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登端详着手中的信封。信上的姓名和地址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显然是外国人写的，因为英国人会写“奥尔洛夫亲王”或“阿列克谢亲王”，而不会写“A.A.奥尔洛夫亲王”。沃尔登很想知道信封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亚历克斯已经在深夜搬出了酒店。他不在场，沃尔登不便私自拆开信件——这毕竟是另一位绅士的信啊。

他把信递还给巴思尔·汤姆森，这个人可没那么多顾虑。

汤姆森撕开信封，抽出一张信纸，“空白的！”他说。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房间里的人全部迅速行动起来。沃尔登走到窗口，远离房门并且置身于手枪射程之外，站在沙发后面以便随时躲避。两名警探分散到房间两侧，拔出了手枪。汤姆森在房间中央，站在一张垫得很软的大安乐椅后面。

又是一阵敲门声。

汤姆森大声说：“进来——门开着。”

门开了，刺客就站在门口。

沃尔登紧紧抓住了沙发背。那人的相貌令人心生畏惧。他身材高大，头戴圆顶礼帽，身穿黑色大衣，大衣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处。他长着一张长脸，面色苍白而憔悴，左手里拿着一只棕色大瓶子。那人扫视了整个房间，顿时发觉这是一个圈套。

他举起手中的瓶子说：“硝酸甘油！”

“别开枪！”汤姆森对两名警探厉声喝道。

沃尔登吓得一阵反胃。他知道硝酸甘油是什么东西：一旦瓶子落地，他们全都会丧命。他想活命；他不愿被瞬间燃烧，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没有人动弹。沃尔登盯着刺客的脸，那是一张精明的、坚毅的、决绝的面孔。在那短暂而可怕的僵持中，那张面孔的每一处细微特征都刻进了沃尔登的脑海：鹰钩鼻，宽阔的嘴巴，悲伤的眼神，帽檐下露出的浓密黑发。他是不是疯了？沃尔登暗自琢磨着。还是心中有恨？冷酷无情？虐待狂？这张脸上流露出的只有无所畏惧。

汤姆森打破了沉默。“投降吧。”他说，“把瓶子放在地上，别做傻事。”

沃尔登则在想：倘若警探开枪，这个人中枪倒地，我能不能及时赶到他身边，在瓶子落地之前接住它——

不可能。

刺客纹丝不动，瓶子仍举得老高。“他看的是我，而不是汤姆森，”沃尔登忽然意识到，“他正在仔细打量我，好像对我很感兴趣似的；他要把我相貌的每处细节都看个仔细，想知道什么会让我有反应。这是一种深入内心的审视。他对我的兴趣丝毫不亚于我对他的兴趣。”

那人已经意识到亚历克斯不在这里，那他会做什么呢？

刺客用俄语对沃尔登说：“你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蠢。”

沃尔登心想：他莫不是想搞自杀袭击？他会不会把我们全杀了，自己也跟着送命？最好跟他谈下去——

就在这时，刺客却跑了。

沃尔登听到他沿走廊跑开的脚步声。

沃尔登向房门跑去，另外三个人抢在了他前面。

走廊里，两名警探已经跪在地上，举枪瞄准。沃尔登看见刺客正快步跑开，姿势十分怪异，他的左手笔直地垂在体侧，一边跑一边竭力拿稳瓶子。

如果炸弹现在爆炸，沃尔登想，隔着这段距离，它能炸死我们吗？也许不会。

汤姆森也这样想。他说：“开枪！”

两支手枪同时响了。

刺客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他被打中了吗？

他把手往后一甩，把瓶子向他们掷来。

汤姆森和两个警探连忙卧倒在地。霎时间，沃尔登意识到，只要硝酸甘油在他们附近爆炸，即使卧倒也没有用。

瓶子在空中打着转向他们飞来，眼看就要落在离沃尔登五英尺远的地上。只要它一落地，肯定就会爆炸。

沃尔登迎着飞来的瓶子冲上前去。

瓶子沿着一条平滑的弧线往下落，他伸出双手去接。他抓住了，手指在玻璃上有点打滑。他心里一慌，手也慌乱起来，瓶子差点从他手里滑掉。紧接着他又抓住了它。

“千万别滑掉！上帝保佑，千万别滑掉！”

他把瓶子往胸前一收，像守门员抓足球一样，把瓶子搂在胸口，还顺着瓶子飞行的方向转了一圈，结果失去了平衡，跪倒在地板上。他稳住身子，怀里仍抱着那只瓶子，心想：我死定了。

什么事也没发生。

所有人都紧盯着他，只见他跪在地板上，怀里抱着瓶子，像是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一个警探昏了过去。

费利克斯惊讶地瞥了沃尔登一眼，随即转身快步跑下了楼。

沃尔登真了不起，人要有多大的胆量才敢抓住那只瓶子啊！他心想。

他听见有人在远处高喊：“追上他！”

又失败了，他心想，我又在逃命了。我这是怎么了？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他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接着是一声枪响。

在下一层的楼梯平台上，他和一名端着托盘的服务生撞了个满怀。服务生摔倒在地，餐具和食物撒得到处都是。

追捕者就在他身后一两段楼梯的地方。跑到楼梯底部后，他镇静了一下，朝门厅走去。

门厅里依然人来人往。

他觉得自己像是在走钢丝。

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那两个他先前认为有可能是侦探的人。他们俩凑在一起，聊得正起劲儿，脸上的神情有些忧虑——他们一定已经听见了远处的枪声。

他缓步穿过门厅，竭力克制自己想要狂奔逃命的冲动。他觉得仿佛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看。他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他走到门口，跨出门去。

“要叫出租车吗，先生？”门卫问。

费利克斯跳上一辆正在等客的出租车，车子立刻开走了。

当车子转入河岸街时，他回头朝酒店的方向张望。楼上的一名警探正好从酒店大门冲了出来，门厅里的那两名侦探紧随其后。他们和门卫说了些什么，门卫伸手指指费利克斯的车子。侦探们立即拔出手枪，追赶过来。

