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的后半生

宗 兰

叶灵凤的后半生是在香港度过的。

抗日战争是前后的分界线。抗战以前，他主要是在上海，幼年在九

江、青年时代在镇江，然后就到了上海，踏进文坛。“八?一三”以后，

日军攻占上海，《救亡日报》南迁广州，主持其事的是夏衍，他也到广

州参加编辑工作，编的还是新闻版。人在广州，家在香港，他周末有时

去香港看家人，一次去了香港就回不了广州’日军跑在他前面进了五羊

城。从此他就在香港长住下来，度过了整个的下半生，除了回大陆旅行，

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前半生，江南、上海；后半生，岭南、香港。

这就是他的一生。

他到广州、香港，是一九三八年的事。在香港留下来，不久就参加

了《星岛日报》，一直到年过七十而退休，他始终是在胡文虎家族星系

报业的这一报纸工作。当年的《星岛日报》由金仲华主持编辑部，许多

进步的文化人都在那里，副刊《星座》是戴望舒主编的。叶灵凤什么时

候把《星座》从戴望舒手中接下来，就记不清楚了。从此就和《星座》

同命运，他一退休，这个活了一个世代还多的副刊也就被停掉。谈起来

时，惋惜中他显得有些凄怆。

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星岛日报》换了一个名字：《香

江日报》。而叶灵凤还在日本军方办的“大冈公司”工作，不过，一九

八五年七月底去世，有香港“金王”之称的金融界大亨胡汉辉，八四年

初写过一篇忆旧的文章，提到一个叫陈在韶的人，当时由香港“走难”

去重庆，被国民党中宣部派回广州湾（今天的湛江），负责搜集日军的

情报。他说，“陈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

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

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我负责转运”。他又说：他日间“往星岛日报收

购万金油，在市场售给水客，以为掩护；暗地里却与叶灵凤联系。如是

者营运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这里说到他是被要求“配合”叶灵凤的，

显然叶灵凤早就在于“敌后工作”了，是不是仅仅暗中挑选一点日本书

报那么简单，也就很难说。他这以前这以后，只干了一年，叶灵凤又干

了多久就不知道了。

这至少说明，叶灵凤名义上虽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属下工作，实际上

却是暗中在于胡汉辉所说的抗日的“情报工作”的。

叶灵凤这时候和戴望舒还是好朋友，抗战胜利以后两人依然是好朋

友。戴望舒是被日军拉去坐了牢的人。以他的爱国立场，是不会和一个

落水做汉奸的人一直保持友情不变的吧。戴望舒有踏十里长途去凭吊萧

红墓的诗，和他一起去萧红坟头放上一束红山茶的，那就是叶灵凤。

叶灵凤在日军横行香港的日子里的情况，人们知道得不多，但就只

这些，也可以看得出一点道理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版的《鲁迅全集?三闲集》中，《文坛的掌故》的注

文曾有这样的字句：“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

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但一九八一年新版（四卷）却

把注文提前到《革命的咖啡店》一文的后面，删去了“投机”、“转向”、

和“汉奸”等等，而改为：“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

加创造社。”他被摘去了“汉奸”的帽子。可惜他自己已经不可能看见，

只有靠家人“家祭无忘告乃翁”了。尽管解放前后他一直受到礼遇，六

十年代、七十年代一再被邀请到北京和广州参加一些官方的活动，但毕

竟白纸黑字上还有过这么一顶“汉奸”帽子。

抗战胜利后，全国解放前，潘汉年有一段时期在香港工作，就和叶

灵凤保持往来，有些事还托他做。他们原来就是老朋友，这时依然是朋

友，播汉年并没有把他当什么“汉奸”对待。他也乐于尽自己的力所能

及，做一些可以做得到的工作。

当年在上海，也就是所谓“投机加入创造社”那些年代，潘汉年办

过《现代小说》，叶灵凤办过《戈壁》，两人又合办过《幻洲》。柳亚

子有过《存殁口号五绝句，八月四日作》，每一绝句咏两人，一咏鲁迅、

柔石，二咏田汉、黄素，三咏郭沫若、李初梨，四咏叶灵凤、潘汉年，

五咏丁玲、胡也频。关于叶灵凤、潘汉年的是这么一首诗：“别派分流

有幻洲，于菟三日气吞牛。星期沦落力田死，羞向黄垆问旧游。”这却

是叶灵凤前半生的旧话了。潘汉年含冤多年，终于得到平反。叶灵凤前

半生和他在上海都挨过鲁迅的骂，而叶灵凤更是首先“图文并谬”地骂

过鲁迅。挨鲁迅骂过的，未必都是坏人，这样的事例有的是。而骂过鲁

迅的，“悔其少作”的更不乏其人。当六、七十年代朋友们有时和叶灵

凤谈起他这些往事时，他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

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抗战胜利后，不仅戴望舒、

潘汉年，在香港暂住过的郭沫若、茅盾、夏衍……许多人，也都和叶灵

凤有往来。这不免使人想起“鸟鲁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欤”

