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登发现，喝下午茶时莉迪娅和夏洛特都显得闷闷不乐。而他自己也心事重重，喝茶时的谈话也只是敷衍了事。

换上晚餐礼服以后，沃尔登坐在客厅里呷着雪利酒，等待妻子和女儿下楼来。他们要到蓬塔达维餐厅去用晚餐。这又是一个温暖宜人的夜晚，抛开其他不谈，仅就天气而言，今年有个美好的夏天。

将亚历克斯藏在萨沃伊酒店并没能加快他们与俄国人谈判的缓慢进程。亚历克斯像小猫一样令人疼爱，可这只小猫长着一口尖牙，锋利得惊人。沃尔登曾向他提出一个反提案，将黑海到地中海之间的海域设为国际公海。亚历克斯却直截了当地说这还不够，因为在战争时期——在这个关头海峡将变得至关重要——即便英俄两国都怀着良好的动机，但谁也无法阻止奥斯曼帝国人封锁海峡。俄国要的不仅仅是自由通过海峡的权利，更需要实施这种权利的实力。

就在沃尔登和亚历克斯尚在争论俄国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实力的同时，德国已经完成了拓宽基尔运河的工程。这一关键的战略工程将使德国的无畏战舰得以从北海战场顺利进入波罗的海的安全地带。除此以外，德国的黄金储备量也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这是财政策略调整的结果，而丘吉尔之所以在五月份登门造访沃尔登，正是受到了这次调整的敦促。德国的战略准备之充分，前所未见，英俄结盟的迫切性与日俱增。但亚历克斯极具胆识，他绝不会草率地做出让步。

随着沃尔登对德国的工业、政府机构、军队和自然资源的了解愈发深入，他认识到德国完全有可能取代英国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在乎英国究竟是世界第一、第二还是第九位，只要她是个自由的国度就好。他热爱英格兰，他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祖国的工业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其民主制度被世界各国奉为榜样。祖国的子民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伴随着这一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享有投票权。早晚有一天，就连妇女也会获得投票权，只是她们最好别再砸毁门窗了。他热爱田野和山丘，热爱歌剧院和音乐厅，热爱五光十色的大都市和安详悠哉的乡村生活。他为祖国的发明家、剧作家、商人和工匠深感自豪。英格兰是处人间天堂，只要沃尔登尚有一丝办法，就决不允许愣头愣脑的普鲁士侵略者糟蹋自己的祖国。

他担心的是自己究竟有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自己对于当代英格兰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有着无政府主义者与妇女参政论者的英国，由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种年轻而狂热的政客掌管的英国，被日益壮大的工党与更加强大的工会组织撼动的英国。沃尔登这类人仍然是统治阶级——妻子构成了上流社会，丈夫则构成了权力机构。但是这个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治理了。有时候他深感沮丧，觉得自己正在渐渐失去对政治事务的控制。

夏洛特走进了房间，这让他想到，自己日渐失去控制的事物似乎不只有政治。夏洛特仍穿着喝下午茶时穿的长袍。沃尔登说：“我们很快就得出发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留在家里，”她说，“我头有点痛。”

“那你得早点告诉厨师，不然晚上就没有热餐吃了。”

“我不想吃热餐，我让他们送一盘冷食到我房间好了。”

“你脸色有点苍白。喝点雪利酒吧，开胃的。”

“好的。”

她坐下了，沃尔登为她倒了杯酒。他把酒递给她，说道：“现在安妮已有了工作，也有住处了。”

“我很高兴。”她冷冷地说。

他深吸一口气，说道：“我必须承认，那件事是我的过错。”

“噢！”夏洛特惊叹一声。

我承认自己有错，难道是这么少见的事情？他心中暗想，又继续说：“当然了，我当时不知道她那位……小伙子……已经跑了，而她羞愧难当，不敢投奔自己的母亲。不过我至少应该过问一下。你说得很对，我应该对那个姑娘负责。”

夏洛特什么也没说，但她与他并肩坐在沙发上，握住了他的手。他被感动了。

他说：“你心地善良，我也希望你能永远保有一颗善良的心。但请允许我表达自己的一个愿望，那就是我希望你在表达慷慨的态度时，能学着保持……镇静？”

她抬头望着他说：“我会尽最大努力的，爸爸。”

“我常常在想，我们对你的保护是不是过头了。当然了，究竟应该如何抚养你，应该由你妈妈来决定，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几乎一向赞同她的主张。有些人说，不应该向孩子们隐瞒……呃……我们暂且称之为生活的真相，但这种人为数极少，而且这些人通常极为粗鲁。”