交通十分拥挤，车子在河岸街停了下来。

费利克斯跳下了车。

司机大喊起来：“喂！怎么回事，老兄？”

费利克斯闪避来往车辆，穿到了马路的另一边，向北跑去。

他回头看了看，他们仍然紧追着不放。

他必须保持跑在前头，直到他找到一处得以脱身的地方，比如迷宫似的小巷，或是火车站。

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看见他在狂奔，便站在马路对面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片刻之后，那几名侦探看见了这名警察，向他大声呼叫起来，于是他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

费利克斯加快了脚步。他的心在剧烈地狂跳，而他精疲力竭、气喘吁吁。

他拐了个弯，发现自己来到了科文特花园的水果蔬菜市场。

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挤满了卡车和货运马车。遍地都是市场的搬运工：有的头顶木制托盘，有的手里推着小车。肌肉健硕、穿着汗衫的男人正把装满苹果的大桶从货运马车上卸下来；头戴圆顶礼帽的人在做生意，买卖成箱的生菜、西红柿和草莓；戴着便帽的人则负责取货和搬运。市场里人声鼎沸，棒极了。

费利克斯一头钻进了市场。

他躲在一堆空的木板箱后面，透过木板缝观察外面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追他的人。他们站在原地环顾四周，接着简短地商议了一番，然后四个人便分头搜查起来。

看来莉迪娅背叛了我，费利克斯一边喘息一边想。她事先知道我求见奥尔洛夫是为了刺杀他吗？不！她一定不知道。那天上午她的反应绝不是在演戏，她亲吻我的时候也毫无伪装。但是，如果她相信了我那套为入狱的水兵求情的说辞，她肯定什么也不会告诉沃尔登的。唉，也许是后来她意识到我对她撒了谎，于是才向丈夫发出了警告，因为她丝毫不想牵涉进奥尔洛夫的刺杀事件。看来她并不算是真正背叛了我。

下一次她不会再吻我了。

也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那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正朝他藏身的地方走来。

费利克斯绕过那堆木板箱，发现自己身处一处僻静的角落，四下无人，许多只木板箱将他遮得严严实实。

无论如何，他想，我总算逃出了他们设下的圈套。谢天谢地，多亏了那瓶硝酸甘油。

可明明应该是他们害怕我。

我才是捕猎者；我才是那个布设陷阱的人。

问题在于沃尔登——他是个威胁。至今为止他已做了两次绊脚石。谁能想到一个头发都白了的贵族竟然这么有勇气？

费利克斯琢磨着：不知道警察在哪里。他向外窥视，正好与警察打了个照面。

费利克斯一把抓住他的外套，把他猛地拽进自己藏身的地方，警察脸上露出了惊恐万状的神情。

警察被拽得东倒西歪，费利克斯伸脚一绊，他便跌倒在地。

费利克斯扑到他身上，扼住了他的喉咙，然后手上开始发力。

费利克斯一向痛恨警察。

他想起了比亚韦斯托克那些阻止罢工的人——一群手持铁棍的暴徒，他们在工厂外面毒打工人，一旁的警察却只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他想起了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流氓恶棍在犹太人聚居区闹得无法无天，烧毁房屋，殴打老人，强奸年轻姑娘，一旁的警察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却哈哈大笑。他想起了血腥星期日，当军队向冬宫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一轮接一轮的扫射时，警察只是冷眼旁观，甚至喝彩叫好。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的往事：将他送进彼得保罗要塞遭受酷刑的警察；押送他去西伯利亚并偷走了他的大衣的警察；冲进圣彼得堡罢工集会，挥舞着警棍向妇女头上猛击的警察——他们殴打的总是女人。

警察就是出卖了自己灵魂的劳工。

费利克斯手上的力道更大了。

那人闭上了眼睛，也不再拼命挣扎。

费利克斯双手卡得更紧了。

他听到一个声响，猛地转过了头：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儿正站在旁边吃苹果，看着他把警察活活掐死。

费利克斯心想：我还等什么呢？

他松开了警察。

小孩儿走上前，俯身看着不省人事的警察。

费利克斯向外张望，并没看见任何侦探的踪影。

小孩儿问：“他困了吗？”

费利克斯转身走了。

他离开了市场，一路上没有见到任何追捕自己的人。

他走到了河岸街，这才觉得自己安全了。

来到特拉法加广场，他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我差一点儿就死了，沃尔登不断地回想，我差一点儿就死了。

他呆坐在套房里，汤姆森则在召集手下的警探。不知是谁给沃尔登递上一杯白兰地苏打水，这时他才注意到自己的双手正在不停地颤抖。他仍然无法将自己手捧一瓶硝酸甘油的景象从脑海中抹去。

他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到汤姆森身上。在对部下讲话的时候，这名警察的神态动作有了明显的改变：他把双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坐在椅子的边缘上，话音不再慢吞吞地拖着长声，而是变得干脆而严厉。

汤姆森讲话时，沃尔登渐渐恢复了镇静。“这个人从我们手指缝里溜走了，”汤姆森说，“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次发生。现在我们对他已经有所了解，接下来将发掘出更多的信息。我们知道他在1895年或以前曾在圣彼得堡逗留过，因为沃尔登太太记得他。我们知道他曾到过瑞士，因为他装炸弹的手提箱是瑞士手提箱。我们还知道他的外貌。”

那张脸，沃尔登想到这里，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汤姆森继续说：“瓦茨，你和你手下的弟兄们在东区花点钱打探一下。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人是个俄国人，因此他很可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犹太人，但不要完全依赖这个特点。看看能否打探到他叫什么，如果能查出他的姓名，马上给苏黎世和圣彼得堡发电报，搜寻更多的线索。”

“理查兹，你从那只信封入手。他很可能只买了一只信封，所以店员可能记得这笔生意。”

“伍兹，你负责那只瓶子。这是一只温彻斯特式药剂瓶，带有毛玻璃瓶塞，瓶底印有制造商的名字。你去查出制造商在伦敦向哪些商店供货，派你的手下走访所有商店，将我们要追捕的人描述给店家听，看看有没有哪名药剂师对这样的顾客有印象。当然了，他制造硝酸甘油的原料肯定是分别从不同的商店买来的，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些商店，就知道应该去伦敦的哪个区找他了。”

