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哈卡里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行人。大约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身穿像是新娘盛装的雪白雪白一尘不染的飘飘长裙骑在马上，长裙有好几颗鲜艳的绿星，薄薄的面纱遮住嘴角。一个感觉上异常安静的漂亮女孩。牵马的是个十岁左右的神情严肃的男孩子。仿佛父亲的年长男子拄着拐杖在前面步行。男子头缠阿富汗样式的伊斯兰头巾，浅黑色的脸，愁眉不展地瞪视道路的前方。令人费解的场景。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们要去哪里做什么呢？我不得而知。女孩那身艳丽的服装与土耳其腹地尘土飞扬的荒山野岭实在太不谐调了。四周只有红褐色的石山、满是乱石的山涧，此外就是无遮无拦的青空。说不定那女孩是去赶婚礼的新娘。

那时是我开车。差不多有十分钟没见到其他车辆了。除了岩石别无东西可看。路又单调，除了塌开的洞没别的。拐弯时看见他们，再拐弯时就不见了。场景倏然扑进我的视野，转眼之间就退往后面。其实一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那里是否真有那场景。

可松村君也看到了同样场景，所以确有其事。如果有意，我们也可以停车退回好好看个究竟。但没那样做。因我觉得——倒是说不清楚——那样做很可能使我们损坏那个场景所含有的东西。本能有那样的预感。于是我们继续朝哈卡里行驶，没有就那场景深入交谈。可那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在我也能真切而鲜明地在眼前推出那个场景，并且这样想道：那女孩大概正去哪里。

即将进入哈卡里之前受到两三道警察的检查。详细查验护照和驾驶证，记下编号。打开后车门查看行李。往哪里打电话。再次审视我们的脸。完了之后我们爬上通往台地小镇的七拐八弯的坡路。近午时分终于驶入哈卡里。一看就知是个一塌糊涂的镇，至少不能说是个让人感到温馨的地方。镇口首当其冲的是简直像在横眉怒目的庞大的陆军基地。军用车、装甲门在门内列成一排，仿佛在说随时可以出动。持枪士兵在那里站岗。

过得这里即是哈卡里镇。进镇第一步首先注意到的是脏污。路未铺柏油，灰尘多得不行，而且只有男人。开车在镇里转了一会，触目皆是男人。估计大多是库尔德人，头上缠着阿富汗式伊斯兰头巾，腰间扎着腹布。在路上四五个人头碰头站着说话的，很可能是贩毒分子。总之气氛非常可疑。悄声悄语说上一会儿，就一齐“啪啪”按动卡西欧计算器。一个人向对方出示数字，对方又“啪啪”按计算器出示数字，如此反复良久，或抬手或摇头。警察或军人一来，赶紧藏起计算器。

另外，警察和兵多得要命。目力所及，无不是制服。携带自动步枪、来复枪、手枪等各种枪支的警察和兵充斥街头。枪支委实五花八门，制服委实形形色色。他们两三人结伴四下巡逻，决不一人单独行走。

路旁一伙伙坐着眼神抑郁的库尔德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来到这一带，很少见到金发碧眼的欧洲脸土耳其人。光景几乎可以说是中东。他们也不是在说什么，而是直勾勾地盯视来往行人。身体纹丝不动，惟独眼珠在转。

停车下来，人们战战兢兢地围上前，询问从哪里来、来干什么、去哪里、喜欢不喜欢土耳其、喝茶吗之类。游客模样的人想必极少来这里。但我们不愿意在此镇久留，想尽快办完事、尽早动身离开。无论街上气氛还是人们的眼神都给人危险之感。我们对一再劝我们喝茶的那个人推说还有事要办。对方或许出于好意，问题是打起交道来势必话长。松村君独自去拍摄街景，我则走进咖啡馆写日记。

咖啡馆里，电视正转播汉城奥运会。摔跤。几个人坐在桌旁定定地注视着黑白荧屏。仅仅注视而已，不发表感想，不改变表情。我在柱子后面最不显眼的桌旁坐下，说要一杯茶。对方说没有茶。我说那就来杯果汁，又要了奶酪饼。不大工夫，茶和奶酪饼端来。莫名其妙。

喝茶、吃奶酪饼、写日记时间里，一个年轻男子坐在我面前。我尽量不抬头。因为一旦四目对视就麻烦了。对视必然搭话，而对方要说什么早已了然——“从哪儿来？”日本。“来做什么？”旅游。“在土耳其待多少日子了？”三个星期。“都去了哪里？”伊斯坦布尔、黑海沿岸、多乌巴亚泽特、凡城。“往下去哪里？”迪亚巴克尔、乌尔法、地中海、伊斯坦布尔。“喜欢土耳其？”喜欢。“职业是什么？”新闻记者。“这是工作？”是的。“我这手表，精工牌。”很好。“不照张相？”现在不需要。“来一杯茶如何？”也不需要。“年纪多大了？”二十九（说谎）。“结婚了？”老婆去年死了（这也是说谎）。“不幸。”谢谢……如此不一而足。最初我视为一种友好表示，热情应答，很快厌倦起来，不再理睬。他们虽爱说话，但稍一深问，便马上支支吾吾，打听不出让人觉得“哦这个不得了有趣有趣”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在街头聊上三言两语就可得到种种兴味盎然的信息，可在土耳其几乎没有希望，说的尽是不咸不淡。所以说也毫无意思。不可思议。大致说一通，接着提出“一起照相吧”，最后递过地址：“洗出来请寄来这里。”如此周而复始。

