争观即世界观被苏联（或非亚洲）那种重新改组过的战争观即世界观彻底击溃、被其蹂躏得体无完肤的最初体验。然而遗憾的是，军部首脑几乎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理所当然，如出一辙的模式又以压倒性的规模在南方战线重复了一次。在诺门罕丢掉性命的日军将士不足两万，而在太平洋战争中竟有超过二百万之多的战斗人员战死。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在诺门罕还是在新几内亚，多数士兵的死法几乎同样没有意义。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对这种“极差的效率”或非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为亚洲性。

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开始憎恶战争、爱好和平（说得更准确些，应是和平这一状况）。对于把日本这个国家最后导向毁灭的极差的效率，我们力图将其作为前现代性的东西予以摧毁。我们不是追究其作为自身内在的非效率性的责任，而是将其作为由外部强制施加之物来对付，像做外科手术那样单纯地、物理性地予以排除。其结果，我们的确住在了基于现代公民社会理念的效率良好的世界，而效率的良好又给社会带来了压倒一切的繁荣。

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

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这次我和照片上的松村君用了两个星期，先后分别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看了诺门罕战场。本来，只要从诺门罕村往前一步跨过国境线即可进入蒙古国（以下简称蒙古）的哈拉哈河，但遗憾的是时下两国的想法错综复杂，无法如愿以偿，只好远远返回北京，从北京乘机飞到乌兰巴托，再特意开吉普去中国国境，整整绕了个大弯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带在政治上相当“麻烦”。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年来是改善了不少，但国境一带的民族问题仍暗藏着沉重而静寂的火种。

说实话，去中国完全是第一次，但从成田直飞大连仅用了四个小时。想到花十多个小时往返美国东部，这回就像国内旅行，很有些意犹未尽。“哦，已经到了？”——虽说时间这么短暂，但感觉上的距离十分了得。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

初次目睹中国这个国家，最先大吃一惊的是人多。当然日本也人多，但因为国土本身狭小，未尝不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中国情况不同，国土大得不得了（尽管大），人也多得足以把国土整个填满。去哪里都满满是人，没有人的场景压根儿不存在。这么说也许会招致误解——我在日本从书上看到“南京大屠杀”和“万人坑”等战争期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量屠杀事件时，对于事情的过程，我的脑袋可以大体把握，但在数字规模这点上总有不能领会之处。就算再集中杀人，可作为现实问题，果真能杀那么多人吗？对此在实感上难以置信。日本的很多读者恐怕也怀有和我同样的感想吧？

但实际来到中国，在公园一角或车站候车室有意无意地观看周围人来人往的情景，忽然心想：那真可能实有其事。总之人就多到那个程度。人不知从何处一拨又一拨赶来。也不单单城市，去乡下也一样。交通工具——无论何种乘用物——全都宿命地、致命地拥挤，街上行人不分场合地扔烟头、吐口水、大吼大叫、胡乱买东西或硬卖东西。长时间面对如此光景，难免产生类似恐怖的感觉，觉得数量陡然差了一位数。甚至觉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觉发生根本性错乱的，说不定也是这种压倒性的物理数量的差异。

在大连街头，梅赛德斯·奔驰左一辆右一辆扑入眼帘，而且不是190那种温和车型，而是500、600那类大家伙。究竟什么人乘这样的东西呢？我一时捉摸不出。除此之外，奥迪和丰田皇冠也呼呼跑个不停。但不管怎样，路况差得接近极限，车自行其是地行驶，人自行其是地行走。我花了好些时间才跟上其步调，或者不如说直到最后也没跟上。这以前我在罗马、伊斯坦布尔、纽约等交通相当混乱的地方也自由自在地驱车行进来着，但对于中国城市交通异乎寻常的极度混乱还是瞠目结舌，根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开什么车。

“为什么街上几乎没有信号呢？”我问中国人。“不顶用的，有信号也没人遵守。”对方每每这样回答，“当然喽，大家好好遵守信号，堵塞也能减少一些……”全都像说别人似的，谁都不肯从自己做起。四周黑下来车灯也不开（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视力好，二是节省电费）。有人横穿马路，车也不减速，只是警告性按喇叭了事。由于太可怕了，天黑以后我一步不出宾馆。而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目睹了街上到处发生的梅赛德斯·奔驰和自行车相撞事故以及把群众卷进去的大规模争吵。

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公司好像都把中国作为惟一剩下的大型市场而虎视眈眈，问题是倘若行驶在中国大地的汽车数量进一步增多，那么出现的恐怕是异乎寻常的噩梦（有关中国的东西似乎都有异乎寻常的倾向），因为即使是现在这样，也足以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噩梦了。然而看样子人们并没有作为噩梦来对待。由此看来，如此发展下去，势必有一天中国全境——从越南国境到万里长城——被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烟头、BENETTON招牌所彻底覆盖。这或许可以称为历史必然，总之不可乐观。

我在长春采访了动物园。动物园是1941年作为“新京动物园”（日伪时期的称呼）开设的，1945年随着苏军的进攻而关闭。此后成了形同废墟的公园。但到了1987年，长春市当局重新辟为动物园。如今正式称为“长春动植物公园”。作为主要动物，有虎、熊猫、犀牛、象、猴、斑马等。但是，也许是开园不久的关系，动物数量不是很多，加之占地面积大得不得了，从一个动物区走到另一动物区相当累人。我喜欢动物园，旅行当中顺便看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园。但“动物密度”如此之低的动物园还是初次。若把动物大体一一看遍，要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最后也没能找到熊猫栏。问一个路上碰上的年轻男子熊猫在哪儿，对方沮丧地说他找了半天也还没找到。看来本地人也够受的。

虎是在相当大的石山那样的场所饲养的，一看就知道虎生活得悠然自得。问题是看的人必须远远观看，若非用望远镜，看到的虎只能是小得近乎不合理的虎。但绕到虎山后面一看，那里竖有一块写着“抱虎照像”的牌子，我当怎么回事，原来意思是“抱着虎崽照相”。问费用，答用自己的照相机照，十元即可。十元才相当于一百三十日元。有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一百三十日元就能抱上真正的虎子，真个十分了得，不愧是中国。

