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治水史诗》的诞生

缪俊杰

首都，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2010年7月3日，《中国治水史诗》首发式暨座谈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到会的中央有关领导，文艺界、新闻界以及有关各界著名人士的席位上，摆放着一部二百五十万字的大书（上下卷）。著名政治活动家、该书总顾问叶选平先生书写的“中国治水史诗”6个遒劲秀美的大字，在封面上闪耀。与会者兴奋地称赞这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的史诗式的著作，是我国自《水经注》以来难得的有关水利的华章。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共和国上将、著名诗人周克玉先生作诗咏赞：“百位诗仙著水经，程门杨将领旗旌。戎禹蜀郡惊梦喜，大吕黄钟遗世倾。疏凿贯通利万众，道遵势顺循者荣。古来经验堪珍贵，要知功效在践行。”他所说的“百位诗仙”是指参与本书写作的近百位著名实力派作家；而高举旌旗的“程门杨将”，指的则是本书的总策划杨钦欢先生和本书主持人、主编之一程贤章先生。当我们在回顾这部巨著问世时，不能忘记为这部书的写作、出版给予支持的功臣们，特别是它的总策划杨钦欢先生和程贤章先生。我为这部书的出版做过一点工作，本书杨先生的“序言”和程先生的“后记”都多次提到。我在这里提供一些情况作为这部书出世的见证，谈些看法也算我对本书的评说。

一、“前瞻”：策划者的目光和思路

水利，是国家的命脉，民族的命脉，人民生存的命脉。兴水利，除水害，是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事，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主政者治国安邦的大事。水利兴则举国欢，水利虐则国家悲。广东梅州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经理杨钦欢从上学懂事时候起就在琢磨这个道理。他在改革开放时代兴办实业，几经摸索，最后还是归宿在“搞水利”、兴办水利产业这条道路上。他对水利情有独钟。有一次，他在同老作家程贤章谈话中说到：“我一直认为，从某种意义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现在，哪个明君不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夏禹的传说，都江堰和灵渠，都记载着明君名臣名人的千秋功业。我想，今天我们讲发展，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留下绿水，然而我们呼唤的声音还不够强大，常常被市场的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我想求助于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会不会唤起某些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良知呢？”（见《序言》）

杨钦欢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观照中，把问题提到了文化的高度。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个民族的灵魂。他想要求助历史，他想要通过弘扬历史文化来唤起人们对历史和未来的良知。从这里可以看出，杨钦欢对于问题的思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不仅自己自省、践行，还要通过某种努力，某种行为规范，来唤起社会需求的良知。

但是，从思想到行动，从反思到实践，毕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做不成大事业的。有些人虽有高人一筹的思想，不一定有高人一筹的行动。杨钦欢想使自己的思想得到超越，开始从思想走向行动。他求贤若渴，虚心拜师求教。他想到了对他来说亦师亦友的程贤章先生。从年龄和经历来说，程贤章是他的叔辈、师辈，但眼下程贤章又是他企业内的一名“职工”。这位编外职工程贤章是资力颇深的老作家、原广东省文学院院长，退休后告老还乡，回到了他生于斯养于斯的故乡梅州，并把党的组织关系落户到梅雁公司，以普通党员身份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每年被公司评为“优秀党员”。在一个组织里，党员对党员、同志之间就好交心了。在一次闲聊中，杨钦欢同程贤章谈到当下国家的水电开发情况，谈到对水利事业的看法。也谈到想编一部书，借鉴历史，启发国人，特别是水利干部的“良知”。虽属闲谈，但思路很明确。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程贤章听了杨钦欢的一席话，拍案而起，激动地说：“你说得太好了。这样吧，你先注资一笔经费，我来接招。”杨钦欢听到程贤章要“接招”，心情激动。但他知道，程贤章是靠近八十岁的人了，为何要“接招”？想问个明白。便问道：“你为何接招？”程贤章很干脆地回答说：“这题目太好了，千年一遇。中国太需要一部治水史了。”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一次略带“前瞻性”的对话，也就是这部书最初的策划。