他们沉默了一阵。外出用餐时，莉迪娅一向要花不少时间梳妆更衣，这次也不例外。沃尔登还有些事情想对夏洛特讲，但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那个勇气。他曾在脑海中演练过各种各样的开场白，但每一种都使人窘迫不堪。女儿惬意地默默坐在父亲身旁，他不禁纳闷她能否揣测出一丝父亲的心思。

此时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莉迪娅就快准备好了。他清了清嗓子说：“你将来会嫁给一个正派的男人，你将与他共同学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对你来说十分神秘，甚至会让你感到担忧。”讲到这里就够了，他想，现在退缩还来得及，还是回避为上。勇敢点儿啊！“但是有件事情你应该事先知道，其实这件事应该由你母亲讲给你听，真的，可不知怎的，我觉得她也许不会对你说，所以由我来告诉你。”

他点燃一支雪茄，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双手找点事做。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他真希望莉迪娅现在就走进房间，中断这场谈话，但她没有出现。

“你先前说，你知道安妮和那花匠做了什么。问题是，他们没有结婚，所以做这件事是个错误。但一旦人们结了婚，这就变成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他感到自己满脸通红，不由得希望她此刻不要抬头看自己，“身体感受很好，你知道吗？”他继续往下讲，“我无法描述出来，也许有点像靠近炉火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炽热的感觉……然而，真正重要的，也是我确定你并不了解的是，这件事的精神感受也十分美好。说不清是为什么，这件事似乎表达了所有的喜爱、温情、尊敬以及……总之，就是夫妻之间的爱情。你年轻时并不见得能体会这种感情，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容易只看到，呃，粗俗的那一面。有些则实在不幸，她们也许永远都没发现这件事美好的那一面。但是如果你有心理准备，并且选择一个高雅、善良、通情达理的男子做自己的丈夫，你一定会幸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我是不是让你非常难为情？”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女儿竟转过头，吻了他的脸颊一下。“是的，不过倒是您自己更加难为情。”她说道。

他不禁笑了。

普理查德走进房间：“马车准备好了，老爷，太太已在大厅等您。”

沃尔登站起身来，他压低声音对夏洛特说：“一个字也不要告诉你妈妈。”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人都说你是个大好人，”夏洛特说，“祝您今晚过得愉快。”

“再见。”沃尔登说。他走出房间与妻子会合时心想：我说话做事有时还挺有分寸的嘛。

自这次谈话以后，夏洛特几乎打消了参加妇女参政论者集会的想法。

安妮事件之后，她一直充斥着反叛情绪。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看到邦德街一家珠宝店的橱窗上贴着一张海报，海报的标题“给妇女投票权”吸引了她的目光，接着她注意到集会的礼堂离她家不远。海报上没有列出讲演者的姓名，但夏洛特在报上读到过，那位大名鼎鼎的潘克赫斯特太太常常不打招呼就出现在这样的集会上。夏洛特停下脚步细读海报，却假装(因为有玛丽亚在她身旁陪同)在看托盘上陈列的手镯。她正读着，店里出来一个男孩，把海报从橱窗上连抠带刮地撕了下来。夏洛特当即决定要去参加这次集会。

现在，爸爸动摇了她的决心。看到父亲也会犯错，也有脆弱的一面，甚至在自己面前表现得谦恭，她大为震惊；更使她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将性生活说成是某种美好的事情。她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已不再因为父亲让自己在无知中长大而愤怒。她忽然理解了他的想法。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她仍然极其无知，而且她不能指望妈妈和爸爸将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她，尤其是像妇女参政论之类的事。我还是得去，她打定了主意。

她拉铃唤来普理查德，叫人把沙拉送到她房间里，然后便上了楼。身为女人的好处之一便是，只要你说头痛，决不会有人质疑你：女人生来就应该时不时犯头痛。

托盘送来后，她装模作样地在餐盘里挑挑拣拣，等着佣人们开始吃晚餐。时候一到，她便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走了出去。

温和的夜色中，她快步向骑士桥走去。她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自由感，接着意识到自己从未独自行走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她心想，我既没有男伴随护也没有女伴陪同，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可以到餐馆里吃饭、可以搭火车前往苏格兰、可以到宾馆开个房间住下、可以乘坐公共汽车，也可以在街上吃苹果，把果核扔进阴沟。

她觉得自己十分显眼，但其实并没有人看她。她过去总是隐约觉得，倘若自己单独外出，便会有素不相识的男人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惹得她难为情。而实际上，街上的男人似乎看也没看她。没有人在她周围不怀好意地探头探脑，他们有的穿着晚礼服，有的穿着精纺毛料西装，还有的穿着长礼服，步履匆匆。各有各的去处，有何危险可言呢？她想。这时，她想起了公园里的歹徒，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接近集会大厅时，她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正与她朝同一方向走去。有的二人结伴，有的三五成群，但多数都像夏洛特一样独自前行。她心里更踏实了。