可看到饲养员领来的“虎子”，我有些慌张起来。比预想的大得多。我以为顶多猫那么大，而实际在那里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型老虎。胳膊都比我的粗得多，牙齿也长得和大虎没什么两样。若给它咬上一口，大有可能忽地咬出一个洞。喂，我可不抱这样的东西——心里虽这样想，但毕竟是自己提出来的，不好现在才打退堂鼓。遂问饲养员“不咬人吗”，只听他说“放心，不怕的”。不过据我短暂逗留的经验，中国人口中的“放心，不怕的”相当叫人放心不下。实际一抱，果不其然，虎转到我脖子后准备咬我。来中国被虎咬了如何得了！我从背后死死抱住扑腾腾的老虎，由对方照了相。在土耳其深山里被库尔德游击队包围的时候和在墨西哥看见大概是被击毙的人的时候也够害怕的，但还是抱这老虎的时候更害怕。看当时的照片就知道我的脸绷得多么紧。中国的动物园和中国其他很多东西一样，都是超过我们想像的异乎寻常之地，半点儿也马虎不得。

对方说此虎生下才两个月（可是真的？就两个月来说也未免太大了么，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名字。我问“没有名字”，给对方以空漠的神情看了片刻，仿佛在说“你这个傻瓜蛋，哪能给虎一一取什么名字”。我是不大清楚，莫非中国不给动物园的老虎取名字？记得熊猫倒是有名字的。

动物园里的建筑物总体上显得陈旧，同废墟无异。遂问饲养员设施可是照用战前的，对方说不不，重新开园时把以前的全部拆毁重建了。可是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认为是七八年前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墙壁像久经岁月洗礼一般凄惨惨黑乎乎的，到处布满令人想起李尔王皱纹的深度裂纹，有的地方甚至已开始崩毁。听得我有些愕然。对方为了证明过去的建筑物已被毁掉，把我领去曾经的虎栏那里。不错，是有往日的混凝土台基剩在那里。这么说自是不太合适，在我看来，较之七年前建的新混凝土墙，倒是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

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遂问：“这是旧宾馆吗？”答曰：“不不不，去年刚刚建成。”至于这样的才能是在何地如何产生并普及到全国的固然无从确定，反正长春动物园也无疑出自某位同样的建筑师之手。

不过这座动物园非常有趣，还从工作人员口里听到了“日伪时期”的情形。由于面积太大树木太多而来的人又太少，所以理所当然有许多情侣。这类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显得乐不可支，长春自然也不例外，大概全都忙于寻欢作乐，特意付钱抱那胡乱扑腾的老虎照相的好事之徒好像仅我一个。

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那时我还是中国旅行的初学者，不知道不可对着车行方向而坐这个铁的守则。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仅仅异物入眼或许还算幸运的。话虽这么说，毕竟痛得我睁不开眼睛，遂去哈尔滨站附近的铁道中央医院那里就诊。

建筑物说极有派头也好，反正十分古老。就诊手续简单至极，在挂号处写罢名字即被直接领去眼科疗室，在那里，一个武斗派肌肉发达型体质的中年女医生一边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叫着（尽管我认为并非声音大就可让我听懂中国话）一边给我洗眼，取出异物。不过只要把这个忍受住也就过关了：等待时间为零，连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左右）。反正什么都压倒性便宜。我费解地问中国人：“这么便宜为什么医院还空空荡荡啊？”对方照例做出“瞧你小子问的什么呀”那种大为诧异的神情：“这还人少？是问人少吧？就这样的嘛！中国人都不怎么上医院的。”真是这样吗？若是日本，医院那地方基本总是人满为患，看一点儿小病都要在候诊室整整耗上一天。如此接二连三体验种种事情的时间里，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我渐渐变得难以捉摸起来。

这天傍晚，眼睛再次痛不可耐。异物算是取出来了，但好像得了轻度结膜炎，眼睑内侧沙沙拉拉泪流不止。这次去了哈尔滨市立医院。之前去了松花江近旁一家正面矗立着毛泽东巨大铜像的名叫“人民解放军医院”的甚有威严的医院（因为眼睛就在这家医院旁边开始痛的），但那里诊疗时间五点就结束了，遂转去市立医院。市立医院的眼科医生是一位中年女医生，显得比石田亚由美还要疲倦。所幸此人远比前一位医生文静，一点儿也不可怕。同样洗眼，给了眼药水和软膏，费用同样三元。看情形这大概是中国这一地区看眼睛的共同行情。最后，她脸上浮现出像是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凄寂的微笑，静静地告诉我：“睡前涂上软膏，马上就会好的。”这里也空空荡荡，没有等待时间。

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不过怎么说呢，中国医院里面非常暗，或许也有同日本医院相比照明本身存在着物理性幽暗这个原因，总之整体上笼罩在卡夫卡式的郁闷气氛之中。蓦地，我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恐惧——假如不小心开错一扇门，那里面说不定又有中国式异乎寻常的情景展现出来。只是取出眼中异物倒也罢了，而若是更大的病，我可不大想在这里彻底接受关照的。

从海拉尔到诺门罕

从哈尔滨站再次乘上列车，赶往海拉尔。这回坐的是中国列车中最高档的“软卧”，单间，彻底实行预约制，所以和上次不同，途中极为舒坦。去厕所时不会被人抢走座位，也没有小孩子在地板上撒尿。晚间上车，舒舒服服喝着芝华士看埃拉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困了就躺下，醒来已经到了内蒙。勉强算得上问题的，一是枕头花花绿绿，二是在同一单间和一位少妇度过一夜，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厕所照旧近乎崩溃状态，这个也照旧想开些就是。所幸服务员往保温瓶注入大量热水，我取出自带的青山“大坊”咖啡豆在单间里泡咖啡受用。如您所知（或许不知），中国不存在好喝的咖啡，只能自带材料和用具。

进入内蒙，周围风景整个变样。在此之前是无限铺展的绿色平原，而早上5点醒来拨开窗帘一看，已是山中。大兴安岭！若干车站掠过，若干城镇掠过。早晨好像很冷，尽管时值7月，不少人仍身穿外衣和风衣。车站上的人们长相也约略不同。总的说来，中国东北人肤色较黑，眼窝下陷，脸形瘦长，个子高大。但到了这一带，人长得有点儿像蒙古人，整体上多为圆脸盘、高颧骨、面部扁平。另外穿的衣服色彩艳丽，俨然民族服装。穿马靴样长靴的男子也多了起来。

此前窗外接连不断的是平坦得让人不耐烦的绿色田野，而进山以后田园风光没了，眼前出现的是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牛群猪群。以棍代鞭的小孩子赶着猪群移去什么地方。水洼中有家鸭浴水。在一个叫牙克石的车站，很多人一齐挤上车来。不知何故，一个企图扛着自行车上车的男子突然被警察逮住，噼哩啪啦打一顿带走了。

翻译说（我和松村君一般总是自己随意旅行，但这次采访也是因为接待方面的关系，请了翻译），牙克石这地方林业工人多，为此人们的脾气相当暴躁，文革期间有很多人在这里遇害。死了多少人我没问，既然中国人说“很多”，想必真的很多。如此想着往窗外看去，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相当桀骜不驯。

