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孔子，得先知道他是什么人。

孔子是什么人？拿这问题问中国人，十有八九会说是“圣人”。孔圣人嘛，谁不知道？孟子就说得更明确，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这话什么意思？鲁迅先生说除了翻译为“摩登圣人”，没有别的法子（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照我看来，如果搁到现在，大约也可以叫“文化超男”。

当然“摩登圣人”也好，“文化超男”也罢，都不是孟子的原意。孟子的原意，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孟子说，圣人，有四种。伯夷，是“圣之清者”，也就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负责的”。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就是“圣人中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孔子善于处世。孟子说，孔夫子的处世之道，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该离开就离开，走得快快的；该呆着就呆着，呆得长长的；该隐居就隐居，决不贪图名利；该做官就做官，也不自命清高。总而言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很知道因时制宜，所以是“圣之时者”。

孟子这话可以讨论。孔子的选择，恐怕没那么自如，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这一点，读完本章就会明白。同样，圣人这个头衔，孔子也十有八九不会认同。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只不过去世以后，管不着了，只能由着别人说。但倘若知道孟子称他“圣之时者”，则多半会怀疑是不是讽刺。

孔子不是圣人，是什么人？他老人家自己的说法，是普通人。《论语》一书中，孔子两次说到“吾犹人也”，一次在《述而》，一次在《颜渊》。就是说，我和别人差不多。或者说，我也是个人，与别人没什么两样。

那么，孔子是普通人吗？

是，至少原本是。孔子，名丘，字仲尼，尊称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或者七十四岁（算法不同）。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的贵族。而且追根溯源，还是商汤的后代。后来，孔氏家道中落，又受到权贵威胁，便迁到了鲁国，其实是移民。孔子本人，则生于鲁国，长于鲁国。就是说，他祖籍是宋，国籍是鲁。宋为商之后，鲁为周之后。孔子身上，有两种文化的交融。

移民到鲁国的孔家，已经没有了在宋国的风光。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音核），只当过“县级干部”（邑宰），而且在孔子三岁那年就去世了。所以，孔子的童年，很苦；他的一生，也不顺。不过这种苦，这种不顺，反倒成全了孔子，使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也就是说，孔子即便是圣人，那也是苦出来、逼出来的圣人。

这样说，有证据吗？有。据《论语·子罕》，有一个高官（太宰）曾惊异于孔子的学问，就去问他的一个学生：你们老师只怕是圣人吧（夫子圣者与），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才能（何其多能也）？这个学生马上就回应说，当然啦，老天爷原本就要我们先生当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嘛（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孔子的这个学生，就是子贡。子贡，姓端沐，名赐，子贡是他的字。端沐，也有写成“端木”的；子贡，也有写成“子赣”的。这些写法都对，不算硬伤。子贡是卫国人，生于公元前520年，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此人的特点，是头脑灵光，能说会道。无论办外交，还是做生意，都得心应手。他和颜回、子路一样，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子贡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也很多（28次），仅次于子路（42次），排第二（并列第三的，是颜回和子夏，21次）。孔子的许多名言，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对子贡说的；孔子学说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也是子贡总结出来的。如果他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这话就没资格说。

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很亲密，也很随便，随便到孔子常常会调侃他。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是个东西，是个器皿（器也）。子贡又问：是什么器皿？孔子说，瑚琏呀！瑚琏，是宗庙里的礼器，与簠簋同类，也有人说就是簠簋，总之是用来盛放米饭之类食品的，说白了就是饭桶。但用于宗庙，又很高贵，是既贵重又华美。那么，孔子说子贡是瑚琏，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看我们怎么理解了。钱穆先生取其贵重华美，认为这是赞许子贡为“廊庙之材”（钱穆《论语新解》，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李零先生认为是有分寸的肯定，因为“瑚琏是重器，但不是最重要的器”（李零《丧家狗》，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有褒有贬，半开玩笑（《论语今读》，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这个我比较赞同。我也认为孔子是半开玩笑。他的意思是：阿赐呀阿赐，你是一个“又贵重又华美的高级饭桶”。

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敲打子贡。孔子带学生，有个特点：因材施教。有的学生要鼓励，有的学生要敲打。子贡就经常被敲打，因为子贡太聪明。一个人，如果太聪明，就容易自作聪明，也容易耍小聪明。这很危险，当老师的不能不敲打敲打。比方说，据《论语·宪问》，子贡喜欢“方人”。方，有人说是“讥讽”，也有人说是“比较”，其实一回事，就是子贡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比较的结果，是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便难免讥讽。这就是卖弄聪明了。于是孔子就说：阿赐呀，你就那么优秀吗（赐也贤乎哉）？我就没那闲工夫（夫我则不暇）！的确，一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何必对别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