我为什么用“前瞻性”来说他们这次谈话呢？中国的语言丰富得很，同是一个意思放到不同人的身上，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如果这两位谈话的人，有一个大人物，就可能使用“高瞻远瞩”这个词了，一定会说某某伟人“高瞻远瞩”。而在伟大的历史面前，程贤章和杨钦欢还不是“大人物”。他们的思想虽然很“超前”，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仍然不用“高瞻远瞩”这个词称赞他们，而是用“前瞻性”。否则就有“僭越”之嫌，或者被人指为“用词不当”。

为什么说程贤章和杨钦欢这次谈话具有“前瞻性”呢？事物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程、杨作出这个决策是在2009年初，大概是那年春节前后吧。他们说干就干，工作紧锣密鼓地在进行。一年多功夫，于2010年5月，这部二百多万字的治水史书就出版了。

过了半年，即2010年12月31日，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这个《决定》真是说到全国人民心坎上了，说到策划《中国治水史诗》的程贤章、杨钦欢的心坎上了。这个《决定》一开头就说：“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下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利资源可持续利用。”说得何等好啊。中央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智慧，又用这种集体的智慧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杨、程两位在思想认识上的“前瞻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阅看这本大书的初稿时，读到广西著名作家冯艺一篇文章：《雁鸣柳江》。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夏天。文章记录了杨钦欢关于水利建设的一段谈话。文章写道：“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给广西的水电开发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被称为红水河龙头电站、装机容量仅次于三峡的世界级巨坝龙滩水电站动工兴建，成为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程，它与世界魁首三峡电站遥相呼应，展现了我国水电工业的灿烂前景，把广西的水电开发推向了鼎盛时期……因为敏锐，因为胆识，使杨钦欢一开始就瞄准了柳州市推介的柳江红花水电站……杨钦欢清楚地认识到水电是一种清洁廉价和可再生能源，世界各国十分重视水电开发……这远景是西部的诱惑，把东部的杨钦欢紧紧地吸引。杨钦欢心头正在描绘着他的蓝图。”冯艺在文章中还写道：“采访中，我得知他（杨钦欢）是一个很低调，几乎不出席大型活动，甚至连自己赞助的项目落成都不拿剪刀、不喜欢被媒体报道的人。他说，他喜欢本分地做好工作，说干就干，不要畏惧失败。脚下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攀登之路，充满艰辛和挑战，要把梅雁建成‘百年企业’，必须全力以赴。……坚决、果断、雷厉风行，这是柳州市政府评价梅雁集团时用得最多的词。是的，正是他们的坚决、果断造就了项目提前就投入运行的辉煌成绩。”

杨钦欢做实业如此，做文化事业也是如此。他同程贤章商定要做“治水史”这个巨大文化项目时，不计个人和企业的名利得失，立即注入巨资，让老作家程贤章带着一拨人大胆地干。就这样，同心干，灯火斑斓梅江畔。在广东偏东北的山区一隅，梅江岸边的客都大酒店里，开始了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

二、躬行：刀山火海都要闯

现在，我想转过来写一写“治水史诗”的策划者和执行主编程贤章先生了。程贤章是大家熟悉的广东老作家。为了说明他在编纂“治水史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拼命三郎”精神，我还想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经历。这位在印尼度过童年的广东梅县丙村的农民的儿子，新中国成立后回到故乡，大学毕业后当过文化教员，报社记者，甚至当过县级“高官”，后来当了专业作家。30岁开始写小说，发表出版过《樟田河》、《彩色的大地》、《胭脂河》、《云彩国》、《青春无悔》、《神仙·老虎·狗》、《围龙》、《神仙洞》、《大迁徙》等十余部长篇小说，近些年还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几次到北京领过奖。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办文化事业，他都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拼命三郎”精神。这次编“治水史诗”，也充分表现出他的“拼命三郎”本色。

