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日本生活了三年时间。

话虽这么说，但并非三年时间里从未返回日本。也是出于工作需要，我回国了几次，把在外国期间写下的文稿交给出版社，一起安排几本书出版。所以，至少一年要回日本一次。不过除此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欧洲生活。而且不用说，这时间里我长了三岁。具体说来，由三十七长到四十。

很早以前（其实也就是三十过后）我就有这样一个念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四十岁大概是一条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分界线。这倒不是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根据，也并非事先预测到了迎来四十岁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还是这样认为，认为四十岁是一个大转折点，它将带走什么，又留下什么。在这种精神转换完成之后，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已无退路可言，不可能因为尝试后不够满意而重新回到原来状态。一如齿轮，有进无退。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

所谓精神转换，想必就是如此情形。也许越过四十这道分水岭即年龄上了一个档次之后，过去不能做到的事变得能够做到了。不用说，这是好事，可喜可贺。但同时我又这样想：作为新收获的交换条件，说不定以前以为可以轻易做到的事会变得无能为力。

这类似预感。可是三十过半以后，这种预感在我体内一点点膨胀开来。正因如此，我才想在精神转换之前做一件事留下来，想写那种往后很可能不写（写不了）的小说。上年纪没有什么可怕。上年纪不是我的责任。谁都要上年纪。那是奈何不得的。我怕的是本应在某一时期完成什么而最后不了了之，而这并非奈何不得的事。

这也是我想去外国的一个原因。感觉上待在日本，有可能在应付日常生活的时间里稀里糊涂上了年纪，有可能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什么。而我——要说起来——很想把切切实实的、可感可触的生之时间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在日本这好像很难做到。

当然，不管在哪里人都要稀里糊涂上年纪。在日本也好，在欧洲也好，在哪里都一样。恐怕正因为可以在应付日常生活中稀里糊涂上年纪，人才得以勉强保持正常心智。如今——在已经四十的今天——我也那样想。但那时候想法与此不同。

现在我已回到日本，正坐在桌前思考那三年时间发生的事——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回想起来，那里边存在奇妙的失落感。有质感的空白。某种浮游感或流移感。那三年的记忆在浮游力和重力形成的狭窄河道里往来彷徨。那个年月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又在某种意义上牢牢植根于我体内的现实。我可以在身体某个地方真切地感觉出记忆的把手。记忆的长臂从非现实的黑暗中伸出来抓住现实的我。我想将其质感讲给别人听，然而我不具有相应的话语，恐怕只能把它作为比喻性整体表现出来，一如某种心情。

快四十岁了，这也是驱赶我踏上漫长旅途的一个动力。不过，促使我离开日本的原因还有好几个：既有几个积极的，又有几个消极的，既有几个现实的，又有几个隐喻式的。但我不太愿意就此详谈。因为时至现在，怎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无所谓，对读者想必也无所谓。无论什么缘由让我开始旅行，漫长的旅途也已把最初的缘由冲往远处，就结果而言。

是的，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作为旅行的缘由似乎有些理想化。简单，有说服力。再说，事情不可千篇一律。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这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听见了远方的鼓声。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缘由。

三年时间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是《舞！舞！舞！》。还写了《电视人》这部短篇集，又翻译了几本书。但这两部长篇小说是我三年海外生活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小说后记中也写了，《挪威的森林》是在希腊动笔的，之后移居西西里，完成是在罗马。《舞！舞！舞！》大部分是在罗马写的，而结束于伦敦。

写长篇小说时我一向抛开其他所有工作，把精力彻底集中到一件事上，这样才能写得快些。但在欧洲期间由于不受任何人干扰，所以写作速度比以往还快。在这本书中我也提到：是不折不扣从早闷头写到晚。除了小说几乎什么也不想，心情上就好像把桌子放在深深的井底写作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在那些异国城市，我们（即我和妻）孤独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可以称为熟人的人，而我们所能说的语言又不足以结交朋友和得到熟人。

何况我们的立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不上不下的——我们不是赶来看应看的东西、看完就径自通过的游客，但又不是在那里住下来扎根的永久性居民。而且我们不属于任何公司任何团体。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虽说根据地设在罗马，但若另有满意的地方，就在那里租住带厨房的公寓生活几个月。想去别处时就又搬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在这种孤立的异国生活（尽管归根结底那是我们自己追求的）中，我只管一声不响地一个劲儿写小说。

我想，即使在日本，也许多花些时间，也还是会写出同样的两部小说。对我来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是我在结果上必然写的小说。只是，若在日本写，这两部作品很可能带有与现在不同的色彩。明确说来，我恐怕不至于垂直地“深入”到这个程度，好也罢坏也罢。

也许某类读者生理上喜欢这种深入方式，不过我想，归终我是心甘情愿深入到那样的世界里面去的，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或者尽可能孤军深入）。我的确有这样的渴望。

《挪威的森林》成为畅销书之后，各种各样的人老问我同一个问题：“你认为那本书为什么那样好销呢？”

我当然无从得知。我的工作只有一个：写出小说来。甚至自己何以写出那样的小说都稀里糊涂。反正当时只能写那个。好也罢坏也罢，作为我只能那么写。在那部小说里面我能够清楚表明的惟有一点，即作品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

不写小说的时候主要搞翻译。与此同时，还确定进度一点一滴写了多种多样的纪行。收在这里的文章便是。当时兴之所至地尝试了种种写法，既有出于个人兴趣写的，又有无可奈何的独白。既有以习作为目的写的，又有断断续续在杂志上刊载的几篇。但总的说来，这些文章是以给亲朋好友写信那样的心情写的。所以，没有连贯而系统的视点和主题。每天生活的时间里，有了这样的事、去了那样的地方、见了这样的人——便是这样随心所欲写下来的，以常驻游客的眼睛。

二十年前倒也罢了，而在每年有数百万人出国的当今时代，早已不再需要什么欧洲纪行。所以这里几乎不含有启蒙因素，也不存在类似有益的比较文化论那样的东西。我开始写纪行文的一个目的，在于将由于置身异国而有可能不觉之间随波逐流的自身意识固定下来，以免它从一定的文字层面上滑得太远。将亲眼见到的东西写得像亲眼见到的一样——这是我的基本姿态，即把自己的感触尽可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摈除廉价的感动和泛泛之论，尽量写得简洁（simple）、写得客观（real），并在千变万化的场景中努力不断地将自己相对化，当然事情不那么简单。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但最关键的是将写文章这一作业作为自身存在的水平器加以使用并持续使用。

最初我计划像记日记那样，无论如何要保持一定的进度，每星期写一篇这样的纪行文，结果根本不行。因为写长篇小说期间无暇写小说以外的文章。这样，不时出现长达几个月的完全空白。具体说来，在用来写小说的米科诺斯和西西里就差不多什么也没写。由于简单写了日记，事后可以顺着记忆来写，但严格说来那已不是现时记述，量也不多。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恐怕也很难称为游记。

这里收录的文章，原则上仅仅是纪行文的堆积。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很可能没多大意义。但对我来说，在其继续本身、在不断——尽管断断续续——写这些文章这一行为本身之中是有意义的。浪迹欧洲的我通过这些日语文章使得自己同驻守日本的我息息相通。

于是，我成了一个为持续维持自己而持续写文章的常驻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