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钦欢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主编的《中国治水史诗》

孟繁华

如果在晴朗的天空从北京乘飞机到乌鲁木齐，俯瞰大地时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北中国广袤无垠赤裸的大地——到处是水的形状，但除了黄河游丝般地流淌外再没有多少像样的水系。在所有的资源危机中，水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特别是北方最大的危机。2011年的春天，北方又一次持续干旱，有些地方的无有效降水时间创了历史新高。北京入冬以来连续三个月没有有效降水，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无雪的冬天”。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旱情的焦虑远不及房价或股市的沉浮更敏感。这更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我们的危机：水资源危机意识的匮乏。一方面是持续的干旱，缺水；一方面是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水污染、水浪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古至今，一个“水”字，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隐忧。历史上，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较大水灾或严重干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四大水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瓶颈，除水害、兴水利，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因此，治水历来是治国安邦、兴国富民的大事。大概也正是缘于这一因由，杨钦欢担任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两位著名作家联袂主编了这部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中国治水史诗》。当代文坛近百名作家参与了写作。因此，这又是一部“兵团”式的集体写作。它是“宏大叙事”，但这个宏大叙事与我们每个人有关。在我看来，这部宏伟著作的价值起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一、家国关怀与忧患意识

如果说治水是国家的水利工程，那么，《中国治水史诗》就是讲述国家古往今来治水的文化工程。《中国治水史诗》主编之一何建明在回答记者时说：《中国治水史诗》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引发作家强烈冲动继而激发写作激情的好题材，所以出现了没有加入的作家想加入、已经参与的作家希望将文章写得更好的感人场面。除了独具深度、广度的好题材吸引作家外，身居梅州山区的两位“智者”也让众多作家折服——一是广东梅雁水电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二是老前辈、著名作家程贤章。在没有见到杨总之前，我和不少作家一样通常地认为他只是在经济上对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支持，但通过深入交流我才发现，杨总更多的是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理念”的更高层面去看待这件事，他以客家企业家独有的胸怀尊重作家，让作家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从而赢得了大家鼎力相助、共襄文化盛举。程老虽然已年届八旬，但仍然满怀激情、不知疲倦地当起“空中飞人”，进汶川地震灾区、闯新疆火焰山、跳东北大冰窖，一年行程逾5万公里，为的是召唤更多的名家参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召唤着大家，让大家自觉为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添砖加瓦。

无论主编还是具体参与的作家，他们巨大热情的背后，显然隐含着他们的家国关怀和忧患意识。作家陈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以忧郁的笔触记述了淮河水系被破坏的过程。淮河是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决心“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但淮河的问题一言难尽。如果说自然的力量改变了淮河水系，使无数支流不能入淮、湖泊淤浅或荒废，那么“沿淮四省大张旗鼓‘关停并转’草浆造纸企业时，在灵璧，一个大上快上造纸厂的计划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则是人为的破坏。并最终导致了1994年7月那噩梦般的日子：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被连天干旱和高温折磨得精疲力尽的盱眙人，一觉醒来，吓呆了：平日黄绿色的淮河，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浑浊不堪的水面像涂抹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随处可见的死鱼无不翻瞪着恐怖的眼睛，像在怒问苍天。

这可是盱眙人民维系生命的唯一饮用水源啊！

尽管在这前一天，县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淮河遭受严重污染的通告，通知居民抓紧储水，县自来水公司供应的水将不能饮用，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淮河水污染的事故就时有发生，十年间已相继出现过十几起。每次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连发布通告的县政府官员们也大出意外：想不到“严重污染”竟“严重”到了这种程度！

