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繁复 (multiplicity)

首先，让我们来引用卡尔洛·埃米利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的小说《极度杂乱的美鲁拉纳大街》（That Awful Mess on Via Merulana）中的一段：

英格拉瓦罗军官（Officer Ingravallo）聪明过人，却很贫穷，看样子靠沉默生活，在那黑漆漆的像阴暗丛林似的卷曲的拖把布条下睡觉。他聪明过人，有时候打破这种沉默和睡眠，发表演说，提出他对男人当然还有女人的种种事务的某种理论性观念（也就是说，一般性观念）。初看上去，或者不如说，刚一听见的时候，那些观念像是陈词滥调，而其实不是，所以，这些在他嘴里像硫磺火柴突然点燃噼啪作响的急切宣言发表之后，经过几小时，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好像经过一段神秘的孵化期那样，便又在人们的耳朵里复活。“说得对！”有关人士承认道，“英格拉瓦罗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这位军官认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绝对不是一个单一动机，一个特殊原因的后果或者效果；这些大灾难更像是一个大漩涡，世界意识压抑中的飓风眼，是由种种原因交集造成的。他也使用像乱麻、缠结、混杂这类的字眼儿。但是，法律术语“动机，诸动机”他是避而不用的，虽然有失于违心。从亚里斯多德到伊曼努埃尔·康德等哲学家相继留传下来的见解——我们必须“在我们中间改变因果论的含义”，而且用多种原因取代一种原因——这一见解对他来说是一种中枢性的、持久的见解，几乎是一种偏激。这种偏激言辞从他肥厚、却相当白的嘴唇里软软他说出，而挂在他嘴角的纸烟头儿摇摇晃晃地好像是要陪伴他的惺松睡眼和那又苦又痴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在这种笑容中他通过“老”习惯来振兴睡意浓重的脑门子和眼皮以及漆黑拖布下面的下半张脸面。他就是这样，毫厘不爽地这样地来限定“他的”罪过的，“他们一找我……对的。他们一找我，就准是出了麻烦：有乱子，有结子要解。”他常常这么说，因为夹杂了那不勒斯和奠里土活，他的意大利语被弄得含混不清。

明显的动机、主要的动机，当然是一个。但是，罪恶是一系列狂风般地倾泄在这个动机上的动机造成的后果，这一系列的动机最后把已经脆弱的“世界理性”卷进恶的旋风（正象风的一览表中所列的十六种风拧成一个飓风，形成一个强风低压那样）。就像拧转一只鸡的脖子一样。他还常常带有几分倦意地说：“你不去找花裙子的时候，偏偏就能找到。”这是老掉牙的法国语“寻花问柳”的姗姗来迟的意大利文翻版。后来看样子他后悔了，好像他诽谤了夫人小姐们一样，于是决心改弦易辙。可是这又可能让他陷入困境。所以他只好闭口沉思，生怕话多失言。他的意思是，某种温情的动机，或者照如今的时髦说法，一定数量或者某一配额的情爱、“情欲”，也要牵扯到“兴趣之事”，牵扯到显然和爱情风暴风马牛不相及的罪恶之事。有些稍微有那么一点嫉妒他的直觉能力的同事，有几名更为谙熟我们时代众多邪恶之事的教士，有些僚属、小官，还有他的顶头上司，都一口咬定他看了奇书，所以从中摘取这些没有意思，或者几乎毫没有意思的奇谈怪论，可是这些胡话却比别的话更能迷惑天真汉和愚昧无知的人。他那些饶舌的术语是给疯人院里的大夫听的。但是，实际行动却大不相同！概念啦，思维推理啦什么的，应该留给耍笔杆的人，因为警察局的人小分队的实际经验完全是另一码事：这需要大大的耐心、慈善和消化极好的胃。还有，如果意大利的全武行射击比赛还不见退烧的话，那就需要一种责任感，当机立断精神，和平的中庸态度，对啦，对啦，还需要雷厉风行之士，这些反对意见虽然合情合理，但是对他，对齐齐奥先生毫无作用：他依然自顾自地睡觉，空肚子高谈阔论，装模作样地吸那老是早早熄灭的半截子香烟。（英译本，1965，第4-6页。）

我一开讲就引用加达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今天的讲演主题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引子。这主题是：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