我继续眼皮不撩地闷头写日记。对方大概忍不住了：“excuse me,”开始向我打招呼，“会讲英语么？”

“No。”我尽可能冷淡回答。

对方思考了五分钟对策。但终究放弃努力，去哪里不见了。我舒一口气，继续写日记。不料不出十分钟，另一个男人走来坐在我桌子对面：“excuse me。”简直无可奈何，连安心写日记都无从谈起。

我不再写日记，走出咖啡馆在街上散步。行走之间，发现这是格外奇妙的镇。街上有很多人（镇口处写道此镇人口两万），却好像全都无所事事。或坐在路旁，或站着闲聊，或喝茶，或单单东游西逛，几乎没人看得出在正经做什么营生。这方面和日本的城镇截然不同。日本的城镇基本都有营生，或扫除，或买东西，或运东西，或匆匆去哪里，或遛狗，或幽会。可这里不一样，根本找不见具有明确目的的行为，而无目的行为倒可以把握几桩。

我坐在镇中心广场上半看不看地看着街头景象。正看着，一个黑肤色中年男人走来站在我正面三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不动看我的脸，简直纹丝不动，只是目不转睛地往脸上盯视。我不乐意被别人这么看，遂以眼还眼地回视对方。但对方绝不移开眼睛。而且那并非出于针锋相对或吵架的目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不转眼珠罢了。无论视线怎样从正面射来，对方都好像丝毫不以为然。我也始终看着对方眼睛，但到底坚持不住，决定以走为上。就算对视几个小时，也不可能战胜那对眼睛。那眼睛里不含有任何感情，与其说是看人，莫如说是看地面上出现的深洞。

在这个镇，我被很多人以那样的眼睛看过。走路之间，会突然有人像冻僵一样在那里止步立定死死看人，几乎能把人看出洞来。擦肩而过时给人扫一眼倒无所谓，但一再被人如此直勾勾地盯视，心情迅速黯淡下去。

走了好大一阵子，总算碰见一个领小孩的女人。没穿裙子，但我想应该是女人。脑袋整个围着犹如黑包袱皮的纱巾，全然看不出男女，若不仔细看前后都分辨不出。这是我在此镇遇见的唯一女性。原以为讨厌照相，不料实际面对照相机时却一副欣喜的样子，甚至摆出姿势。实在是莫名其妙的地方。仅仅停留一个小时，却累得浑身瘫软。

“这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快点离开为好。”松村君说。我也同感。最后向警察问了一次路： 从这里去乌尔德雷的国境线的路在地图上细得不得了，通行没有问题么？

他看了看我们的帕杰罗，说这个还差不多。“普通车是不大容易，这个去得了。No problem。”他和颜悦色地说。

我们担心是不是果真这样，是不是真没问题。可是别无他路可走，只能先去乌尔德雷再说。

实际上这条路上充满登峰造极的problem。路本身就翻山越岭异常险峻，但问题不仅于此。后来查阅得知，此路是库尔德山岳武装游击队出没的最糟糕的地区。警察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但不告诉。因为在正式场合那里不存在什么游击队。据说游击队数量约有一千人，频繁袭击部队营地，绝对不可以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徒步旅行和野营（啊，我们却一无所知地在那里野营）。

我们的车只被一伙库尔德武装分子拦住过一次，他们拿的是手枪和老式来复枪，头上全部缠着伊斯兰头巾，晒得黑黑的，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毫无表情可言，唯独两眼闪闪发亮，气氛如箭在弦。我从衣袋里掏出万宝路递给每人一支。五个男子拿过万宝路叼在嘴上。我用打火机点燃。谁都一言不发。僵硬的沉默持续好长时间。强烈的阳光照得来复枪闪闪发光。依然鸦雀无声。

又过了一会，一个男子来到我身旁，直挺挺地探出脸，突然用手指翻出眼白，并用土耳其语向我解释什么。他在我脸前三十厘米的地方一动不动翻眼白翻了三十秒。细看之下，眼睛红肿红肿的。不知他说了什么。听明白的只有一句：“你是从维也纳来的么？”我说不是，对方遗憾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可以走了。

当时倒不清楚，其实他们很可能是从伊拉克越境逃来的库尔德人，并且希望我看清被芥子气搞坏的眼睛。因为此外没有任何特意让我看眼睛的缘由。估计他把我们看成是从维也纳来的观察团。估计他们是在伊拉克军队实施的毒气战中失去家人的人，希望我们向全世界公布伊军的行径。因为此时、尤其此时——前面也写了——伊拉克政府已完全禁止越境库尔德人接触外国记者。我对他们十分同情，虽说情况不明，但仍为什么也未能为他们做而感到歉然。

这且不说了。不过情景可想而知，在山路上被一伙武装了的库尔德人拦住车，团团围住，突然在眼前翻白眼——这可是相当恐怖的场面。我可不大愿意有此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