城郊紧挨紧靠排列着寒伧的小砖房，哪家房顶上都竖起一条电视天线。因为全是平房，所以天线都绑在长竹竿样的竿子上端，看起来活像是光竿丛生的杂木林。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奇妙，但到底是奇妙的光景，气氛很像日本公寓楼阳台上并列的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我心想，信息这东西简直就像阿米巴虫一样因场所和状况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一个村子安一个公用大天线就好了，可中国人不那样，都喜欢自行其事。”翻译说。日本也并不例外。

一旦进入内蒙，往下便是同样光景的持续。牛猪牧群，红砖小镇，朝着蔚蓝天空喷吐白烟的工厂烟囱，电视天线丛生的村落，这里那里流淌的河流，大约上班路上踩着自行车等待道口开闸的朝气蓬勃的红脸蛋年轻女子，站在铁路边一动不动盯视列车驶过的老人，车站建筑物上同汉字一起书写的仿佛勃然翘起的胡须的蒙古文字。

到了早上，同室少妇的丈夫（四十光景）进入我们的单间。他说他在同俄罗斯接壤的满洲里做个体贸易，这就领妻子和小孩返回那里。从中国带去俄罗斯人需要的东西，再从俄罗斯带回中国人所需之物，说简单也是简单到极点的经济行为，不过生意好像不坏，瞧不出多么有钱，但支付一等卧铺费似乎根本不当回事。他显得很困，说买票时卧铺车满员了，只买到一个铺位，说完随即取代醒来的太太钻进铺位呼呼大睡。我们在海拉尔下车时他还在酣睡。下车时我蓦然心想，此人此前留下怎样的命运轨迹、此后的命运轨迹又是怎样的呢？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很想直接跟去满洲里，再越过国境线一直跟他到俄罗斯，将他的种种情况看个究竟。我时不时被这种没来由的好奇心俘获，但当然不可能那样——这么着，我无奈地在海拉尔下车了。

海拉尔这座城市让我不由想起开拓时代，大概是路宽、灰大、天空高和平房多的缘故吧。尤其街上行人的形象总好像散发出一种野性。同充满经济动感的大连（建成北方的香港！）和长春不一样，几乎没有梅赛德斯·奔驰在这里奔驰，万宝路的广告板也没有。自行车数量多得就好像时针倒转了五六年。从沿海地区进入内陆，经济状态之差显而易见，但与此成反比，天空一片蔚蓝，空气愈发清新。

海拉尔虽是内蒙辖地，但住在市内的大部分人不是蒙古族人，而是“汉人”。蒙古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集中住在市外的点点处处，因为历史上后来移居到此的汉人掌握着地方经济实权。但蒙古族人和汉人长期相互混合，其结果是这里人们的长相和走路方式同迄今见过的“本土”中国人看上去有很大区别。海拉尔虽是开放城市，但没有多少历史建筑，又没有什么风景名胜，以观光为目的来此的人恐怕很难消磨时间。实际上来这里的外国游客也好像基本上是“满洲国”时期在此居住过的日本人。

海拉尔差不多惟一像样的观光设施是个名叫“望回楼”的瞭望台，位于郊外一座小山顶上，我们去那里看了。三年前建的，也同近年建的中国建筑物一样化为轻度废墟，墙壁有了裂纹，天花板上出现莫名其妙的窟窿。较之从瞭望台瞭望市容，我对观看瞭望台本身更感兴趣。但不管怎样，从这里可以遥望市容。瞭望台脚下排列着旧关东军的砖瓦结构旧建筑。

关东军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苏军进攻，在海拉尔郊外山上修建了名为“海拉尔城”的大规模地下永久工事，目的在于阻止苏军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在那里进行持久战。军队使用强征的中国劳工突击施工，施工当中由于劳动条件极为严酷，致使很多劳工死去。好歹活下来的人也出于保密（即灭口）目的而在完工时遭到集体杀害。山头附近有集中扔死尸的万人坑，埋有大约一万名中国劳工的尸骨——在海拉尔，给我们当向导的导游员这样说道：“日军是用铁丝穿进劳工的脖颈，把他们带来这里杀害的。挖出一看，脖子上全都带着铁丝，就那样化为白骨。”从山上看去，的确，绿色草原中惟独那里裸露的泛白沙土如小山一般隆起。他所说的在何种程度上属于正确的历史事实——就是说是否果真杀了一万人——我当然无法充分证明，但至少住在海拉尔的中国人至今仍确信那是史实（从当地几个人的嘴里听到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归根结底，我想那恐怕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干的实在太多的海拉尔式行为加以类推，那样的事在这里也确实（或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了。当时致死的中国人数字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此时存在于此的事态本质都不会因其数字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

那个秘密要塞我也到了。较之山，更接近于略高的丘，表层交错纵横地布满了洞穴，如蚁窝一般整个成为一座要塞，甚是壮观。平缓的山坡上至今仍有开始崩塌的很深的防坦克战壕剩留下来。出于彻底保密目的，要塞那俨然迷宫一般的地下通道究竟伸往哪里，其全貌现在仍没弄清楚。为了抗受任何程度的猛烈炮击和轰炸，钢筋混凝土浇得惊人的厚，并且到处都有坚不可摧的铁门挡住去路。因为用尽所有手段都不能打开，那些门只好照原样放在那里不管了。我也拿手电筒走进几步看了看，里面漆黑一团，空气如冷库一般冰冷。听导游说，要塞里面，从医院到食品贮藏库，大凡长期坚守所需之物无不齐备。很久以前，我在尚未统一的东柏林看过纳粹修建的同样的地下要塞。那也是用来对付苏联坦克的，建在同样略高的山丘上，即所谓赫尔曼·格林夸说“永不陷落”的极为可观的要塞，但最终什么用也没有。一如历史所证明的，永不陷落的东西在这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走在要塞顶部的地面，到处都有类似换气孔的残缺孔露出。1945年夏越过国境线从满洲里方向攻入的苏军第三十六军，以四百辆坦克也未能攻下这座坚牢至极的地下要塞，最后从换气孔往里面注入瓦斯，再把出口封住，展开彻底的歼灭战。

无论在中国一侧的内蒙还是在蒙古国，我最为惊愕的是到处都有二战和诺门罕战役的痕迹以与当时几乎完全一样的形态剩留下来，而且大多数场合并非像“原爆DOME”那样是有明确目的“保存下来”的，只是听之任之地剩在那里。这在日本是很难设想的。因此，实际在眼前看到，不由心里感慨：噢，想来，战争在五十年前刚刚结束，五十年不过是一瞬之间啊！而在日本生活，感觉上五十年时间几乎与永远无异。