我本来也能够选择其他小说家来示范本世纪如此典型的这一“职业”。而我选择了加达，因为他是用我们的意大利语写作的，又因为他在美国少为人知（部分原因是他风格特别繁复，连意大利语原文中也颇显艰难），还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十分适合我的讲题：他把世界看成是“诸系统的系统”（system of systems），每一个系统都制约其他系统，也受其他系统的制约。

加达一生都致力于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结子、一团乱麻；表现这个世界，同时毫不降低它无法摆脱的复杂性，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儿，毫不省略汇集起来决定每一事件的、同时存在的最为不同的因素。把他引向这种世界观的原因是他的精神修养、他的作家气质，还有他的精神病症。作为一名工程师，加达受过科学文化教育，学会了技术知识，并且倾心爱好哲学。这最后一项——爱好哲学——他是一直秘而不宣的：直到他于一九七三年逝世之后，在他的文稿中才发现他的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基础的哲学系统初稿。作为一名作家——他被认为是意大利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形成了一种足以匹配他繁复的认识论的风格，其要点是使用包括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在内的各式语言和词汇。因为是精神病人，所以加达一旦写作就全神投入稿纸，倾入他全部的忧患和癖好，所以常常在细节大量蔓生，充满整个画面之时，写作大纲早已化为乌有。一本侦探小说应该呈何面貌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全部的小说都是未完成的，或者只有片段，像是宏伟建筑的废墟，但是依然保留着设计时的壮观和匠心的遗痕。

为了从一个完整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加达的“百科全书式”作品，我们应该看看他的短篇，如他的《米兰浇肉大米饭》的菜谱，这是一篇意大利散文杰作，是一篇实用指南，描写了还部分带壳的大米粒（他称之为“果皮”）、最好使的烤盘、著红花汁，还有烹调程序。另外一篇是论建筑技术的，说明使用预制钢筋水泥板和空心砖已经不再能够隔热和隔音。接着就是一段奇文，描写他住现代公寓的生活和他对充耳不绝的种种噪音的极度敏感。

在这些短篇中，正如在加达一本长篇小说的每一个情节中那样，几乎看不到什么作家不由自主地遵循关系网中心；因为他在不断增加细节，所以描写和离题的话变得无限多。无论出发点是什么，他手里的素材都蔓延起来，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如果那素材可以在每一个方面不断地扩展，结果是要包容整个宇宙的。

这种从每个对象中放射出来的关系网的最佳例证是《极度杂乱的美鲁拉纳大街》第九章中找被盗珠宝的一节。在这里讲述了每种宝石，它的地质史，化学成分，历史和艺术方面的考察，一切可能的用途，以及可能诱导出的形象联想。关于加达作品中潜在的认识论的最重要的论文是吉安·卡尔·罗西奥尼（Gian Carlo Roscioni）的《有意损害和谐》（La disarmonia prestabilita），它一开篇就分析了那论宝石的五页文章。以此为出发点，罗西奥尼解释这种对于对象的知识（被看作是过去与未来，真实与可能的无限关系的汇合），就加达而言，是如何要求事事必须确切正名、描写，并且恰当置于时空中的。他还探讨了词汇的语义潜能、词语与句法的多样性及其内涵与语气，外加因为对比而造成的滑稽效果。

在极度绝望的时刻出现怪异的滑稽感，是加达景观中所特有的。甚至在科学公开承认观察会起某种干扰作用，影响被观察的对象前，加达就已经知道“理解就是把某种因素塞进真实中去，从而歪曲了真实”。从这里，不可避免地生成出他歪曲表现事物的方法和他在他本身与被表现事物之间经常形成的张力，因而，世界在他眼前变得越歪曲，作者本身也就越多地卷入这一过程，继而被歪曲、被困惑。

因此，对知识的渴求使加达脱离了世界的客观性而陷入他本人受到激励的主观性；对于一个不喜欢自己，实际上十分厌恶自己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折磨，这一点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小说《品味悲哀》（La cognizione del dolore）之中。在他这部最具自传性质作品中，他疯狂地痛斥代词“我”和其他一切代词，视之为思维的寄生虫：“我！……全部代词中的这个最肮脏字眼儿！……全部代词都一样！它们是思维中的虱子。思维中一有了虱子，思维就要挠痒，就像长了虱子的人一样……于是，在你的手指甲下面，你……会发现代词：人称代词！”