沃尔登深感震撼，此前他并没意识到那名刺客竟留下了这么多的线索。他渐渐觉得好受多了。

汤姆森对一个头戴毛毡帽、身穿软领衬衫的年轻人说：“泰勒，你的工作最为重要。沃尔登伯爵和我与刺客只打了个照面，但沃尔登太太将他看得十分真切。你和我们一道去拜见伯爵夫人，有了她和我们的共同帮助，你可以为这家伙画出一张肖像。我要你们今晚就将画像印制出来，明天中午之前，把画像分发到伦敦的每一个警察局。”

这下十拿九稳了，沃尔登心想，这家伙肯定无法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就在这时，他忽然记起，当他们在酒店客房里设下圈套的时候，他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又颤抖起来。

费利克斯照了照镜子。他将头发剪得极短，像个普鲁士人；他又拔去了许多眉毛，只剩下窄窄的两条线。他必须从此刻起不再剃须，这样，只要一天工夫他就会变得胡子拉碴，再过一星期，胡子就会盖住他那特征鲜明的嘴和下巴。麻烦的是他没法对自己的鼻子动手脚。他买了一副带金属镜框的二手眼镜，镜片很小，这样他就能从镜片上方望出去。他用圆顶礼帽和黑色大衣跟人换了一件深蓝色水手双排扣大衣和一顶粗花呢做的鸭舌帽。

若是仔细辨认，还能看出他原本的相貌，但如果仅仅是一扫而过，他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

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布丽吉特的房子。他所有的化学药剂都是从方圆一两英里以内的商店买来的，一旦警察得知这个消息，他们就会开始挨家挨户搜查，迟早会搜到这条街，某个邻居便会说：“我知道这个人，他在布丽吉特的地下室落脚。”

他正在设法逃命——这让他感到既丢人又丧气。他以前也曾逃过命，但总是在杀人以后，从来没有在杀人之前便开始逃命。

他收起剃须刀、替换用的内衣、自制炸药包和他那本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集，他把这些东西用干净的衬衣包好，然后来到了布丽吉特的客厅。

“我的天啊，你怎么把眉毛弄成这个样子？”她说，“你本来的模样多俊俏啊。”

“我得走了。”他说。

她打量了一眼他的包袱，说：“我看见你拿着行李。”

“如果有警察来问话，你不必对他们撒谎。”

“我就说我把你撵出去了，因为我怀疑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再见，布丽吉特。”

“把你那副愚蠢的眼镜摘掉，吻我一下。”

费利克斯吻了她的面颊，然后走了出去。

“祝你好运，孩子。”她向他的背影大声说。

他骑上自行车，出去寻找落脚的地方——自他来到伦敦以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骑得很慢。剑伤已不再让他感到虚弱，但他却由于挫败感而精神不振。他穿过伦敦北部和伦敦城区，经由伦敦桥过河。在河的对岸，他途经一家“象堡酒吧”，然后向东南方向骑去。

他在老肯特路一带找到了一处贫民区，食宿便宜，也没人问东问西。他在一幢经济公寓的五楼租了个房间，看门人无精打采地告诉他这幢公寓的所有人是英国教会。在这里可没有条件制造硝酸甘油：房间里没有水，甚至整幢公寓里都没有水——仅在院子里有一个公用水管和一间茅房。

房间里十分阴森。墙角的捕鼠器揭示了房间里的秘密，唯一的一扇窗户上仅有报纸遮盖。墙皮已经剥落，床垫散发着恶臭。看门人是个驼背的胖子，穿一双软底拖鞋，走路时趿拉着双脚，咳嗽着说：“如果你想修窗户的话，我可以搞到便宜的玻璃。”

费利克斯问：“我的自行车应该放在哪儿呢？”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把它搬到楼上来，放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被人偷走。”

若是自行车放在房间里，剩余的空间只够他从门口走到床前。

“这个房间我要了。”费利克斯说。

“总共十二个先令。”

“你说一个星期三个先令。”

“预付四个星期的房租。”

费利克斯付了钱。他已经花钱买了眼镜，又折价置换了新衣服，现在只剩下一英镑十九先令了。

看门人说：“如果你想装修一下的话，我可以为你搞到半价的油漆。”

“有需要我会告诉你的。”费利克斯说。这房间污秽不堪，但他根本无心顾及这些。

明天他必须开始再次寻找奥尔洛夫。

“斯蒂芬！谢天谢地，你好好的！”莉迪娅说。

沃尔登搂住她说：“我当然好好的。”

“怎么样？”

“恐怕我们没能逮住那个人。”

莉迪娅如释重负，险些昏过去。自从斯蒂芬说出“我将借机抓住他”之后，莉迪娅的忧虑便翻了一番：她既害怕费利克斯杀死斯蒂芬，又害怕倘若费利克斯刺杀不成，她此生将第二次成为他入狱的原因。他第一次入狱时经受了何种折磨，她心知肚明，一想到那些事她就禁不住反胃。

“我想你已经见过巴思尔·汤姆森，”斯蒂芬说，“这位是警方画像师泰勒先生。我们将共同协助他画出刺客的相貌。”

莉迪娅的心往下一沉。她竟然要当着丈夫的面花几小时来描述情人的模样。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她暗想。

斯蒂芬问：“对了，夏洛特哪儿去了？”

“买东西去了。”莉迪娅告诉他。

“正好，我不想让她知道任何与这个案子有关的事，尤其是不要让她知道亚历克斯到哪儿去了。”

“也不要告诉我，”莉迪娅说，“我宁愿自己不知道。这样我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们坐了下来，画像师拿出了速写簿。