作为一个作家，程贤章深谙“文学来自生活”的道理。他知道，即使作为一个编辑家，要编一部好书，也必须了解熟悉他编的书所反映的内容和描写的对象。他知道，要编一部中国的治水史，必须对中国历史上治水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工程有所了解。于是，他下定决心先去各大型水利工程考察一番。

到哪里？他首先想到大禹出生地川西北和秦代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相传大禹是川北人，至少他的祖先是出自川北。历史上有“禹生川北”的说法。川北也就是今天四川绵阳的地界。恰好，都江堰也在川西北。于是他决定先去探访川西北，去看一看那享誉几千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2009年5月，也就是四川“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日子，他带着他的助手罗炜新和程勇芳奔赴四川成都。他选择这个日子是有特殊含意的。因为在地震发生时他没有能够奔赴现场参加救灾，而一周年之后去，是想去凭吊地震灾害的遇难者，用来赎自己的道义和责任，给自己一丝慰藉。他想亲自去汶川、什邡和映秀。他们行程的第一站，是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他看到了一个奇迹，汶川、映秀等地虽然被毁了，二王庙也损毁了，“而雄伟的2000多岁的老人——都江堰，除了‘鱼嘴’震裂一条缝外，依然英雄般地屹立在浪花飞卷的岷江中，依然滋润灌溉着肥美的成都平原”。他看到此情此景，深刻地感到“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奇迹，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关注都江堰”。他想：“2000多年前建堰的水圣有什么绝招？”“都江堰，奇迹、神秘，客观存在有密码吗？”他从都江堰回来之后，同杨钦欢谈起都江堰的密码。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定要请作家再写都江堰，把古人总结出的“深淘滩低作堰”的秘密，用诗一般的语言告知今天广大的群众。对历史上那个水圣李冰父子给予更充分的历史评价。

程贤章从川西北参观考察都江堰回到广东，又去考察了建于秦代的广西“灵渠”。“北有长城，南有灵渠”成为千年佳话，灵渠千年犹存。他了解到，修建“灵渠”的灵感，大都来自秦始皇曾祖父当朝时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这样一个看法形成了，那就是更加广泛地去考察古代的水利工程。

程贤章想到了新疆的“坎儿井”。“坎儿井”是新疆天山南北的著名历史水利工程。但程贤章居住的梅州离新疆的“坎儿井”几千公里。这时正是7月，7月盛暑正是新疆“火州”发威的季节，也称为“七月流火”的季节。程贤章毫不犹豫地买好机票飞赴新疆乌鲁木齐。那时，乌市刚经历过“7·5”事件，社会还有点“乱”，杨钦欢劝他们晚一点去，程贤章没有退缩。他对杨总说：“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安全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程贤章的“固执”，正表现出他的智慧和刚强。他带着助手炜新和勇芳以“拼命三郎”的勇气和魄力，硬是飞赴新疆。到新疆后，程贤章写下的几篇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火焰山”一带的遭遇。程贤章写道：“读《西游记》就知道唐僧取经时经过火焰山，全凭孙悟空的法力向铁扇公主借来芭蕉扇。今年大暑第二天，我们就去闯火焰山，火焰撩起的是我的活力与热情，去吐鲁番，我们去考察水利工程坎儿井。”他又写道：“在新疆最难得一见的是水。高速公路沿河而修，坐车靠窗的位置上想一睹婀娜多姿的河水，那你百分之百会失望，惆怅半天。因为干涸的河全是沙石，滴水不见。”但是，他在天山脚下的吐鲁番却看到了坎儿井的奇观。“坎儿井长流的雪水使荒漠的大沙漠出现了绿洲，出现了盛产瓜果的沙漠江南。”这时，他下定决心，要请作家好好地写一写“坎儿井”奇观，歌颂包括林则徐、左宗棠这样一些对修建“坎儿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官吏。

程贤章和他的助手们走川西，上天山，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不是为了去猎奇。他们的心目中只装有那部书，那部还没有出世的大书。