如果说加达的作品是由作为每种认知过程基本组成部分的、理性的准确性与狂癫的歪曲之间的张力来确定的，那么，与此同时，另外一位作家，也受过科学技术的训练，也是工程师，罗伯特·穆希尔（Robert Musil），则表现了数学的精确性与人间事务的不确切性之间的张力；他所运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流畅、讽刺性强，但是恰到好处。穆希尔的梦想是能得到单一解决方法的数学。

但是，还有话要说，却说不来，是关于不能得出总体答案的数学问题的；数学问题虽然可以得出个别的答案，但是这些个别答案结合起来又会让人更接近总体的答案。他原本还可能补充一句说，他认为人类生活所提出的各种问题都是如此的。有人所说的“时代”——却不明了他所理解的“时代”是几百年、一千年，还是从上小学到当祖父中间的时间——环境的这种深广、漫无规律的变化时期，就等于一系列混乱的、令人不满的，而且就个体而言是虚的解决问题的尝试，这些尝试却可能得出正确的、总体的答案，但是，必须等到人们学会把各种答案结合起来之后才行。在乘电车回家途中，他想到了这一点。

对于穆希尔来说，知识就是对这两个对立极性互不相容的认识。其中之一，他称为“准确”——或者有时候称为数学、纯精神，或者甚至军事心理；另外一个，他称为灵魂，或者非理性、人性、混乱。他把他所知道或者思考的一切，都收进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书中；又力求让这本书保存小说的形式，然而，它的结构却在不断地变化；在他手里，变得支离破碎。结果，他不仅没有办法完成这部小说，而且也无法决定其总的轮廓，不知如何把数量庞大的素材装在限定的范围之内。对于加达来说：理解就意味着让他自己陷入某一个关系网中；而穆希尔给人印象则是总要从法规的繁复性方面理解一切，理解事物的多种层次；却又不允许自己陷入其中：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位工程师出身的作家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记录下来他们两人共同的特点：他们不善于适时结尾。

就连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都没有办法结束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这倒不是因为缺乏设计；我们知道，关于这部书的设想、开头与结尾，还有总体轮廓，都是同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原因在于，这本书因为其本身的肌体活力从内部起变得越来越密集。联结一切的网络也是普鲁斯特的题材。但是，在他那里，这一网络由每个人物依次占的许多时空点组成，于是造成时空维度无限地繁复起来。世界不断扩充，以致无法把握，而知识，对普鲁斯特来说，虽然取得，却模糊不清。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知识的典型感受，就是叙事者对阿伯丁（Albertine）的嫉妒：

于是，我理解了爱情所遇到的困难。我们想象，爱情的对象是一个可以在我们眼前、又包容在一个躯体之内的存在物。啊，爱情其实是这个存在物向空间与时间中所有点的延长；它已经占据了、并且还要占据这些点。如果我们不能接触这个或那个地方、这一个或那一个小时，我们就不能占有这个存在物。然而，我们是无法触及所有那些点的。如果这些被指明给我们，我们也许还可以想方设法向它们奔去。然而，我们虽然摸索，却找不到它们。接踵而来的就是信任丧失、嫉意暴起、凶象丛生。我们在荒诞的线索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交臂错过真实，甚至对真实不屑一顾。（《追忆逝水年华》：囚徒，III，100，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La prisonnière, Paris: Pleiade, Gallimard, 1954）

在《囚徒》中，与这一段同在一页上的还有一段描写了控制着电话的令人烦恼的神祗。在以下的几页，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场最初的飞机表演，正如在上一卷（《平原上的城市》）中我们看到了汽车取代马车，改变了空间对时间的比率，改变程度之大以致“艺术也被它改变”。我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想表明，普鲁斯特在技术意识方面，并不比上文提到的两位工程师作家落后。我们在《追忆逝水年华》中看到一点一滴出现的正在来临的新技术，并不只是“时代色彩”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作品形式本身的一部分，其内在逻辑的一部分，作者对在短促生活中想要写完的可写事物的繁复性加以探测的急切心情的一部分。

我开始第一篇演说时提到了卢克莱修的史诗和奥维德的史诗，提到了可见于这两部截然不同作品的有关万物之间无限关系体系的观念。在这篇讲演中，我想，对旧日文学的参考可以降低到最小的限度，略提几部，以表明在我们的时代，文学正在试图实现古人从效果和潜力两方面来表现这种繁复性的愿望。过分宏伟的设想在许多领域中都可能令人厌倦，但在文学中则不然。即使我们提出难以量计的目标，而且没有希望实现，文学也仍然存在。即使诗人和作家为自己提出他人不敢想象的任务，文学也依然继续发挥作用。因为科学已经开始不信任不能切分、不专门的一般性解释和解决办法，所以文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必须能够把知识各部门、各种“密码”总汇起来，织造出一种多层次、多面性的世界景观来。