画像师画了一遍又一遍，而莉迪娅本可以在五分钟之内亲自画出肖像来。起初，她企图故意让画像师画得不像：画师画得准确无误时，她便说“不大像”；画得明显不像时，她却说“就是这样”。但斯蒂芬和汤姆森也都见过费利克斯，虽然只是短时间接触，但二人都把费利克斯看得清清楚楚，而他们纠正了她的错误。到头来，因为担心被人识破，她只好同他们合作，而心里却很清楚，自己正在帮助他们将费利克斯再次送进监狱。他们最后画出的面容与莉迪娅深爱的那张脸十分相似。

画完像以后，她精神极度紧张，服了一剂鸦片酊便睡觉了。她梦见自己正在去圣彼得堡与费利克斯幽会的路上。梦中的逻辑一向天马行空，她似乎是与两位公爵夫人同乘一驾马车，赶去乘船。在现实中，如果这两位公爵夫人知道她过去的经历，准会把她逐出上流社会。然而在梦中她们走错了路，没有去南安普敦，而是到了伯恩茅斯。尽管当时已是五点钟，而船七点便要起航，但她们还是在那里停下来稍事休息。两位公爵夫人告诉莉迪娅，她们在夜里同床共枕，以下流的方式互相爱抚。不知怎的，虽然她们两个年事已高，莉迪娅听闻这种事却毫不意外。莉迪娅不断地说：“我们现在得走了。”但她们对她置若罔闻。有个男人给莉迪娅送来一封信，签名写着“你的无政府主义者情人”。莉迪娅对送信的人说：“告诉我的无政府主义者情人，我正在设法赶上七点钟的船。”就在这一刻，秘密泄露了。两位公爵夫人会心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差二十分钟就到七点，她们仍然在伯恩茅斯，这时莉迪娅突然发现自己还没装行李。她跑来跑去，把东西扔进箱子里，却什么也找不到。时间一秒秒地流逝，她已经耽搁了很久了，可她的箱子不知怎的始终装不满。她惊慌失措，不带行李就走。她爬上马车，自己赶着马车出发，却在伯恩茅斯海滨迷了路，无法出城，没有赶到南安普敦便醒了过来。

她躺在床上，心怦怦直跳，眼睛睁得老大，直盯着天花板，心想：这只是一场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费利克斯上床的时候满心苦闷，醒来时却是满腔愤慨。

他生自己的气。刺杀奥尔洛夫这一任务并非难于上青天，即便那人有警卫保护，他也不可能像银行里的钞票一样被锁在地下保险柜里；再说，即便是银行保险柜，也有被抢劫的可能。费利克斯头脑灵活、信心坚定，再加上耐心和恒心，他一定能避开对手在他行刺道路上设置的所有障碍。

他确实正在被人追捕。但是，他绝不会被抓获。他将走街串巷，避开邻居的耳目，时刻提防着警察的蓝色制服。自他开始通过暴力实现政治诉求以来，他曾多次遭到追捕，但他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于是他起了床，在院子里的公用水管洗漱一番，记住了不刮胡子，然后戴上粗花呢帽子和眼镜，穿上双排扣大衣，在茶摊吃了顿早餐；然后骑着自行车，避开主要街道，向圣詹姆斯公园去了。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就是身穿制服的警察在沃尔登家外面来回踱步。

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在往常的位置观察这幢房子。他不得不退到公园里去，从远处观察。他也不能总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以免惊动警察，使得他们将敏锐的目光投在自己身上。

中午时分，一辆汽车从宅邸里开了出来。费利克斯急忙跑去他的自行车旁。

他并没看见这辆车是什么时候开进去的，因此这辆车很可能是沃尔登的。在过去，这家人总是乘马车外出，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家不能既有马车又有汽车。费利克斯离得太远，无法猜出坐在车子里的是谁。他希望车里的人是沃尔登。

汽车向特拉法加广场驶去。费利克斯抄近路从草地上骑过，以便追上汽车。

当他骑上马路时，汽车就在他前方几码远的地方。在特拉法加广场附近，他轻易地跟上了汽车，但汽车在查令十字街向北行驶时再次与他拉开了距离。

他把车蹬得很快，但没有拼命地骑。原因之一是他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另一个原因是他想保存体力。但他过于谨慎，等他骑到牛津街时汽车早已踪迹难寻。他暗骂自己是个傻瓜。汽车朝哪个方向走了呢？有四种可能：向左、直行、向右或向右急转。

他随便一猜，然后径直向前骑去。

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北端的堵车队伍中，他再次看见了那辆汽车，不由得舒了一口气。汽车向东拐弯时，他追上了汽车。他放胆靠近汽车，想看清车里的人。坐在前排的是个头戴司机帽的男子，坐在后排的是个头发花白、蓄络腮胡子的人：是沃尔登！

“我要把他也杀死，”费利克斯想，“我对天发誓，我要杀死他。”

尤斯顿车站外拥挤的车流中，他超过了汽车，骑在前头，这样做要面对的风险是汽车再次超过他的时候，沃尔登可能会看见他。在尤斯顿路沿路，他一直骑在前头，不时回头查看汽车是否还跟在他身后。在国王十字路口，他喘着粗气等待汽车从他身边驶过。车子转弯向北行驶，从他身边驶过时，他别过了脸，然后又跟了上去。

此地交通较为拥挤，他渐渐疲惫下来，但仍能够跟住汽车。他开始盼望沃尔登是去看望奥尔洛夫。位于伦敦北部的一幢房子，装饰低调不醒目，位于郊外，也许是个很好的藏身之处。他变得愈发激动：也许可以将他们两个一并杀死。

大约跟了半英里，街上的车辆开始变得稀少。沃尔登的车子很大，马力也足，费利克斯不得不蹬得越来越快。他汗流浃背，心想：还有多远呢？

霍洛威路拥挤的交通使他得以暂作休息，然后汽车又加快了速度，沿着七姊妹路行驶，他只能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追赶。此刻汽车随时可能驶离主道，它距离最终的目的地也许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只是想要一点运气！他心想。他使出了最后一丝力气，双腿疼痛不已，呼吸变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汽车还是无情地将他甩在了后头。当他看到汽车将自己落下一百码并且还在加速时，他放弃了跟踪。

