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商业化正处于过激和无序状态中关于文化生态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更适合于政府官员或者学者来谈，我冒昧来谈一点个人的感想。确实，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化是否强大来考量的。文化是否强大和我们的文化生态有着重要关联。

文化生态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论述，比如文化管制、文化自由度等等，这都是文化生态的重要方面。我想今天谈两个我感触比较深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文化的商业化问题。

文化的商业化，这些年谈得比较多，谈文化生态就不能不谈文化的商业化问题。如果我们把20世纪算作一个大工业时代，把21世纪算作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我觉得时代的变化使我们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变化。

大工业时代的文化是围绕着生产展开的，围绕生产展开的文化比较强调社会意志、团体意志和团体道德，它更多的是为了教化的功能而展开的。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文化是围绕着消费展开的。围绕消费展开的文化更多地与休闲娱乐和个人意志的张扬相关联。

在我看来，只要是文化，就一定是一种情感活动，情感活动的理想和目标应该是情感的升华、净化和丰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以娱乐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的商业化，正处在一种过激和无序的状态中。

对电视剧而言看重的是收视率，对电影而言是票房，以它们的高低多寡来定生死，定荣辱，这等于把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的缺点从部分推到了极端。文化本身的内容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式和噱头；质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推广它的平台和营销的手段。我们看近几年文化的潮头人物，我说的文化是广义上的文化，这些人及他们引起轰动的产品都不是文化含量很高的，而是赖于它强大的宣传炒作平台，化平庸为神奇，甚至化腐朽为神奇。这对文化长远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长远的发展，是没有太多好处的。

文化商业化缺乏理性

我们讲讲电视剧。

从事电视剧行业的人都知道，现在大家的脑筋都不是动在创作方面，首先想的是选材，什么题材好卖就拍什么；其次是演员阵容，无论这个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角色，只要他有收视号召就一定是重金约请；再下来是炒作，吸引观众。

现在，电视台把收视率放在了决定一切的位置，绝大多数档期都是以收视率的高低来定价格的。收视率这个东西其实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前阶段电视剧《亮剑》的收视率很高，这首先是由于它是军旅题材；第二是因为它放到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这个平台来播，因为这一时段的收视主流群体是中老年人和干部，如果把它放到央视八套，这一以年轻人和追求纯娱乐为目的的收视群体的频道上来，他们对《亮剑》这种题材就不一定有兴趣，收视率马上就会下来。

收视率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尼尔森和索福瑞的收视率统计方法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相差很大。现在，在北京装有5000个收视率的统计器，这和欧美家庭每户都有收视率统计器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我们今天有一万个人来听讲座，从中找三个人，其中两个人说海岩今天讲得不错，能不能就得出有66.6％的听众认为今天海岩讲得不错这个结论？但就是收视率，这样不“靠谱”的东西坐上了中国电视文化总裁判的位置。可见，我们文化的商业化到了多么缺乏理性的程度。

再说电影。近两年来，商业片的质量和它宣传炒作的程度是不成正比的。大家觉得艺术片肯定都是讲艺术的，但其实几乎大多数的艺术片都有着精密的商业策划。

投资艺术片的人之所以不投资商业片，完全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因为中国每年有几十部外国大片引进，加上一些国内的大制作商业片，一年一共52个星期，艺术片很难排上档期。所以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专门制作艺术片到海外的电影节上去拿一些奖，拿到奖多少可以卖一些拷贝，回到国内也算是师出有名。

有人嘲笑说，中国的艺术片不是给13亿中国人民拍的，而是给世界上其他52亿人拍的。拍艺术片的人会告诉你，他们的目标是哪一个电影节，这个电影节的选片风格是什么，甚至评委会的主要风格、取向是什么，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些的。所以我认为艺术片也在向商业的路线走。

我们再说小说。现在最好卖的小说不是海岩的小说，最好卖的是“80后”作家，甚至是“90后”作家的小说。因为青少年是图书的主要购买者，所以“80后”、“90后”的这些作家创作的小说，无论其风格是否重复，内容是否稚嫩，一概被出版商热烈追捧，强势推出。

“眼球经济”让新闻也走火入魔

再谈我们的新闻。我接触过的大多数记者非常有职业素养，但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些现象也让我颇有感触。比如在互联网上，港台明星和港台文化新闻占据了互联网新闻的很大篇幅。在新闻界，“眼球经济”效应似乎比影视、图书来得更明显。

我举两个例子，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论坛。谈到中国女性的美，主持人就问在场的嘉宾，您喜欢哪个女星。有的喜欢章子怡，有的喜欢赵薇，也有的喜欢李宇春。

主持人问我：“您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哪位女性？”我说：“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刘胡兰。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让我崇拜她，另外我们看到的刘胡兰是在画上的、雕塑上的，艺术作品中的她看起来很美，身材比例也很优美。”

第二天，报纸登出来的标题让我吓了一跳，“海岩喜欢刘胡兰，因为刘胡兰三围标准，身材热辣。”我特别不愿意别人对我小时候崇拜的人有如此轻浮的想法。

再举一个例子，那时候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刚上映，有记者请我来评价一下《十面埋伏》。我很警惕，我说我没看过。“那你周围的人总看过吧？”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看过没看过，没人跟我说过。”

“那你总看报纸了吧？报纸上对《十面埋伏》的评价还可以。”我说：“还可以，但好像剧本稍微差了一点。”“你认为这个怎么解决？”“剧本差就多打磨剧本，在编剧的投入上多增加一点。”第二天，报纸上登出的标题是：“海岩炮轰张艺谋，说张艺谋太抠门，不给编剧钱。”