对于设想宏伟程度最肯定地不加限制的一位作家是歌德，他在一七八○年恳切地告诉夏洛特·冯·施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说，他在构思一本“关于宇宙的小说”。他说的这句话怎样实现，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选择小说作为一种可能包罗整个宇宙的文学形式这一事实是对于未来具有很大意义的事实。与此前后同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里希登堡（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写道：“我认为，一首描写空旷空间的诗作是崇高的。”宇宙与空旷：我还要谈一谈这两个词语；这两者常常变成一体，但是文学的目标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前后摆动的。

在汉斯·布鲁明堡（Hans Blumenberg）写的一本极好的书《世界的可读性》（Die Lesbarkeit der Welt，1981）里，我找到了歌德和里希登堡的这些语录。在最后几章中，作者略述了这种文学雄心的历史；他提到了诺瓦利斯（Novalis），这位作家想要写一本“终极的书”，该书有时是一部准百科全书，有时又是一本圣经；又提到了洪堡（Humboldt），洪堡以他的《宇宙》（Kosmos）一书实际上达到了“描写物理宇宙”的写作目的。布鲁明堡书中和我的论题有最直接关系的一章题为“世界是一本空洞无物的书”，读的是马拉美和福楼拜。我一直十分着迷的事实是，马拉美在诗中成功地给虚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晶体般的形式，他把晚年全部用于——项写作一部作为宇宙终极目的的真正经典，但是他销毁了这部神秘之书的一切线索。同样，令人倾心的还有福楼拜，他在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写信给路易·科莱（Louise Colet）说：“我想要写的是一部关于虚无的书”，然后把他一生最后的十年全部用来写作最具百科全书性质的小说《布瓦尔与佩居谢》（Bouvard and Pecuchet）。

《布瓦尔与佩居谢》的确是我今天晚上要谈论的小说的鼻祖，虽然这两位持十九世纪科学主义的堂吉诃德式作家开始了穿过宇宙知识海洋的动人而欢快的旅行，后来变成了一系列的海上灾难。对于这两位自学起家的童心未泯的人来说，每一本书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但是这些世界互相排斥，或者至少十分矛盾，以至令任何追求确切答案的希望悉数破灭。这两位代笔人无论投入多少努力，也是缺乏某种主观上的才能的，而只有这种才能让人得心应手地使用观念，使这些观念变为人们想从中得到的天然愉快；这种才能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的结尾：布瓦尔和佩居谢放弃了理解世界的愿望，甘愿重返充当代笔的命运，决心献身于在万象图书馆中手抄图书的辛苦工作。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认为布瓦尔和佩居谢的经验表明“百科全书”和“虚无”必定混合为一呢？但是，在这两个人物的后面是福楼拜本人，他为了丰富人物每章的奇遇而被迫学习一切学科的知识，以构筑起一座科学大厦，以利这两位小说主人公去拆除、分析。为此目的，他阅读了农学、园艺、化学、解剖学、医学、地质学的教科书。在日期为一八七三年八月的一封信中，他说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看了一百九十四本书，而且一直在做笔记；一八七四年六月，这个数字上升到了二百九十四；五年以后，他得以向左拉宣称：“阅读已告一段落，小说完成之前，我不再打开其他旧书了。”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在他的书信中便看到他正费劲地研读宗教论著，后来又开始学教育学，这门学问强迫他进入五花八门的知识分支。一八八○年一月，他写道：“为了我这两位高贵的朋友，你知道我得通读多少本书吗？一千五百多本！”

因此，关于这两位自学成才的代笔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是有衬底的（doublee），即在现实领域中完成的平行的、绝对巨人式的努力。福楼拜亲自把自己改变成为一本宇宙百科全书，以一种绝对不亚于他笔下人物的激情吸收他们欲求掌握的每种知识和他们注定要被排除在外不得进入的一切。他这样长时间地不辞劳苦，难道是要展示他那两个自学成才人物所探索的知识无用吗？“论科学之缺乏方法论”是福楼拜想要给他小说添加的副标题，这见于他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封信。或者，是要展示知识的纯粹的虚幻？

