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文学的“回归热”中，于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邻邦里掀起了热潮。我没赶上热闹的季节，今天，在退潮的海滩，一个人，静静地走过。俄罗斯的大雪，在窗外飞扬。

    朋友寄来的《日瓦戈医生》，封面用牛皮纸包裹，内页全部泛黄，有水浸润过的印痕，仿若经历了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劫难。开卷一双如猫头鹰一样阴鸷与犀利的眼睛，在漆黑的背景里，射出一道冷光——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绝对清醒的告知：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

    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宏大的叙事，让人领略了历史的沧桑；饥荒逼迫中的动荡与逃亡，折射出理想与爱情之光。作品中使用的象征手法就像医生使用手术刀一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赋予了医生日瓦戈、革命者安季波夫、律师科马罗夫斯基这三个不同身份的男性围绕着拉拉周旋、争斗的不同的命运的象征意义，体现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伟大的象征主义诗人的才能。

    且读战乱中的爱情，那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爱情。

    几个场景定格那个狼嗥的雪夜。荒凉的郊外，日瓦戈“乌托帮”理想之境地，“白雪在月光下晶莹耀眼。雪地上四只狼并排站着，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窗户反射的银光嗥叫。”日瓦戈在此永别了拉拉。“他象小孩子一样跪在床前，胸口紧贴着坚硬的床沿，把脸埋在垂下来的羽毛褥子里，尽情地哭起来。”

    读到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恋，牢固与深沉不可动摇时，有些突然。帕斯捷尔纳克笔墨有些含蓄，很省笔墨，从日瓦戈开始与拉拉同居一处，我竟是愚笨到日瓦戈问拉拉是不是怀孕了，才明白已不是一般的同居了。他们甚少直接谈情说爱，而是谈战争、哲学、宗教，他们懂得生命之谜、死亡之谜、天才之魅力和袒露之魅力，帕斯捷尔纳克居然连一次热烈的接吻都不曾描述，非常冷静地一笔一划，到最后的时刻，才让人有撕心裂肺的痛感。

    日瓦戈在拉拉告诉他她和科马罗夫斯基之间的一切后，却满怀深情地对拉拉说：“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尽管日瓦戈觉得拉拉开枪被人绑架后仍“美得无比骄傲”，相信他不会有以上这番感触，日瓦戈这种对美的理解，是经历了艰难与痛苦的升华的。

    拉拉离开的那个黄昏在日瓦戈眼里有揪心之美：“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倏忽消失，黯然消失，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墓霭中，颜色越来越淡。在淡紫色中，仿佛在突然暗淡下来的天空中用手描绘出的大路上白杨树镶花边的清晰轮廓，同灰蒙蒙的薄雾融合在一起。”

    日瓦戈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

    送走拉拉，日瓦戈重复着“我的明亮的太阳落山了”，永别的痛苦如刀，无情深深地刺向日瓦戈的心窝。他期望着拉拉幸福安全，却不知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逃脱现实的摩掌。这个迷人的世界无法与现实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世界相对抗，等待它的只能是悲剧性的毁灭。人的正直与善良在特定历史事件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注定要被毁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悖论向我们提出的永恒的疑惑。

    象征古典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日瓦戈，在拉拉的陪伴下，在瓦雷金诺这个郊外小房子里思考与写作，仅获得了短暂的生存快乐。

    余下的便是狼嗥声，在那个月光下的雪夜，传得很远……

    与妻子六年阔别，冬天徒步穿越西伯利亚，忍饥挨饿，躲避搜查，在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千百次的冒险，“只要能再见她(拉拉)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的帕沙，在抵达米库利钦郊外的房子时，拉拉已于前天离开。垂死之人的最后一点愿望，成了扑空的绝望，没有比这更为残酷的的事实，也没有比这更为无情的捉弄。

    这是怎样历尽磨难的一对夫妻。在动乱中长久地别离，倔强地寻找与无奈地躲藏，在死亡与仇恨中执著着信念与坚强的站立，这只是一种微弱的抗争。拉拉称帕沙为人的典范，还未见过一个同他一样的人。她说如果在世界的尽头再次闪现她和帕沙共同居住的房子，她不论从什么地方，哪怕是从天边爬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两个男人各怀痛楚。帕沙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作出了认真的总结，终于认为一切是狂热的、畸形的和荒诞的歪曲。从战争谈到拉拉，帕沙对日瓦戈使用着拉拉的口头禅“我说得不对吗？”，描述拉拉抖动地毯的时候，“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象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睛睛哈哈大笑……”那个“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的女人，帕沙的妻子，终于也象空气一样，滑走了。

    在这个弥漫拉拉气味的房子里，绝望如雪落无声，掩饰着悲怆，一字一句，都象悼词一样，充满了感伤。战争，女人，双重的绝望，精神的双重受创，正是俄罗斯人的坎坷经历。帕沙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动物”，是一个被时代和政治异化了的工具；他好似铁石心肠，但仍有“一星半点不朽的东西”，是俄国革命深刻的矛盾性的体现。

    帕沙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革命者帕沙让鲜血结成上冻的花楸果。

    余下的便是狼嗥声，在那个月光下的雪夜，传得很远……

    拉拉肯定是没有爱过科马罗夫斯基。这个世人眼中邪恶的化身，他在拉拉最稚嫩美好的时代让她饱受了痛苦、屈辱和绝望。但拉拉也曾感到惬意，在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的这个男人，陪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暖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了她，“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由此她的心灵浸透了某种谜一样的哀伤和美好。

    基督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让拉拉打了一个冷颤。她觉得好是说她。她陷入迷惘。

    美丽的拉拉应是无论人世和地狱都不能腐蚀的诗歌，科马罗夫斯基心灵中的某种东西也一度诗歌一样柔软，他轻声低唤“拉拉”，可以一连几小时不眨眼地端详拉拉，她的美“恰似一股清烟，刺痛科马罗夫斯基的眼睛，深入他的心灵。”他感到震惊，感到忧伤。

    快发疯的拉拉在圣诞夜开枪射击科马罗夫斯基，也是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射向屈辱、曲解、侮辱的一枪。这是拉拉在荒凉的地带的有力的反抗。

    但最终，在那个雪天，科马罗夫斯基把拉拉从日瓦戈身边带走了。并非逃脱厄运，希望的烛光摇曳不定，悲惨的拉拉，一辈子都没有摆脱科马罗夫斯基的纠缠，成了俄国部长的妻子。

    至此，拉拉已集女人不同的社会角色于一身——同时是情人、妻子(及母亲)和性对象(性诱惑或性施暴)，“这既象征着女性的三种不同的命运，也象征着俄罗斯民族三种不同的命运。”，这部浸透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评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于自由与真理的思考、关于历史与自然和艺术的联系的思考的小说，美国人威尔逊把它概括提炼为“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这十四个字，实在是颇为精当的。

    重遇日瓦戈，日瓦戈已静卧棺材，拉拉只求毫无阻碍痛哭一场的幸福。她明白：“她们彼此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象通常虚假地描写的那们，“被情欲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

    雪夜，月光下的狼嗥声，传得很远很远……

    2001/11/25日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