大厅外面聚集着几百名妇女。许多人身穿紫、绿、白色的衣服，这种配色是妇女参政论者的标志色。有的妇女在散发传单，还有的在叫卖一份名为《给妇女投票权》的报纸。几名警察在附近走动，紧张的神情中带着戏谑与轻蔑。夏洛特跟着排队，等候入场。

走到门口时，一个戴着组织者袖标的女人要向她收取六便士。夏洛特习惯性地转过身，这才意识到这次没有玛丽亚、男仆或侍女来为自己付钱。她独自一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她没想到集会要收入场费，即使她预料到这种需求，她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弄来六个便士。

“对不起，”她说，“我没有带钱……我不知道……”她转身打算离开。

组织者伸手拉住了她。“没关系，”那女人说，“如果你没有钱，可以免费入场。”这人讲话带有中产阶级的口音，尽管她的语气很和善，夏洛特仍觉得这个女人一定在想：穿着这样高档的衣服，却拿不出钱来！

夏洛特说：“谢谢……我会给您寄支票的……”她满脸通红地走进了大厅。谢天谢地，我没去餐馆吃饭，也没乘火车，她心中暗想。她从来没有为随身带钱操过心：她的陪同总会带着小额现金；爸爸在邦德街的所有的店铺都开设了账户，如果她中午想在克拉瑞芝酒店用餐，或是早上想在皇家咖啡馆喝咖啡，她只须把名片留在桌上，账单便会被送到爸爸手中。可今天这样的费用他是不会付的。

她在大厅靠前的一个座位坐下——费了这么大劲才到这里来，她要一字不漏地听清楚。如果我以后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她心想，就必须想办法搞到钱——脏兮兮的便士、金灿灿的金币或是皱巴巴的钞票。

她环顾四周。大厅里几乎坐满了女人，只零星地夹杂着几个男子。那些妇女大都来自中产阶级，身上穿的是哔叽布和棉布，而非羊绒和丝绸。其中有几个人看上去远比其他听众更有教养，她们讲话的语气更轻柔，身上的珠宝首饰也更少。那些女人看上去与夏洛特不无相似，她们穿着去年购置的外套，戴着式样朴素的帽子，像是在故意伪装自己。夏洛特目之所及的听众中没有见到工人阶级的妇女。

讲台上摆着一张桌子，桌前围着一条紫、绿、白三色的横幅，上书“给妇女投票权”几个大字。桌子上设有一个放讲稿用的小讲台，桌后有六把椅子一字排开。

夏洛特心想：这么多女人都在跟男人对着干！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感到兴奋还是羞愧。

五个女人走上讲台，听众纷纷鼓起掌来。她们的穿着丝毫谈不上时髦——既没人穿铅笔裙，也没人戴钟形帽。砸窗户、毁画作、扔炸弹，真的是这些人干的？那她们的扮相也太体面了。

演讲开始了。这些演讲对于夏洛特来说意义甚微，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组织、财政、请愿、修正案、分组表决和补缺选举之类的东西。她不禁感到失望，什么也没学到。她是不是应该在参加集会以前先读些这方面的书籍，以帮助理解？约莫过了一小时，她打算离开。这时，讲演者的讲话被打断了。

讲台旁边出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年轻姑娘，身材健美、行动敏捷，身穿一件摩托车夹克。同她并肩而行，并扶着她保持平衡的是一个矮小、纤瘦的女人，身穿淡绿色的春装，头戴一顶大帽子。听众鼓起掌来，讲台上的几名女子站了起来。掌声越来越响，夹杂着呼喊声与欢呼声。夏洛特近旁有人站了起来，片刻间，上千名妇女轰然而起。

潘克赫斯特太太缓步走到桌子上的小讲台旁。

夏洛特将她的面容清晰地看在眼里。她便是人们称之为俊美的那种女人，瞳仁乌黑，眼窝深陷，嘴唇宽阔平直，下巴线条坚毅。若不是鼻子生得扁平多肉，她可谓是个美人。她那枯瘦的脸庞和双手，以及发黄的皮肤记录了她多次被捕与绝食抗议的经历。她看上去虚弱、干瘦，站都站不稳。

她举起双手，欢呼声和掌声几乎是戛然而止。

她开始讲话，声音清晰有力，但并不给人以声嘶力竭的感受。夏洛特惊讶地发现她讲话带有兰开夏郡口音。

她讲道：“1894年我被选入曼彻斯特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掌管一间劳动救济所。我第一次走进那个地方时大为震惊，因为我看到许多七八岁的小女孩跪在长长的走廊地上，擦洗冰凉的石头地板。不论严冬还是酷暑，那些小女孩都只能穿着单薄的低领短袖棉布连衣裙。夜里睡觉时她们根本没衣服可穿，因为穿睡衣就寝对于穷人来说太过奢侈了。她们之间常年不断地有人患上支气管炎，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促使委员会考虑修改衣服的样式。不必说，直到我任职以前，那里的所有委员都是男性。