费利克斯靠惯性滑行了一段距离，终于停在了路旁。他坐在车座上，扑倒在车把上，等着呼吸恢复平稳。他的头晕乎乎的。

事情总是这样，他愤愤地想：统治阶级就连搏命都舒坦得很。瞧沃尔登，吸着雪茄，舒舒服服地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甚至都不必亲自驾车。

沃尔登显然是要出城。在伦敦北部，速度快的汽车半天车程范围内，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奥尔洛夫的藏身之地。又一次地，费利克斯心中充满了挫败感。

为了想出一个更好的主意，他转身向圣詹姆斯公园骑去。

潘克赫斯特太太的话语仍然让夏洛特心潮澎湃。

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世上一半人的手中，而这一半人对另一半人面临的问题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产生悲剧和痛苦。男人之所以接受了这个残酷而不公的世界，是因为这世界的残酷和不公并非针对他们，而是针对女人的。倘若妇女有了权力，那他们便无人可以压迫了。

参加妇女参政论者会议的第二天，她的脑子里充满了这样的念头。她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她周围的所有女性——女佣、店员、公园里的保姆，甚至自己的妈妈。她感觉自己开始懂得世界是怎么回事了。她不再因为父母向自己撒谎而怨恨他们——他们并没有真的向她撒谎，只是向她隐瞒了一些事。此外，若说欺骗，他们不仅欺骗了她，同样也欺骗了他们自己。爸爸更是抛开了自身的意愿，与她开诚布公地谈话。但她仍然想要亲自寻找答案，这样得来的事实才可信。

这天上午，她设法弄到了一点钱，方法很简单：她叫一名男仆陪同自己去买东西，并对他说“给我一个先令”，然后，就在男仆守着马车在摄政街利宝百货的正门等候的时候，她从侧门溜了出去，来到了牛津街，那里有个女人在卖妇女参政论者的报纸《给妇女投票权》。她花一便士买下了报纸，回到利宝百货后，躲在女厕所里把报纸藏在裙子底下，然后回到了马车上。

吃完午餐后，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看报纸。她知道了在她初入社交界的那天晚上，王宫里发生的事已经不是人们第一次要求国王和王后关注妇女的悲惨处境了。去年十二月，三名穿着精美晚礼服的妇女参政论者进入了科文特花园的一个包厢，并堵住了包厢的入口。当晚演出盛大，上演的是雷蒙德·罗泽执导的《圣女贞德》，不仅国王与王后都在场，而且伴有大量随行人员。第一幕结束时，一名妇女参政论者站起来，开始用话筒慷慨激昂地向国王做起了演讲。人们花了半个小时才把包厢门砸开，把那几名妇女从包厢中拖了出去。这时，早已布置在顶层楼座前排的四十多名妇女参政论者又站了起来，将大把的宣传册抛撒向楼下的正厅座位，然后全体离开了剧场。

这次事件前后，国王始终拒绝批准潘克赫斯特太太谒见。妇女参政论者则争辩说所有臣民都有权为自己的冤屈而向国王请愿，她们宣布将组成一支请愿代表团，在数千名妇女的陪伴下向王宫进发。

夏洛特意识到请愿游行就在今天举行——今天下午——此时此刻。

她期望亲身参与其中。

她告诉自己，如果不能出一份力去纠正世间的不平之事，即使你清楚这世上有哪些不平之事，那也是纸上谈兵。潘克赫斯特太太的讲话仍然在她的耳畔回响：“当代女性身上的这种精神永远无法被磨灭……”

爸爸与普理查德乘车外出了；妈妈和往常一样，吃完午餐正躺着休息。没有人会阻止她。

她穿上一件老式的连衣裙，穿戴上她最不起眼的帽子和大衣，然后悄悄地走下楼梯溜出了家门。

费利克斯在公园里来回踱步，始终让沃尔登的房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同时在绞尽脑汁想办法。

无论如何，他得想办法弄清楚沃尔登坐着汽车要到哪里去了。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能不能再找莉迪娅试试呢？冒点儿险，他倒是有可能避开警察溜进府邸，但他还能出来吗？莉迪娅会不会报警？即使她肯放他离开，但眼下她知道了他居心何在，也不大可能把奥尔洛夫的秘密藏身地告诉他。或许他可以色诱她，但是哪有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呢？

骑着自行车，他无法跟住沃尔登的汽车。他能不能用另一辆汽车跟踪沃尔登呢？他可以偷一辆车，但他不会开车。他能学会吗？即使学会了，沃尔登的司机难道不会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们吗？

他可以藏在沃尔登的汽车里……那就是说，他得设法进入车库，打开行李箱，在里面躲上几个小时，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都在于沃尔登出行前没有东西需要放进行李箱。失败的可能性太大了，不值得让他孤注一掷赌上这一局。

当然了，司机一定知道汽车的去向。或许可以买通他？灌醉他？绑架他？正当费利克斯将这些可能性一一进行细致思考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姑娘从沃尔登家的宅子走了出来。

他暗自纳闷此人是谁。她可能是名女佣，因为主人进出总是乘马车，但她又是从正门出来的，费利克斯从没见过哪个佣人出入正门。她或许是莉迪娅的女儿，那她就有可能知道奥尔洛夫在哪儿。

费利克斯决定跟踪她。

她朝特拉法加广场走去。费利克斯把自行车放在树丛里，跟着她往前走，并且凑近了些，将她看个真切。看她的衣着不像是佣人。他想起第一次试图行刺奥尔洛夫的那天夜里，马车里的确有个女孩子。他当时并没留意她，因为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莉迪娅身上——事情坏就坏在这里。在观察这座宅邸的这些天里，他常瞥见一个女孩子不时乘着马车出入，费利克斯断定，她很可能就是这个姑娘。看来她是趁父亲外出、母亲正忙，偷偷溜出去办私事。