经过一番考察，程贤章心里已经有些底气了，他从新疆直飞北京，他说，他是来找靠山，找支持的。他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请我去他住宿的那家酒店。对我说：“老缪，我们要编一本大书。我已经找到作家出版社的何建明社长。他是在水利部门工作过的作家，他支持我并答应担任该书的主编。我请你，是想通过你的影响获得新闻舆论界的支持。”我同程贤章已经交往二十年，是“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了。当晚我们就商定，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文艺报》等有关报刊的负责同志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请他们在舆论上给予支持。程贤章的另一位助手杨国立从梅州专程飞到北京，代表杨总主持新闻发布会。事遂人愿，这些新闻界的朋友给予了及时的帮助，陆续在报刊披露了这个信息。消息很快就传到杨总那里，杨总很高兴。他决定把《中国治水史诗》（当时还称为《中国治水史概要》）编辑部设在梅州。他要在“小地方”做一件大事。

程贤章并不满足于这些。他说：“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他一边请作家朋友（如陈世旭、杨克、缪俊杰等）帮忙替他们组稿，但是他的实地考察并没有停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他从北京东进，去济南、济宁考察黄河出海口和古运河。他们在济宁古老的街道上漫步，在古运河边徘徊，看见满载货物的木船在运河上航行，就仿佛看见了当年京杭大运河上舟楫繁忙的情景。他们又到东营去看黄河入海口，美丽的山东平原引出他们无限的遐想。他看到，黄河口淤积造成的一片湿地，是一片富有生命的世界。他们在济南找到了实力派作家张炜。张炜对他们的想法给了极其热情地支持。

回到梅州以后，程贤章坐在新设立的编辑部客房里，对他的助手罗炜新和程勇芳说：“这还不够，北方还没有去呢？”程老果决，说到做到。过了几天，他们就从深圳北飞4000多公里，飞抵长春，目标是去考察鸭绿江和东北其他几条河流。

对几个“广佬”来说，从当时还是摄氏32度的深圳，飞到已经摄氏零下3度的长春，无异于从火炉边跳到冰窖里。他们“一下飞机，果然寒风刺骨，雨夹雪更讨厌，湿冷湿冷，煞是难受”。他们以巨大的毅力挺了过来。在长春见了著名作家张笑天之后，又去黑龙江见作家阿成，再飞沈阳见刘兆林，去大连见邓刚。他们每到一地，不敢言“考察”，只说叩拜北方的大江大河。他们到了鸭绿江，掬一捧鸭绿江水，吮一口，洗个脸，心潮涌动；在松花江上，他们仿佛听到郑绪岚唱的一曲《太阳岛上》，在太平盛世也深埋着松花江的悲惨历史；在大连海边，重回他旧日游历过的黑石礁，对这里旧貌换新颜感慨良多。他把自己对这些古老江河的感受，熔铸到对治水的理想中了。后来在审稿过程中，他对每篇文章的意见，都贯穿着他对这些江河湖海考察的心灵体验。

“欲成此事要躬行”，这是一位具有责任心和担当精神的作家和编辑家的职业美德。当然，作为本书的执行主编，程贤章所付出的心力要多得多。这在其他作者的回忆中当会有更丰富的细节加以补充。

三、原则：编辑家的水平和风骨

编纂《中国治水史诗》这样的书，是一个大工程。编好这部书要依靠各方面的“合力”，而主编则是总工程师，是参谋长，也是“掌柜的”。

编辑家是文学诞生的产婆和保姆，不知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不过在文学史上历来有编辑家这个行当。孔夫子就是第一位大编辑家。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诗选《诗经》是孔夫子编辑的。《诗经》是一个包括五百多年漫长时代的作品，并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应该是由许多人在各个时代慢慢地收集的。但毫无疑问，孔子是整理过的。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把诗经中的诗配成“乐”加以诵唱。所以墨子在《非儒》篇里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把孔子“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这样的事，作为孔子的罪名加以攻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乐之音。”总之，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和弘扬是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世世代代的人不会忘记孔子的贡献。南朝梁武帝之子萧统（谥称昭明太子）是公认的大编辑家，编辑界的鼻祖。萧统少时遍读儒家经典，广集古今书籍三万多卷，辑《文选》三十卷，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准则，选出上自周代，下迄梁朝各种文体的代表作，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这就是著名的《昭明文选》。以后各朝各代均有大文学家做编纂工作，包括《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等图书总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两人编选的《古文观止》，把中国历代优秀的古代散文共二百二十二篇选为一集，成为旧社会读书人的必读范本。所以我说，作为文章选家、编辑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普及也是“功莫大焉”。