“我在劳动救济所里还见到怀孕的妇女在劳作、擦洗地板，干的是最辛苦的活计，直到接近临盆时才能停下。她们当中许多都是未婚女子，非常、非常年轻，甚至还是小女孩。生产之后，这些可怜的母亲只允许在医院里住上短短的两个星期，然后就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留在劳动救济所，靠擦洗地板和做其他粗活来糊口，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将与自己的孩子分离；要么离开劳动救济所。她们可以留下领救济，也可以离开——怀里抱着出生刚刚两个星期的婴儿，没有希望，没有家，没有钱，没有地方可去。那些女孩会有怎样的下场，她们不幸的婴儿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她们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夏洛特听得目瞪口呆。未婚母亲……甚至还是小女孩……没有家、没有钱……还有，劳动救济所为什么要让她们母子分离呢？这是真的吗？

下面还有更骇人听闻的事情。

潘克赫斯特太太的话音略有升高：“依照现行法律，如果一个男人糟蹋了一个女孩子，他只消一次性支付二十英镑就可以了事，寄养家庭不必接受检查。只要代养者每次只接收一名婴儿，二十英镑一付，检查员就不能到寄养院去检查。”

代养者……糟蹋女孩子的男人……这些字句在夏洛特听来十分陌生，却又不言自明得让人心生畏惧。

“当然了，这些婴儿往往会以令人发指的速度夭折，而代养者则重获自由，可以去领取下一个牺牲品了。多年以来，妇女一直致力于修改《济贫法》，保护私生子，设法阻止那些有钱的流氓逃避抚养孩子的责任。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讲到这里，她的声音变成了充满激情的呐喊，“——因为关心这些事的人只有女人！”

听众爆发出一阵掌声，夏洛特身旁的一位妇女高喊：“说得对！说得对！”

夏洛特转向那个女人，抓住她的手臂。“这是真的吗？”她问，“这是真的吗？”

但潘克赫斯特太太又说话了：“我希望自己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我在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期间看到的人间悲剧全都讲给你们听。在委员会的院外救济部门，我曾经与一些寡妇有过接触，这些妇女竭力想要保全自己的住所和家庭。法律向这些妇女提供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救济刨除了寡妇本人和她的子女中的一名，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劳动救济所劳作。即使一名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按照这个法案，她仍会被视为与健全男子无异的劳动力。人人都说，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我过去常常对男同事们说这样一句话，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等妇女获得投票权以后，她们一定会确保母亲们确实能够待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

“1899年，我被分配到曼彻斯特的生死登记办事处任职。即便我已经有了在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的经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感到震惊，世人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竟然如此地不尊重。我曾见过十三岁的小女孩到我办公室来为自己生下的婴儿登记——当然是私生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束手无策。因为法定承诺年龄是十六岁，而男人通常会声称，他以为那个女孩已经年满十六岁。我任职期间，一名非常年轻的母亲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她遗弃了婴儿，结果孩子死了。那女孩被指控谋杀而受审，被判处死刑。从公正的角度来看，那个男人才是谋杀婴儿的真正凶手，可他却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那段日子里，我经常问自己，应该怎么办？我加入了工党，满以为工党委员会能够采取一些重要的措施，让政客们不再置若罔闻，能够提出关于妇女权利的要求。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些年里，我的几个女儿渐渐长大成人。一天，克里斯塔贝尔说的话使我吃了一惊：‘长久以来，你们都在为争取妇女投票权做出尝试。对我而言，我决心得到这个权利。’从那以后，我有了两句座右铭。一句是‘给妇女投票权’，另一句是‘对我而言，我决心得到它’。”

有人大声喊道：“我也是！”接着人群又爆发出一阵欢呼与掌声。夏洛特四顾茫然，她感到自己仿佛是童话中的爱丽丝，走进了魔镜，发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一切事物都与本来的面目全然不同。当她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妇女参政论者的报道时，那里面从没有提到过《济贫法》，或是十三岁的母亲，或劳动救济所里那些患上支气管炎的小女孩。若不是她亲眼看到了安妮，她本不会相信这种事：一名来自诺福克郡的心地善良的普通女佣，在被男人“糟蹋”以后，只能在伦敦的人行道上露宿。既然有这样丑恶的事情不断发生，那妇女参政论者打破几扇窗户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在点燃战斗的火炬之前，我们已经努力了许多年。我们已经试遍了其他一切办法，多年的努力、磨难与牺牲教会了我们，政府是不会向公正低头的，但它会屈服于利益。我们必须把英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搅得不再可靠、不再安全；我们必须使英国法律失效，把法院变成滑稽剧的剧场；我们必须使英国政府在全世界名誉扫地；我们必须搅乱英国的体育事业，破坏商业贸易，毁坏珍贵的财物，抹黑上流社会，羞辱教会，掀翻那一套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只要英国人民尚能够容忍，我们就要将这种游击战争进行到底。直至他们告诉政府：‘让她们住手吧，只有允许英国妇女参议国事，她们才会住手。’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熄灭战斗的火炬。”