从海拉尔我们乘长途汽车（听说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票）去新巴尔虎左旗。旗是过去就有的蒙古行政区，此镇负责那个旗的行政管理。这里是未开放地区，不经政府许可，外国人不得进入，拍照之类也颇受限制。既是这样的地方，当然没有宾馆那类玩意，我们住在解放军的“招待所”（接待军方来访者的设施）里。到底是军队经营的，态度冷淡得不得了，不到晚间根本没水。走廊门前五颜六色的痰孟一溜排列开去，感觉很有些像电影《巴顿·芬克》中的场景。厕所倒是冲水的，但由于水冲不下来，哪个都有大便原封不动保留着，臭味无可救药地四下弥漫。刚进建筑物时还以为进了巨大的公共厕所。不过这怕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不如说，到达这里时已经不把这类事情放在心上了。

从海拉尔到这里坐长途汽车约四个小时，道路（或者相当于道路的）是从茫无边际且一无所有的草原穿过的坏路，一路颠簸不止，不用说对心脏不利。司机看样子对来回走这样的路早已处之泰然——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生——他轻快地躲过大的坑洼，以七十公里左右的时速驱使长途汽车风驰电掣。总的说来坑洼躲得确实巧妙，但有时没躲好，致使脑袋“砰”一声撞在窗上，或险些咬掉舌头。如此持续四个小时，着实烦不胜烦。但很快就明白了，这不过是我往下所吃苦头的一个小小序幕罢了。

新巴尔虎左旗这地方比海拉尔还要原始、粗野，其情形只要想像一下电影《原野奇侠》（Shane）中的开拓者居住区（杰克·帕朗斯用手枪残杀农民的那个泥泞不堪的小镇）即可。一条足够宽的沙土路从镇的正中间笔直穿过，两侧排列着垂头丧气的凄凉的建筑物。车变少了，骑马的人显眼起来。人们的服装更加花花绿绿，动物大模大样地往来徘徊。从中国“本土”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时，我已经对人们相貌的变化深感惊讶，而从海拉尔到这里一看，又觉得像进了另一世界。

第一——这么说或许不合适——街上走的人怎么看都不正统。同此前旅途中见到的农民型长相相比，此地人的长相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让人实实在在觉得这里不折不扣是采集游牧民族的地方，他们是这里的居住者。或许以前没怎么见过外国人，我们每次外出，他们都眼盯盯地注视着我们。眼睛好像几乎不含任何感情。与其说因为好奇而看，不如说仅仅因为我们是异物才看的（采集倒没采集）。恶意可能没有，但具体如何我不得而知。被人险些把脸看出洞来，心里难免不大是滋味，而若看的人是当兵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真怕出点什么意外。年轻士兵大多邋邋遢遢，或解开衣扣，或歪戴帽子，或叼着烟卷，活像从前日活电影里的阿飞。

离开这很难说是充满温情的新巴尔虎左旗，又沿着大同小异的坑洼路花三小时奔向诺门罕村。听说一下雨路就泥泞不堪，陷得车轮动弹不得，所幸尽管是雨季，我们却没遇到雨。坐在长途汽车上就路况说三道四，想来也够奢侈的。查阅历史记录，参加诺门罕战役的大部分日军士兵可是全副武装远远地从海拉尔徒步赶到国境地带的，大约在荒野中行军二百二十公里（相当于从东京到滨松的距离）。说体力超强也好，耐力出众也好，反正得知以后不由对往日的人大为佩服。问题是，“步兵通常期望行军速度为一小时六公里”（科克斯：《诺门罕》），而若不休息地连续行军四五天，即使身体再结实，差不多所有的士兵也无疑在进入战斗之前就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何况他们还在渺无所见的草原当中为慢性缺水所困扰，我想实在是够受的，毕竟路程长得坐车都坐腻了。但作为实际问题，当时的日军即使征用了所有的民用车辆，也无法凑够运兵所需的汽车，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整治好万无一失的补给路线后才重新转入有组织的攻势的苏军相比，其战略构想本身就是另一种东西（这是我去外蒙一侧察看后再次切实感受到的）。看书，书上只记载“××部队从海拉尔徒步行军至国境地带”，看的人也只是作为知识认识到“是那样啊”那个程度，而实际来现场一看，面对那一行为意味的现实性艰难困苦，我不由瞠目结舌，同时也深切感到当时日本那个国家是何等贫穷。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就能实际感受到的来说，当地蚊虫的攻势就十分了得。有风吹来的时候倒还好，一旦草原上的风停息了，或者进入风吹不到的地方，大凡所有的蚊虫就以人为目标汹涌袭来了。苍蝇、蚊子、牛虻、飞蚁以及其他不知名称的长翅膀的飞虫拼死拼活围上身来，衣服上黑压压的一层。进入7月，草原经常下雨，由此形成的水洼滋生出大量的蚊虫，蚊子毫不客气地扎进皮肤，难受程度无法形容。再热也要扣紧帽子穿好长袖衣服和长裤，还要戴太阳镜，用毛巾围住嘴巴——若非“全共斗”打扮，休想在此活命。

战斗在诺门罕展开和我们到访是同一季节，士兵们同样遭受蚊虫袭扰。有记载说，日军士兵都有携带型蚊帐，受害还算少的，而苏军因无此准备，大受其害。即使苏军，也没有针对夏季在蒙古草原作战的专项技巧进行彻底研究。不过，在孤立场所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遭受了无数苍蝇的折磨。“若是普通银蝇，由卵变蛆需三天时间，但诺门罕的蝇卵不到十分钟就变成了蛆，快得只能视为魔术。蛆眼看着爬满尸体，从柔软部位开始侵蚀。不仅对死者，对负伤者也是一样”（伊藤桂一：《静静的诺门罕》）。作为文章，读到这里都不寒而栗，而实际前来被蚊虫忽一下子围住，更能切实感受到那种战栗。

诺门罕是个很小的小镇，前不久还是人民公社，如今成了普通的村（人民公社现在踪影皆无，一如没人穿人民服）。正是诺门罕村民赶着家畜移往夏季牧场的时节，只剩负责人模样的人和他的一家以及小孩子看管村子，即所谓的“留守宅”。村里空空荡荡，满身污泥的黑猪在大水坑里泡着。刚拿照相机对准，孩子们就哗一下四下跑开了。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对准，他们也分明看在眼里。“眼睛相当好使啊！”搞摄影的松村君感叹道。如此说来，进入内蒙之后，确是几乎没看见戴眼镜的人（总不至于眼睛不好的人统统戴隐形眼镜）。

