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君权还是民权，是墨子与孟子的分歧。

还是要从“尚同”说起。如果说，兼爱是墨家学说中最大的亮点，那么，尚同就是其最大的败笔。正是这一败笔，让我们很难认定墨子究竟是个好医生，还是坏医生。因为他这两副药方是自相矛盾的。“病人”一齐吃了下去，是死是活，没人知道。

墨子的药方怎么开出来的？源于他对当时社会之病的诊断。《墨子·兼爱上》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尚同上》则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显然，在墨子看来，天下大乱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不相爱（起不相爱），二是社会缺领导（生于无政长）。缺领导，社会就会处于乱七八糟的无政府状态，这是远古的情况。不相爱，社会就会处于自相残杀的战争状态，这是当时的情况。因此，墨子开出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缺领导的是“尚同”。

墨子这话，有点不好理解。从启废禅让，到墨子在世，世袭的君主制，大约已经实行了一千六百年，怎么能说是“无政长”？夏启之前，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也都有自己的领袖，怎么会缺领导？原来，墨子所谓“无政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缺领导，而是缺少能够统一人民思想、观念、意志的好领导。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古者民始生），还没有政治制度的时候（未有刑政之时），意见是不统一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一人则一义），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二人则二义），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十人则十义）。人越多，主张就越多（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所有的人，都说自己的主张对，别人的主张不对（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互相攻击，互相批判（交相非也）。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乱，若禽兽然”，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就像动物世界。究其所以，都因为缺少好的领导啊！这就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墨子·尚同上》）。

显然，墨子所谓“无政长”，与其说是“缺少好领导”，不如说是“意见不统一”。治理的办法，当然是对症下药，把人民的思想、观念、意志统一起来。那么，谁来统一呢？靠老百姓是不行的。老百姓人多嘴杂，议论多，心眼多，哪里统一得了？因此只能由执政者来统一，自下而上统一，这就叫“尚同”，即意见与上级相同。

不过这里还是有问题。老百姓固然人多嘴杂，执政者难道就不七嘴八舌？要知道，执政者也并非只有一个人呀！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也有办法。他的办法，是“逐级尚同”。按照《尚同中》的说法，就是先由里长统一村民的意见（一同其里之义），然后由里长率领村民“尚同乎乡长”。乡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然后率领乡民“尚同乎国君”。国君统一国民的意见，然后率领国民“尚同乎天子”（《尚同下》也有类似说法，不再重复）。村民意见分歧，里长统一不了，乡长说了算（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民意见分歧，乡长统一不了，国君说了算（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国民意见分歧，国君统一不了，天子说了算（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这样一来，就不怕意见多了。因为上级的上面还有上级。里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乡长。乡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国君。国君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

统一起来又怎么样呢？就可以实现兼爱了，因为普天之下都逐级尚同。只要天子兼爱，国君就会兼爱；国君兼爱，乡长就会兼爱；乡长兼爱，里长就会兼爱；里长兼爱，村民就会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兼爱。这就是实现兼爱的第三个办法──集权。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惜有风险：万一天子不兼爱呢？天子不兼爱，国君就不兼爱；国君不兼爱，乡长就不兼爱；乡长不兼爱，里长就不兼爱；里长不兼爱，村民就不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不兼爱。看来，逻辑这玩意，其实并不好玩。

好在墨子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不必忧虑，因为天子肯定兼爱。为什么肯定兼爱？因为天子是最圣明的。何况他还选择了次圣明的人担任国君，以便“一同其国之义”。国君呢？又在国内选择了再次圣明的人担任乡长里长，来协助自己。这些人，也都是贤良的，因此大可放心。那么，天子又为什么就肯定最圣明呢？因为正是为了“一同天下之义”，才“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中》）呀！天子如果不是最圣明的，怎么会选他？

这当然也有道理。遗憾的是，第一，我们不知道，那个最圣明的天子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民选？官选？还是天选？我们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世袭的天子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最圣明，世袭的国君也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次圣明？这些问题，墨子都没有说，我们也不能瞎猜，只能在心里嘀咕。