的老话，也想到“汉奸文人”恐怕是一顶很不合适的帽子。

在抗战期间，叶灵凤由上海南下，经广州而香港，是为了抗战救亡。

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没有追随许多文化人通过东江或广州湾，到桂林、

重庆去，却也没有回上海（重回“孤岛”并不就是投敌）。他留在香港，

在日军属下的机构和日军治下的报纸工作，那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还

有胡汉辉所指出的那些为了抗战的工作。其实不必等到一九七五年盖

棺，他这一段历史早就在朋友们间已经论定的了。一九五七年版《鲁迅

全集》的那一条注文，显然是“左”手挥写出来的。那些迷雾应该随薪

的注文而散去。

新中国如日初升。叶灵凤的老朋友戴望舒回到北京，参加工作，在

北京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叶灵凤却没有动而依然静，只是静静

地留在香港，默默地辛勤工作。当然，西相比较，他是显得不够积极的。

他自称一生从来不写诗，也许是缺少了一份诗人的激情吧。

他长期在《星岛日报》编《星座》副刊。由于报纸的立场，“座”

上后来只是登些格调不低的谈文说艺写掌故的文章。他自己就写了不少

读书随笔和香港掌故，也写了不少香港的风物。读书，首先就要买书。

三十多年在香港的安定生活（日占时期三年零八个月的动乱是例外），

使他这个“爱书家”藏书满屋，而成了知名于港九的一位藏书家。他的

住所不窄，厅里是书，一间两间房里也是书，到了晚年，坐在厅里，就

象是人在书中，不仅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被书籍发

展了一些占领区了。他自己估计，藏书将近万册。

由于是作家，文艺书刊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由于曾是画家，美术

书刊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由于居港多年，有关香港历史、地理、博物

的书刊也占了主要的一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稀世珍本，但有些还是较名

贵的。有的朋友说，最可贵的是有关香港的这一部分；有的说，美术书

刊也很可贵。所有这三部分，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名贵的多是那

些外文书籍。

也不是全无珍本，有一部清朝嘉庆版的《新安县志》，就是他自视

为稀世珍本的。他对朋友们津津乐道，这是三稀之物，据他所知，只有

广州和北京各藏有一部，他都翻阅过，都有残缺，以他这一部最全，既

是海内外三稀之一，更是海外孤本。这部书在香港是颇有一点名气的，

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都转过它的念头，曾经出了好几万港元的高价，

合今天的币值总在百万以上吧。这对于一介寒士如他来说，就不是一个

小数目了，他却一概小视之，不放在眼里，不放弃那书。香港大学的冯

平山图书馆只有一部抄本，后来得到他的同意，复印了一部。对这一部

使他十分风流自赏的书，他生前就一再表示，要送给国家收藏。他死后，

他的夫人赵克臻按照他的遗志，送给了广州中山图书馆。一般人可能不

知道，这部志书所志的当年的新安，就是今天广东的宝安，还包括宝安

以外“东方之珠”的香港和后起名城的深圳。它之所以成为珍本，受到

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的珍视，更受到被认为是深通香港掌故之学的我

们这位爱书家的珍视，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完成送书心愿的举动他本人虽然看不到，人们却看到了叶灵凤的一

