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它定位为一篇哲学论文，只是挑一些我所感兴趣的话题在这里探讨，所以加两句题外话也无伤大雅。对于审美的态度，知识界和美学评论家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

这似乎是一个感情范畴的问题，与理性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却要理性地去解读，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切实这样实行的是一个叫罗杰·弗莱的人。罗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评论家，他文笔清晰，对绘画也颇有研究，而且非常富有魅力。但他仍旧会被一些偏见（这些偏见来源于他自身所处的时代）影响，这一点和我们绝大多数人相同。按照他的思想，自由的审美冲动是艺术作品创作的源泉，而那些坚持自己的想法，限制艺术家运用这种自由审美冲动的赞助者，无疑值得我们去大力批判。此外，他还对肖像画不屑一顾，因为肖像画沾染的目的性太强，这种作品无疑是为了让主顾获得名望或者彰显其社会地位。罗杰认为那些接受肖像画工作的画家像是对社会有害的寄生虫，没有任何价值。罗杰将艺术作品归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由表达真实审美冲动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另一类是针对那些没有欣赏美的能力的人，以一些小手段使他们获得愉悦感。”这样说给人一种很高傲的感觉。诸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墙上挂满自己的画像，古埃及法老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雕像，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形象在长期的影响下深入民心。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艺术精品的画像：提香的《戴手套的男人》、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以及贝利尼的《洛雷丹总督像》。这些画的主顾是否满意我们不好猜度，但是从菲利普四世经常为委拉斯凯兹做模特可以看出，他对委拉斯凯兹的画作还是很满意的。

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和一般观众或者评论家有关系是错误的，这也成了罗杰·弗莱论证中最大的漏洞。我想，如果他自己是小说家，那他很可能会像菲尔丁嘲笑理查逊那样，写一部类似《约瑟夫·安德鲁斯》这样的作品来嘲笑其他小说家的著作。这样的写作便成了独自快乐，完全受创作本能的奴役。

众所周知，狄更斯曾经受邀给一位著名漫画家的插图配文。虽然这个话题并不是他喜欢的，但是他仍旧将这份工作接了下来，无他，只是为了挣14英镑的月俸而已。凭借他接连不断的幽默感、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才能以及旺盛的精力，狄更斯最终创造出了英语文学的伟大典范——《匹克威克外传》。或许，他那天才的灵感也正是在各种各样压力和限制，以及不得不坚持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山姆·维勒父子这样成功的角色就是这样被他凭空创造出来，很是神奇。

一位娴熟的作家会被创作的限制束缚是我未曾听闻的。例如，一位主顾提出要求，让画家为他和他妻子画一幅肖像画，内容是跪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他或许是出于虔诚，也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但无论是哪一种，对画家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位主顾的要求会侵犯到这位画家的美学自由吗？我想这位画家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倾向性的限制使得他的灵感在困境中更容易爆发出来。没有哪一种艺术是不存在自身限制的。能够在限制范围内自由地发挥出自己的创作本能才是一个成功艺术家所具备的才能，而且还能以此判断一个艺术家才能的高低。

在我的祖辈和父辈中，有人曾经对绘画做过阐述。他们宣称绘画是一门神秘的艺术，由于只有画家们才了解绘画的意义，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充分欣赏绘画。这种观点最早在法国出现，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大多数美学理论都是源出此地。如果我记的没错，把这种观点引入英国的是惠斯勒。他坚持认为，一般观众在本质上都是庸俗的，他们应该接受艺术家的每一句话，就像聆听神谕一样。花钱买画，为艺术家提供生存、生活上的开销是他们唯一的用处，至于他们对作品是批评还是欣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简直是胡言乱语。绘画的技巧不过是艺术家用来实现表达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谈何神秘之处？与是不是一般观众没有关系，每一种艺术形式的技巧都是独特的。在他们看来，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思维比较独特，那你在观察一幅画的时候可能会着重于它的线条、色彩、空间和光线的整合手法，当然，这些与作品所要传递的审美价值是毫无关系的。我想，你不仅仅是在看画，也是在读画，是在用你的全部个性去读——带着你的情感、习惯、生活经历以及本能的爱憎。你个性的丰富与否同时也决定了作品传递给你的内涵是否丰富。只有画家才能充分欣赏绘画的说法落在画家的耳朵里很是受用，但这样的说法无疑是极其愚蠢的。这样的说法只会误导他们，让他们仅限于职业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画作，从而鄙视评论家所看到的一些东西。这样的想法无疑是画家的噩梦。莱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现在能欣赏它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它对沃尔特·佩特的影响却是我们所共知的。这幅画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纯粹的美的传递上，还体现在它对沃尔特奇特的感官造成的冲击上。

《苦艾酒》是德加的一幅名画，现在卢浮宫中。这幅画所描绘的是一位女演员——艾伦·安德烈和一位当年声名远播的雕刻师。在他们那个行当里，他们之间的关系谈不上丑闻。画中是一间小酒馆，酒馆很破，摆着一张铺着大理石面的桌子，周围的环境肮脏而庸俗，两人面对着桌子肩并肩地坐着。一杯苦艾酒摆在艾伦·安德烈的桌子前。两个人的衣衫非常邋遢，好像很长时间不洗衣服不洗澡了，甚至能闻到他们身上的臭味。两人的表情阴沉而凝重，醉醺醺地仰倒在长沙发上。他们的眼神无精打采，你甚至能够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无动于衷的绝望和麻木的自暴自弃，他们仿佛已经陷入堕落的深渊无法自拔。