现在回到程贤章编选的《中国治水史诗》这件事上。这部书同古代选本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从过去现成的文章中编选，而是要自己组稿和编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创作过程，也是一个选编出版的过程。为了顺利编辑出版这部巨著，程贤章请出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一同担纲。程贤章在本书《后记》里说到：“找他，有两点希望：一是把何建明请出来做我的靠山，请他担纲《中国治水史诗》的主编；二是《中国治水史诗》成书后最好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这虽有一点功利目的，也在情理之中。何建明担当此任是当之无愧的。

开台锣鼓敲响之后，名家纷纷响应，稿件源源而来。程贤章棋高一着，请北京和江西、广东等地的资深编辑、作家为他看稿，审稿。他略带调侃地说：“一些大作家、名作家的稿子，我不敢动不敢改，但是像老缪这样的资深编辑，当了几十年编辑，又长期搞评论，改过很多作家的稿子，评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他改作家的稿子，也在情理之中，只要改得恰当，别人不会说什么。”在审稿过程中有了难题，程贤章又把旅居广州的作家陈世旭请过来，一起商量集体会诊，共同决定稿件的去留和修改。

程贤章表面看是书生，但也是很有决断的“将才”。他管起事来敢于发扬民主，也敢于集中，表现出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有两篇文稿发生一些看法上的分歧。一篇是写一批在押犯人在某地抗洪斗争中的表现的，作品写他们如何英勇，等等。文章写得有声有色，也有气势。作为文学作品是达到了发表水平的，但是考虑它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经过研究还是决定以不上为好。还有一篇是写某省治水的。兴修水利内容写得不多，但消极面写得不少，很容易引起歧义，决定这篇稿子也不上。但程贤章和杨钦欢两位宽以待人、厚待作家。为了尊重作家的劳动，决定稿子不上，稿费照发。对作家进行解释，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还有几篇稿件，都是著名作家写的，或因篇幅太长主题不突出；或因引文太多阐述发挥不够；或因内容上缺少某些环节和必要的交代，作为“史诗”的文稿，总感到有些欠缺。程贤章和几个审稿的同志，均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或由编辑删改，或退回作者进行修改，最后使稿件更加完善。

主编何建明的功劳当另文再说。令我感动的是，在整个组稿、编稿、审稿过程中，何建明曾亲自率作家出版社责编贺平同志到梅州审稿、定盘子。贺平为出版治水史诗日夜操劳，常常工作到深夜。广东各界也给以多方面的支持。主编在他的《后记》中都有充分的表述。

四、评价：“黄钟大吕遗世倾”

皇皇二百五十万字的巨著《中国治水史诗》出版面世了。社会怎么评价？文艺界怎么评价？将来历史会怎么评价？这都只能由实践去检验。上面提到的周克玉同志的诗句：“戎禹蜀郡惊梦喜，大吕黄钟遗世倾”也是一种评价，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究竟是“黄钟大吕”，还是“瓦釜雷鸣”？我看还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一下这部书的文本。我在读了这部书的原稿和出版后的这部称为“史诗”的书之后，得出如下几点印象。