不过敲打归敲打，欣赏归欣赏，孔子其实是很喜欢子贡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世七天前，子贡去看他。孔子说：阿赐呀，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又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谁能继承我呢？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孔子这话，就有点托以后事的意思了。事实上子贡对孔子，也是忠心耿耿，情深谊长。孔子去世后，学生们都守丧三年，唯独子贡在墓前守了六年。后来，又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极力维护孔子的“光辉形象”。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贬低否定孔子之风，而且都拿子贡来说事，说子贡比孔子优秀多了。子贡说，这是什么话！就像盖房子，我的院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当然一眼就看清楚了。我们老师却是深宅大院，你们只怕连门都摸不着，哪里知道他老人家的深浅？别人再优秀，也只是丘陵而已；我们老师却是太阳和月亮，永远都不可超越（《论语·子张》）！实际上，孔子去世以后，尊奉孔子为圣人的“造圣运动”，就由子贡发起。太宰问他孔夫子为什么多能，他说“天纵之将圣”，并不奇怪。

然而孔子听说却不以为然。他说，太宰这些人能了解我吗（太宰知我乎）？我的童年是很苦的，很卑贱的（吾少也贱），所以会干许多脏活、累活、苦活、下贱活（故多能鄙事）。一个“君子”，能有这么多本事吗？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这话不好懂。什么叫“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个“多”，是“多才多艺”的多，还是“多能鄙事”的多？太宰问的，显然是前者（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的回答，却显然是后者（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多能鄙事”是不能算作“多才多艺”的。因此许多学者的解释，是认为孔子并不欣赏这个“多”。比如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就直接翻译为“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术吗？不需要”。

李泽厚先生的翻译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朱熹的注。朱熹认为，孔子虽然承认自己“多能”，却又特别说明那不过是一些下贱的技艺而已（所能者鄙事尔），不足为道，与圣不圣的也没关系（非以圣而无不通也）。据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么理解：我因为少年贫贱，多少能干一些粗活。如果是真正的君子，会有这么多技术吗？不会的。

这当然也通。但这样一来，孔子的话，就不但答非所问（何其多能也），而且连多才多艺和自己是君子，也都否定了。这好像有问题。因此，我更赞成李零先生的解释：孔子认为“多能”这事，与是不是圣人没关系，与出身好坏也没关系。恰恰相反，就他个人而言，反倒正是少年时代的贫贱所造成。实际上，同在《论语·子罕》，就有孔子的一句话：“吾不试，故艺。”试，就是举用、出仕、做官。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被国家任用，所以才艺特多。多艺既因“不试”，多能岂非因为“贫贱”？

那么，“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怎么解释？原来这里说的“君子”，并非道德意义上的，而是阶级意义上的，指的是那些出身高贵、生活优越的贵族子弟。这也是“君子”一词的本来意义──“君之子”或“上等人”。这些人，饭来开口，衣来伸手，用不着亲自干活，哪会“多能”？穷人的孩子倒是早当家。因此，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太宰这些人真能了解我吗？我的童年是很苦、很卑贱的，所以会干许多下贱活。那些养尊处优的上等人（君之子），能有这么多本事吗？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的话如果能做这种解释，那我对他老人家真是要肃然起敬。许多人只知道孔子是大圣人，不知道他小时候是苦孩子。事实上，为了谋生，孔子当过季氏的家臣，看仓库，喂牲口，做会计，一步一步升上去，有机会就学习，终于自学成才，成为当时顶尖级的大学问家。而且，我认为，孔子做学问能够融会贯通，古为今用，很大程度上与他懂得民间疾苦，懂得世事艰难，曾经亲身实践有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贯主张年轻人应该吃一些苦，甚至主张一个高中生考上大学以后，应该保留学籍，先去当一年兵，或者当一年农民。

其实，即便孔子的话不能这样理解，也很难得。因为当时他已经名满天下，否则太宰就不会那么问。然而，盛名之下的孔子，并没有接受“天纵之将圣”的哄抬和吹捧，反倒将“吾少也贱”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也就是说，他不但告诉我们他是普通人，还告诉我们他曾经是“贱人”。而且，尽管他瞧不起那些“鄙事”，却还是承认自己“多能鄙事”。这说明孔子是坦诚的，他愿意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将永远敬重他老人家。

孔子不拿自己当圣人，我们也同意。至少，得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思。不过，要说孔子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怕也不通。那么，他该是什么人？

学人。

孔子作为学人，有三大特点：好学、博学、活学。他的名言，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孔子说，他十五岁就“志于学”（《论语·为政》）。直到晚年，依然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可谓活到老，学到老。他还说，像他这样忠厚诚信的人，一个十户人家的地方就会有，却都“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对“好学”的看重，还在“忠信”之上。这两个字，他只给过一个学生，那就是颜回。孔子曾两次对人说，自从颜回去世，就再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人了。这两次，一次是对鲁哀公，一次是对季康子，两次都说“有颜回者好学”，都说“今也则亡”（《论语·雍也》、《论语·先进》）。好学，太重要了！