村里有座不大的战争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日军遗物模样的东西，从枪支到水壶、罐头盒、眼镜等等，所有军用品都成行成列摆在展示柜里，俨然小学里的遗忘物品玻璃柜，导游说国境线那边的外蒙也有大体同样的博物馆，但那个规模大得多，展览的东西也很可观。过些天前去一看，果然如此。从这里到国境近在咫尺，遗憾的是不能过境，倒不是有铁丝网或围墙等肉眼看得见的国境线，但到底是无遮无拦无处藏身的辽阔草原，穿越国境之人马上会被眼睛好使的蒙古哨兵发现逮住，用不着什么铁丝网。

天黑以后，天空布满了数量多得劈头盖脑的星星。夏天日暮时分的草原风景，漂亮得叫人透不过气。然而，围绕着这块几乎没水、根本不能耕作且到处是蚊虫的土地，五十五年前人们竟然在这里浴血激战，数万之多的士兵被击毙、被火焰放射器烧死，被坦克履带碾死，被因炮击而崩塌的战壕活埋，或者不愿意当俘虏而自杀。还有数倍于此的人身负重伤，失去手脚。想到这里，心情不能不黯淡下来。这一带原本是牧民赶着家畜，按季节从这里移去那里的“谁的东西也不是”的土地，必须在此作战的几乎惟一的理由是军部的面子和“万一碰巧”这样的冒险主义算计。远离故土满身是蛆在痛苦不堪中不得不死去的当时的青年人，想必是死不瞑目的。

那天夜晚在诺门罕村吃了羊肉喝了白酒，有生以来第一次醉得人事不省，记忆彻底不翼而飞。听人家说，白酒的酒精度数在六十五度左右。这东西干喝了四五杯，当然一败涂地。觉醒已是第二天早晨，正躺在新巴尔虎左旗的宿舍床上。作为后遗症，即使在那以后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现在，也几乎不能喝啤酒以外的酒。白酒便是这般厉害。

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哈河

从诺门罕村到蒙古国境虽然近得伸手可触，但遗憾的是不能从那里穿越，这点前面已写了。尽管拥有漫长的国境线，但现在从中国进入蒙古的口岸数量极其有限，且只能利用飞机。除此之外的方法，明确说来近乎“非现实”状态。不过凑巧传来消息说今年7月初的几个星期作为特别措施开放了新巴尔虎左旗那里的国境，准许当地人往来，于是心中大喜：lucky！不料这也在即将开始之前不加任何解释地——似乎是这一带常有的模式——突然延期了。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来已改善很多，为什么还对这种极度不便的状态听之任之呢？想来令人费解。

我的想像是，虽说处于友好关系，但现实中两国的经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方面害怕中国（汉人）经济长驱直入，中国方面担忧被国境线人为地“划线隔离”的蒙古族抱团或融合的倾向高涨——双方有可能因为如此情由而各自从两侧对交流进程予以刹车。我推想这一带的区域性政治重组将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过，但愿别像南斯拉夫那样悲惨（因为我在内外蒙遇到的都是好人）。不管怎样，这种强行阻止流程的Status quo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乌兰巴托，再换机到乔巴山，从那里乘吉普远远穿过大草原，好不容易到达哈拉哈河畔一个地方，却是三天前我们所在的诺门罕村极近的对面，真让人目瞪口呆。不过绕了这么个大弯子，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蒙古草原的辽阔。横穿蒙古草原是怎样一种情形，读者可能想像不好，总之你认为就像乘一叶小舟凌波横渡于万顷大海即可。从乔巴山到哈拉哈河约三百七十五公里。说起三百七十五公里，大体等于东京至名古屋的距离，当然道路非常糟，算上中途吃饭和休息时间，足足花了十个钟头，其间擦肩而过的车辆屈指可数。四周是那样平坦，纵目望去，无论哪里、无论多远都是绿色的草场。作为实际问题，视之为海在感觉上反倒更容易把握，无休无止的上下颠簸也未尝不可以说同小艇冲浪的感觉相似。

和大海不同的是有时能看见野生动物。既是草原，草确实是多，但附近没有足够的水，适宜放牧的地区很有限。除了贝尔湖附近，基本看不见牛羊，人也几乎不住，只有种种野生动物自由自在、与人无涉地在那里活动。羚羊、蒙古鹰、鹤、狼、大野鼠、兔……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动物都在路上屡屡撞见。只要有电线杆，可以说必有大大的蒙古鹰蹲在顶端，以锐利的目光四下扫瞄着寻找食物。这一带蒙古语叫“多尔诺多”（东）地区，除了如此空空荡荡的草原别无东西可看。多尔诺多草原曾是海底，可以不时见到海洋生物的化石。海拔在外蒙境内最低，夏天热得要命。旅游指南书上说人口仅有九万，相比之下，牛羊多达约二百万。不用说，特意到这种地方来的好事的外国游客没有多少。说得再明确些，几乎没有。

不过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同中俄两国接壤）。也许因为这个，交通比预想的便利。县城乔巴山有列车从莫斯科直接开来。这条铁路在诺门罕战役或进攻满洲时得到了高效利用。从乔巴山到“满”蒙国境附近的塔木斯库基地之间，过去好像铺有补充兵员及军事物资的专用铁路，如今已不复存在（至少我们听的介绍是这样）。反正只要是事关兵站，苏军就同关东军相反，是极为慎重地计算好了以后才采取行动。对于苏联来说，军事上最重要的事项，是利用铁路迅速有效地在欧洲战线和远东战线之间运送兵员和装备，并为充实这一系统而全力以赴。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欧洲和远东两线正面作战，而要巧妙地一次吃掉一方——这是苏联绝对的基本方针。所以，诺门罕战役结束后苏联马上进攻波兰，而后于1945年8月（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再次进攻满洲，这基本上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

诺门罕战役、对日宣战之后直到近年因改革而废除俄蒙军事协定的时间里，苏军在这一带驻有规模相当大的军队。因此之故，乔巴山的机场也像模像样地铺上了跑道——尽管多少有些裂缝——以蒙古机场来说，这是很罕见的。机场建筑物之类倒是没有，下雨时只能撑着伞耐心等待。算了，挑剔不得的。我们乘坐的俄制小型螺旋浆飞机的货舱里装有一具棺材，也罢，这也不足以发牢骚的。

这里给我们当向导的是蒙古军队的现役军官。何以让军人做我们的向导呢？这点我也不大明白。说到底，大概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担心，担心外国人在国境一带转来转去；二是实利，作为向导，酬金有美元进账。也就是说，军方身兼挣美元的打工者和监督者两种职务。蒙古现在没有像样的产业，国际硬通币严重不足，游客但凡有事，在所有场合都被贪婪地索取美元。这个国家的旅游产业，较之设法增加游客的数量，遗憾的是更处于从少数游客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的阶段（同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相似）。不过反过来说，只要有美元，差不多的东西都可买到，差不多的事情都可办成。

