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之法

死要面子，并不是说说玩的。

面子少说也比身体重要。事实上中国人为了面子，向来就不在乎“身受其害”。比方说，贸然地到别人家里做客，正巧人家在吃饭，尽管主人再三邀请你“一起随便吃点”，但为面子故，明明自己饥肠辘辘，也得婉辞，并坚持声明自己“刚刚吃过”。此即脸面重于身体之明证。因为身体受点损失，不过“皮肉之苦”；面子受了损失，那可是“心灵的创伤”。

当然，丧失面子，倒不一定即等于丧失性命，但伤人面子，却也至少也不下于折人胳膊断人腿。因此，一旦发生“侵面”事件，其严重性绝不亚于“人身伤害”。这时，被伤害的一方便一定会要求得到偿还，——或是由伤害者自动进行赔偿，或是南被伤害者自己设法得到补偿。反正是，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伤了面子当然也得赔面子。

对方自动进行赔偿，一般是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伤害乃是无意，而伤害的程度又不大。这时，如立即认赔，多半也都能化解矛盾，不致酿成大祸。通常的办法，是用自动降格的办法表示歉意，声称自己面子太小，没有资格和对方“相对”，——“对不起”。这样“一损对一损”，也就两下里扯平了。如果对方面子原本就大，双方原本就“对不起”，那就只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不是人”，“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泰山”等等。总之是以贬损自己，来变相地或直接地抬高对方，以此作为赔偿。这些办法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一个人的面子正如这个人本身，并不能独立地存在，而只能存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之中。当两个人“面对面”时，一方面子的亏损，即等于另一方面子的增益。此方的亏损越大，则另方的进账也越多。自己亏了自己，也就等于赔了对方。

不过，这种赔偿办法，一般只用于平辈之间，或卑者对尊者。尊者对卑者说话，有时也会故意贬损自己，比如哥哥对弟弟自称“愚兄”，长官对下属自称“学生”，国君对大臣自称“寡人”(意味寡德之人)等。但这往往是表示谦虚，笼络人心，并非赔礼道歉。

尊者是不能当真贬损自己的。他的赔偿办法，只能是设法给对方一个更大的面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写贾母因贾赦要强娶鸳鸯而“气得浑身打颤”，一肚子火发在正巧在旁的王夫人身上。王夫人与此事并无关联，贾母无端怪她，话说得又重，又是当着众人的面，她在众人之中又是地位最高的，自然很没有面子。及至探春提醒：“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贾母这才发现，错怪了王夫人。不但伤了王夫人的面子，对于“一贯英明”的自己而言，也是没有面子的。于是便先对薛姨妈(王夫人之妹)说：“可是我老糊涂了”，算是认错；又说：“你这个姐姐，他极孝顺”，实则进一步认错；又批评宝玉(王夫人之子)说：“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醒)我，看着你娘受委屈了”，这就已带赔礼性质；最后又要宝玉“快给你娘跪下，你说：太太别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纪了，看着宝玉罢”，这就已是赔罪了。这一下，王夫人自然捞足了面子，忙笑着拉起宝玉来：“断乎使不得，难道替老太太给我赔不是不成?”

显然，这里的症结是：贾母不能向王夫人赔不是(贾母既放不下这个身份，王夫人也消受不起)，而王夫人丢失的面子又只能由贾母帮她找回来。于是才有这么多拐弯抹角。薛姨妈在血缘上是王夫人的妹妹，在身份上又是亲戚，所以先拿她做转弯的契机，面子就比较好看；宝玉是王夫人的儿子，贾母的孙子，辈分最低而血缘最亲，拿他作替罪羊，既不伤面子，又不伤感情，赔偿了王夫人，自己却并不亏本。贾母的这个算盘，实在打得很精。但贾母却兴犹未尽，还要扳本，于是又批评凤姐(王夫人之侄女兼儿媳)说：“凤姐儿也不提我!”那凤姐也是面子专家，居然一口咬定：“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理由是：“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其实，贾母的“不是”，是错怪了人；凤姐的“不是”，则是没有提醒。但贾母的“不是”，是不能深究的；凤姐的“不是”，则又是冤枉的。以凤姐的身份地位，怎么能提醒?而贾母的错误，又怎么能揭发?凤姐既不能喊冤(会扫了贾母的面子)，又不能认账(原本没有错误)，只好胡搅蛮缠。然而效果却极好。不但贾母赚足了面子，连众人也都“笑起来了”。大家都有不是，大家又都有面子。倘若不是碰上这群面子精，哪有这样的好事?

