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接着说：“再到后来，圣王不出，诸侯放肆，士人们到处乱发议论，杨朱和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你随便在大街上拿块石头一扔，砸着的人如果不是杨派的，那八成就是墨派的（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强调个人，强调自我，这就否定了对上的尽忠精神，简直目无君上；墨家主张兼爱，不分亲疏，把自己的父母和陌生人同样看待。这两派，一个是无君，一个是无父，无君无父那不就成了禽兽了吗？公明仪说过：‘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注意：这句话我就不翻译了，一来原文既很好懂，又很有力，二来，最重要的是，在“梁惠王篇”里孟老师曾经说过这话，现在完全就是一模一样的，也不知这话的版权到底归谁。）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不被消灭，那么孔子的学说就不容易得到发扬。唉，异端邪说忽悠了大众，把仁义的道路给堵塞住了。仁义的道路被堵塞，不也就等于率兽食人吗？而且还会人吃人啊！我很忧虑将来真会发生这样的惨状，便出来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我反对杨墨，驳斥谬论，让那些满嘴荒唐言的异端分子抬不起头来。”

万章在旁边越听越激动，赞叹道：“对，我们要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只脚！”

孟子情绪高涨，热泪盈眶：“如果心里盘踞着那些荒谬的学说，就会危害到正常工作，这也就等于危害了政治。即使什么时候下过雨再冒出几个圣人来，他们也一定会同意我的话的。”

孟子越说越激动：“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天下才得到太平；周公吞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百姓才得到安宁；孔子著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经》上说：‘攻打戎人和狄人，惩罚楚国和舒国，就没人还敢反抗我！’（这两句诗他老人家也是第二次引了，不过这次多引了一句。）像杨派和墨派这些无父无君的人，周公若在，一定会狠狠教训他们的！我和周公一样，也要端正人心，消除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我这是在继承大禹、周公和孔子这三位圣人的伟大事业啊，难道我是吃饱了撑的整天去跟人抬杠啊？我抬杠是迫不得已的呀！而能够勇敢地去跟杨派、墨派抬杠的人，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圣人门徒啊！”

——孟老师的这段长篇大论总算结束了。虽然他老人家讲古论今、慷慨激昂，可在我们现代读者看来，难免会有一些心惊胆战的感觉：如果这位爷当真手握了大权，还不把天下所有的不同声音全给掐死啊？

孟老师啊，您就没有多想一想，您之所以能在这里无所顾忌地批评杨朱、驳斥墨翟，还不都是因为您生活在一片宽松自由的学术空气里？

遗憾的是，孟老师在这里慷慨激昂所呼吁的事情在他死后终于实现了，先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其间虽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变奏，但也无非是以一种话语霸权代替另一种话语霸权。

人是无知的，至少对旁人经常是很无知的——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哈耶克说的，上边那段话里也有他的一份。当然了，哈老师的话同样是有自己的语境的，可人能认识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如果哈老师PK孟老师，想想就觉得有趣。

孟子为什么对杨朱、墨翟两派那么过不去呢，简直要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两派到底都怎么招惹他了？

当然，孟老师的斗争可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在他的眼里，杨派与墨派不是愚蠢就是丧心病狂。我们在前文已经见识过他老人家是怎么对付叛徒陈相和墨者夷之了，仿佛泰山压卵一般。这也怪陈相和夷之太不争气，才学个三脚猫的功夫就出来丢人现眼，所以他们是没什么太大的代表性的，就好比我们要领教一下华山派的剑法，不能说打败了岳灵珊就算完了。

咱们得找找岳不群和令狐冲去。

杨朱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众说纷纭，我们照例不去理会。他很有可能有些道家的渊源，和老子有些关系。

杨朱的主张确实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比如儒家非常注重名份，所谓名正才能言顺，言顺才能事成，比如杨过要娶小龙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就是因为这桩婚事“名不正，言不顺”，逾越了常规的社会秩序——徒弟怎么能娶师父呢，侄子怎么能娶姑姑呢？如果这都可以，那就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了，而变为了孔子最痛恨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这个问题要是到了杨朱那里就不一样了，杨朱最著名的一个主张是：“实无名，名无实。”然后他还说，“名者，伪而已矣。”

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先看后面那句：你们儒家不是最重视“名”吗，我杨朱却认为“名”这个东西是“伪”的。

——不要误解这个“伪”字，荀子就曾经因为这个字被人骂了好多年。

大家都知道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主张性本恶，荀子又在说了性本恶之后继续发挥，说善这东西是“伪”的——后人就把这个“伪”字和装腔作势耍心计联系到一起了，其实我们把“伪”字的左右结构拆开，就是“人为”，是artificial，这才是人家荀子的本意。同理，杨朱的“伪”也是“人为”，各位千万不要误会，不要以为这个字从一开始就是带有贬义的。