淮河上游居然下泄了两亿立方米污水，在淮河下游形成了一个上自安徽五河、下至洪泽湖口的一百多公里长的污染团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在一条河流上出现的最长的一次污染团带。它造成的后果是：盱眙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夏秋两季农业绝收。靠打鱼为生的一万一千多渔民，由于网箱养殖全军覆没，债台高祖，场面凄惨。”这只是淮河悲惨景象的一个场景，苦难的水中国类似的悲剧不断上演。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图腾。她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养育了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时，黄河也是一条充满了苦难的河流。有记载的黄河史，从先秦到民国期间，黄河决口达1593次，改道26次。黄河的灾难还不仅是洪涝灾害。为了解决黄河决口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在山东博兴、垦利两县历时八年开展了一个“黄河南岸展宽”工程。将这一河段平均展宽3.5公里。“这是黄河人的大手笔，这来自于黄河人的眼界和气量，这样的工程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打开工程用料记录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记载：累计修做土方3189万立方米，石方7.89万立方米，耗钢材2216吨，木材6000立方米，水泥……这是一串长长的惊人数字，在这些数字背后包含了一个更惊人的用工数字。上个世纪60年代初，人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情况下，修建这样的大工程，其难度有多大不言自明。”这是张炜、李亦在《大河徙——黄河口笔记》中描述的情形。但是，人不一定胜天：“南展工程像人们在窄河道上撒开的一张大网，20多年来，连一条小鱼也没有逮到，更别说黄河这条大鱼。这项耗资巨大，费时、费力的大‘险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建成至今，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是黄河变乖了，还是她故意放松人们的警惕，择机再来一场更大的洪决？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项工程，审视当初的选择。”当为了解决决口展宽河道时，黄河已经隔三差五地断流了。“此后28年里，黄河有22个年头出现断流，累计断流1079天，5000立方米/秒以上的流量少见，1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几乎不见，2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基本就是传说了。”类似的情形还有：黄河断流居然是三门峡水库直接导致的：“三门峡水库还将过去发生在下游的灾害提到了中上游，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渭河也成了地上悬河，对关中平原造成严重威胁，灾难直逼西安。2003年8、9月间，陕西渭河流域普降大雨，导致渭河洪水倒灌南山支流，造成多出决口，使渭南市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约57万人受灾，损失惨重。”就是这样一条让人喜忧参半的母亲河，她的变数也让人无措手足：任其流淌，不知何时就决口，防患未然展宽河道，她又断流了。这也诚如作者所说，即便在没有灾害的年景：“几十年的平安，对于黄河来说只是瞬间休眠，等她从休眠中睁开双眼，她还会精神百倍地发动各种决溢事件，让人们措手不及。回顾过去的各种应急工程，大都治标不治本，着眼长远，使母亲河永久平安才是黄河人的当务之急。”

这就是中国作家的家国关怀与忧患意识。已过古稀之年的报告文学作家李林樱，在本书中写有《天下奇功都江堰》一文。她对“作为真正的世界奇迹”的都江堰，给予了没有保留的赞颂讴歌。这是一篇报告文学，同时也是一篇总结都江堰建造、功能、管理经验的综合的科学论文。事实上，李林樱在赞颂都江堰之前，写有多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她的《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以翔实的材料和振聋发聩的笔触，描述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危机，那是一部真正的盛世危言。《生存与毁灭》表达的主题，与《中国治水史诗》一脉相承。书中记录和提出的问题，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我们已经在各种传媒的报告中耳熟能详。残破的草场、沙化的土地、干涸的河流等，在现实生活中被兑换为扬尘天气、沙尘风暴和用水短缺等切实的体验。这来源相同的信息，使我们对生存状况的焦虑感和危机感与日俱增。但是当李林樱教授将她的《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为书中所记录的内容深深震动——“生存与毁灭”，这不是犹豫的丹麦王子的台词，不是可供我们良久思忖之后再做出选择的提示；它是一声危机的呐喊，是一面声音的旗帜。

这虽然是一部命题作文，但也可以看作是身怀使命的和“临危受命”的一次写作，是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危在旦夕时候的一次亲历和写作。作者行程数万里，考察了100多个县，而且完全是自费行为。在这个时代，仅凭作者的这种精神，就足以感人至深。当然，更让我们震惊的，还是作者对典型事件和普遍现象的描述：一切入作品，惊心动魄便扑面而来——被称为人间仙境、神话世界的九寨沟，也曾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离毁灭只有一步之遥。在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似乎所有资源都仅仅具有使用价值。“沟内森林资源丰富，可建一个大型森工局进行采伐”的勘探报告，险些葬送了今日的九寨沟。但这种国家行为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严重的还有来自民间的盲目砍伐和采掘。这个地区也因其富饶为自己招引了杀身之祸：森林、黄金、虫草、野生动物，都是满足“现代”生活的珍贵物资资源，于是，各路有组织和自发的采掘和猎杀大军不期而至。人和机械过后，如盗贼掠过一片狼藉：“这里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九河’两岸昔日绿草茵茵的地方已经全部变成黄沙漫漫的沙化区。朔风卷过，黄沙陡起，遮天蔽日。全县草地1/4已经退化，昔日每亩可产鲜草600至800公斤，但现在只能产100至200公斤，甚至连100公斤也找不到，一只羊要养两三年、一头牛要养五六年才能出栏。”这是作家到青海至多县描述的情形。这是青海省唯一没有照明电的县城，它的“黑暗”似乎也成了一种隐喻：过去这是“三江源”的中心地带和“中华水塔”的核心，湖泊密布河流纵横水草肥美。但时至今日，作家目光所及却如上述。