“美国的著名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曾经这样总结导致美国革命的原因：‘我们请愿过、抗议过、恳求过，甚至匍匐在王座前哀求过，但是这一切皆为徒劳。我们必须战斗——我重复一下，诸位，我们必须战斗。’帕特里克·亨利主张以杀戮为手段来保障男人的政治自由。妇女参政论者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实际上，这种感人至深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对人类生命深沉而坚定的敬意。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在去年投入了战斗。一月三十一日，一些小型高尔夫球场被人用酸烧毁。二月七、八日，电报和电话线路被切断数处，致使伦敦和格拉斯哥之间的通信联络中断了几个小时。几天以后，伦敦最好的几家上流会馆的窗户被砸烂；基尤的兰花温室遭到毁坏，许多珍贵的兰花被冻死；伦敦塔的珠宝陈列室也遭到入侵，一扇陈列橱被砸破。二月十八日，在建筑工人尚未到达工地时，一枚炸弹将瓦尔顿山上一间尚未竣工的乡间别墅炸毁了一部分，别墅主人是劳合·乔治先生。”

“一千多名妇女因为这场运动被捕入狱，她们在狱中备受苦难，出狱时健康已经饱受摧残。虽然身体衰弱，但她们的情绪丝毫不减。倘若妇女享有自由，估计这些女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触犯法律。这些妇女真正相信，为了谋求人性的福祉，这是她们必须做出的牺牲。她们相信，只要妇女一日没有投票权，那些危害我们文明的可怕恶行就一日不会消除。要终结这场骚动，办法只有这个；要摧毁这场骚动，办法只有这个。而将我们驱逐出境绝不是解决的办法！”

“说得对！”有人高喊着。

“把我们关进监狱，不是解决的办法！”

听众齐声高呼：“说得对！”

“公平以待才是解决办法！”

“没错！”

夏洛特发觉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其他人呼喊起来。讲台上那个瘦小的女人此刻义愤填膺。她眼中似有火焰在燃烧，她攥紧拳头，扬起下巴，情绪饱满的语调抑扬顿挫。

“苦难之火在监狱里烧灼着我们的姐妹，也烧灼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与她们一起蒙受苦难，我们与她们一起经历痛苦，不久，我们必将与她们一同迎来胜利。这火焰将把‘觉醒’二字送到诸多沉睡者的耳畔，她们将挺身而出，不再沉睡下去。这火焰将把话语这一礼物送给许多至今沉默的人，使她们挺身而出，向世人宣告解放。这火焰的光芒将被远方许多受苦的人、悲伤的人和受压迫的人看在眼里，用全新的希望照亮他们的生活。因为当代女性身上的这种精神永远无法被磨灭，它比一切暴虐、残酷、压迫都更加强大，它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加强大！”

白天，莉迪娅的心中蓦地生出一个可怕的疑虑。

午饭以后，她回到卧室躺了下来。除了费利克斯以外，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她仍然对他的魅力毫无抵抗力，假装自己不为他所动，纯属自欺欺人。但她已不是那个束手无策的年轻姑娘了，她自有一套智谋，而且她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失控，她不许费利克斯打破自己精心营造出的平静生活。

她想到了许多本该问他的问题：他到伦敦来做什么？他靠什么谋生的？他怎么会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她？

费利克斯告诉普理查德的是个化名，显然是怕莉迪娅不让他进来。她醒悟过来，为什么“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这个名字听上去那么耳熟？因为这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人名，正是她和费利克斯初次相遇时买的那本书。这个化名具有双重意义，其巧妙的记忆术照亮了她许多模糊的记忆，像是记起了童年时品尝到的某种滋味。他们曾讨论过这部小说，莉迪娅当时说，书中的描写极为真实，因为她知道当激情从一个端庄的女人心中喷薄而出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感受。安娜即是莉迪娅。但这本书的主题并不在于安娜，费利克斯说，而在于列文，以及他对“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求索。托尔斯泰的回答是“你内心深处知道什么才是对的”，费利克斯却争辩道：“正是这种空洞的大道理故意无视历史、经济和心理学，才导致了俄国统治阶级如此无能与落后。”那天夜里他们吃了腌蘑菇，而且她第一次品尝了伏特加。她身穿一条青绿色连衣裙，衣服将她灰色的双眸衬成了湛蓝色。费利克斯吻了她的脚趾，然后——