坦率地说，我们这次采访被蒙古旅行社要了高得足以令我们惊讶的款额（当然是同蒙古物价相比而言）。但作为现实问题，没有可以取代的选项。以前就听说过，以个人资格租用吉普去东部国境地区的人，在现场到处受到国境警备部队毫不留情的驱赶。好不容易费时费力来此采访，若弄成那样子可就太惨了。与其那样，还不如花些钱，一开始就由军人带路来得明智。老实说，那种做法不怎么让人愉快。

带路的是一个名叫乔格满托拉的戴太阳镜的态度硬邦邦的中尉——有两颗星，估计是中尉——还一个名叫那松贾格尔的专职驾驶员汉子（此人大概是中士）。吉普是冷冰冰的俄制军用吉普，有四扇门，却前后都不开窗（只开一个三角窗），车里堆着几个汽油罐，味道大得呛人。然而他们还大口小口地吸烟，又危险又喘不过气。无论舒适还是性能，同三菱帕杰罗相比，简直是全自动洗衣机和洗衣盆之差。这样的车竟单程要坐十多个小时，即使我随时随地随便诅咒什么，你怕也指责不了。

但是，作为代步工具，较之时髦的日本产四轮驱动车，当地人更喜欢这种简单粗壮的家伙，因为几乎所有地段的路况都一塌糊涂，这种车子没有各种各样“有也许方便、没有也不碍事”（即当代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商品）的物件，故障少，好用，全然没有例如自己不知如何下手的黑匣子那样的玩意儿，一切都裸露在外，有故障也能自己动手当场修好。汽油啦润滑油啦水箱啦都不挑三拣四，那一带有的任何东西——小便也好烧酒也好——只要放进去就能跑到目的地。便是这样的车型。在大草原正中车突然出了故障，弄不好很可能就此乌呼哀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开车，此地驾驶员的世界观同星期日夜晚在涩谷一带开着朗克尔车的哥们有明显差别，那是没什么不自然的。

中尉和我们在乌兰巴托委托安排旅行的旅行代理公司的经理是陆军幼年学校或什么学校的同学，似乎接受过“别出差错”之类的指令，尽管不习惯“武士经商方法”，但还是给了我们不少关照。旅途中顺便到了部队驻地，在那里喝了奶茶，吃了什锦奶酪和羊肉饺子。只是，我因诺门罕村的羊肉和白酒后遗症几乎没有食欲，照相的松村君肠胃不好（此人的长相足可狼吞虎咽地干掉蛇啦青蛙啦什么的，其实内脏很敏感，人不可貌相），两人差不多什么也没动，而这在蒙古是失礼的事。“怎么不吃？旅行时不吃东西，身体抗不住的！”乔格满托拉中尉热心相劝。但对不起，没心思吃。虽说非常失礼，但我们毕竟是来工作的，不能把身体搞坏。中尉好像肠胃不存在任何问题，在吉普车里也咕嘟咕嘟猛喝白酒。在那种活像自动洗衣机店烘干机的环境中，居然能那般大吃大喝，我心中暗暗佩服，不过对他来说好像根本无所谓。

“喂喂，也不喝酒，那么长的旅行你怎么熬得住呢？”他问。“日本人胃的结构天生不一样，旅行当中不怎么吃东西。”我扯个谎敷衍了过去。看样子他好像没怎么相信。

我们要找的镇、或者不如说村落是一个叫松布尔（欧洲地图上一般标为“查加阿努尔”）的地方，位于诺门罕战役激战地之一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汇合点——日军称为“川又”——对岸的小山上。松布尔没有宾馆那种乖巧的玩意儿，住的是部队招待所。虽是军官专用的蛮漂亮的住宿设施，但遗憾的是出不来水。牙不能刷，脸不能洗，当然也没有什么冲水的厕所。煮开了，水应该是可以喝的，但贮水罐的水里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精神正常状态下无论如何也喝不下去。蒙古人自是不以为意，咕嘟咕嘟直接喝进肚去，但我喝了那东西笃定站不起来。喝干自带的少量矿泉水之后，往下十二个小时只能静静地忍耐干渴，够难受的。

因是在基地里，规定十点熄灯，酒一律禁止，但士兵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全都开着灯吱吱哇哇喝到半夜。说给中国人听，中国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绝对没那种事”。可能蒙古军队里没人说三道四，乐得逍遥自在。总之，在这个国家，劝酒基本无人拒绝，军队也罢，熄灯时间过后也罢。

翌日清晨，乔格满托拉中尉把基地里官最大的那姆索拉中校（此人也可根据气质大体推断出是中校）介绍给我们，说他将陪我们一起行动，带我们去国境地带转转。至于是出于友好还是仅仅因为闲着无事，个中情由我不大晓得。不过较之蒙古陆军中校，此人看上去更像是一大早在千驮谷商业街“秋季交通安全周值班室”转来转去的普普通通的老伯——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恶意——或者说像是经营不下去的大相扑传授屋的出现酒精依赖症状的老板。我暗暗生疑：这样的人真能带路不成？但真是不可以貌取人。此人对国境地带的每个角落都像对自家房间结构一样熟悉（老实说，若让我画图，我连自家房间结构都记不清楚。这个不说也罢）。几乎没有路，无任何标识——我觉得——在如此惟有辽阔可言的大草原上一个劲儿驱车奔驰，不断向驾驶员发出“一直”、“向左”、“翻那座小山”等明确指示，有条不紊地把人带去各个地方。如若没有此人，我们恐怕只能在茫茫草原上来回乱窜，找不到任何像样的东西，没准还迷路闹出大乱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一看见穿制服的国家公务员，我的身体往往条件反射地僵硬起来（大约是世代性记忆的关系），而此人不管怎样在现实中非常有用。如此想着再一细看，但见他眼睛不时锐利地一闪。不管怎么说，他这个官最大的人不是用来摆架子的，怀疑他是自己不对。

但反过来说，我想这些人是很认真地负责国境警备的，认真得熟知这一地区的所有边边角角，就算有人想趁夜黑穿越国境也会被他们当即逮住。我问中校“有人偷越国境走私吗”，他没有给予明确回答，总之情况似乎是“并非没有”。蒙古高级消费品供应不足，若从中国带进录像机、照相机一类的工业品，肯定能赚不少钱。