一百年后的一位百科全书式作家，莱蒙·凯诺（Raymond Queneau），写了一篇文章维护这两个人物，反驳指责他们愚蠢（他们的过错是偏爱绝对物，不容任何矛盾或疑虑），也为福楼拜辩护，反驳说他是科学的敌人这种简单化的责难。凯诺说：“福楼拜是拥护科学的，正因为科学是引发疑虑、持保留态度、讲求方法、严谨和富有人性的。他十分惧怕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家和哲学家。”

福楼拜的怀疑主义和对千百年来积累的人类知识的无限兴趣正是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必定宣称为他们所据有的那些品质。不过，我倾向于称他们具有一种积极的怀疑主义，像是一种赌博和冒险，不倦地努力，要在讨论、各种方法和各个层次的意义之间建立起关系来。知识作为一种繁复的现象是一条把所谓的现代主义和被定名为后现代（Postmodern）的主要作品连贯起来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高超于给它贴上的一切标签；我希望这条线索不断展延到未来千秋中去。

我们都记得，许多人称之为是对本世纪文化最完备引论的一部书本身是一部长篇小说，即托马斯·曼（Thomas Mann）。如果这样说是不过分的；阿尔卑斯山中疗养院那狭小而封闭的世界是二十世纪思想家必定遵循的全部线索的出发点：今天被讨论的全部主题都已经在那里预告过、评论过了。

从二十世纪伟大小说中很可能浮现出一个关于开放性（open）百科全书的概念，这个形容词肯定是和百科全书（encyclopedia）一词矛盾的；百科全书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是指一种竭尽世界的知识，将其用一个圈子围起来的尝试。但是，今天，我们所能想到的总体不可能不是潜在的，猜想中的和多层次的。中世纪文学倾向于产生的作品，以具有稳定严谨性的次序和形式来表现人类知识的总体，例如在《神曲》中，多形式的、丰富的语言和对于有系统的、分单元的思想模式的使用汇合为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最喜爱的现代著作则是各种解释方法、思维模式和表现风格的繁复性汇合和碰撞的结果。即使总体设想有细致周到的安排，但是，重要的不是把作品包容在一个和谐的形体之中，而是这个形体产生的离心力：语言的多元性是不仅仅部分地呈现的真实的保证。二十世纪两位真正注意中世纪的伟大作家托马斯·斯特昂斯·艾略特（T．S．Eliot）和詹姆斯·乔伊斯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都是但丁的研究者，都具有深刻的神学意识（虽然意图很不相同）。艾略特把神学模型分解为轻快的讽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魔术。乔伊斯的每种意图都是构建一部可以依据中世纪阐释学解释的系统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画出图表显示出《尤利西斯》（Ulysses）各章与人体器官、各种艺术、色彩、象征之间的对应关系），虽然他的成就，在《尤利西斯》的每一章中，都是一部风格的百科全书，他又把多音韵的繁复性注入《费尼根的苏醒》（Finnegans Wake）的表达肌质中去。

现在应该稍许整理一下我对繁复性实例所提出的见解了。

有一种统一的本文，表达的是二个单一的声音，但是又表现出可以得到几个层次的解释。独创杰作奖应当给予阿尔弗雷德·贾利（Alfred Jarry）和他的《绝对的爱情》（L’amour absolu，1899），这是一本只有五十页的小说，但是可以当作全然不同的三个故事来阅读：一、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被处决前夜的守夜；二、一个患失眠症的人在半睡眠状态梦见被判死刑而作出的独白；三、基督的故事。其本文是复合的，取代了进行思维的“我”的是主题，声音和世界观的繁复性，取法于米哈依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说的“双重逻辑”（dialogic）、或者“多音”（polyphonic）或者“狂欢节式”（camivalesque）；巴赫金推溯了它的先者，从柏拉图经过拉伯雷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一类型的作品，虽然尝试包罗一切，却不力求采用一种形式，不为自己创造轮廓，因而，就其性质本身来说，依然是不完整的，这一点见于加达和穆希尔。

还有一类文学作品符合于哲学中以格言和突然的、不连续的闪光出现的非系统性思想；现在我想提一下我反复研读而不厌倦的一位作家：保尔·瓦莱里。我指的是他的散文作品，文章均只有几页，札记只有几行，见于他的笔记。他写道：“哲学著作应该便于携带。”（《笔记》：XXIV，713）他又说：“我寻求过，现在还在寻求，将来也依然要寻求我所说的整体现象，亦即，意识、关系、条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整体。”（XII，722）