当然，要玩这种“面子游戏”，也得大家都有眼色，懂得“游戏规则”才行。比如贾母要宝玉跪下替她赔罪时，王夫人就较不得真。一较真，就麻烦了：你犯的错误，凭什么要我儿子来认账?同样，当一个人对我们说“对不起”时，我们也不能当真去丈量一下，看看他的面子到底有多大，和我们的面子是“对得起”还是“对不起”。实际上，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对不起”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面子当真就比对方小。当真比对方小，说“对不起”就没意义了。所以，说“对不起”，并不吃亏，至少也能确证自己的面子其实并不太小。相反，如果说了“对不起”，对方还不依不饶，则冲突就会升级。因为这意味着对方并不承认大家面子一样大。你“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你既然不肯承认我说“对不起”是谦虚，是客气，是自贬，是给你面子，那就只好去证明你的面子原本就和我不一个量级，我对你的伤害原本就理所当然了。

补偿之法

赔偿是别人的事。别人伤害了咱们，当然归别人来赔。不过这也得对方的伤害乃是无意且伤害程度不大才行。如果对方的伤害是故意的，他就不会赔；如果伤得太重，也赔不起；如果那面子竟然是自己丢的，当然就更没有人来管。所有这些情况，都只能由丢面子者自己去设法寻求补偿。

补偿也包括两种：“自补”与“他补”。

所谓“自补”，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从自己这里把面子捞回来，其原则可以具体表述如下：凡因不慎或失误而因某事丧失面子者，可以通过另一事所获之面子而予以补偿。但一般说来，两事之间应有联系，且后一事之所获，应大于或至少等于前一事之所失。比如一个战士当了俘虏，是丢脸的事。但如果被俘后竟能越狱，且越狱途中又俘虏了敌人一个军官，便仍是英雄。又比如，一个少女被人强暴，也是丢脸的事。但如果竟能手刃强暴者，则也仍不失为烈女。

在这里，有两条原则是必须遵循的。一是“相关原则”，二是“等值原则”。比如一个男人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是没有面子的。这时，哪怕他正好得了奖，升了官，或者赚了一大笔钱，也于事无补。他只有再找一个女朋友，才能把面子补回来。而且，这个新找的女朋友，还得比原来那个更漂亮更让人羡慕才行。

不过，并非所有的事都可以自己去想办法。如果这面子是别人给弄掉的，自己就补不了。这就要有“他补”。所谓“他补”，就是从他人那里夺同面子。“他补”原则可以表述如下：凡因他人的伤害而丧失了面子的，可以通过伤害他人使其丧失面子而获得补偿。因为所有人的面子都是“相对”——相互面对的。如果我也能让你丢面子，则你让我丢掉的面子，也就算是找了回来。

当然，按照“等值原则”，加之于后者的伤害一般也应大于或至少等于前者之所受。比如，张三打了李四一耳光，则李四至少也要还张三一耳光，才能挽回面子。最好是，张三打了李四一耳光，李四则还张三两耳光；赵六踩了王五一脚，王五则打断赵六的腿。因为张三、赵六是发难者，占了“先”，因此必须加大还手分量，才有可能打个“平手”。张三挨了两耳光，赵六断了一条腿，当然也会认为是吃了亏，丢了面子，必得砍断李四的手或打断王五的腰，才会甘心。

这就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准则，即无论是恩是仇，都必须“回报”。而且回报的量级，还要大于给予者。“人敬我一尺”，则“我敬人一丈”；你伤了我的脸，则我一定要剥你的皮。当然，回报也不一定非得即时即地，也可以留待将来。报恩，可以是“来生做牛变马”；报仇，也可以“十年不晚”。但必须回报，则是一定的。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利息”也越高。比如这一回你只是打歪了我的鼻子，或降了我的官职，那么，十年之后再来报复，便可能会要你的脑袋，甚至将你满门抄斩。无论江湖、官场，都如此。中国历史上和生活中的仇仇相报，往往也就因此而愈演愈烈。

此外，在“面子之争”中，如果对方并未直接或有意损伤自己的面子，只是用较大的面子盖过了自己，从而间接地让自己丢了面子，那么，通常的做法，便是设法弄到更大的面子再盖过去，成为一种“面子竞赛”。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竞技活动”，其惊险和观赏程度并不亚于西人的赛球和赛马，而且还更有“文化味儿”，派头也更足。明朝某年间，有刘、项两家争面子。两家都是大族，夸富摆阔已无济于事，大打出手又有失体面，只好抬出祖宗来帮忙。有一日，刘家贴出一副对联，道是“两朝天子，一代名臣”。“两朝天子”，说的是刘邦创立的汉和刘裕创立的宋(南朝)，皇帝都姓刘；“一代名臣”，说的是明朝开国元勋、“诚意伯”刘基(伯温)，当然也姓刘。项家既没人当过皇帝，也没有出过名臣，看了这副对联，只有干瞪眼。后来，来了个过路的秀才，替项家撰得一联，道是：“烹天子父，为圣人师”。“烹天子父”，说的是楚汉相争时，项羽曾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军前扬言，要把老头子下油锅。没想到刘邦耍赖皮，说你我曾经结为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哥们”要是打算拿“咱爸”做菜吃，别忘了给“兄弟”我一碗汤喝。项羽无奈，只好不烹，但仍算得上是“烹天子父”。“为圣人师”，说的是春秋时代项橐(tuo)，《史记》上讲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刘伯温虽然是一代名臣，比孔子还差得远，更比不上孔子的老师。这一下，可把刘家给扎扎实实地压下去了。项家争足了面子，那秀才自然也挣足了银子。

