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袋，石榴裙

礼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无非两条。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所谓“合场合”，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相应地使用不同的服饰。比如参加正式会议，穿着太随便就不合适；而闲居在家，西装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礼仪的人，常常就会不停地换衣服。比如，行礼时着礼服，祭祀时着祭服，治丧时着丧服，上朝时着朝服，闲居时着燕服。穿什么衣服，就得配什么鞋。穿祭服着舄(重底鞋)，穿朝服着履(一般的鞋)，穿燕服着屦(葛麻制单底鞋)，出门着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这么多种，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但这些规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便是“失礼”。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合身份。中国古代的服饰是有制度的。什么人用什么服饰，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纹饰，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周代的时候，只有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妇人和庶人就只能穿衣裳相连的“深衣”。汉代的平民百姓则只能穿本色麻布，染个颜色都不行。唐以后，又规定明黄色为皇帝专用，所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也就意味着登上了帝位。明代则规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案，或一定品级的官员可用蟒，不得用龙。蟒袍和龙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龙袍的是皇上，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龙飞凤舞”。

用了高于自己身份的服饰，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许使用，则是极大的恩典，应予特别的炫耀和声明。比如，宋朝的时候，凡有资格穿紫色、绯色公服的官员，都必须佩挂金、银装饰的“鱼袋”。服紫佩挂金鱼袋，服绯佩挂银鱼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绯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职位品级太低，又有特殊情况(如出使等)，需要佩挂鱼袋，必须先借用紫、绯之服，时称“借紫”、“借绯”。如果穿紫佩鱼是皇上所赐，则是一种较高的荣誉，在填写自己的职衔时，必须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定服饰制度礼仪的博士聂崇义，就被赐紫服、佩金鱼袋。因此这位老兄的正式职衔的全称就是“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里挂个金鱼袋，也算一种职称，必须添进“干部履历表”里去，或印在“名片”上，还要特别说明是政府颁发的而不是借来的，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来则极为正常。

显然，在中国古代，服饰的等差，首先并不取决于“贫富”(有没有钱)，而是取决于“贵贱”(有没有衔)。没有地位，钱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谓“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也。汉制更规定，平民凡有一人经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锦、绣、绮等丝织品，也不得服用毛织品、细葛布和白细苎麻布。所以到了可以“卖官鬻爵”的年代，商人们都愿意花成千上万的银子，去“捐个前程”，买个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岩，靠帮左宗棠筹饷而“赏穿黄马褂”即是。总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礼”，衣服穿的不对头同样是“失礼”。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饰，那么一定的服饰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们的“身份证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大家熟知的“冠盖”(达官贵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侣)等。

又如“缙绅”，原指“系绅带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们上朝时，随身携带用来写“发言提纲”或做“会议记录”的狭长板子，有点像今天的“商务通”。这板子在不用时，就插在腰间那条绅带上，就像今人把呼机或手机别在皮带上一样。所以，缙绅也就是大臣。后来，凡是有系绅插笏之资格，再后来，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便都称为“缙绅”，又称“绅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皮带族”。不过，今天的“皮带族”可不都是绅士，甚至可能连“白领”都不是。至于现代“绅士”们，则八成是不会把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都别在皮带上的。

此外如“乌纱帽”、“石榴裙”，也都用于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乌纱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时装。戴“乌纱帽”的好歹也是个七品县令，穿“石榴裙”的则多半是都市丽人。再如“纨绔”，原本是指用细致洁白的薄绸(纨)做成的一种不连裆的套裤(绔)，类似于今之开裆裤。这种服装，依例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服用。贵胄子弟穿着这样“又轻又薄”的开裆裤到处吃喝玩乐，寻花问柳，自然“轻薄”得可以，所以“纨绔”又用来指古时的“高干子弟”和“轻薄少年”。至于长衫，则为儒生之服饰。孔乙己的一件长衫，尽管又脏又破，却决不肯脱下，就是害怕丢了他读书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礼仪

一个人的服饰既然由身份来决定，那么，身份的获得也就当然由服饰来表明。比方说，授予学位要戴博士帽，授予军衔要换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显然要屡屡变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后要死。有的人，还要担任和晋升职务，获取功名。这样，服饰的变换便贯穿一个人的终身，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冠礼和笄礼，说白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三个月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这两小撮头发，男孩留在左右两侧，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或抚摩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做“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问，加入家族。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这两束头发，男孩的状如兽角，叫做“总角”；女孩的状如树桠，叫做“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男孩长到二十岁(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命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或相反，或相关。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又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再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凭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或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

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是无须尊称的，故儿童无字。加冠加笄之后，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故冠礼和笄礼即“成年礼”。既已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就常常在举行冠礼和笄礼的同时，为子女订婚许嫁，而“冠礼”也往往称为“婚冠礼”。一个女孩子，到了十五岁，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婆家，便不举行笄礼，也不取字。因为未嫁之女决不能抛头露面与外人结交，只能藏在深闺，当然也就没有尊称的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闺中”。意思是女儿还小，还没有一个“字”，不是嫁不出去。其实她又哪里是在等待什么“字”，多半是当爹妈的还没有物色到“乘龙快婿”，或嫁妆还成问题罢了。