隔了不久，又有记者来问我：“你炮轰张艺谋？”我说，“我没炮轰张艺谋，我只是说文学对影视的重要。”“那为什么你不给张艺谋写剧本。”“他没请我。”“如果要请你呢？”“他没有请我写剧本”“那他如果请你，你是不是写？”“我要看是不是适合写。”他说，“听说张艺谋是很折磨编剧的，剧本总是改来改去。”我说：“我要是写不了，就不写。”

第二天报纸上出来的标题是：“海岩绝不给张艺谋写剧本。”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了，怎么和张艺谋对着干上了？这就是无事生非，我们的媒体也被注意力经济搞得走火入魔了。

在一个国家，商业化对于文化的提升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商业化也导致了文化的低俗化。如果把市场作为首选任务，那低俗化是不可避免的。低俗化和文化的本质是相背的，低俗化无法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作品。

弱者心态如何振兴民族文化

我第二个感触比较深的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挤压。

20多年以前，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现在要讨论的是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中国文化如何自持，如何发展，如何振兴。

过去我们对外国文化缺乏了解，后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些统计：英国的辣妹演唱组合一年给英国的创汇超过了英国全国钢铁工业的创汇。一部电影《泰坦尼克号》全球的利润，超过了日本作为一个汽车工业大国和机械制造工业大国两个行业全年利润的总和。西方文化产业的能量是我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

现在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走过，我们年轻一代喜欢的东西，爱唱的歌曲，包括歌词，爱看的电影，喜欢的动漫，穿的服装，吃的食品，到处都是西方文化地毯式扩张的痕迹。我们中国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较量中，似乎处于劣势。我们的演出输出和收入的比例是10：1，我们的图书一年输出81个项目，进口大约是12000多个项目，这是不成比例的。

有人说，中国的电影进入了西方的主流院线。但外国每年有多少大片进来？不要说欧美国家，连亚洲地区，韩国、日本进入中国的文化产品和中国进入他们国家的文化产品，在数量上也不能比拟。

数量说明趋势。未来体现在年轻一代，不是我们在影响西方，而是西方在影响我们；不是西方更理解和接近我们，而是我们更理解和接纳西方。

有的人说我们也有很多作品在国外获奖。我们是有很多电影在国外拿到了奖项。正如刚才韩美林老师说到的，我们的艺术片由于是奔着国际奖项去的，所以艺术片的制作风格必然受这种商业目的的影响，不仅要投合电影节的风格和电影节选片人员的风格，而且还要符合西方的主流意识，符合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

近些年来，包括前几年在西方电影节获奖的中国作品，歌颂我们民族光明一面的比较少，暴露我们民族黑暗一面的比较多。在给我们中国文化带来奖杯，带来荣誉，带来面子的同时，我看了这些影片，不觉得中国人有什么面子，不觉得中国人在这些影片中传输给外国观众的形象，会使他们对中国人、中华民族有多少好感。

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承认，我看到的一些获奖的影片所描绘的生活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在屋里面怎么批评，怎么咒骂都是可以的，拿到外国就绝不能说家里怎么不好，父母怎么不好。

孔老夫子说过，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自己的父母、家庭有毛病，是把它张扬出去，还是为它遮掩，这里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城里面有一个特别富有的人，他在这个城里是最中心的人物，他说什么，什么就是标准。有一天，这个城里最穷的乞丐告诉别人，说这个富人跟他说话了，别人都不相信，别人问他说了什么？他说，我站在他门口，他推门出来说：“滚”。在穷人的心里，他的光荣就是富人和他说话。不管富人说的是好话还是坏话。

说中国不太好的一些影片在国外获奖，回国之后在媒体和公众那里获得欢呼声，就是穷人的心态。文学界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最高荣誉，电影界把好莱坞的奥斯卡奖或者戛纳、东京、柏林电影节看作最高荣誉，无非是要外国人的承认。这就是弱势心态。这种心态很难振兴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本土文化。

多元化时代，文化需要标准

有人说文化就是文化，分中外干吗？只要是好的文化就行。大家知道多数的中国文化人肯定不赞成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人更不赞成这个观点。西方现在对中国文化的开放程度，远远不如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开放程度。比如说中法文化年，我曾被中法文化年评为“最时尚作家”。中国介绍法国文化全部是好的，法国介绍中国文化却是有好有坏。

中国大量进口韩国电视剧，但中国电视剧进入韩国，据说韩国是非常抵制的，他们非常注意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作品进入欧美市场，特别是美国，就一定要符合美国人的主流意识、符合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对于本民族的凝聚力，对于本民族的长远发展，对于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关系，是最根本的基础，最基本的制约。

外国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悖的地方。外国的文化讲个性张扬，人性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而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内敛、自省、小我大公、忠孝仁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文化领域出现的很多是外国文化，比如一些书刊看起来是中国制造，实际上从形式到内容，到思想意识都是克隆西方的。

我觉得，文化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肩站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长期以来，精英文化和雅文化是有标准的，大众文化是缺少标准的。美国的大众文化是有标准的，好莱坞的影片大部分主导思想是正面的。而我们的大众文化处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我以前讲过，互联网时代是不缺信息的，缺的是真相和真理，真相和真理靠的是判断，判断靠的是标准，标准是要由我们的文化界和政府作出制度的安排。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美国的系列电影《哈利·波特》在制作的时候就定了一个原则，绝对不能有色情的、暴力的、血腥的和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情节和画面，因为一旦这个影片被定为限制年龄级别的影片，它的票房和利润就会失败，就会失掉青少年这个市场，这就是制度安排，这就是标准。

我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应当树立文化的多元化的标准，但更应该有我们主流文化的标准，传统文化需要创立我们新的标准。

——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三届“文化讲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