这幅画没有任何愉悦和美感可言，但它确实无疑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画作之一，它给人带来的审美冲击是非常纯粹的。对于它漂亮的色彩、高超的构图以及坚实的线条我不是看不到，只是我注意的是比这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感性在接触到这幅画之后变得异常敏锐，我仿佛看见了塞纳河的码头以及它们的二手书店，仿佛看见了《马奈特·萨罗蒙》，仿佛看见了圣米歇尔大街以及那些肮脏大道的小酒馆和咖啡店，仿佛看见了兰波和魏尔伦的诗……这一切都是出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源于我的思绪背后。不过单从美学价值的审美上讲，显然是不应该有这些联想的。我没有必要去在意，因为这些联想让作品给我带来的快感大大增加。这幅作品能够给予人们无限的遐想，因此，著名的评论家卡米尔·莫克莱尔对这幅画的评论显然是片面的。德加不可能仅仅因为前景里大理石面桌子的矛盾视图而兴起创作的冲动。

现在我必须向读者坦白一件事。虽然一直以来我看似很轻易地对“美”进行谈论，但对于它的含义我也不是很清楚、很确定。毫无疑问，“美”必然是有内涵的，只是我们不清楚是什么。我们认为一件东西很美，那么我们能否为此找个原因？排除它所带给我们的奇特感觉，美是否还有其他含义？我发现，美学评论家们也同样被这个词困扰，甚至有人刻意避开它。有人说，在形体关系、对称以及和谐中会有美的存在；有人说真和善其实就是美；还有人认为美仅仅局限于让人愉悦的事物之中。康德对美做出了多个定义，但都脱离不开“思考之乐”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这才是美所带来的快乐。虽然这与我个人的见地不同，但康德始终坚信美是不可变的，这一点与很多美学评论家的想法一致。

在《恩底弥翁》中济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这样写道：“一件美丽的事物所带来的快乐是永恒的。”这句话应该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它的美如果始终被某一客体保留，那它也一直会给人带来快乐。然而给人带来快乐就是美的本性，这与哲学家口中的“分析命题”恰恰吻合，所以之前的一些未知信息并没有人告知我们。我想这样不是很重要的命题像济慈这样的聪明人是不屑于做的。或许他的意思只是说美丽的东西是快乐的源泉，永不枯竭，永远美丽。这无疑是错误的。美丽的东西不可能长久存在，这一点与世间万物相同。像古希腊的雕塑一样，有时候它的生命周期很长，这种对人体塑造的艺术在古希腊文明的声望中，称得上是人体美的理想典范。但是在我们不断地了解黑人艺术和中国艺术的过程中，希腊雕塑对艺术家的吸引力也逐渐减弱，最终将不再是灵感的源泉。它的美也正在慢慢被磨灭。这些迹象我们从电影中就能够发现。

二十年前，导演是根据古典美来选择主角的，现在却对一些能够体现人物人格的个性的表现以及他们的表情传递比较重视。因为导演们能够嗅到古典美日渐没落的气息。有时候，美好的生命都是昙花一现。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曾被一些诗和画所带来的真实的审美冲动吸引，但如今再也感觉不到它们的美，就像水曾经在一只漏底的罐子中存在过一样，只是现在流走了。新时代的人，需求也会随之改变、更新，能够满足他们的将会是新的事物。对于一些熟悉的事物，我们已经感到厌倦，而对新的事物的探索便成了我们所热衷的事。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18世纪的人早已不以为意，在他们眼中，那不过是一些幼稚、笨拙的艺术家的糟糕作品。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在当时那个年代美丽，而是说它们的美是我们赋予的。或许，在作品诞生的那个年代，那些艺术爱好者的视角与我们现在眼中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多维科·卡拉奇的绘画风格曾被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认为是最臻于完美的典范，他曾在《第二论》中提到。约书亚这样写道：“他对于光影的运用毫无刻意雕琢之意，简洁的色彩让整幅画作极具品位，而且还恰到好处地不会将观众的注意力分散。画中的晨光庄严而肃穆，与提香画中那些刻意的阳光相比，这样的色彩更合乎主题。”

赫兹列特还有一个画师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评论家，他曾为查尔斯·兰姆画过一幅肖像，质量还算可以。对于科雷焦，他曾做出这样的评论：“在绘画艺术上，他卓尔不凡的才能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赫兹列特雄辩地说道：“谈起他，没有谁不会为之激动得头晕目眩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在赫兹列特看来，佛罗伦萨最伟大的著作中，圭尔奇诺的《恩底弥翁》算一个。但是今天的人们看到这幅作品也就一扫而过。当然，这些评论家都只是对上个时代流行的美进行了表达，并不是说这些伟大的评论家在胡言乱语。能够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特定的愉悦之情，我们称这为美。正是因为它符合某个时代的要求，所以它才会产生让人愉快的感觉。如果我们认为父辈们的观点没有我们的观点准确，那是大错特错的。不过可以肯定，我们的后代必然也带着同样的眼光看待我们。就像圭多·雷尼受到赫兹列特的倾慕，佩莱格里诺·蒂巴尔迪受到约书亚爵士的赞誉在我们眼中的感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