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名火车劫匪的审判备受大众瞩目，轰动程度就和案发时一样。检察官办公室也意识到这个事件极受瞩目，因此在审判过程中更刻意加强其戏剧性。大审在中央刑事法庭举行，这出大戏中最不重要的小配角博吉司，是第一个被带上初告席的。虽然整件事他知情的部分很少，但这个事实却只挑起人们的胃口，想要知道更多细节。

下一个受审的是艾噶尔，他提供了更多资讯。但艾噶尔就与博吉司一样所知不多，他的证词也只是把焦点集中在皮尔思的身上——被媒体称之为“高超罪犯”和“此一大案幕後聪明而邪恶的主使者”。

此时皮尔思仍监禁在冷浴场监狱，一般大众和媒体都还没见过他。心急的记者有很多空间可以编出各式各样有关这个人的外型、举止、生活方式的叙述。大部分写於一八五七年七月头两个星期的报导皆非事实：说皮尔思和三个情妇同居在一栋房子里，还称他是“人类发电机”；有报导说他是拿破仑的私生子；还有报导说他曾娶了一名德国的伯爵夫人，然後又於一八四八年谋杀她。这些报导都是毫无证据的空穴来风，但确实把大众的兴趣煽动到狂热的状态。

就连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无法抗拒这种吸引力，而说“这个最大胆又最卑劣的骗子，让人想亲眼见识”。她也表示很想看他受绞刑；她显然没意识到，一八五七年时，重大窃案在英国已经不再是死罪了。

好几个星期，冷浴场监狱外头都包围着群众，期待能有一丝机会见到这个高超罪犯。而皮尔思在梅菲尔的房子也三度被急於搜括纪念品的人闯入。一个据报导“出身高尚的女人”——除此之外别无描述——偷了一条男用手帕离开房子时被逮捕。她丝毫不觉困窘，说她只是想拥有一件皮尔思的纪念品。

《泰晤士报》抱怨这种对罪犯的着迷是“不适当，甚至堕落的”，甚至表示民众的行为反映出“英国人精神特质中某些致命的缺点”。

然而，由於历史上一个奇特的巧合，在皮尔思於五月二十九日开始作证时，民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却转向了。原因令人意想不到，是因为英国正面对着一个全国性的大审：印度一场令人震惊的血腥暴动。

扩张中的不列颠帝国（British Empire）——某些人以谐音称之为“野蛮帝国”（Brutish Empire）——在最近数十年间历经两次大挫折。第一次发生在一八四二年阿富汗的喀布尔，六天内死了一万六千五百名英国军人与妇孺；第二次挫折是克里米亚战争，此时虽已结束，却引发了军事改革的迫切需求。这种心情强烈到连原来的全国英雄卡迪根伯爵都坏了声名，甚至有人不合理地指控轻骑兵之旅的进击时，他并未亲自领军；而他娶了恶名昭彰的马术骑士艾德琳·德霍尔西，更进一步败坏了他的名誉。

现在，印度叛变形成第三个公然对抗英国世界至尊霸权的事件，也是对英国人自信心的又一次打击。英国人对印度太有把握了，这可以从一件事实看得出来：英国派在印度的欧洲军队仅有三万四千人，却要指挥当地的二十五万印度兵，而这些印度兵对他们的英国主子当然不会太效忠。

从一八四零年代以来，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愈来愈专横。在国内新兴的福音传教热情，导致他们在国外进行无情的宗教改革，宗教性暗杀和印度教的寡妇殉夫习俗被英国当局强力废止，但印度人并不完全乐见外国人改变他们古老的宗教模式。

英国在一八五七年采用新型的恩菲尔德步枪，其专用的子弹必须在工厂中涂上大量油脂，击发时才能刺激子弹释放火药。但印度军团中谣传这些油脂是猪油和牛油，因此子弹是用来污染这些印度士兵，害他们破坏种性制度各阶级界限的阴谋。

英国当局很快就有所行动。

一八五七年一月，英国当局下令在工厂涂油的子弹只发给欧洲士兵，印度士兵可以自行用蔬菜油涂他们的子弹。但这个体贴的公告来得太迟，无法挽救印度兵的反感。三月，在几个偶发的零星事件中，第一批英国军官被印度兵射杀。五月，真正的起义爆发了。

印度叛变最知名的事件发生在孔坡，这个十五万人口的小城位於恒河岸边。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孔坡围城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一切高贵与愚蠢的某种结晶。一千名英国公民，包括三百名妇孺，在火线之下过了十八天。根据记载，他们的生活条件“违反了所有生活中的舒适和合宜，而且冲击了……女人端庄的天性。”然而在围城之初那几天，大家还是照常过日子。军人喝香槟，吃罐头鲱鱼，小孩就在枪炮间嬉戏。尽管枪林弹雨日夜不休持续着，但在此期间，有几名婴儿出生了，还举行过一场婚礼。

後来开始配给，每人一天只能吃一餐，很快他们就开始吃马肉，记载指出：“尽管有些淑女受不了这种不熟悉的食物。”女人们捐出自己的内衣，好让士兵能塞在步枪里当火药衬垫：“为了改善军械，孔坡的淑女们放弃了衣服中可能最珍贵的部分……”