没错，他真够狡猾啊，让她想起过去的那些事。

他来伦敦很长时间了吗？她暗自纳闷，还是只是为了来见亚历克斯一面呢？为了释放一名关押在俄国的水兵而到伦敦求见来访的俄国海军上将，这背后似有别的理由。莉迪娅头一次想到，也许费利克斯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他毕竟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895年时，他是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但他也许会变的。

若是斯蒂芬知道我把亚历克斯的行踪告诉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

喝下午茶时，她一直为这件事担忧。侍女为她梳理头发时，她也在为这件事担忧，结果头发梳得很糟糕，她吓了一跳。用晚餐时，她仍然在为这件事担忧，以至于在招待库特侯爵夫人、张伯伦先生和那个名叫弗雷迪的年轻人时也显得情绪低落。年轻的弗雷迪一再表示，希望夏洛特身体无大碍。

她回想起费利克斯那只被划伤的手，她握紧那只手时，他痛得大叫一声。她只匆匆瞥到了那伤口一眼，不过看上去伤得不轻，得缝几针才行。

然而，直到晚宴结束，她坐在家中的卧室里梳头发时，她才将费利克斯与公园里的那名歹徒联系起来。

这个想法如此可怕，她不慎把手中的镶金发梳掉在了梳妆台上，打碎了一只小巧的玻璃香水瓶。

万一费利克斯是到伦敦来刺杀亚历克斯呢？

若在公园里袭击马车的正是费利克斯，其目的不是抢劫财物，而是行刺亚历克斯呢？持枪人的身高和体格像不像是费利克斯？没错，不相上下。而且斯蒂芬曾用剑将那人刺伤……

接着，亚历克斯搬出了这座房子，因为他受到了惊吓，或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那次“抢劫”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暗杀。费利克斯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亚历克斯，于是他便来询问莉迪娅……

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她看到镜子里的女人有一双灰眼睛、生得很好的眉毛、满头金发、娇美的脸庞，而头脑却简单得像只麻雀。

这是真的吗？费利克斯真的会这样欺骗她吗？他会的，因为过去十九年中他一直以为莉迪娅出卖了他。

她捡起香水瓶的碎玻璃片，用手帕包好，然后她擦干了洒出的香水。此刻的她不知所措。她必须提醒斯蒂芬，可是该怎么提醒他呢？“顺便说一句，今天早上有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过，问我亚历克斯到哪儿去了，因为他过去是我的情人，我就告诉他……”她必须编个故事，她思索了一会儿。从前的她是个扯谎高手，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但她现在已经疏于此道。最后，她决定把费利克斯分别对她和普理查德说的谎话结合在一起，这样她便可以不露马脚。

她在丝绸睡衣外面披了件羊绒长袍，穿过隔间来到了斯蒂芬的卧室。

斯蒂芬穿着睡衣睡裤坐在窗前，一只手里端着一小杯白兰地，另一只手夹着一支雪茄，正望着月色下的公园出神。看到莉迪娅走进来，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夜里向来是他到她的房间去。他站起身拥抱了她，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莉迪娅发现他误解了自己的来意——他以为她是来与他亲热的。

她说：“我想跟你谈谈。”

他放开了她，看上去有些失望：“这么晚了还聊天？”

“我觉得我可能做了件愚蠢透顶的事。”

“那你还是和我说说吧。”

他们分别在熄灭了的壁炉两边坐下。莉迪娅突然很希望自己到这里来的确是为了与他亲热。她说：“今天上午有个男人来拜访我，他说他在圣彼得堡的时候与我相识。哎，他的名字有些耳熟，我也对他隐约有点印象……你知道的，有时候——”

“他叫什么名字？”

“列文。”

“继续讲。”

“他说他想见奥尔洛夫亲王。”

斯蒂芬突然专注起来：“为什么？”

“据说与一名蒙冤入狱的水兵有关。这个……列文……想亲自向亲王求情，将那人释放。”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提到了萨沃伊酒店。”

“该死，”斯蒂芬骂了一声，又道歉说，“不好意思。”

“事后我才想到，列文可能别有用心。他一只手上有伤，而我想起你曾经将公园里那个歹徒刺伤……所以，你看，我慢慢地反应过来了……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是不是？”

“这不怪你，实际上这是我的不是。我本该把公园里那个人的真相告诉你的，但我想最好别再让你受惊。是我想错了。”

“可怜的亚历克斯，”莉迪娅说，“竟然有人想刺杀他，他那么善良。”

“列文长得什么样？”

这个问题使得莉迪娅慌乱起来。她本打算把“列文”塑造成一个素昧平生的刺客，此刻却不得不把费利克斯描述一番：“哦……个子高，很瘦，黑头发，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很明显是俄国人，面容英俊，有不少皱纹……”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而且我多想再见他一面啊。