在我想要移交给未来千秋的价值观当中，首要的是：吸收了思维条理化和准确性的趣味，诗歌智慧，但同时还有科学和哲学智慧的文学：像作为论文和散文作者的瓦莱里那样的智慧。（如果说我在小说家名字为主的上下文中提到了瓦莱里，那么，部分原因是：虽然他不是小说家，而且——用他的一句意味深长名言来说——被人认为是公开主张废除传统小说的人，但是，他对小说和理解为他人所不及，他直截了当地称这类作品为小说。）

如果我必须明言，是哪一位小说作家在想象力和语言上完全达到了瓦莱里有关确切性的美学理想，创作了足以和结晶体严格几何图案与演绎推理的抽象思维相比拟的作品，那我就毫不犹疑地说：霍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我喜爱博尔赫斯的理由还有不少，不过，我只想谈一下主要的。

我之所以喜爱他的作品，是因为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包含有某种宇宙模式或者宇宙的某种属性（无限性，不可数计性，永恒的或者现在的或者周期性的时间）；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本文都只有几页，表达之经济堪称典范；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常常采用大众文学某一体裁的外在形式，某一经过长期使用的形式，从而创造出几乎是神话性的结构。让我们试举他论时间的、变化最多的“论文”为例，标题为《有交叉小径的花园》；这是一篇间谍故事，也包含了一篇全然为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故事，而后者又含有一部漫长的中国长篇小说式的描写——但是，这一切只浓缩在几十页的篇幅之中。

博尔赫斯在这篇小说中就时间这一题材提出几个假设，每一个都包含在（实际上是隐藏在）几行文字之中。首先是关于精确的、几乎是绝对的、主观上现时的时间观念：“我想过，让一切事情都准而又准地在现在发生在每一个人眼前。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只有在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大地和海洋上有数不胜数的人，让一切发生的事都发生在我眼前。”然后是一个由意志来确定的时间概念：让未来和过去一样显得不可逆转。最后才是整篇故事的中心思想：指的是一种繁复的、分枝的时间，每一种现在的时间都分岔出两种未来，由此而形成“一个由时间的分叉的、汇合的、平行的形式组成的不断成长、令人惊叹的网络”。一切可能事物均得以种种组合形式实现的、无限的现代宇宙的见解，在小说中绝对不是脱离正题的闲话，而正是主人公行事的理由，凭这一理由他去完成间谍使命加诸他的那些荒谬而令人厌恶的罪行，他确信这种事只发生在一个宇宙，而不发生在其他宇宙之中；的确，如果他在此时此地犯了这种罪，那么，在其他宇宙中，他和他的牺牲品很可能会像朋友和兄弟一样地相互问安的。

可能性组成的网络而设计可能由博尔赫斯压缩在一篇短篇小说的几页之中，或者，这种设计也许被当作长而又长的长篇小说的支撑建构；而密度和浓缩则见于其个别的章节。不过，我想说，在今天，“写得短些”这一要求甚至得到其结构为积累式、组合式和联合式的长篇小说的肯定。

这些思考是我所说的“超越性小说”（hyper-novel）的基础，我曾在我的小说《假如旅人在冬夜》（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中力求示范。我的目标是揭示小说的本质，以压缩的形式，十个开端提出；核心是共同的，但每个开端的发展方式都不同，而且在一个既左右其他，也被其他左右的框架中展开。为了以实例说明一切叙述的潜在的繁复性，同样的原则也构成了我另外一本书《命运多蹇的城堡》（The Castle of Crossed Destinies）的依据；这本书原意是起繁复叙事机器的作用，而叙事的出发点是具有多种可能的涵义的视觉原素，像一副意大利纸牌那样。我的气质促使我“写得短些”，而这样的结构让我可能把创新与表达的态度和一种对无限可能性的感知结合为一。

超越性小说的另外一例是乔治·佩莱克（Georges Perec）的《生活，使用指南》（La vie mode d’emploi）。这是一部很长的小说，由几个交叉的故事组成（难怪副标题是“几部小说”，用的是名词复数形式），它重又唤起阅读巴尔扎克写的那种伟大系列长篇小说的乐趣。在我看来，这本在一九七八年于巴黎出版（在作者四十六岁壮年早逝之前四年）的作品，是小说史上迄今的最后一个真正的“事件”。原因很多；作品的计划，篇幅虽大，但写作得一丝不苟；表现手法新颖；简洁的传统叙事风格和对已知事物的百科全书式的总汇，使世界的每一特殊形象充实起来；由过去的种种积累和空虚造成的恍惚产生的对现今的感受；忧患和讽喻不断地呈现：总之，因为这种方式，对一种确定的结构方案的追求和诗歌的不可量计的因素已经合而为一。