刚刚说过杨朱或许有道家渊源，反正他是崇尚自然天成的，这点和老子一样，既然如此，当然也就反对“人为”。我们再来看看“名”和“实”。

简单打个比方：张三是个“实”，李四也是个“实”，王麻子还是个“实”，这三位都是人，所以“人”就是他们的“名”。

再好比我们是黑木崖的哨兵，这天远远看见有敌人入侵，我们就得赶紧去向领导汇报。我们该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说：“华山派的人打来啦！”——这就是称“名”。

如果我们说：“岳不群、令狐冲和陆大有打来啦！”——这就是称“实”。

杨朱的态度是：不承认所谓“华山派”这个东西，而是认为岳不群就是岳不群，令狐冲就是令狐冲，陆大有就是陆大有，这三位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武功。

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比如有个杨朱的同胞来说：“张三在夷狄被人打了！”李四和王麻子他们一听，全都义愤填膺，气冲冲地说：“我们周人在外国受欺负了！不行！我们跟夷狄没完！”

——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的态度。可杨朱的态度却会是：“张三就是张三，这件事是张三在外国挨了某某人的打，不是周人在外国挨外国人的打。”

所以，在杨朱的眼里，张三和李四都是实实在在的个体存在，而周国、周人，这样的东西却是虚的，是“伪”的，是“人为”的概念。所以，杨朱说：“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应该‘为我’。”——孟子刚才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就是批评杨朱的这个观点。

孟子在这个批评之后不是还把杨朱和墨翟一起骂吗，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如果“禽兽”这个词不含贬义的话，那么，把杨朱说成禽兽倒也并不算错。杨朱就拿人类和动物作过比较，他说人的爪牙没什么厉害的，比不过老虎，腿脚也不灵，没羚羊跑得快，天冷了也不像鸟儿那样有羽毛保暖，这样看来，人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靠的是头脑。杨朱往下作了一个重要推论：“智之所贵，存我为贵。”

这个推论听上去可非常下作：难道人活着就只是为了让自己能更好地活下去吗？

我们知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高尚的，知道“大公无私”是高尚的，杨朱这套理论恰恰相反，主张的是“大私无公”，也难怪孟老师看他不顺眼了。

但杨朱在“智之所贵，存我为贵”这句话之后还有另外一句，也同样重要，叫做“力之所贱，侵物为贱”，这是说维护自己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好像很眼熟哦，两千多年前的杨朱能提出这套说法来，实在是太前卫了！

杨朱又把他的这种人生观扩展到世界观，扩展到治国大道，这就又出来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如果人人都“不损一毫”，人人都“不利天下”，天下就会大治。

是不是越看越眼熟啊？我们把杨朱的意思大略翻译一下：

“（一个个人）追求私利的动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一个与他的初衷风马牛不想及的结果，这个结果并不总是遗害于与他的动机无关的社会。通过对他自身利益的追求，他常常造福于社会，而且比他有意识地去为社会谋利更有效。我从没听说那些为社会公益所做的交易能给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名段，是不是很像很像啊？杨朱只是粗糙一些罢了，并且没能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关键概念，毕竟人家可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呢。

——以上就是杨朱思想的大略介绍。

是不是有人会问：“你说的这些都可靠吗？出处在哪里啊？”

我当然是有确实的出处哦，不信，你们去查查《列子》里的“杨朱篇”。

不过呢，嘿嘿，不过呢，这个“杨朱篇”还真不大可靠。

再来一个“不过”，不过，以上所讲的杨派思想还是多有旁证的，虽说或许不会“八九不离十”，但大体应该也能“四五不离六”。

杨朱的生平事迹可确证的实在不多，他的思想也没有在后世怎么流传下去——毕竟太前卫了啊——后人提起他来，多是因为他的一件生活小事富于哲理。

大家可能更熟悉“竹林七贤”里的阮籍，这位爷经常酒后开车，而且漫无目的，开到哪儿是哪儿，遇到死胡同实在开不了的时候，他就撒酒疯大哭，这就是“阮籍穷途之哭”的典故。阮籍的哭是因为对时事的痛心，诗人写诗的时候有时会把杨朱拉来和阮籍一块儿哭：阮籍哭得很响亮，杨朱哭得很哲学；阮籍是在死胡同哭，杨朱是在岔路口哭。

比如顾况诗里说：“杨朱并阮籍，未免哀途穷。”据说杨朱有一次走到岔路口上，才迈了一步，就放声哭起来了。怎么回事呢？他是突然感慨人生，觉得人生如同歧路，一步踏错，就会谬之千里。

为什么很多古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呢？因为唐朝有人把它给编到儿童读物里去了，小孩子从小就背，背着背着，就有一句“墨子悲丝，杨朱泣歧”，看，杨朱和墨翟又并列出现了。

这两句是说：墨子看见白丝，很伤心，因为他想到这丝既可以被染黑，也可以被染蓝，现在看着是白的，以后还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呢。这和杨朱在岔路口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我有时候看着我那个可爱的小外甥，会想：别看他现在这么可爱，没准儿以后会变成一个大坏蛋呢。是啊，周扒皮在三四岁的时候应该也是个招人疼的小娃娃吧？