青海至多一个县的环境遭到的巨大破坏，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事情远没结束，作家所到之处几乎无不如此：“江河源头第一县”的曲麻莱县城在闹“水荒”，街头拥挤着等待取水的长长队伍；玉树州50多万亩草地被彻底破坏，变成寸草不生的沙滩；玛多县扎陵湖第四牧业社390万亩草场中，95％已经退化和沦为黑土滩……当这些数字集中起来的时候，说我们感到惊恐万状绝对不是夸张。在“恶性循环”一章中，作家以真实的数据集中描述了世界范围内环境恶化的状况，耕地在减少、森林在减少、水土在流失、污染在加剧、酸雨在肆虐、湖泊在萎缩、河流在干涸……而这一切，在中国几乎都是最严重的。当然。这一切如果都归于人为的破坏，也是耸人听闻，自然带来的灾害和人为破坏构成了真正的“恶性循环”。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再令人乐观。另一方面，《生存与毁灭》也为我们描述了另一种情形，这就是来自各方面拯救环境的努力，政府和民间，有组织的绿化、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减少放牧以及环保自愿者队伍的组建，为我们因荒漠而未定的惊魂，带来了些许宽慰。但我们仍然不免忧心忡忡不寒而栗。《生存与毁灭》，是新兴起的环保题材创作的翘楚之作，它的忧患意识和富有说服力的内容，恰似危机的呐喊、声音的旗帜。

感时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别是百年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更加培育了这个群体的忧患感。即便在盛世他们仍有危言。这当然不是这个群体没事找事杞人忧天。事实表明，就在当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时代，我们仍然有必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中国治水史诗》就是这样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忧患传统的大书。

二、史学价值与民族精神

《中国治水史诗》之所以冠以“史诗”，就在于它不止是对当下中国生态环境和水利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也不止是揭示这一领域的问题、矛盾或弊端。用策划者杨钦欢先生在序言中的话说：“从某种意义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现在，哪个明君不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夏禹的传说、都江堰和灵渠，都记载着当时明君名臣的千秋功业。我想，今天我们讲发展，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留下绿水。然而，我们呼唤的声音还不够强大，常常被市场的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我想求助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会不会唤起某些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良知呢？”这里，“治水文化”是关键词。从古至今的治水史，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治水文化”。将这个“治水文化”书写出来，就是《中国治水史诗》。

大禹，是中国治水最早的传奇人物。关于大禹的传奇，熊育群在《大禹治水回望》中说：“中国治水最早最古老的篇章，在神话色彩浓郁的氛围里呈现。大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水成功的人物，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治水英雄，他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几千年也不曾磨损，他头上的光环照耀了神州大地4000多年！治水让他获得了万民拥戴，治水使他拥有了建立一个国家的威望，是治水让他万古流芳！让他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神。”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投射和写照，它将民族的愿望或理想用想象或夸张方式表达出来，用以激励鼓舞民族的精神和斗志。因此，神话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火炬、灯塔，照耀或昭示着方向。4000多年来，大禹的传说表达和延续了中华民族深切的向往。

历史上，成功的治水人物和经验，都会传之后世并且久远。如果说大禹还是一个神话、传说的话，那么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则实实在在地造福于天府之国，使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正因为有了都江堰，四川才能以占全国耕地面积十六分之一的土地，生产占全国十分之一的粮食，而且每年还能向全国提供相当于数10亿斤粮食转化的肉、油、酒等各类食品和工业原料。”都江堰的成功建造，体现了秦昭王时代的治水理念和科学水平。值得感念的是，这个“天下第一奇功”不仅在汉代“灌田万顷”，2260多年后，灌溉面积逐渐由成都平原引向川中丘陵，已达1370万亩，成为世界上特大灌溉工程。这是真正的人间奇迹。有趣的是，李冰的功绩同样演绎为神话传说。李林樱在《天下奇功都江堰》中记述了这一神话的片段：

