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出版社敢于冒险发表这样冗长的电视剧本。电视剧已经把角色们活现在屏幕上，而剧本，依然是毫无生气的铅字排列。

然而角色们出现在屏幕上，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具体而明确，这似乎又反而把一切情景和情绪都规定死了，似乎又不如那些固定的铅字，为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经历的读者，留出各不相同的想象空间。因此应当感谢出版社，为有兴趣读的人，提供了这样的方便。

你看到的不是福尔摩斯，不是邦德007，而是我们这块真实的土地上一个善良纯洁的青年。也许今天的读者会抱怨作品中那种过于理想化的讴歌，但周志明的成长道路与人格升华，确实常常引起我对青春的怀念。当人们为衣食利禄筋疲力尽的时候，当人们的相互信任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当人们一面鄙夷、憎恨，一面又制造着某些丑恶的时候，你不觉得当年的周志明和他的朋友们，给了你一片想象与回忆的晴天么！

愿你相信这一段故事绝非杜撰，对他们的熟悉与热爱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多年来我一直想忠实地浪漫地写下他们，也通过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尽情宣泄。把人物瞬间地理想化不能不是文学的一个武器，只要你尊重生活氛围的真实，只要你调动真情实感，读者对理想化的人物并不反感。

因为人们都需要感受美。

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愿意相信美。

丑陋来自虚假，枯燥缘于千篇一律。如果我们的主角总是那么机智勇敢；配角总是那么鲁莽幼稚；反角总是那么愚不可及，那不仅是读者的灾难也是文学的灾难。文学和读者只关心活生生的人。只有通过对人的灵魂和命运的探索，反过来拨动、感染、抚慰、甚至震撼人的心灵，影响人的生活态度，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学。

我多么喜欢周志明、严君、雷局长、马三耀、段兴玉、大陈、小陆、杜卫东，以及肖萌和她严厉的父亲，王涣德和他善良的一家。从八二年动笔写这部小说开始，我和他们朝夕相处，已经几度寒暑。我无意掩饰他们各自的缺点，我的所谓“理想化”，只是想将他们的缺点也写得美。读者可以为周志明的软弱、马三耀的粗鲁、施肖萌的糊涂和严君的“第三者插足”而焦急而惋惜，但我不希望对他们产生一丝一毫的厌恶和鄙夷。

我第一次写电视剧，我知道在一个影像的时代，电视连续剧的影响远远大于小说，甚至也大于电影，也知道一部好的电视剧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和一部不好的电视剧同样巨大的副作用，因而笔触所至，不免战战兢兢，深恐辜负了读者和观众。作为一篇急就章，粗糙幼稚只能请求原谅，也请求读者给我机会，下一次再写会比这次强。

不过作者告别读者，说一声再见也许不再见。但当我想到就要告别自己心爱的主人公和他的伙伴，想到新的生活会使我把他们长久地忘却，心里不免留恋。他们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转眼即逝的点滴，属于过去的时代，但作为我生命和灵魂的一段难忘的历程，也许到老，还会在记忆中重现！

能够理解那个时代的读者如果还关心着我们主人公近十年来的生存延续，关心着他今日的境遇和心态，以致希望看到《便衣警察》的续集的话，那是最使我惶惑不安的。我不敢妄断周志明能否在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日新月异的演变过程中，不失英雄本色。我有时想象如果继续使他囿于以往的认真与单纯，将会陷他于多么迂腐多么尴尬的境地。读者谅也无趣。但假使这样一个人真如我辈一样，十年来被各式炎凉际遇改造得脱胎换骨，变得复杂变得狡猾变得冷漠变得自私的话，岂非憾事？

这是后话。

——《便衣警察》剧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