第二，就算天子是最圣明的，国君是次圣明的，乡长里长则是再次圣明的，他们也都是人，不是神，难道就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一点，墨子也想到了。他的办法，是规定上级必须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下级和群众也必须向上级反映情况。他甚至规定，上级有过失不能规劝，群众有好事没有报告，都要惩罚（《尚同上》和《尚同中》都提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墨子·尚同下》）。所以，下级必须说，上级必须听。那么，意见反映上去，与上级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听上级的。村民与里长意见不统一，听乡长的。乡民与乡长意见不统一，听国君的。国民与国君意见不统一，听天子的。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这是什么呢？表面上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是“君主独裁”。至少，也是“君主集权”，甚至“君主专政”。君主，拥有最高的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对争论的裁判权。这不是“君权至上”是什么？显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人民群众对统治者只能绝对服从。如果意见不一致，便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接受惩罚，哪有权利可言？甚至就连他们的提意见，也是义务，不是权利。爱民的墨子，居然完全无视民权，这可真有意思。

墨子的这个思想，也是儒家不能赞成的，至少孟子不赞成。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是高于君权的。谁都知道孟子有一句名言，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富贵荣华，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比方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但是，君主的这种尊崇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合格。如果不合格，比方说，像梁襄王那样“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那他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份尊崇。

那么，合格的君主有什么条件？

也有三个。第一，要“关注民生，与民同乐”。孟子认为，一个君主，最起码要能保证国民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如果像梁惠王那样，弄得“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王上》），那就是不合格的君主。在这个问题上，考核的标准也有三条。一是要做到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袄（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吃（七十者可以食肉）。这是孟子在《梁惠王上》提出的。为什么呢？因为“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就叫做“冻馁”（《孟子·尽心上》），君主也就不合格。这是一个可量化的硬指标，没有价钱好讲。

二是要关心弱势群体。孟子在《梁惠王下》说：年老而失去妻室的叫做鳏（老而无妻曰鳏），年老而失去丈夫的叫做寡（老而无夫曰寡），年老而失去儿女的叫做独（老而无子曰独），年幼而失去父亲的叫做孤（幼而无父曰孤）。这四种人，都是天底下最应该同情的（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不关心他们，也算不合格。这两条，算是基本标准。

第三个考核标准要高一些，就是要做到与民同乐。据《梁惠王下》，孟子曾多次与齐宣王谈仁政。在谈到要对弱势群体给予关注时，齐宣王表示，先生这话说得真好（善哉言乎）。孟子说，大王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齐宣王说，寡人有病，喜欢钱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宣王又说，寡人有病，喜欢女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说，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甚至还对齐宣王进行启发式教育。孟子说，听说大王喜欢音乐，有这事吗？齐宣王马上就变了脸色（王变乎色），说不好意思，寡人并非喜欢古典音乐，其实是喜欢流行歌曲（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说，喜欢流行歌曲也没什么不好，音乐都是一样的嘛！不过为臣想问一个问题：大王认为是一个人欣赏音乐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不若与人）。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一起欣赏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不若与众）。那么好了，与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要知道，能够与民同乐，那就天下归心，那就是王道呀（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可惜，这话孟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是第一个条件：关注民生，与民同乐。

合格君主的第二个条件，是要“了解民意，尊重事实”。孟子和墨子一样，也是主张贤人政治的。他理想中的治世，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与墨子的主张没什么两样。但是，孟子的选贤，却不是君主、长官、上级一个人说了算，不是墨子说的“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然后进行调查研究。孟子说，选拔官员，国君身边的人都说好，不算（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将军大夫们都说好，也不算（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人民群众都说好，就可以考察了（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考察下来发现确实好，才任命（见贤焉，然后用之）。也就是说，听民意，讲事实。选贤如此，杀人也一样，一定要“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只有这样，才“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也才是合格的君主。