在二王庙大殿东侧的茶楼里，爱国诗人陆游曾写下了《神君歌》、《视筑堤》和《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等诗篇。写这几首诗时陆游正被贬为蜀州通判，传说有一天他到都江堰探觅胜迹，缅怀李冰的英雄业绩，走进伏龙观，看到画家孙太古所作李冰画像，诗人心有所感，对着画像顿首九拜。当天下午，诗人来到了茶楼上，模仿孙太古的笔法，也画了一幅李冰像……忽然一阵清风拂面，一只仙鹤盘旋而下，衔起画稿腾空飞去，这时，万里晴空漂浮着朵朵祥云，李冰飘飘然自天而降，诗人拱手相迎，高声叫道：“神君，陆游在此拜见！”陡然惊醒，却是南柯一梦。在惊喜交织中，诗人文思奔涌，便一气呵成写出了古风诗《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歌颂了李冰治水的伟大功绩，并发泄了对南宋王朝奸臣当道、扼杀人才的愤懑。

这些文字并非闲笔。它用梦境和想象的方式，表达了诗人或民间对李冰建造都江堰丰功伟绩的由衷缅怀和礼赞。这样的细节描绘，也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南国的灵渠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的。黄伟林先生的《北有长城南有灵渠》一文，以翔实的史料、严整的文字叙述了灵渠在始皇时代建造的缘由和过程。在秦代，李冰在四川修建的都江堰、郑国在陕西修建的郑国渠，使秦代拥有了丰富的水利工程经验。公元前219年，始皇为完成岭南统一大业，疏通粮道，于是下令开凿灵渠。“灵渠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了分水、引水、泄水、通航等子工程。其中，拦河坝起分水作用，南渠道起引水入漓江作用，北渠道起保证湘江与漓江通航作用，泄水天平起分洪泄水作用，陡门起通航作用。各个子工程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保证了灵渠的正常通航和安全运行。”这些史料普及了中国古代治水知识，讲述了中国久远的治水历史。因此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另一方面，在治水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事件。妇孺皆知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塑造了一个民族治水英雄无私的形象；李冰翻山越岭走遍岷江两岸，观山势察水情，精心设计，亲临现场，体现了一个朝廷命臣和治水专家严谨的作风和勤政精神。但是，在修建灵渠时，兴安民间世代流传的却是三个将军开凿灵渠这样的故事：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后，“第一位张将军率领兵士日夜劳作，终于在限定时间完工，可是，通水时渠道却塌了。秦始皇怒而把将军在渠岸当众斩首。第二位刘将军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完成了工程，但在通水时再遭塌陷，又被秦始皇斩首于渠边。第三位李将军汲取前两位将军的经验教训，圆满完成了任务，秦始皇因此赐他荣华富贵。可是，这位将军没有领秦始皇的情，而是跪倒在前两位将军的殉难处拔剑自刎了”。这是一个传说，但这个传说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灵渠修建过程中的惨烈和壮烈。这位李将军最后处理自己的方式意味深长：他没有功成名就享受荣华富贵，也没有功成身退颐养天年。他选择了自刎，显然与张、刘两将军的命运有关。类似细节的加入，使中国治水历史的讲述更加生动，因此也更具可读性。

当然，《中国治水史》不是一部系统书写中国治水历史的学术专著。但是，通过不同篇章的描摹记述，我们可以用文学的方式连缀起中华民族的治水历史。而且在这个治水历史中，透露出的是我们民族修建水利的智慧和因此建构起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不仅体现在兴修水利的科学精神上，同时也与民众的参与和牺牲精神密不可分。与治水有关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还有移民问题。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先生在他的《百年梦想——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中说：水利工程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要牺牲某些局部利益，其中移民就是最重要和关键的一项。他统计了具体的数字：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电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电站，其移民数仅为4万人；非洲的加纳沃尔塔枢纽，移民为8万人；印度的萨塔萨洛瓦水库，移民数为10万人。中国人太多，中国人又习惯随江河而居。在新中国建设的数以万计的水库中，移民共超过1800万人。超过30万移民的就好几个，他们是新安江水库，移民30万人；丹江口水库，移民38万人；三门峡水库，移民40万人……在中国，故土难离是普遍的民众心理。所谓家园，就是故土。当库区需要转移移民时，库区民众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当三峡工程决定修建时，“西方国家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解决百万移民的难题。”移民的难，移的不单单是世代积累的物资大山，不单单是人的挪移，还有“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车”、“欲望之海”、“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结”。但是，在中国这一切都做到了。除了组织者的精心筹划、妥善安置外，中国百姓真是深明大义。