男子结发加冠后才能娶妻，女子许嫁后才能结发加笄，于是，“结发”就几乎成了“结婚”的同义词。当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可以叫做“结发夫妻”。“二婚”就不算。原则上讲，只有那些刚刚成年就结婚的，才好这么叫。刚刚成年就结婚，当然不可能结过好几回。所以，但凡第一次结婚的夫妻，也都可以称作“结发夫妻”，而不拘结婚时芳龄几何。但要说清楚，结发，即行冠礼笄礼，不是把夫妻两人的头发捆在一起。

有句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冠礼和笄礼作为“成丁礼”，当然是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不过到了周代，便只有贵族子弟成年以后才能“冠”，庶民子弟则只能“帻”，即只能用头巾把头包起来，而不能戴冠。可见，“高帽子”也不是人人都好随便戴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把恭维他人，称作“戴高帽子”；把喜欢别人吹捧，叫做“爱戴高帽子”。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高帽子才落到了“牛鬼蛇神”的头上。这也不奇怪。因为“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要“大革文化命”，服饰的文化意义，自然也就被颠倒了。

其实，这一大“发明”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被戴“高帽子”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想当然平时都爱戴“高帽子”，或戴过“高帽子”，那就让你们戴个够，看你们以后还想不想戴!

义务与修养

的确，“高帽子”是不好随便乱戴的，因为它意味着特殊的权利和义务。

就说“冠”。依周礼，贵族子弟之加冠，凡三次。首加“缁冠”，这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服饰。次则加“皮弁”，这是猎装和军帽，所以往往同时还要带剑。三加“爵弁”，乃“宗庙之冠”，地位仅次于“冕”。有冠有冕，自然“冠冕堂皇”。只有冠没有冕，也是不小的体面，何况还能佩剑?所以贵族子弟都很盼望着能早日加冠。

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贵族们的“冠”，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即便到死，也不能“免冠”。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内乱。战斗中，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做好的肉酱。

三次加冠后，初冠之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倾听他们的教诲。这很有必要。因为服饰不仅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同时还意味着道德的修养。就拿成年人的发式来说，无论贵族男子的“冠”，庶民男子的“帻”，还是女子的“笄”，都要束发。束发当然有实用的功能。古人留全发，倘不束在头顶，随风飘散，既不成体统，亦诸多不便。不过，在中国文化这里，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约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成年，就要接受社会道德律令的规范和约束，其标志就是“束发”，一如犹太人与上帝签约后的“割礼”。所以，束发的时候，主持仪式的嘉宾就要对束发者发表训词，也就是趁机进行道德教育吧。

显然，“修饰”也就是“修养”。蓬头垢面不但不雅观，而且不道德，因为那意味着不能修饰和约束自己，也就同时意味着不能接受社会道德的规范。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的“束修”，应理解为“束发修面”，而不是或不仅仅是通常说的“十条干肉”。即使是十条干肉，也不完全是或仅仅是学费，而主要表示自己能够接受老师的“约束”和“修饰”，因而才叫“束修”。同理，孔乙己穿长衫并不可笑，可笑的在于那件长衫又脏又破，不洗不补，与理应修饰的读书人身份不符，这才成为笑柄。

读书人为什么就特别要讲究修饰呢?因为他是“文人”，是“君子”，是“士”，因此不能不“文”。有一次，卫国大夫棘子成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一个君子只要有优秀的素质和品质就行了，何必还要修饰呢(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的回答是：如果文就是质，质就是文，虎豹的皮也就是犬羊的皮啦!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就像虎豹与犬羊。虎皮豹皮之所以比狗皮羊皮高贵，就因为虎豹的毛是有花纹(文)的。如果去掉这些有文采的毛，虎豹之皮也就与犬羊无异。同理，君子如果“不文”，又与小人何异?所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文饰首先是道德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漂亮好看。

其实，古代中国人的服饰，几乎无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比如冠就是贯，表示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意思；弁就是辩，表示辩明身份、明辨是非的意思；冕就是免(免是冕的本字)，也就是勉(勉本写作免)，表示勤勉国事，以德相勉的意思。又比如，衣就是依，表示依附；衽就是任，表示担任；襟就是禁，表示禁止；至于履，则表示履行职责、实践礼法，也表示脚踏实地、行得正站得直，等等。

最有趣的是饰物。比如戴冠冕的人，都要在两耳之处各垂一颗珠玉，叫做“充耳”。充耳并不真的要塞进耳朵，而是悬挂在耳旁，提醒戴冠者不要轻易听信谗言，叫做“充耳不闻”。冠冕的前后两方，则要悬挂玉串，提醒戴冠者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叫做“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也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意思。可惜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两个词的意思也就全变了，没多少人知道它们和服饰还有什么关系。

看来，服饰这玩意儿，意思还不小。

因此我们很想知道，它究竟都有些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