再说说孟老师另一家论敌的祖师爷——墨子。

墨子其人在前文已经约略介绍了一些，也已经介绍过了他的一些思想，比如那个“三表”。现在再多讲两句。

墨子的主张仿佛处处都跟儒家对着干，存心斗气似的。他老人家在诸子百家里是个大另类，别人都是学术带头人，可墨子却是宗教领袖，而所谓墨家学派，大体也可以说是墨教。

墨家不仅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有一套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教主（钜子）对教众掌握着生杀大权。要做一名合格的墨家信徒并不容易，首先得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还要严格服从组织的规章制度，更要有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和杨朱一派真是泾渭分明，他们却同时都是孟子的敌人。

墨家知名的主张有“兼爱”和“非攻”，从字面看上去似乎是讲博爱与和平，但深究墨家人物的种种行为，还真不容易搞清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故事，说楚王想攻打宋国，公输般给楚王造了攻城利器——云梯，墨子听说了这个消息，便大老远地来见楚王，陈述和平信念，又和公输般斗法，一个个破了公输般的攻城手段。公输般急了，说：“我还有最后一招，我不说。”墨子不以为然：“你不过是想杀我罢了，可我告诉你，那也没用，因为我早派弟子们赶去宋国，用我刚才守城的办法在等着你们呢。”最后终于是个和平的收场。

这故事看完了让人很容易对墨家肃然起敬，但是，墨家信徒却很有可能后来聚集到了秦国，有一位钜子甚至还做了秦惠王的老师——商鞅被车裂就是这位秦惠王干的事。战国时代，在中原各国的眼里，秦国乃是虎狼之国，而商鞅虽死，商鞅的法制却被沿用下来，我们想象一下陕西那些淳朴的农民，你知道他们最高兴的是什么吗？是打仗。因为按照商鞅当年定下来的规矩，打仗是个拿提成的最好机会，比种地可强多了。所以墨家如果当真聚集在了秦国，这可真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了。

墨家后来也分了若干派别，其中有一些是专攻逻辑学的，“白马非马”的那位公孙龙很可能就是墨家人物。——这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吧？其实还真打得着，公孙龙论证“白马不是马”，这源头很可能就在《墨子》里论证的“小偷不是人”。再往上追：如果“小偷不是人”这个结论能被合乎逻辑地论证出来，那就意味着杀死小偷不等于杀人，所以敞开了杀也没关系。再往上追：墨家为什么这么恨小偷，因为小偷（也包括强盗）侵犯了私有财产。再往上追：《墨子》的“兼爱篇”说：“卿大夫们各自都爱自己的家而不爱别人的家，所以损人家而利己家；诸侯们各自都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才会攻打别人的国家来给自己的国家增加利益。”——那该怎么办呢？最好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也尊重别人的财产所有权，是谓“兼爱”。当然，这只是“兼爱”之一种。看，“白马非马”结果和“兼爱”还真八竿子打着了。

可惜孟老师没和新墨家当中的诡辩大师交过手，那应该才有看头呢。

杨与墨，当时的两大显学，杨派兴旺于东方的齐国，墨家聚集在西方的秦国，更有众多的支派高手遍及四海，这就是被孟老师视为眼中钉的两个大敌。孟老师可能太恨他们了，竟然把他们的主张上升到了“率兽食人”的高度，这可有扣帽子之嫌。在“梁惠王篇”里，“率兽食人”这个词可是形容暴君行暴政的，而稷下学风熏陶下的不同主张再可恨也不至于和暴君暴政相提并论吧——其实最重要的是，在稷下学风里，没有哪个学说是所谓的“主流”，各种学说、各种主张、各个大师或是傻蛋，都有各自的发言权，孟老师就算再怎么想把人家都灭了，在当时也没有这种可能。这种事情要等到大一统的时代才行。

说几句后话，孟老师大战杨、墨，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这可不是什么好名言，而是一顶扣在谁头上谁就得完蛋的大帽子，这就是那句“无父无君”。

大一统时代基本都是儒家的天下，儒家知识分子们继承着孟老师不遗余力打击异端邪说的精神，看谁的思想苗头不对，就把这顶“无父无君”大帽子扣上去。前文一再讲过，儒家讲究孝道，而孝道其实不是伦理而是政治；儒家讲究等级秩序，后儒更讲究服从和奴性。所以，把这些精神归结成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话，就是“在家是孝子，出门是忠臣”，可如果这个人“无父无君”了，那就意味着他“在家是逆子，出门是奸臣”，逆子奸臣人人得而诛之。

“逆子奸臣人人得而诛之”，这话看上去似乎理所当然，就像“见蛇不打三分罪”一样，但咱们要是找些个案看看，会发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大家都知道朱熹版教科书曾经是考试标准，其实在朱熹版之前不久，还有个王安石版。王安石这人聪明绝顶，脑瓜比朱熹可活泛得多，能把经典解释成什么样咱们不用看也能猜出个一二。那就不妨先换换脑子，别总谈经书了，看看王安石的两首诗吧。这两首诗总题为《明妃曲》，是写昭君出塞的，至少表面上是写昭君出塞的（咱们一会儿也得琢磨一下他的“微言大义”），在当时就影响很大、流传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