合格君主的第三个条件，是要“尊重民权，对等交流”。孟子认为，人与人，都是一样的。即便是君臣，也要相互尊重。这话孔子也说过。孔子的说法，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也就是臣对君要忠诚，君对臣要客气。孟子就没那么客气，他的说法，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也把你当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君主。

君主不合格，又该怎么办呢？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抛弃他，让他去做孤家寡人；二是颠覆他，让他去做孤魂野鬼。据《孟子·万章下》，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问公卿。孟子说，有和王室同宗的公卿（贵戚之卿），有和王室不同宗族的公卿（异姓之卿），他们是不同的。如果是同宗的“贵戚之卿”，那么，君王有了大的过错，他们就要劝阻（君有大过则谏）。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废了他（易位）！齐宣王一听，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王勃然变乎色）。孟子说，大王不必紧张，臣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又问不同宗族的“异姓之卿”。孟子说，一样。他们的职责，也是“君有过则谏”。不同的是，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离开他（则去）！哈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孟子这样说，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民权高于君权”。在他看来，君权虽由天授，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因此名为天授，实为民授。也因此，如果君主太不像话，人民就有权利进行革命。齐宣王曾经问孟子，商汤作为夏桀的臣子，周武作为殷纣的臣子，怎么可以弑君呢？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贼仁者谓之贼），破坏义的叫做残（贼义者谓之残），贼仁残义的就叫做独夫（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我只听说过打倒那个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孟子·梁惠王上》）。

这就是儒家和墨家（准确地说是孟子和墨子）的第三个分歧：君权还是民权。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重重地投孟子一票，同时对墨子表示深深的遗憾，因为墨子其实也是维护民权的。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十个字，在《墨子》一书中多处可见，贯彻始终。墨子说的天下，当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要追求的利，也是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他的同情心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在他看来，社会的问题并非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坏乐崩，犯上作乱”，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以强凌弱，巧取豪夺”。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墨子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磨穿了鞋底，磨破了嘴皮。这种精神，实在值得崇敬！这种立场，也实在应该肯定。

相反，孔子和孟子，则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比孔子还更进一步：孔子只是讲“王道”，孟子则已经讲“王业”。比如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落实到什么呢？落实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讲“尊贤使能”，也是落实到“无敌于天下”。孟子还说：“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还有，与民同乐，也如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王业”了。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王业与霸业，那是只有一步之遥的。

看来，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出发点、目的地和实际结果，也并不总是一致。墨子为人民谋，结果是“君权重于民权”。孟子为君主谋，结果反倒是“民权高于君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那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评价一种思想和学说，不能只看立场和出发点，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墨子为什么会把问题看简单了呢？因为他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他那里，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物质生产；也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利，什么言论权利，当然都可以不要。

但这也顶多只是思想言论权利可以交出而已，为什么还必须交出，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呢？因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这就是墨子主张“君权重于民权”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啊，按照墨子的观点，人民群众如果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岂非“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弄得“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没大没小，乱成一团，“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人民群众将思想言论的权利交给统治者，自己只承担反映情况提意见的义务。这就是墨子的主张。

毫无疑问，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败笔。而墨子有此败笔，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张荫麟先生称之为“武士的行会”（《中国史纲》）。这样的团体，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事实上，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的组织内部，甚至可以动用私刑，处决违法乱纪的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这也是墨家与诸家的一大区别：墨家学派有如国家，师生之间有如君臣。儒家学派有如家庭，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至于道家和法家，则是连组织都没有的。这，又谁是谁非呢？

可惜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就在儒墨两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在中华大地上响起。这种声音认为，什么“仁爱还是兼爱”，什么“君权还是民权”，什么“改良还是革命”，都没有意义。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虑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要考虑不做什么和怎么不做。也就是说，顺其自然，或者无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对，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爱）是扬汤止沸，后者（兼爱）是杯水车薪。正确的方案是什么呢？釜底抽薪。

我们知道，发出这个声音的是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