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凄凉脏污得一塌糊涂的吉兹雷，朝地中海驶去。中途再也不愿意跑24号国道，遂北上转靠迪亚巴克尔。迪亚巴克尔是库尔德城市，城很大，多半是库尔德人，所以周围全是军事基地。但那不是保卫这座城市的部队，而是包围这座城市的部队。我们在迪亚巴克尔前面停车的马尔丁镇的基地上，野战炮全部对准该城，想必一有库尔德人叛乱便万炮齐轰。简直无法想像。若说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城镇你管不着倒也罢了。

伊拉克边境的山岳地带让人阵阵发冷，而沿叙利亚线国境行驶，气温骤然升高，太阳光下热得脑袋差点晕过去。反正就是热。鼻孔干得沙沙拉拉，一吸气粘膜一扎一扎作痛。汽车的空气过滤器转眼挂满灰尘。

迪亚巴克尔是极有历史的古城，四周一圈高高的黑墙。当地人称之为“中东的巴黎”，坚持说城墙的长度世界第二，仅次于万里长城。就像把沼袋称为西武线的田园调布、把中畑清称为日本的贝贝·鲁思，哪个都夸张得近乎说谎。

不过话说回来，迪亚巴克尔自古以来就作为交通要冲而被支配这一地区的各种各类民族所统治。罗马统治时期成为对波斯萨桑王朝作战的最前线的堡垒。接着由波斯人取而代之，但也未能长久，而落入拜占庭帝国之手。后来回教徒阿拉伯人来了，倭马亚人来了，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来了，马尔凡王朝库尔德人来了，塞尔柱人来了，白羊王朝土耳其人来了，波斯人也卷土重来，最后由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像门口擦鞋垫一样的城市。

进城刚在露天咖啡馆落座，一群小孩子忽一下子围了上来。他们差不多全是光头，皮肤微黑，衣着脏污。若问孩子们围着做什么，却什么也没做，只是围成一圈站着，以一动不动的表情定睛看着我们，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照例写日记，一到城镇我就在咖啡馆或茶馆写日记，松村君出去拍照。车上写不了字，宾馆里又没有适合写东西的桌子（一般来说，那里没有适合干任何事情的桌子）。所以，休息时尽可能在咖啡馆或茶馆桌上把此前发生的事逐一记录下来。下一次能在哪里写不清楚，再说能写的时候不写，在哪里有过什么很快会忘光。因为有种种样样的事，城镇又一个个大同小异，前后马上混淆。如果想就旅行写什么，关键要把细节——无论什么——记录下来。

我不搭理孩子们，闷头写个不停。我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 他们都不存在，只有自己一人。可是孩子们也不相让，无论我怎么无视他们默默写日记，他们就是立在那里寸步不移，定定地注视着我。不时有服务生过来像赶苍蝇似的把孩子们赶走，但不出五分钟又掉头回来，又围着我目不转睛。耐力的考验。我也赌起气来，心想岂能败在这等小鬼手下！认为他们不存在，他们就不存在。存在这东西是以意识为前提的。

可我终于败下阵来。在耐力比赛上要想战胜土耳其人，须有相当强韧的神经。这次也无论如何未能忍受住小孩子那面无表情的沉默。我立起身，付了账，走进附近一家啤酒馆。这里孩子不会来。孩子虽然没来，但这里也是糟透顶的地方。首先是一团漆黑。才上午十一点，竟黑得如地洞一般，而且似乎是一种猥琐的黑。土耳其街头的啤酒馆，就好像喝啤酒是重大犯罪似的，弄得阴暗、猥琐、可疑，且有一股令人讨厌的气味，感觉上仿佛人生途中被风刮出的雪堆。客人方面也以阴沉的表情一声不响啜着啤酒。墙上贴着恶毒的女人裸体照。员工态度冷漠且含带暴力性。当然，不这样的啤酒馆我想恐怕也是有的，但是我在土耳其乡间走进的啤酒馆统统这个德性，原因不得而知。这也是土耳其一个谜。我若是凯末尔，肯定把啤酒屋搞得热烈明快一些。

反正我是进了这家啤酒馆，好歹得以一个人独处，要了一扎啤酒，又开始腹泻。迪亚巴克尔一点快乐记忆也没有。

不不，好事也有一桩。

去电话局往公用电话里投了二十元硬币给日本打电话，本应十秒断掉，却因故障得以长长说了二十分钟，堪称奇迹。

毕竟，土耳其的电话很少能打通。然而此时奇迹发生了，得以用公用电话同远在东京的老婆聊了二十分钟之久。老婆为我把她扔下独自一忽儿去了土耳其感到气恼。

“你连个电话也不打，不知我多么牵肠挂肚。”她恼怒地说道。我向她解释土耳其的电话何等莫名其妙。公用电话不通，所以近来在电话局通过交换台打，结果不但没通反被吞去了一千日元。“那就在宾馆里打直拨嘛！”她说。她不知道，不知道宾馆压根儿不存在什么电话。反正这回同老婆讲了二十分钟。“两个男人快活吧？”她问。喂喂，这里到底有什么可快活的？两个人都拉了肚子，在糟糕透顶的公路上玩命开车，太阳晒，狗咬，小孩扔石头，从早到晚只吃面包，澡都一直没洗，这算哪家子快活呢？

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在电话里说那种事，只能越说越晦气，得得！

旅游指南册上说，这迪亚巴克尔是土耳其最猖獗的公开卖淫地区。可我当然没去那种地方。出于好奇心我们去看了伊斯坦布尔的红灯区，那可真叫惨不忍睹。我的可怜的性欲茫然不知所措——若像詹姆斯·博德威那样假定“如果性欲有嘴”——好半天开不了口。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世上竟有那般兵荒马乱的妓院。价格五美元。不是开玩笑，就算给我五美元我也不稀罕那种地方。

这就是所谓中东的巴黎——迪亚巴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