“困惑”的因素给小说带来了情节和形式的设想。另外一个设想是对巴黎一所典型房屋的横断面观察，整个故事都在这所住宅中发生，每章写一个房间。这是一座五层楼的公寓；每套公寓的装璜和家具、产权的变化、居民的生活及其祖先和后辈都得到了描写。这座楼房的平面图就像是横竖各十个方块的两色盘，一个棋盘，佩莱克从一格（房间，章）向另一格走动，就像马首棋子在棋盘上走动一样，不过，设计要求他依次访问每一个方块。（那么，一定是有一百章了？否，只有九十九章。这部十分完备的书故意留下一格不写，以显示其不完备。）

容器情况如上所述。至于内容，佩莱克列出了题材清单，加以分类，并且决定，每类中的一个主题即使仅仅提及，也必须出现在每一章里，这样就可以经常地依据数学演算程式来变换组合式；这些程式我虽然不能归纳，但我对其确切性是毫不怀疑的。（在佩莱克创作这部小说的九年期间，我常访问他，但是我只知道他的秘诀中的很少几项。）这些类别数目不少于四十二个，包括文学语录、地理名称、历史事实、家具、什物、风格、色彩、食品、动物、植物、矿物，等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遵循全部那些规则的，但他的确即使是在最简短、最压缩的各章中也是遵循了的。

为逃避生存的任意性，佩莱克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被迫给自己强加了严格的规定和章程，尽管这些规定也是有任意性的。然而，奇迹是这个诗学系统虽然显得是人工的和机械的，却造成了用之不竭的自由和众多的创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与佩莱克写作第一部小说（《万象》，一九六五）时开始的某种爱好不谋而合的：他爱好各种目录、罗列主题，其中每一项本身自成体统，却又属于一个时代、一种风格、一个社会；这一爱好延伸到了菜单、音乐会节目表、节食营养一览、真实的和想象中的书目。

“收藏癖好”这个魔鬼不断地在佩莱克的作品中翱翔，在这本书追述出来的许多收藏品中，最具个人特性的、“他的”一种，我想说，是一种对孤本的热情，也就是说，收藏的对象世上只有一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不是一位收藏家，他收集的仅仅是词汇、知识数据、记忆中的事物。技术般的精确是他拥有物品的方式。佩莱克收集并且命名每一事件、人或物的独特性。没有人比佩莱克对现代作品最恶劣的病疫——模糊不清，具有更大的免疫力。

我想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对于佩莱克来说，依据既定规则、限制构建一部小说的做法绝对没有束缚他作为故事叙述者的自由，而是激发了这种自由。所以，佩莱克在他的导师莱蒙·凯诺建立的潜力文学社成员中最有创造性，不是偶然的。多年以前，凯诺在和超现实主义者的写作方式争论时，写道：

另外一个非常错误的、但是现在又到处泛滥的观念是认定灵感、对下意识的探索等同于解放，心血来潮、自动写作等同于自由。这种实际上是盲目服从每一个冲动的所谓灵感，事实上是奴性。遵循一定数量已知规则写作悲剧的古典作家，比那些匆忙写下脑子里一切偶然出现的杂念，又甘心充当自己一无所知的规则之奴隶的诗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我对像一面大网一样的小说的辩护已经结束。有人也许反驳说，作品越倾向于各种可能性的繁复化，便会离开核心即作家自身、他内心的真诚和他对自身真实的发现越远。我想回答说，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各种经验、信息、我们读过的书所想象过的事物等等的复合体，又是什么呢？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份器物清单、一系列的风格；一切都可以不断地混合起来，并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记录下来。

然而，大概最贴我心的回答是这样：请设想一下，从我们自身之外构想一部作品会是怎么样；这样的作品会让我们逃脱个体自我的局限景观，让我们不仅仅进入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他人的内心，而且还会把语言给予不会说话的生灵，给予栖息在水槽边缘上的鸟儿，给予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树木，给水泥，给塑料，这难道不是奥维德在谈论形体的延续性时所追求的吗？难道不是卢克莱修在把他自己和每一种事物的共性同一起来的时候所追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