哈拉哈河是蛇打滚一般扭扭弯弯的河，水流相当快，到处有沙洲出现。在举目别无所见的大草原上长途行驶之后，那青青的河流和岸边绿得发亮的茂密灌木，看上去简直如同生命本身一样生机勃勃。河西岸（苏蒙联军一侧）是较高的台地，相比之下，东岸（日军一侧）为宽阔峡谷般的低洼地带，因此日军——尤其是炮击战时——在地形上背负着巨大阻碍。从台地上，用望远镜即可历历望见二十公里外的诺门罕村。不用说，苏蒙联军司令官朱可夫元帅在那山丘上设了坚固的地下司令部，在将战场尽收眼底的情况下进行指挥。与此相比，从东岸只能看见如屏风一般沿河壁立的白色石崖。实际站在河的两岸眼望对岸，至今仍为景观的不同而惊讶不已。

松布尔附近的河汊南面建有一座很漂亮的钢筋混凝土桥。桥是十年前才建成的，那以前除了军用临时桥，永久桥一座也没有。村民骑马涉过浅水河段，冬天结冰就在冰上行走——“即使没有桥也没什么特别不便的”。较之为当地村民提供方便，想必此桥是为了让军用车辆通过而建造的。不过细看之下，动物比人远为频繁地利用桥面。桥的正中，牛群全都懒洋洋地东倒西歪，驱赶那些家伙过桥相当花时间。桥上到处是马粪、牛粪，当然也有相应的臭气。自不待言，此桥同《麦迪逊镇的桥》大异其趣。

那姆索拉中校最先带我们去的，估计是曾经激战过的高地。从河汊朝东南方向开吉普车跑二十分钟就到了。当然所谓道路那玩意根本无从谈起。高地的确切名称无从知晓。从地图上看，作为激战地而闻名的“诺罗高地”（当时日军的称呼）想必便在这附近，但不能断定。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

或许是因为气候干燥，加之地处无人来访的荒郊僻野，这些杂乱的钢铁制品依然原样剩留在这里。钢铁虽然都生锈了，但拿在手上也不至于片片剥落。发红的只是表面，弄掉红锈，下面活生生的“钢铁”仍在喘息。面对如此大量的钢铁残片集中散落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这一事实，我不能不茫然若失。如果进行历史分类，恐怕应该属于“后铁器时代”那样的时代。在那里，将大量钢铁有效地撒向对方的一方、以此尽可能多地切削对方骨肉的一方获得了胜利与正义，而将这不怎么样的草原的一块弄到了手中。

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场景，我决定拾起掉在脚下的一发子弹和臼形炮弹的一部分装进塑料袋带回日本。倒不是多么想要纪念品，仅仅为了不忘记——我觉得这是我惟一能够做到的行为。而且我也很想保留一件类似抓手的东西。

之后我们往纵深处行进了三十分钟，在绿草原的正中有一辆被弃置的苏军中型坦克。“如果有什么大件战争遗物就好了，想照一张相”——为了满足松村君的希望，那姆索拉中校把我们带到这里。这辆坦克，炮塔和机枪固然拆掉了，但其他部分基本完整无缺原模原样地留了下来。大概本想用钢缆把战斗中毁坏的友方坦克拖走而未能如愿，仍有钢缆拴在那里。我想，若运去什么地方弄成碎铁，多少能换一些钱，但蒙古人对回收废铁那样的麻烦事似乎没多大兴致。或许因为一来位置不好，卡车进不来，二来就算愿意回收，随之而来的运输成本也太高。不管怎样，草原因此而到处扔有五花八门的钢铁制品，使得我们至今仍可切近地目睹当时那白热化的“钢铁战役”，那淋漓酣畅的钢铁消费场景。如此顺利保存往日战场遗迹的场所，找遍全世界也恐怕没有第二例。

又转过几个战场遗迹之后，我们参观了松布尔壮观的战争博物馆。毋庸讳言，松布尔是世界尽头一般寒伧的小镇，然而有关战争的纪念物一应俱全，件件非同一般。博物馆本身也仪表堂堂，展品丰富，当时的贵重资料和各式武器、军用品等整理保存得井井有条。参观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出蒙古人对诺门罕战役即哈拉哈河战役的胜利——毕竟将日军赶出了自己主张的国境线，因而是胜利——看得多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如此大张旗鼓慷慨激昂的英雄礼赞也悄然而又生动地暗示了哈拉哈河战役给蒙古这个小国带来的灾难是何等惨重。俄罗斯通过情报公开活动将以前隐藏的种种史料公诸于世，据此得知，哈拉哈河战役并非像过去苏联方面所说那样的是苏蒙联军“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他们为此次胜利所不得不付出的牺牲的惨重程度并不亚于日军。日后若有更多的资料公开，对于诺门罕战役即哈拉哈河战役的历史观也肯定会大大改变。战争博物馆的馆长欢迎我们并亲自热情带领参观（人十分和霭），遗憾的是由于停电的关系，馆内黑乎乎的，没法细看更多的展品。好像因为慢性电力不足，白天也要停电几个小时。

从松布尔到乔巴山漫长的归途中，在草原中间发现了一只狼。蒙古人看见狼必定杀死，几乎条件反射地杀死。对于身为牧民的他们来说，狼是看见就只能当场杀死的动物。爱护动物这类概念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驾驶员连一声“去”也没说，就让吉普迅速离开道路朝草丛开去。乔格满托拉中尉以熟练的手势从座位下面拿出AK47自动步枪，推上子弹舱——他把子弹舱装在黑塑料手提包里随身携带——而后打开吉普车门，探出上身瞄准，以单发点射逃跑的狼。在草原正中听起来，“啪、啪”——AK47的枪声又干又小，没有想像的那么厉害，不是在电影声带中听到的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鸣，莫如说颇有非现实之感，恍惚是在极其遥远的世界里进行的、与己无关的活动。我在脑袋里像考虑别人的事一样怔怔地想道：噢，我现在置身于草原正中，乔格满托拉在我身旁打狼！逃窜的狼的四周“嘭嘭”掀起着弹的沙尘。但狼动作极快，怎么也打不中，皮都没伤着。狼计算着自己同吉普的距离，利用身体轻巧的优点，飞快地改变方向奔逃着。最初的弹舱空了，乔格满托拉一边咂舌一边“咔”一声推上新弹舱。此人究竟准备了几个弹舱呢？驾驶员那松贾格尔一声不响地咬紧嘴唇，忽左忽右打着方向盘紧追不舍。说到底，狼从一开始就无望得胜。狼的四肢诚然敏捷灵巧，可惜它们不具备相应的耐力。它们或许能胜过马——蒙古人说胜负率基本是五比五——但在无遮无拦无沟无坎无枝无树一无所有的平展展的大草原正中，狼不大可能跑过四轮驱动车。因为汽车决不疲劳。那仅仅是大的钢铁机器，没有肺那个物件。十分钟，狼就彻底筋疲力尽，肺叶即将破裂。狼站立不稳，肩头起伏着，喘着粗气，做好精神准备似的定定地看着我们这边。狼知道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这里已别无选择，惟有一死。