圆场之法

面子比赛，有比不过的时候；棍棒相见，也有打不赢的时候。所以它们都并非获得补偿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更何况，“文斗”也好，“武斗”也好，都毕竟是既破财又伤心，还挺费神的事。弄得不好，还会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各社会阶层的势力均衡。均衡一打破，秩序便无非维持，很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没了面子。

所以，中国人又发明了一种解决面子争端的办法，那就是“讲和”。

讲和又叫圆场，其要义是“圆”。所谓“圆”，也就是让双方都有面子。这也不是完全办不到的事。因为冲突双方原本都是“面对面”的。

现在没有面子，无非是“翻了脸”。如能再翻过来，岂非重新“面对”?问题是，他们自己是翻不过来的。即便想翻，也拉不下这个脸。这就要有人出来“打圆场”。

所以，讲和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或几个)“和事佬”。和事佬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自己必须极有面子；第二，他必须有办法让双方都有面子。不能让双方都有面子是不行的。只能让一方有面子，那就不是“打圆场”，而是“拉偏架”了。自己没有面子就更不行。如果连自己的面子都成问题，又如何能保证大家都有面子?这就和体育竞赛中的裁判不大相同。和事佬和裁判一样，都必须“公正”，至少是必须看起来公正，但裁判可以判平局，也可以判输赢，而且裁判自己的竞技水平不一定要高于运动员。和事佬却只能判平局，不能判输赢，而且自己的面子一定要大过冲突的双方。俗话说，纸包不住火。和事佬要把冲突双方的“火”都包起来，他的面子就不能是纸做的。

有时，如果和事佬的面子特大，不用说什么，也能讲和。比如《水浒》中的那些好汉，都是“不打不相识”的。常常是为了一点小事，伤了面子，一言不和，便大打出手。不可开交之时，一位在江湖上极有“脸面”的人，比如晁盖、宋江，或次一等，吴用、戴宗也行，出“面”了，说大家都是兄弟，不要伤了和气。于是，双方收兵，握手言欢，尽释前嫌，结为兄弟，一起去吃酒，或去干“替天行道”的勾当。

所以，说到底，和事佬之所以能够和事，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面子。因为一个“有脸面”的和事佬来讲和，这本身就是“赏脸”的事，不能“给脸不要脸”。这时，哪怕心中不服，有气，憋屈，但，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只好不再计较。就说孙悟空，取经路上受了多少委屈多少气?可是观音菩萨出面了，打着如来佛祖的旗号说好话，也就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仍忍辱负重地保护那“对敌慈悲对友刁”的蠢和尚去西天。一身是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齐天大圣尚且如此，何况我辈芸芸众生?

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的某一方仍不肯善罢甘休，那就不但是自己“不要脸”，而且是不肯给那位“头面人物”以面子了。这时，他就必须承担和那位极有面子的和事佬“翻脸”的风险，也必须承担敌方由一股力量变成两股力量的风险。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和事佬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其施加给不肯“买账”者的报复，往往会数倍于原先的敌方，所以一般都不肯冒这种风险。相反，如果和事佬面子极大，则他的“出面”，本身就是极大的面子。“某某也出面为我主持公道呢!”“连某某也被惊动了呢!”这本身就是引以为荣的事，不但能够扳本，而且可能还有“红利”。

当然，斗也好，比也好，和也好，都是强者的事。倘若是弱者，便只有任人欺凌，如祥林嫂；或者向更弱的弱者去实施“他补”，如阿Q。阿Q是一个很要面子，又没有丝毫条件和能力获得面子的人。但凡这一类人，对于自己和他人面子的比例，从来就是估计错误的。阿Q因为自己没有胡子，便觉得有资格看不起王胡，结果是挨了王胡的打，面子和里子一起丢光；因为自己尚有辫子，又觉得有资格看不起假洋鬼子，结果又挨了假洋鬼子的打，面子和里子同样一起丢光。最后只好去欺负小尼姑。欺负小尼姑，原来是极丢脸的事，而阿Q竟以为大有面子，就因为能够博得酒店里闲人们的喝彩。酒店里的闲人们原本也大都是些没有多少面子可言的人，但能够观赏到一个比自己更没有面子的人欺负他人，便觉得自己也有面子，所以“九分得意地笑”。他们的观赏和喝彩，对于阿Q来说，就是“赏脸”，也就是“给面子”，所以阿Q要“十分得意地笑”。

不过，阿Q虽然一时也争得了面子，却也遭到了报复，——被小尼姑骂作“断子绝孙”。这就严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何况此话从小尼姑的口中骂出，其刻毒和力量更非同一般。你想，出家人“四大皆空，六根清净”，自己都不生育，哪里还管得了别人?所以“断子绝孙”云云，就不但是辱骂，而且是诅咒了。如果那小尼姑多少有点法力，或者佛门弟子都来同仇敌忾，则阿Q的麻烦就会更大。这样算下来，阿Q的欺负小尼姑，实在是一件赔本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