何建明在他的文章中讲述了长江村的故事：长江村在一次山体滑坡中惨遭横祸。304户村民中290户的房屋被推入江中，他们一夜间全部成了难民。他们因此提前成了三峡移民：“因为是在新的滑坡上建设家园，因为有刚刚失去家园的切肤之痛，长江村村民们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干劲与热情、智慧与技能。……长江村人先用板车或拖拉机将土运至滑坡体边缘，再用人拉肩扛一担一担地往山上运土，然后一撮一撮地填到坑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长江村人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硬是在废墟上造出了600余亩梯田。当长江村人第一次在这些岩体上收获长出的金黄色柑橘时，北京传来三峡工程即将上马的消息。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叹息：三峡水库一建，就意味着长江村人用5年心血造就的新地又要被江水淹没。他们又要重新拾起扁担和簸箕，进行新的家园建设。”这一状况用文字叙述并不难，但是，如果身临其境置身其间，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后来，长江村人重新在三峡工程确定淹没的水位线，在新的岩体上以当年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方法，开垦出了400多亩新地。时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李伯宁高度评价了长江村的精神：“长江村精神是真金！”这仅是各个库区移民精神的一个片段。但从这个片段中反映了我们民族在重大事务面前、在国家民族整体利益面前的坚忍、顽强和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意志与伟力。在《中国治水史诗》中，作家们类似的文字比比皆是：三峡边上与治水大军为伴的王作秀，海河水灾中被水围困几乎致死的张连璧、叶道纶，沱沱河上一军一民的两家守望，镇长葛木初九死一生的水中历险，科技工作者赖纯久舍富贵从水电的坚定，基层干部戴业成、李守义严正的淮河警告，还有抗洪抢险中那些不知名的解放军官兵、武警战士，等等，共同谱写了民族精神的壮美诗篇。他们同样是《中国治水史诗》中的英雄和主角。

作家雪漠参加了本书的写作，后来他在《从中国治水史诗谈文学的不朽》中说：“我想，真正的文学，除了文学价值本身的追求之外，还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文学要在无常和变化中寻找永恒。我们的肉体可以消失，我们的精神却可以依托文学传承下去。我们希望能多创造几次像《中国治水史诗》这样让个体介入人类存在的机会。第二，文学要在虚无中建立存在。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成了记忆。而记忆的消失，像风尘中逃跑的一条黄狗，我们很难追上它。但我们却可以利用文学，在虚无之中，建立一种岁月毁不了的存在。《中国治水史诗》留给世界的，就是一种被文学定格的存在。第三，文学要在虚幻中实现不朽。大自然可以毁灭一个城市，一场战火可以毁灭许多建筑，一场地震也可以毁坏无数的水利设施，但这世上，还会有一种岁月毁不了的东西，这便是《中国治水史诗》中承载的某种精神。”他说得很好。

三、当代性与文学性

“史诗”原本是在历史叙述中的英雄颂歌。比如《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传》等。《中国治水史诗》当然做到了这一点。但任何历史的书写，都着眼于当代，所谓“以史为鉴”正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治水史诗》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的当代性，在于它对国计民生的深谋远虑。我们有过无数的治水英雄，从高官到平民，这些本书有甚为翔实的书写。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历史还是当代，水患成了我们民族的心头大患，我们因一个水字吃了太多的亏。在我看来，这部大书的真正意义，不止是治水英雄的赞美诗，不止是华夏水利业绩的英雄谱。它的真正意义更在于当下和未来的国计民生；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治水史诗》毕竟不是一部专述中国治水史的学术专著，它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就要有文学性，只有具有文学性，它才会更具感染力和情感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治水史诗》的价值我们又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谈论：