斯蒂芬起身说道：“我这就把普理查德叫醒，让他开车送我去酒店。”

莉迪娅很想说：不，不要去。与我一同上床吧，我需要你的温暖和柔情。但她只是说：“真对不起。”

“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斯蒂芬说。

她惊奇地望着他：“为什么？”

“这样，他来萨沃伊酒店行刺的时候，我就可以抓住他。”

莉迪娅预料此事的结局将是她深爱的两个男人中，必定有一人会被对方杀死。

费利克斯轻轻地把那瓶硝酸甘油从水池里拎了出来，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像是走在鸡蛋壳上一样。他的枕头放在床垫上，枕头上的口子已被他撕得更大，约有六英寸长。他把瓶子从洞口塞进去，放在枕头里，又重新铺排了填充物，让它们均匀地包裹在瓶子四周，使炸弹被防震材料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拿起枕头，像抱着婴儿一样把它抱在怀里，将它放进了打开的手提箱。他盖上箱子，呼吸这才自如了许多。

他穿上外衣，系上围巾，戴上那顶体面的帽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平放着的纸板行李箱缓缓竖立起来，提在手中。

他出门了。

前往伦敦西区这一路简直是场噩梦。

自行车自然是骑不得了，可就连步行也是对神经的极大考验。他脑海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枕头里的那只棕色瓶子，脚底与人行道每碰撞一下，他都想象着一阵细微的震动传遍他的身体，通过手臂传递到箱子里。他脑海里仿佛看得到硝酸甘油的分子在他的手下震动得越来越快。

他从一个正在冲洗家门口人行道的妇女身边经过，便绕到马路上走了过去，以免在湿滑的石板路上滑倒。那妇女嘲笑道：“怕弄湿您的脚吧，公子哥儿？”

走到尤斯顿一家工厂门口时，一群学徒追赶一只足球从大门口涌了出来。费利克斯一动也不敢动，任由他们在自己身边奔来跑去，推搡着抢球。再后来，不知是谁一脚把球踢开了，这群学徒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来去同样匆匆。

横穿尤斯顿路就是在与死神共舞。他在路沿上足足站了五分钟，才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等到了一个足够长的空当，几乎是一溜小跑穿过了马路。

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他走进了一家高级文具商店。店堂里寂静安详，四下无声。他轻轻地把手提箱放在柜台上。一位穿着晨礼服的店员招呼他：“我有什么能帮您吗，先生？”

“请给我一只信封。”

店员挑起了眉毛：“就一只吗，先生？”

“是的。”

“是要特殊品种吗，先生？”

“只要空白的，但质量要好。”

“我们有蓝色、象牙白、尼罗河绿、奶油色、米黄色……”

“白色。”

“好的，先生。”

“还要一张纸。”

“一张纸，先生。”

店里收了他三个便士。按他的行为准则，他更喜欢不付钱，直接逃掉，但现在箱子里装着炸弹，他不便逃跑。

查令十字街口熙熙攘攘，尽是赶着去商店和办公室上班的人。想走过这条街而不被人撞到，根本不可能。费利克斯在一个门口处站了一会儿，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最后他决定把箱子抱在怀里，以免被步履匆匆的人流撞到。

到了莱斯特广场，费利克斯在一家银行暂时落脚。他在顾客填写支票用的写字台旁边坐下，桌上的托盘里放着钢笔和墨水瓶。他把手提箱放在两脚之间的地板上，稍事休息。身着礼服大衣的银行职员手里拿着纸张，脚步轻缓地打人们身边走过。费利克斯拿起一支笔，在信封正面写上：

伦敦西区

河岸街

萨沃伊酒店

A.A.奥尔洛夫亲王

他将白纸对折，塞进了信封，只是为了给信封添些重量，他不想让人一看就知道信封是空的。他舔了一下封口处的胶条，把信封好。然后不大情愿地提起手提箱，离开了银行。

在特拉法加广场，他把手帕在喷泉的水池中浸湿，擦擦脸，凉快一下。

他穿过查令十字街车站，沿着堤岸往东走。滑铁卢桥附近有一群小乞丐靠在矮墙上玩耍，正朝河上的海鸥扔石子。费利克斯对其中一个看上去最聪明的小男孩说：

“你想不想要一个便士？”

“当然了，先生！”

“你的手干净吗？”

“当然了，先生！”小男孩伸出两只脏兮兮的小手。

还算说得过去，费利克斯心想，于是又问：“你知道萨沃伊酒店在哪里吗？”

“太知道啦！”

费利克斯估摸着这句话与“当然了，先生”的意思是一样的。他把信封和一个便士一起递给男孩，说：“慢慢地从一数到一百，然后把这封信送到酒店。明白了吗？”

“当然了，先生！”

