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这个词的本义应该是自我服从，即不屈从于外界的力量(“由”字本来就有“服从”的意思，《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里所讲的外界力量包括自然、鬼神、道德、神权和法权，彻底的自由就是不尊命、不尊神、不遵礼、不遵法，只按照自己的意愿、需求和主观判断行事，这种行为被定义为“完全自由主义”。

　　英文中的“自由”是两个词：freedom和liberty，前者偏重自我释放、压力和桎梏的解脱、轻松和舒适，后者多指政治上合法的需求(权利)，它是一种社会排序的方式。马丁·路德·金的名言“letfreedomring(让自由回响)”，其实本义更多指的是liberty而不是freedom。如果尼尔·阿姆斯特朗占领了月球，那么在第二个人来到之前，他可以享有完全的或彻底的自由，他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要打谁就打谁(当然也没有人可供他打)。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大多都是这一类，阿Q说过“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这是“中国自由”的最好注脚。

　　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就连封建帝王也不可能。过分贪暴，必然会有饥民起来“斫他的大好头颅”，这是隋炀帝杨广死前说的话。每个人都想争取更多的甚至是完全的自由，必然会发生冲突——我想打谁就打谁，你也是想打谁就打谁，最终我们肯定要互相打。战争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只好坐下来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或者是你给我一百美元我才不打你等等。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序列：权利和义务。

　　“自由”和“自由主义”追求的最终结果就是平衡：每个人都可以在平衡状态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所以“自由”是一种调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工具。就像冬天的两只豪猪，靠得太近会扎伤，离得太远会冻死，几番往复，它们就会找到最合适的距离：既不会互相扎刺，又能得到对方最大的温暖。这种距离就是自由。

　　深圳华为公司的老板任正非对“自由”有这样的阐述：什么是自由？火车沿着轨道从北京开到广州，而不翻车，这就是自由。任说的这两道铁轨就是自由的界限——他人的自由，就像你不能穿过墙壁到邻居家里去睡觉。萨特有句话叫“他人即地狱”，渊源就是我们无法在别人那里实现自己“完全自由”的梦想。

　　在两堵墙壁之间，你可以选择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穿上礼服，也可以脱光了走来走去，甚至可以翻转身子去咬自己的脚趾头，没有人能管得着。这两堵墙壁就是法律，“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做任何合法的事”，如果法律规定我有言论的自由，我就可以上街去骂克林顿的老娘；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种自由，我就只好在嘴上贴黑色胶布。当然我们知道后者是恶法，但是“恶法亦法”，除此之外，道德对自由是没有帮助的，它只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法律没有规定一个人一生可以结几次婚，那么我就可以离了再结，结了再离，永无休止(前提是对方同意，而且与我不同性别，因为中国法律不支持同性婚姻)，这是我的自由。但道德就可以以高尚的名义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它说我滥交，说我淫乱，说我不负责任——而事实上我一直都在交税。

　　相信道德，会失去自由。这是慕容雪村的定义。

　　社会学家们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人会屈从于一些非法的力量而放弃自由(这里指的“非法”不是“不合法”，而是“不是法”)？比如说北朝鲜国民为了一个高尚的名义放弃选举权，赞成“父死子继”；再比如说有人为了一种称为“稳定”的东西(照我看来这东西不可靠)，而甘愿丢掉话语权，以至于处处屏蔽。连“自由”本身都是颠倒的，这非常荒唐。

　　值得注意的是3个概念：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自由主义。中国大多数人对它们的理解都有问题，如前所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社会序列的平衡，这是好的；“个人自由主义”像一种烹饪艺术，它教你在两堵墙壁之间玩出多种花样来，这也是好的；只有“极端个人自由主义”才主张把墙打掉，实现“完全自由”，这才是我们要反对的。但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三者毫无例外的受到指责，比如“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等等，其实自由是没有阶级属性的，因为每一种社会都要追求平衡。

　　社会学中的“自由”和哲学中的“自由”又不相同。哲学中讲的“自由”是对事物及事物的发展无阻碍的认识，“出门一笑无拘碍，月在西湖云在天”，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枚高空降落的“自由落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

　　当然哲学中的自由不可抵达，如果你真的从高空跳下，只会感到惊慌和风大。这和我们社会中的自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