乔格满托拉让驾驶员停下吉普，把枪身固定在车窗上，瞄准狼。他不慌不忙。他晓得狼已哪里也去不了。那时间里，狼以澄澈得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我们。狼盯视枪口，盯视我们，又盯视枪口。那是种种强烈的感情混在一起的眼睛，恐惧、绝望、困惑、无奈……以及我不知晓的什么。

只一发，狼便应声倒下。身体痉挛片刻，而后那也停止下来。小个头母狼。从季节推断，有可能是为孩子出来觅食的。我在内心祈祷这只干瘦干瘦的狼好歹逃开铁车和铅弹的追击，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凑近死尸一看，狼已吓得大便失禁，子弹打中肩偏后一点的位置。弹痕不很大，只渗出衣扣大小的圆形血迹。那松贾格尔从衣袋里掏出一把不小的锋利的猎刀（看来这些人手头总是备有自动步枪和猎刀），麻利地整个割掉狼的尾巴，然后把割掉的狼尾巴垫在狼的头下。这像是蒙古人的狩猎咒符，意思是“保佑以后再幸遇这样的猎物”。

打死狼后，我们都奇异地沉默下来。很长时间里几乎谁也没有开口。那松贾格尔把奇妙的俄语雷盖磁带插进收放机，开始听音乐。夕阳向草原西边缓缓倾斜，绚丽的火烧云染红了云絮，天空由青变蓝、由蓝变黛之间，我们始终向西行进，就好像紧追下沉的太阳不放。但不用说，这回我们无望获胜。随着四周变暗，路面到处有野兔穿过。白天它们怕被老鹰逮住不敢出洞，都静等着暮色降临。如此说来，四下里再也见不到老鹰了。鹰们想必在这草原某处的巢中静静歇息，歇到明天早上。明天完了，后天来临，后天完了……

我们好歹返回乔巴山已是半夜一点了。总之累得死去活来，口都几乎开不得了。先喝了一通不很凉的啤酒，喝罢直接倒在宾馆床上。不伦不类的城市不伦不类的宾馆不伦不类的房间（自来水整整流了一夜，声音大得惊人；门关不上；除了天花板垂下的电灯泡别无照明；气氛郁闷得要命），但这些怎么都无所谓了。只要能躺下好好睡上一觉就一切OK。何况，想到我此前住过的世界最尽头的不伦不类的宾馆，这个还算不错了。然而我怎么也睡不着。也许白天看到的刺激性场景太多的缘故。我无法忘记生锈的坦克、钢铁碎片所在皆是的战场遗址、被乔格满托拉射杀的母狼那凄寂的眼睛。我蓦然想起，随即从包里取出在沙丘沙土中拾来的臼形炮弹残块和子弹，拍掉沙土放在桌子上。它置于阴沉沉的宾馆一室的桌面之上，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时间的座标基轴正一点点地在扭曲损毁。这东西在宾馆房间里看来，同我在沙丘中发现时给人的印象有很大不同。我并非崇拜超自然物之人，总的说来在日常生活中是循规蹈矩的现实之人，并以此为人所知。可是，惟独此时却不能不感觉到某种“气息”浓厚之物的存在。我忽然心想，也许本不该把这东西带来，应该照样留在那里也未可知。但为时已晚。

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姑且从床上跃起，准备开灯。但由于剧烈晃动，甚至站在床上都不可能。说到底，灯在哪里都无从想起。我踉跄摔倒，而后抓着床头好歹坐起。我想肯定来了大地震，一场要让整个世界土崩瓦解的强烈地震。不管怎样得赶快离开这里。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我才死活挪到门前，摩挲着按下墙上的电灯开关。就在那一瞬间，摇晃戛然而止。灯亮了，黑暗消失了，房间立时寂静下来，一切都难以置信地无声无息，什么也不摇动，时针正指在后半夜两点。究竟怎么回事呢？我莫名其妙。

随后我恍然大悟，摇晃的不是房间，不是世界，而是我本身。明白这点，一时冷彻骨髓。我无法把握自己手脚的感觉，在那里木然伫立。尝到如此深切、如此劈头盖脑的恐惧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看见那么黑的黑暗也是第一次。不管怎样，我不想留在这房间里了。横竖留不得了。不得已，我走进隔壁松村君的房间（凑巧这座宾馆的房间不能从里面锁住，为什么自是不知），弓身坐在昏死一般沉睡的他旁边的床上，一动不动地等待天明。原以为黑夜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四点过后，东边的天空终于一点点泛白，鸟也开始啼叫。随着晨光的降临，我身上冰块一般的恐惧也渐渐融化消失，就好像附体的邪魔脱落下来。我悄悄返回自己房间，上床躺下。已不再害怕。夜间卧床时感觉到的不快也没有了。我甚至反倒产生一种类似恬适的感觉。它同黑暗一起去了哪里。我就势在晨光中甜甜睡去，睡罢醒来。

从乌兰巴托返回北京，直接在机场换机飞回东京。机上的NHK广播报道说村山首相在那不勒斯峰会上病倒。村山首相？我离开东京时该是羽田首相才对。在这同一天，金日成主席之死成了事实。在我从满洲到蒙古转来转去的两个星期时间里，此侧世界有诸多事情在与我无涉地运转不息。而大约一个月后的此时此刻，我在远离蒙古草原的场所、在几乎可以说是与之处于两极的地方写这篇文稿。

但是，在乔巴山那座穷困潦倒的宾馆一室，我于下半夜2时体验的那场剧烈的世界摇晃仍分明留在我身上。至今仍能记忆那震颤、那恐怖的感触。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至今未得其解。我想了很多，但未能想出关于那件事的确切答案。那时我所感觉的恐惧的质是不能够用语言传达给别人的。那和从道路正中豁然开出的洞口遥遥窥看世界深渊是同一程度的恐怖——至少对我而言。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这样认为了：它——其振动、黑暗、恐怖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恰如上小学时在书上看的诺门罕战役的图片并无什么来由地俘获了我，且在三十几年后把我远远领去蒙古草原的纵深处……把我带去的地方真够远的了。可是我觉得——我说不大好——无论去多远、或者不如说去得越远，我在那里发现的也只是、或者越是我自己本身。狼也好，臼形炮弹也好，停电当中幽暗的战争博物馆也好，归根结底恐怕都只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它们恐怕只是在那里静静等着我前去发现罢了。

但至少我决不会忘记它们在那里和曾在那里。不忘，我能做的事仅此而已，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