费利克斯登上了通向大桥的台阶。桥上满是戴着圆顶礼帽的男人，他们打滑铁卢方向而来，在这里过桥。费利克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走进一家报刊商店，买了份《泰晤士报》。正要离开时，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跑进门来。费利克斯伸出胳膊拦住那人，大喊一声：“看着点儿！”

年轻人惊讶地看着他。费利克斯往外走时，听见那人对店主说：“这人怎么神经兮兮的？”

“是个外国人。”店主说，接着费利克斯便出了门。

费利克斯拐下河岸街，走进酒店。他在大厅坐下，把手提箱放在地板上，夹在双脚之间。现在已不远了，他想。

从他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两扇大门和门童的桌子。他把一只手伸进大衣，假装看了一下他那只并不存在的怀表，然后打开报纸，开始耐心地等待，像是前来赴约，却到得太早似的。

费利克斯把手提箱拉到离自己的座位更近的地方，再伸出双腿挡在箱子两侧，以免被来往的路人不小心踢着。门厅里十分热闹。快到十点了，正是统治阶级吃早饭的时候，费利克斯想。他还没吃东西，今天一点儿胃口也没有。

费利克斯越过《泰晤士报》的上沿，暗中打量门厅里的其他人。其中有两个看上去像是侦探，费利克斯盘算着，不知他们会不会妨碍他逃跑。不过他又想，即便他们听到爆炸声，门厅里有几十个人在走动，他们怎么能断定谁才是肇事者呢？没有人清楚我的相貌，只有当有人追赶我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我是谁。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人追赶。

费利克斯不确定那个小乞丐会不会来。那孩子毕竟已经拿到了一个便士，说不定他已经把信封扔进河里，跑到糖果店去了。如果真是这样，费利克斯只好把这个烦琐的过程重来一遍，直到他找到一个守信用的小乞丐为止。

费利克斯读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每隔几秒钟就抬眼看看。政府想让那些出资赞助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人来赔偿由妇女参政论者造成的损失。政府打算通过特别立法来实现这种可能性。每当政府固执己见不肯妥协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愚蠢，费利克斯想，大家只要匿名捐钱就没事了。

那个小乞丐在哪儿呢？

费利克斯猜测着奥尔洛夫此刻在做什么。很有可能正在酒店的某个房间里，说不定就在费利克斯头顶几码远的地方，吃早饭、刮脸、写信，或者正同沃尔登谈话。我希望把沃尔登也一并杀死，费利克斯心想。

他们两人从门厅走过也不无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真是这样，我该怎么办呢？费利克斯心想。

那我就扔出炸弹，死而无憾。

透过玻璃门，他望见了那个乞丐小男孩。

男孩沿着通向酒店入口的小道一路走来。费利克斯看得见他手里的信封：他只捏着信封的一角，几乎带些嫌恶，仿佛信封是脏的，反而是他自己身上很干净。他走到门口，却被一个头戴礼帽的门卫拦住了。两人交谈了一阵，在门内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接着男孩便走了，门卫手里拿着信封来到门厅。

费利克斯紧张起来。这样能行吗？

门卫把信封交到大堂经理桌上。

大堂经理看了一眼信封，拿起一支铅笔，在右上角写了些什么，也许是房间号？然后他叫来了一名服务生。

成了！

费利克斯站起身，轻轻地提起手提箱，朝楼梯走去。

走到一楼时，那名服务生赶上了费利克斯，继续往上走。

费利克斯跟在后面。

这似乎太容易了。

他让服务生始终领先一段楼梯，然后加快了步子，让服务生始终在他的视线以内。走到五楼，服务生沿着走廊向前走去。费利克斯停下脚步暗中观望。

服务生敲响一扇房门，门开了，里面伸出一只手接过了信封。

找到你了，奥尔洛夫。

服务生作势要离开，又被叫住了。费利克斯听不见房里的人说了什么。服务生接过小费，只听他说：“非常感谢，先生，您心地真好！”然后门就关上了。

费利克斯开始沿着走廊向前走。

服务生见他拿着箱子便伸手来接，说道：“需要我帮您拿吗，先生？”

“不用！”费利克斯立刻说。

“好的，先生。”服务生说完便走了。

费利克斯走到奥尔洛夫房门前。真的再没有防范措施了吗？沃尔登也许会以为，刺客是无法进入伦敦酒店客房的，但奥尔洛夫对此应该更了解。曾有那么一瞬间，费利克斯在考虑是否应该先离开，再做周密的思考，或者进行更细致的侦察。可眼下他离奥尔洛夫实在太近了。

他把手提箱放在门外的地毯上。

他打开手提箱，把手伸进枕头里，小心翼翼地抽出那只棕色玻璃瓶。

他慢慢地直起腰来。

他敲响了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