片爱国之心。

如果不是由于受他家人委托的朋友的拖沓，他的全部藏书也会送回

内地，而不会落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藏书楼的。当时是怕《新安县志》可

能树大招风名高受累，先送出为妙，其余的不妨缓缓而行，这就造成了

不应有的迟延，当家人不堪满屋书刊的拥挤时，中文大学表示愿意造单

全收（事后清点造了一份书单送家人留念），这些藏书就被如释重负地

转移到山明水秀的沙田学府中去了。当时曾使一些内地的朋友闻讯惋

惜。现在香港既然回归祖国大家庭有期，香港的公物将来也就是国家的

公物，楚弓楚得，也就没有什么可憾了。

叶灵凤藏书虽多，藏画册虽多，藏画却很少。使他说起来就显得面

有得色的，不过是汉武梁祠画像的拓片，和毕加索、马谛斯作品精美的

印张而已。前面提到过他“曾”是画家，那是由于他从上海到香港之后，

就一直与作画绝缘，自我放逐于画家的行列，尽管他还是喜欢他从事过

的西洋画。

他放弃了作画，集中精力于写文章，天天写。正象他的藏书一样，

他的写作大体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读书随笔（渊博），一类是香港

掌故和风物（精通），一类是抒情的小品（隽永）。由于差不多都是为

报刊而写的，一般文章都不长。六十年代以后，出了成十本不算厚的书：

《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香港方物志》、《张

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晚晴杂记》、《霜红室随笔》……特别是抒情

小品，象着墨不多的山水写意画，最是淡而有味。所抒的不少是怀乡爱

国之情。早年写过的小说不再写了；翻译却有一些，如茨魏格的小说、

纪伯伦的小品之类。此外，也写过一些为稻粱谋才写的东西。在他身后，

留下了大量的遗稿有待于整理出版。

他用过的笔名有林丰、叶林丰、霜崖、柿堂、南村、任诃、任柯、

风轩、燕楼……有时就用叶灵凤。晚年用得最多的是霜崖。

他也有过写一两个长篇的念头，想写的是以长江、黄河分别做主角

的《长江传》、《黄河传》，却只是蓝图初画于胸中而已。

他主要是在自己编的《星座》上写文章，也长期在左派报刊上写文

章，到他晚年，在他所工作的《星岛日报》里，他已经被人看成左派了。

他怎能不左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左右壁垒分明，不相往来的香港

社会中，他不避和左派来往，又在左派报刊写文章，每年还参加“十一”

国庆的庆祝活动，应邀到广州参加广东作协的活动，应邀到北京参加国

庆观礼和李宗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作家身份参加），不时参加接待

过境的北京、上海的作家……这就够他左的了。这左，其实就是拥护社

会主义的新中国。

三十六、七年，他一直在香港，有几次短暂的离开，就是这样去广

州，去北京、南京、上海……台湾，没有去过；日本，去过一次，别的

外国，没有去过。

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五十年代以后），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也就

是关在书里，对外的活动不多。很可记忆的一次活动是：主持把萧红的

骨灰迁移到广州。在香港完成了《马伯乐》的萧红，也在香港完成了自

己短暂的一生。那时正是日军占领香港的第二年，兵荒马乱，她被草草

埋葬在浅水湾海滨。一九五七年，那里要修建旅游设施，萧红的坟有被

毁于一旦的危险，文化界的朋友发起为她迁墓，广东作协表示欢迎迁葬

于广州。萧红在港无亲人，这就由他和陈君葆出面办理，而由他在一群

文化界朋友的陪同下，亲送骨灰到深圳，由广东的几位作家到罗湖桥头

相迎。萧红的骨灰后来葬在广州的银河公墓（这件事也可以为他添上左

的一笔吧）。

至少在香港，他是并没有“转向国民党方面”的，尽管和国民党的

人有所往来。一般被认为右或中间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他也都各有

接触。这样，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也有

人认为他右，甚至于在他去世之后，还有生前和他有来往的极个别的左

派人士说他是“汉奸”的。真是难矣哉！在他晚年，他的名字有时和一

些老作家如曹聚仁、徐訏……这些名字一起被提到。

他曾经想和朋友们办一个文艺刊物，连名字都想好了：《南斗》。

但始终未能如愿，朋友们都不是有钱人，他除了工资就是为数不多的稿

费（尽管天天写，他却不是日写万言以至两三万言的“爬格子动物”），

除了分担八口之家还要满足自己的爱好去买书、买书，那有力量去支持

一个那怕小小的刊物？十年容易，他离开人们去作永恒的冥士旅行已经

十年了（时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替他擦掉当他辞别这个世界时还没

有擦拭干净的一些尘垢，也许还不是多余的事。老套的话在这里似乎还

是有意义的：安息吧！今天是可以真正无憾地安息了。朋友们为他感到

一点遗憾的，是他不能及身看到那顶“汉奸文人”帽子的消灭。

一九八五、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