他尾随她穿过特拉法加广场，忽然觉得她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他可以确定自己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她，可是当他看着她苗条的身姿昂首挺胸，迈着坚定而急促的步伐走过街道的时候，他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她转身过马路的时候，他得以偶尔望见她的侧影，每到此时，他内心深处便会牵动某种模糊的记忆，也许是她扬起下巴的样子，或者是她的眼睛。难道是她让他想起了年轻时的莉迪娅？——绝对不是。他意识到莉迪娅一向看起来娇小脆弱、五官十分精致，而这个女孩神情刚毅、脸庞棱角分明。她的样子让费利克斯联想起他在日内瓦的一间美术馆看到的一幅意大利艺术家画的画。没过多久，他便记起了那位画家的名字：莫迪利亚尼。

费利克斯与她越来越近，又过了一两分钟，他终于得以看见她完整的容貌。他吃惊得心跳都停了一拍，心想：她真是个美人。

她要到哪里去？也许是去和男朋友幽会？去买什么家长不许她买的东西？还是去做家长不赞成她做的事情，比如去看电影或是观赏通俗音乐会？

看来可能性最大的是去与男朋友约会。在费利克斯看来，这种可能性对自己最有利。他可以查出她的男朋友是谁，以此要挟，说要把她的秘密说出去，好让她把奥尔洛夫的落脚地告诉自己。当然了，她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把这些信息告诉他，尤其是在她已经得知一名刺客打算刺杀奥尔洛夫的情况下。不过如果她必须在一个小伙子的爱情与俄国表兄的安全之间做抉择的话，费利克斯估计一个年轻姑娘将会选择爱情。

他听到远处传来了嘈杂声。他跟着姑娘转过街角，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一条满是参加游行的妇女的街道。她们当中有许多人穿着代表妇女参政论者的绿、白、紫三色的衣服，许多人举着横幅。街上有成千上万名妇女。一支乐队不知在什么地方奏着进行曲。

这个姑娘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随着人流向前走去。

费利克斯心想：好极了！

沿路站着许多警察，但他们大多面向街心，看着游行的妇女，这样费利克斯就可以沿着人行道从他们的背后躲闪着经过。他随着游行队伍一同向前行进，让那个姑娘一直在自己的视野内。他一直需要好运，如今好运终于降临了。这个姑娘是个秘密妇女参政论者！要挟她易如反掌，但也许还有更巧妙的办法可以暗中操纵她。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费利克斯心想，我都要从她这里得到我想要的信息。

夏洛特异常激动。游行队伍井然有序，由女管理员维持秩序，指引在场的妇女排成排。大多数游行者都是穿着考究、打扮体面的人。乐队奏着欢快的二步舞曲。队伍里甚至还有几名男子，举着横幅，上面写着：与拒绝给妇女议会投票权的政府做斗争。夏洛特不再感到自己像个满脑子离经叛道想法的异教徒，与旁人格格不入。哇，她心想，在场的数千名妇女都与我想法一致、感同身受呢！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她几次想到：男人们说“妇女软弱、愚蠢而无知”，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否正确。因为有时候她真的感到自己软弱、愚蠢，也确实无知。此刻她心想：如果我们进行自我教育，就不会无知；如果我们主动思考，就不会愚蠢；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做斗争，就不会软弱。

乐队奏起了圣歌《耶路撒冷》，妇女们放声唱了起来，夏洛特和她们一起纵情高歌：

我斗志昂扬，永不止息，

我利剑在手，不会休憩，

哪怕被人看见我也不在乎，夏洛特倔强地想，哪怕是被公爵夫人看见我也不在乎！

直到我们建起耶路撒冷，

在英格兰那翠绿怡人的大地。

游行的队伍穿过特拉法加广场，走上林荫路。大批警察突然冒出来，密切注视着游行的妇女们。道路两侧还有许多看热闹的人，大部分是男人。他们高声喊叫，吹着口哨嘲弄游行的妇女。夏洛特听见其中一个人说：“就应该好好干你们一炮！”羞得她满脸通红。

她注意到许多妇女手里拿着木杆，顶端装有一只银色的箭头。她问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女人，那符号有什么含义。

“它代表囚衣上的箭头，”那女人答道，“所有带着箭头的女性都曾经被投入监狱。”

“监狱！”夏洛特大吃一惊。她听说过少数妇女参政论者曾被投入监狱，但此刻她环顾四周，却看到了数百名手持银色箭头的妇女。这是她第一次想到，她今天也可能会被投入监狱。这个念头让她顿时变得软弱下来。她想：我不想走了，前面就是我的家，穿过公园，不出五分钟我就可以到家了。监狱！我必死无疑！她回头看了看，又转念一想：我并没有做错事！我为什么要害怕进监狱？我为什么不能向国王请愿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妇女将永远软弱、永远无知、永远愚蠢。这时乐队又奏起了乐曲，于是她挺起胸膛，合着节拍继续前行。

林荫路的尽头处，白金汉宫的门面已经隐约可见。一列警察拉开横排守在大楼前面，其中有许多还骑着马。夏洛特离游行队伍的队头很近，她暗自琢磨，等她们抵达大门之后，领头的妇女打算做什么。

她记得有一天下午，她刚走出德里与汤姆斯百货公司就看见一个醉汉穿过人行道，踉踉跄跄地向她走来。一位头戴礼帽的先生用手杖将醉汉推到一旁，与此同时，男仆敏捷地把夏洛特扶上了在路旁等候她的马车。

在今天推推搡搡的人群中，没有人会冲上前来保护她了。

她们来到了王宫大门前。

上一次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还是应邀而来的，夏洛特心想。

队首已经来到了列队肃立的警察跟前。双方僵持了一会儿，队伍后面的人纷纷向前拥挤。夏洛特突然看见了潘克赫斯特太太：她身穿夹克衫和紫色天鹅绒半身裙，高领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绿色的马甲；她头戴一顶带面纱的紫色帽子，上面饰有醒目的白色鸵鸟羽毛。她走出游行的人群，不知采用什么方法，竟然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来到了王宫庭院的大门口。她身材矮小却英姿勃发，昂首挺胸，径直向国王家门口走去！