第一，对水危机意识缺乏的揭示。人尽皆知的是，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资料表明：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仅2002年，全国淡水取用量达到5497亿立方米，大约占世界年取用量的13%，是美国1995年淡水供应量4700亿立方米的约1.2倍。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闹水荒，80年代以来，中国的水荒由局部逐渐蔓延至全国，情势越来越严重，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已经带来了严重影响。这种情况对某些局部省区来说更为严峻。焦祖尧在《大河走高原——引黄入晋工程素描》中报告：山西十年九旱，天下共知。“山西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来源是降雨。河川径流量与降水直接有关。全省平均年降水量仅有534毫米。天上降下的这点雨，山西人能用了也好，实际上大部分都流入了黄河。从南到北的一千余公里中，有偏关的偏关河、汾河等13条干流河道入注黄河。山西降雨大都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雨后洪水挟带大量黄土流入黄河，每年流入黄河的泥土达5.4亿吨。”山西只有超采地下水，于是便发生了恶性循环。一方面是水的紧缺，一方面是没有节制的浪费。在这篇文章中，焦祖尧引用了这样一个材料：世界银行对引黄工程进行考察期间，引黄指挥部编印了多期《每日快报》，其中有一则报道，标题是《库切尔幽了山西人一默》。大意是某日下午，世行专家库切尔在谈罢山西在水资源紧缺的状态下如何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他们下榻在山西大酒店，房间里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一天到晚都漏水。作为房客，他们只需交房费就行了，耗水多少与他们无关；这不同于打电话和用餐，打电话以分钟和距离计价，用餐以菜的品种和数量计价，房间里耗水多少都不会与他们算账。“可是先生们……”。这也可能是一则笑话，但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水资源严重浪费的程度，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肯定不是个别的。责任不止是制订大政方针，它更在细枝末节的落实上。因此，强化全民的水危机意识好节约用水，应该比找水治水更为迫切。在《中国治水史诗》中，对水危机意识匮乏的揭示比比皆是。因为这个危机比水危机本身更可怕。

还有，张炜和李亦在《大河徙——黄河口笔记》中报告说：在黄河入海口的“孤岛”上，曾有一大片野生树林，经过不断地人工植树，在海边上形成了近20万亩规模的大林场。这林场对入海口的生态影响巨大，她不仅养育了万匹良马，还有效地阻止了海潮的侵蚀，是海口地区阻挡海风的大屏障，也是百万人的天然氧吧。经济大潮袭来时，杨、柳、槐、榆等没有多少经济价值的树就得靠边站了。它们被连根拔起弃之河滩，取而代之的是桃、梨、杏、苹果、核桃、山楂等所谓的经济树，经济树并没有带来经济效果，而“孤岛”上的这片绿色却慢慢消失了。无奈，又建起了酿酒厂，曾经芳香四溢的林场，就只有刺鼻的酒糟味了。这个报告说明的是环境危机意识的匮乏。水资源的保护，最重要的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在那些愚蠢做法面前，眼前利益就这样将环境毁掉了。

就在我写这篇评论的时候，2011年3月31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会议强调：

力争到2030年，使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趋于良性循环，城乡环境清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征、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将青藏高原划分为生态安全保育区、城镇环境安全维护区、农牧业环境安全保障区、资源区和预留区等其他地区，并制定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二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等1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点，强化草地、湿地、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治理，加强土地整治和地质灾害防治，提高自然保护区管护水平。三要加大环境污染防治力度。优先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治理，全力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四要提高生态环境监管和科研能力。建设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完善法规标准，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执法能力建设，严格执法监督。五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积极稳妥地推进游牧民定居工程，实施传统能源替代。

这篇报道振奋人心。国家的具体规划和文学家的生动揭示，一定会改变我们水资源危机意识匮乏的现状。

文学性，是决定这部“史诗”是否是文学作品、是否能传之久远的前提。参加写作的作家均为我国著名或知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功力决定了这部大书的形象和生动。即便上述我从其他角度评论这部作品的时候，那些具体的引证也从不同方面证实了《中国治水史诗》文学性的无处不在。限于篇幅，我不再具体分析。读者自会从中读出它的文学体会。

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是一件惠及当代、利在千秋的盛事。同时，这部作品的出版，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中国文学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失去联系。中国作家的热血与良知，就这样激荡在他们的襟怀间。

（本文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