第一，史料丰富，内涵深厚。

《中国治水史诗》从策划到成书，编辑者思路都非常明确：既不把它写成治水历史，也不把它搞成一部纯文学创作，而是要编成一部文史结合的史诗式的纪实文学作品。如果把这部书看成是一部纯粹的“治水史”，水利史方面的专家也许可以挑出不少缺陷。例如，中国历史上还有什么什么水利工程没有写进去，还有对什么什么水利工程的评价不充分等等。如果把它看成是一部纯文学作品，评论家们又可能从文学角度挑出毛病。如提出什么什么人物写得不够典型，人物性格不够突出，抒情性不够强烈，等等，但是，从文史结合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治水史诗》就有它独特的意义了。我觉得，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内涵深厚。全书打破惯例，不是按作家身份、地位、影响力排列，而是以书写的内容为主线，把它分为“黄淮卷”、“长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辽卷”、“西部卷”、“东南卷”等。虽是一种篇章编排上的选择，但也显示了内容上的丰厚。从这些水系的源流以及治水的历程，引发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流和历代治水工程惊心动魄的场面。全书的开篇是熊育群的《大禹治水回望》。“大禹治水”是中国百姓妇孺皆知的故事，这篇“回望”，不限于讲述世人皆知的传说，而是从学术的角度，以生动的文字探索了究竟有没有“禹”这个人物，他出生于何时何地，在治水方面有哪些作为？人们从作者所展示的史料和讲述的故事中，获得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知识。李林樱的《天下奇功都江堰》写的是先秦时代李冰父子率领古蜀先民们修筑都江堰的故事。尽管这个工程已是“家喻户晓”，但是作家以报告文学的笔法，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重新组接了历史材料，成为“故事新编”，而引起人们的关注。黄伟林的《北有长城，南有灵渠》，写了同样具有伟大意义却被历史遗忘了的水利工程。作家钩沉史料，把春秋战国时期在广西修建灵渠的历史背景、技术条件、以及灵渠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描绘和评估，给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冷梦的《大唐魂归》，写西安市重修环绕古都长安的浐、灞河的故事，把它和秦国时期（公元前246年）一个叫郑国的工程师修陕西郑国渠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观照。韩作荣的《隋炀帝与大运河》是一篇大散文。作者从京杭古运河第一锹土从杭州开挖的历史讲起，从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写到隋炀帝调集百万民工开凿通济渠。作品富有历史感。这里对隋炀帝其人的历史功过不作臧否，而是充分肯定了开凿大运河给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别开生面的历史评估。缪俊杰的《治水奇观福寿沟》写的是宋代治赣官员治理赣江的故事，作为水利专家的刘彝担任虔州（赣州）知军以后，发明了一种防洪措施，修建了一条地下排水系统叫福寿沟，有效地遏制了肆虐的洪水。这个排水系统使用了1000年，直到去年（2010年）赣江洪水期间，赣南人民还用福寿沟遏制洪水，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北美一家英文报纸《加拿大太阳报》刊登一个叫莫克姆（MALCOLM）的西方人写的一篇题为《古代的排水系统把城市从严重的洪水中拯救出来》的文章，谈赣州福寿沟在防洪中的作用。可见弘扬中国古代文明，对于提高今日中国的威望是有重要作用的。

还有一些领域，过去写治水的作品很少涉及过。如今作家们加以关注，写得引人入胜。王宗仁的《长江源头记》，提供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活生生的资料。作者写长江源头数十条支流的始点沱沱河，写长江北源楚玛河，写到这些长江源头最初开拓者的艰辛，写得很动人。作为一部治水“史诗”，这是难得的篇章。夏汉宁的《水经注：一部举世无双的地理巨著》，也是值得一读的很有价值的作品。

第二，气势磅礴，诗情洋溢。

作为一部“史诗”，“史”的成分不可或缺，没有“史”就不成其为“史诗”。刘勰说过：“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文心雕龙》）这部“治水史”既然称为“史诗”，就不能只有“史”而没有“诗”。没有诗情，史料再翔实也只能是一部史料意义上的文本。《中国治水史诗》够得上“诗”这个格，我认为主要是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气势磅礴，诗情洋溢，不仅以史料服人，也以“诗情”感人。