一个头戴扁平警帽的巡警拦住了她，此人身材高大、虎背熊腰，看样子至少比她高出一英尺。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潘克赫斯特太太迈步向前，那名巡警挡住了她的去路，她想推开巡警继续前进。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夏洛特大惊失色的事：巡警一把抓住潘克赫斯特太太，把她腾空抱起，将她带走了。

夏洛特见状不禁怒火中烧，同行的妇女也个个义愤填膺。游行者奋力向警察的警戒线推进。夏洛特看见一两个人冲过警戒线，向王宫跑去，警察在她们身后穷追不舍。警马脚步踢踏，钉了铁掌的马蹄叩击在人行道上，发出震慑人的咔嗒声。警戒线开始溃散，几名妇女与警察扭成一团，被摔倒在地上。夏洛特被眼前的粗暴行径吓得不知所措。一些看热闹的男人赶来支援警察，推挤很快变成了斗殴。夏洛特身边的一名中年妇女被人抓住了大腿，她愤慨地说：“放手，先生！”警察却说：“我的老婆子，今天我想抓哪里就可以抓哪里！”一伙头戴平顶草帽的男人挤进人群，推搡周围的妇女，抡起拳头打她们，夏洛特不由得尖叫起来。突然间，一群挥舞着印第安球棒的妇女展开了反击，平顶草帽被打得抱头鼠窜。此刻再也没有看热闹的人了，每个人都陷入了混战。夏洛特想要逃离，可无论她转向何方，目之所及尽是暴力行径。一个头戴圆顶礼帽的家伙抱起一个年轻女子，一只胳膊勒在她乳房上，另一只手则伸向她大腿中间，夏洛特听见他说：“你等这一套等了很久吧，是不是？”这种兽行使夏洛特大惊失色：眼前的一切如同一幅中世纪的炼狱图，图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受难以言表的折磨；但面前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她自己就置身其中。她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跌倒在地，擦破了双手，膝盖也磕出了乌青，有人还在她手上踩了一脚。她想要站起来，却又一次被撞倒在地。她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被马蹄踩踏而死。她死命地抓住一个妇人的衣摆，奋力把自己拽了起来。有些妇女正朝男人们的眼睛撒胡椒粉，但这样的形势下她们无法瞄准，于是这一战术成功地让男人和女人同时失去了战斗力。搏斗变得越来越凶狠。夏洛特看见一个女人仰躺在地上，鼻子鲜血直流。她想去帮助那个女人，但她却动弹不得，她拼尽全力才能勉强站稳身子。愤怒和恐惧在她心中交织在一起。在场的男人们，无论警察还是平民，都在玩乐似的踢打妇女。夏洛特崩溃地想：他们为什么笑得如此狰狞？她突然感觉到一只大手抓住了她的胸部，把她吓得怔住了。那只大手紧紧地捏着她的胸，还使劲拧了一把。她转过身，笨拙地去推那只手。她前面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体面的粗花呢西装。他伸出双手抓住她的两只乳房，指使劲地往她肉里抠。从没有任何人碰过她这个地方。她与那个男人扭打起来，并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憎恨与淫欲交织的狂野神情。那人大叫道：“你就想要这个，是不是？”然后，他朝着她的肚子挥起一拳。那一拳好像打进了她的五脏六腑，她大为震惊，随之而来的疼痛更加难以忍受，但真正使她惊恐万分的是她发现自己喘不上气了。她弓着腰站在原地，大张着嘴。她想喘息、想尖叫，却一样也做不到。她敢肯定自己即将这样离开人世。她隐约觉得有个个子很高的男人推挤着从自己身边走过，像拨开田里的麦子那样轻而易举地推开众人。高个儿男人抓住穿粗花呢西装的男人的衣领，对准他的下巴来了一拳。那一拳打得年轻人一个趔趄，然后高个儿男人又把他举到了半空。那人脸上那吃惊的神情可谓滑稽。夏洛特终于喘过气来，她猛地吸了一大口气。高个儿男人用一只手臂紧紧搂住她的肩膀，在她的耳边说：“这边走。”她明白自己得救了，得知有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守护自己，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险些使她昏了过去。

高个儿男人半推着她来到人群外边，一名警官挥着警棍要来打她。夏洛特的保护者抬起手臂，挡住了警棍，木棍落在他的前臂上，痛得他叫出声来。他放开了夏洛特，紧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不多时，警官便躺在地上鲜血直流，高个儿男人继续带着夏洛特穿过人群。

他们挤出了人群。夏洛特意识到自己已经安全了，顿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颗颗泪珠伴着低低的抽泣声从她面颊上扑簌簌地滚落下来。那个男人带着她继续往前走。“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他说。他说话带有外国口音。此时的夏洛特已经魂不守舍，他带她往哪里走，她就跟着往哪里走。

又过了一阵，她渐渐恢复了平静。她发现他们已经来到了维多利亚区。那人在里昂角屋茶店外面停住了脚步，说：“你要不要喝杯茶？”

她点了点头，于是他们走进了茶店。

他把她带到一张椅子旁，然后在她对面坐下。她这才第一次看清他的面容，有一瞬间的工夫，她又害怕起来。他长了一张长脸，鹰钩鼻子，头发理得很短，两颊的胡须却没有剃。不知为什么，他的面相显得很贪婪，可她却看见他的眼神里除了怜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情感。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才好。”

他并没有理会她的问题，而是说：“你想吃点什么吗？”

“只喝茶就好，”她听出了他的口音，便开始说俄语，“你是哪里人？”

见她能够讲他的语言，他显得很高兴：“我出生在坦波夫州。你的俄语说得非常好。”

“我母亲是俄国人，我的家庭教师也是。”

女服务员过来了，他说：“请来两杯茶，亲爱的。”

夏洛特心想：他的英语是从伦敦东区学来的。她用俄语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夏洛特·沃尔登。”

“费利克斯·科切辛斯基。你敢参加那场游行，实在很勇敢。”