孔子好学，学什么呢？什么都学，学无常师，多才多艺。据《论语·子张》，有一个卫国人（名叫公孙朝）曾经问子贡，说“仲尼焉学”？这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问仲尼先生的学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你的老师是孔子，孔子的老师又是谁？他这样问，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质疑。因为一个人如果学问很大，人们就会关心，他是什么学校毕业，师从何方神圣，几岁开始读经典，对这问题研究多少年了，等等。如果答不上来，他就会怀疑你是文化骗子。所以，正如李零先生所说，老师的老师是谁，有时是大问题。

然而孔子却恰恰是个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历和文凭，自学成才的。那么，子贡又怎么回答呢？子贡说，文王和武王留下的文化遗产（文武之道），并没有丢失（未坠于地），而是散落在民间（在人）。每个人都能在民间学习，只不过“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而已。文武之道既然遍地都是（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我们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习（夫子焉不学），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师、专门的传授呢（亦何常师之有）？

好一个子贡，回答得真是漂亮！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一个人，只要他有真学问，课上得好，你管他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你又管他的老师是谁。难道一定非得是什么门什么派，才是“正宗”？我同意李零先生的观点：“学无常师，才叫大师。”因为只有学无常师，才能兼收并蓄，自成一家，也才能成为大师。何以谓之大？有容乃大。何以谓之师？可法曰师。因此，堪称大师的人，一定是博学多才、融会贯通，而且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的。

孔子就是这样的大师，他这个学人也不是专家型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件事：有个村民（达巷党人）评论孔子，说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说后，就对自己的学生说：那我做什么人？马车夫，还是射击手？还是做马车夫吧（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段话，历来也有两种解释。郑玄、朱熹他们的解释，是说达巷党人赞美孔子，说孔子这人太伟大了，六艺都通，没办法用一门学科来称他为专家。孔子自己谦虚，选择了地位最低的马车夫。我倒是更赞成杨伯峻、林语堂、李零等先生的解释。李零先生的解释见于何书，前面说过了。杨伯峻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解释，则分别见于《论语译注》和《孔子的智慧》（以后引用这两位先生的观点，亦均见于以上两书，也不再注明）。按照这三位先生的解释，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或者是叹息，或者是讥讽。叹息的意思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杨伯峻的解释）。讥讽的意思则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样样都通，件件稀松（林语堂的解释）。李零先生也认为是讥讽，但认为孔子的回答很巧妙。李零先生说，孔子是拿马车夫和射击手做比方。射击手是只盯着一个目标，马车夫是到处跑。孔子选择马车夫，就是选择广博，不选择精专，也不在乎能不能当“专家”。看来，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就不会说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

孔子是好学的，也是博学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学问做得很活，不是那种死学问。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生活中处处有学问，跟谁学并不重要（亦何常师之有），重要的是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卓有成效。那么，怎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两条：一是悟性，二是贯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孔子问子贡：阿赐呀，你和颜回比，哪个更强些？子贡说，阿赐怎么敢比阿回？阿回听到一就能想到十（闻一以知十），阿赐顶多才想到二（闻一以知二）。这里有个细节请大家注意，就是孔子说到颜回和子贡，都是称名不称字（子贡名赐，颜回名回，字子渊）。子贡回答孔子的话，说到自己，说到颜回，也都称名。这就是“礼”。依礼，与长者、尊者说话，无论提到自己，还是同辈，都是只能称名的。所以孔子的问话，是“女（汝）与回也孰愈”；子贡的回答，则是“赐也何敢望回”。于是孔子说，是比不上（弗如也）。他还说：“吾与汝，弗如也！”这话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我赞成你的说法，你是比不上他。另一种解释是：我和你，都比不上。两种解释，都通。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就因为颜回有悟性。孔子做学问，最反对四种毛病，叫意、必、固、我（《论语·子罕》）。意，就是凭空想象；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固执拘泥；我，就是自以为是。这四种毛病，孔子都没有，今人都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没悟性，一根筋，认死理，画地为牢，还死不开窍。

当然，光有悟性不够，还得贯通。据《论语·卫灵公》，有一次，孔子还是问子贡：阿赐呀，你认为我这个人，就是书读得多，又都记得住吗（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惊异地说：是啊！难道不是吗（然，非与）？孔子说，当然不是（非也）！我是靠一个东西来贯通它（予一以贯之）。我认为，这是孔子治学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以为知识多、记性好，就一定是大学问家，还要看他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基本观点（看法），也可以是基本方法（逻辑）。但如果没有，则所谓学问云云，不过一地鸡毛。可惜，中国的学术界，多的就是鸡零狗碎，少的就是一以贯之。就连民间一些人，崇拜的也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回字的四种写法他都清楚。三皇五帝，子曰诗云，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我看只能算字纸篓，或者王朔说的“知道分子”。

孔子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学问也不是这样的学问。这当然因为他少年贫贱，多能鄙事；又学无常师，自学成才。但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学问要有用。用在哪里？官场，社会。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政治的要用于官场，伦理的要用于社会。没有用，也等于白搭。

那么，他用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