何建明的《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就是一部气势磅礴充满着诗情豪气的作品。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富饶的长江，千百年来以其雄浑的身影和咆哮的涛声带走了多少宝贵的资源。作品正是从“资源”这个角度入手，描写了几代伟人的“三峡梦”。“三峡梦”，几乎是同20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同悲同喜。从孙中山开始，几代伟人圆“三峡梦”的过程就是一部波澜起伏、惊天动地的历史，是一曲魂牵魄动、欲罢不能的壮歌。作品描绘了中国人要在三峡建大坝，利用水资源发电的历史过程。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依稀可见的规划；国民政府邀请美国专家的勘测；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诗意构想，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领导人民惊天动地的行动。长江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梦想一步步走向现实。作者以充满诗情的笔触，描写了三峡大坝从设计、移民到动工兴建的宏伟场面，描写了三峡建设者们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奋斗精神。作品以大笔写意和细节勾勒的笔法着重描写了三峡建设功臣们的精神风貌。一个个生动真实的人物感人至深，他们以奉献精神催人泪下。这是治理长江的“史”，也是歌颂母亲河的“诗”，一部气势磅礴充满豪气的诗。

在《中国治水史诗》中，名家们的一篇篇作品都充满诗情画意。蒋子龙是位以写小说见长的作家，而在《海河水系的沧桑》中，一改他的小说笔法，以丰赡的史料，描写海河水系的沧桑。海河是天津的血脉，是天津的母亲河，“自古以来，它就是一条条放荡不羁的河流。其复杂的扇形水系扇面极大，而扇柄极短，如一柄巨大蒲扇，铺盖着北国大地。”可是这条扇形水系，它的涝、旱、碱，给河北、天津人民带来多少灾难。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一定要根治海河”，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从“北水南调”——引滦入津，到“南水北调”——把长江的水，北调到黄淮平原、华北平原，调到北京、天津，想尽各种招数，来实现根治海河的伟大理想。作品写得很有气势，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现实的时代感。徐坤的《北京的水》也写得很有特色。我久居北京，知道北京没有像样的河流，怎么写北京治水？徐坤别开生面，写出了北京治水生动的历史。她不是凭空编造。北京本来有五大水系：永定河水系、潮白河水系、大清河水系、蓟运河水系和北运河水系。北京的母亲河原叫“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反映的就是这条河，古时有“小黄河”之称，康熙赐名为“永定河”。作者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夹带着对历史小说故事情节的叙述，如对《西游记》里“通天河”的描写，使读者感到兴味盎然。陈世旭的两篇作品都是写长江水系之一赣江治水的。一篇叫《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写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治水历史。另一篇题为《郁孤台下清江水》，写赣南山区治水历程。这两篇作品有历史沧桑的回顾，也有对治水文明的抒怀。“漫漫的历史长河，川流不息。勤劳智慧的江西人民创造了光辉璀璨的古代文明，描写浓墨重彩的近代画卷，更有能力谱写可歌可泣的现代篇章。”诗情画意、云卷云舒，写得自然而流畅。还有彭见明的《遍地明珠》、梁平的《嘉陵江记》都充满着诗情诗意，值得一读。

东北作家写松辽平原治水历史的篇章，也写得很有气势。阿成的《气壮山河的黑龙江》，张笑天、韩耀旗写吉林治水的《吉林——上善若水》，程树榛写嫩江治水的《红色之岸看碧涛》，刘兆林写辽宁治水的《辽河入海水轻清》，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他各地作家诗人的作品，也很有气势。写珠江水系治水的作品，如沈仁康的《山高水长话珠江》，杨克的《河源水传奇》，李钟声的《梅江在我心上流》，等等。写我国西部治水的，如董生龙的《三江源》，李霁宇、杨红昆的《滇池图》，崔治鑫的《雪域腹地的蓝色哈达》等都从追怀历史，写到现代人治水的艰难历程和卓越贡献。