她摇了摇头：“这件事和勇敢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只是没想到游行会是那个样子。”她心里想：这个男人是谁，他是做什么的？他从哪里来？他的外表很迷人，谈吐却非常警惕。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情况。

他说：“你以为会是什么样？”

“游行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男人会以攻击妇女为乐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突然变得兴致勃勃，夏洛特这才注意到他面容俊朗、神态生动，“你看，人们把女性捧上神坛，假装她们心思纯洁、体格纤弱。因此，至少在上流社会里，男人必须告诫自己，他们对女人并无敌意，对她们的身体也没有任何情欲。而现在呢，出现了这样的妇女，也就是妇女参政论者，她们显然并不是软弱无力的人，也不需要被人捧上神坛。除此以外，她们还触犯了法律。她们彻底否认了男人们自欺欺人的神话，而人们攻击她们又不必受到惩处。男人们过去一直假装对女性既无情欲也无敌意，此时他们发觉自己原来受了骗，就暴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来。这是他们长期自我压抑后的绝佳发泄方式，这让他们快活极了。”

夏洛特惊奇地望着他：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此透彻的解释，说得清清楚楚，全然不必费脑筋思考！我喜欢这个人，她心想。于是她说：“你做什么工作？”

他又变得警惕起来：“我是个失业的哲学家。”

茶端上来了，香甜浓郁，让夏洛特缓和了一下精神。这个神秘的俄国人激发了她的好奇心，她想从他嘴里套出话来，便说：“看来你认为所有这些事情，比如妇女的社会地位什么的，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一样糟糕。”

“我对此确信无疑。”

“为什么？”

他有些犹豫。“只有在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男人和女人才都感到幸福，”一丝阴影从他脸上掠过，转瞬便消失了，“爱情与崇拜不能相提并论：人可以崇拜神，但只有人类才会爱。当人们把一个女人当作神一样崇拜时，就不可能去爱她。反过来，一旦人们发现她并不是神，就会恨她。这实在令人悲伤。”

“我从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夏洛特惊讶地说。

“而且，每一种宗教里都分好的神和坏的神，就像上帝和魔鬼。因此，人间就分出了好女人和坏女人。而对待坏女人，比如妇女参政论者和妓女，人们可以为所欲为。”

“什么是妓女？”

他十分吃惊：“就是出卖肉体的妇女，她们和人……”他用了一个夏洛特不知道的俄语单词。

“你能翻译一下吗？”

“房事。”他用英语说。

夏洛特羞红了脸，移开了目光。

他说：“这个词是不是很不礼貌？对不起，我不知道别的词。”

夏洛特鼓起勇气，低声说道：“性行为。”

他又转回俄语，说：“依我看，你就一直被人捧在神坛上。”

“你绝对无法想象这种生活有多可怕，”她气愤地说，“活得这样孤陋寡闻！女人真的会那样出卖自己的身体？”

“哦，是的。受人敬重的已婚妇女必须假装自己并不喜欢性行为，而她们这样，有时会搅得男人也没了兴致，于是他们就去找妓女消遣。妓女往往假装非常喜欢做这种事，尽管由于她们经常与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关系，她们并不真的享受这种事。到头来每个人都在演戏。”

这些才是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夏洛特心想。她想把他带回家，把他锁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样他就可以日夜不停地为她解释世间万象。她说：“我们是怎么落到如此地步的？人人都在逢场作戏。”

“这个答案至少要研究一辈子。然而，我敢肯定它与权力息息相关。男人统治女人，有钱的男人又统治没钱的男人。为了使这种制度变得合理，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名目——君主政体、资本主义、教养和性等。这些条条框框让我们感到不快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有些人就会丧失手中的权力。可是，即便权力让男人活在痛苦之中，他们也绝不会交出权力。”

“那人们该怎么办呢？”

“问得好。既然男人不肯交出权力，就得有人把权力从他们手里夺走。权力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从一个派系转移到另一个派系手里，这个过程叫政变，这种改变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这个过程叫革命，革命才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他稍有迟疑，“但这种变化不一定与革命者寻求的变化一致。”他继续说道，“只有当人民集体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时，才会发生革命，妇女参政论者正在做的看起来就是这种事。革命总是暴力的，因为人们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往往不惜杀人。即便是这样，革命仍然时有发生，因为人们为了追求自由，往往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你也是革命者吗？”

他用英语说：“我让你猜三次。”

夏洛特笑了。

这一笑使他幡然醒悟。

费利克斯说话的时候，他的一部分思绪始终集中在她的面容上，注视着她的神情变化。他对她心生好感，而且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种好感非常熟悉。他暗想：我本想迷住她的心智，结果却是她迷住了我的心智。

就在这时，她笑了起来。

她的笑容很舒朗，棕色的眼睛现出了笑纹；她把头向后一仰，下巴向前翘起；她伸出双手，掌心向前，做出防御似的姿态；她咯咯地笑起来，喉咙深处发出开怀的笑声。

费利克斯仿佛回到了二十五年前。他眼前浮现出一座有三个房间的简陋小屋，斜倚在一幢木质结构的教堂墙边。小屋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面对面坐在一张粗糙的木板桌旁。炉火上架着一口铸铁锅，锅里煮着一棵白菜、一小块猪油，还有许多水。外面天色几乎全黑了，用不了多久，父亲就会回来吃晚饭。十五岁的费利克斯刚刚给十八岁的姐姐娜塔莎讲了个笑话，讲的是一名旅行者和一位农民的女儿。她把头往后一仰，大笑起来。

费利克斯望着眼前的夏洛特。她与娜塔莎长得一模一样。他问：“你多大了？”

“十八。”

费利克斯脑海里跳出了一个想法，这想法令人如此震惊、如此难以置信又如此悲伤！他的心脏瞬间停止了。

他咽了口唾沫，又说：“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一月二日。”

他倒吸了一口气。她是在莉迪娅和沃尔登婚礼之后七个月整出生的——也就是费利克斯与莉迪娅最后一次做爱之后九个月。

而且夏洛特与费利克斯的姐姐娜塔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此时费利克斯对真相了然于胸。

夏洛特是他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