第三，贴近现实，时代感强。

作为一部“史诗”，不只是写历史，使作品有深厚的历史感，更应该贴近现实使其有强烈的时代感。如果仅仅满足于钩沉历史，摘录史料而对活生生的现实不予关注，也容易沦为“掉书袋”式的史料集录。《中国治水史诗》的编者们在观照历史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到现实。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正是这部“史诗”的重要特色。一些写当代治水的篇章，写得很有气势，很有深度，令人赞为佳作。谭谈、纪红建的《湘中大血脉》，写的是湖南治水史上一座丰碑式的治水工程。韶水灌区工程关系到灌溉韶山、宁乡、湘潭、湘乡、双峰、岳麓和雨湖七个县市区约2500平方公里的百万亩农田。作品描写了这一工程从决策者、指挥员到工地上的普通员工的思想境界、奉献精神和忘我劳动。作者说：“那个传奇，那种精神，早已把滔滔洪波化成涓涓清流，流淌在湘中大地，也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中。”叶延滨的两篇作品：《流向北京的生命之河》是写“南水北调”工程的；《红旗渠，一座中国精神的丰碑》是写河南林州的红旗渠的修造。前者着重写宏大的构想和创造的智慧；后者则着重写艰难条件下的苦干实干。两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怀是一致的。那就是写出新中国人民群众创造的人间奇迹，写出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写出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精神。焦祖尧的《大河走高原》本是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报告文学，是写山西引黄入晋工程的。经过作者的补充、修改和删节，成为了一篇贴近现实的治水文章，虽长一些但值得一读。潘仁山的两篇作品《长缨在手缚苍龙》和《生命之水，生态之水》，前者写严重缺水的河北省人民治水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后者写凤凰涅槃之后的唐山人民科学找水、治水的经历。两文都有特色。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这部表现中国人民治水的宏大史诗中，也写到香港、澳门和台湾治水。杨克的《粤港情深》写东江碧水引入香港的故事；南翔的《香港澳门供水治水填海造地侧记》写澳门治水；蓝博洲的《曹公治水——一个河南人在台湾成神的传说》写一个叫曹瑾的河南人、这个被《清史稿》列入“循吏传”的县官在台湾领导人民治水成为水神的传说。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描写了这些特殊地区治水、供水的历程，从而使这部治水史诗更加全面，没有让这个地域在治水史中“缺席”而成为遗憾。

第四，文采飞扬，令人欣喜

参与《中国治水史诗》写作的作家固然是国家一流的实力派作家。他们的文笔是无可怀疑，无可挑剔的。但是一旦让他们改变枪法，从写小说变为写“史”，会不会受到史料的羁绊，在写作上有些拘束呢？事实证明，没有担心的必要。看了何建明、蒋子龙、陈世旭、王宗仁、徐坤等作家首先发来的文章，编者们精神为之一振。篇篇作品都文采飞扬，保持和发挥了作家们各自创作的特色。有些作家的文章就是一首诗、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李存葆、王光明的《龙滩赋》，言简味浓，是赋体之新篇，令人一新耳目；赵丽宏的《为了上海母亲河的清澈》，与其说是一篇“治水史”，不如说它是关于水的长篇散文，作者从上海关于水的传说故事，从“溯源”、“寻古”写到治水的“宣战”、“截污”、“圆梦”……直到结尾“我亲爱的母亲河”，文字优美流畅，处处散发着艺术美的亮光；叶兆言的《水上的文章》，用散文笔法，表达了作者有关水的思考，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其中“江苏的水文环境”，“关于桥和水”，“关于秦淮河”，“南京的魅力指数”，“关于大运河”，“范公堤烟雨”，“江南水乡和太湖佳处”等都写得很有韵味，令人回味无穷。

五、填词一首颂“史诗”

《中国治水史诗》内容宏富，文采斐然。拜读之余，感慨良多，附骥诗辈，填词一首，以记其盛，以颂其美。

渔家傲

赞《中国治水史诗》

华夏水神禹为范，

秦代灵渠都江堰。

兴利除害有前鉴，

水经注，

包罗宏富河川赞。

新纪治水奇迹现，

程杨立志编新篇。

名儒百位才斐然，

同心干，

灯火斑斓梅江畔。

2011年2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