情势变得愈来愈绝望。除了营地外的一口井之外，整个营区都没有水；几名军人曾想去取水，遭到敌军射击身亡。白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五十八度，几名男子死於中暑。营区内一口乾井被用来当成丢屍首的墓穴。

营区里有两栋建筑，六月十二日，其中一栋着火烧得精光，所有的医药补给品全毁。然而英国人还是撑了下来，面对一次次攻击都设法反击。

六月二十五日，印度兵宣布停火，并提供英国人一个搭船的安全通道，可以到达往下游一百哩外的城市阿拉哈巴德。英国人接受了。

撤离行动在六月二十七日破晓时分展开。英国人在武装印度兵监视目光的环伺之下，搭上四十艘河船。等到所有人都上了船，当地船夫便跳进水里。印度兵朝着仍系在岸上的河船开火。很快地，大部分船都着火了，河面上四散着屍体和溺水的人。印度骑兵涉过浅滩，用军刀解决掉幸存者。成年男子全数被杀害。

妇女与小孩则被带到沿岸的一栋泥土屋，关在那里被暑气闷了好几天。然後到七月十五日，包括几名屠夫在内的一群男子带着军刀和小刀进入泥土屋，屠杀所有人。根据记载，包括“某些一息尚存的人”的破碎屍体，全都被丢到附近一口井里，据说把井都填满了。

家乡的英国人表达了他们“强壮的基督信仰精神”，高声疾呼要血债血偿。就连《泰晤士报》也被当时的狂怒气氛所感染，要求“把叛军吊死在当地的每棵树和每面山形墙上”。帕默斯顿子爵公开表示，印度叛变的行为有如“魔鬼从地狱最深处窜出”。

在这种时候，一名罪犯为了两年前犯下的案子，登上英格兰中央刑事法庭的证人席，实在是无关紧要。不过一些日报的内页版还是登了相关报导，披露出爱德华·皮尔思的魅力。

他在七月二十九日首度被带上法庭，当时的报导说他：“英俊、迷人、沉着、优雅，又调皮。”他作证时的语调平稳而冷静，但证词却甚为耸动。他说佛勒先生是“感染梅毒的笨蛋”，说川特先生是“老呆瓜”。这些评语促使检察官问皮尔思怎麽看哈伦比这个逮捕他的人。“趾高气昂的纨褂子弟，脑袋还像个学生似的。”皮尔思如此宣称，引来法庭里倒抽一口气的声音，因为哈伦比正坐在旁听席上。有人看见哈伦比的脸好红，前额青筋暴突。

比皮尔思的话更令人惊奇的，则是他整体的态度，因为“他举止极为从容、得意、而且毫无悔改之意，对自己的罪行也看不出有丝毫的良心不安。”相反地，他在叙述犯罪计画的每个步骤时，似乎是很热心要证明自己何等聪明。

“他显然很乐於在法庭上谈论这些，”《标准晚报》指出：“这实在让人完全想不透。”

这份乐趣促使他钜细靡遗地谈论其他证人的性格弱点，而这些证人自己是很不情愿出庭作证的。川特先生笨拙又紧张，而且对他必须回忆说明的事项非常困窘（“他的确很应该困窘。”一名愤慨的旁观者厉声说）；而佛勒先生则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声音很小，迫使检察官得不断要求他大声一点。

皮尔思的证词中有几点令人震惊之处。其中一点是以下的对话，发生在他出庭的第三天：

“皮尔思先生，你认识一位名叫巴娄的出租马车车夫吗？”

“认识。”

“你能告诉我们他的下落吗？”

“没办法。”

“你能告诉我们，你上次见到他是什麽时候吗？”

“可以。”

“那拜托你好心说出来吧。”

“我是在六天前见到他的，他到冷浴场监狱探望我。”

（此时法庭里出现一片吱喳的喧哗声，法官击槌示意大家安静。）

“皮尔思先生，这件事你为什麽不早说？”

“没人问我啊。”

“你和那位巴娄谈了些什麽？”

“讨论我的脱逃。”

“那麽我想，你是打算藉着这位先生的帮助而逃走喽？”

“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惊喜。”皮尔思冷静地说。

法庭里众人大惊失色，而报纸则愤慨不已：“一个粗野的、无耻的、骇人听闻的恶魔罪犯。”《标准晚报》指出，许多人疾呼应该判处他最严厉的刑罚。

但皮尔思镇定的态度从无改变。他始终漫不在乎，持续他的嚣张言行。八月一日，在谈到亨利·佛勒先生时，他顺口提到：“他跟布鲁登尼尔先生一样是个大蠢蛋。”

检察官打断了他的话，很快问他：“你指的是卡迪根伯爵吗？”

“我指的是詹姆士·布鲁登尼尔先生。”

“其实，就是卡迪根伯爵，不是吗？”

“你可以随自己高兴，用贵族的封号称呼他；但是对我来说，他只不过就是布鲁登尼尔先生而已。”

“你诋毁一位贵族的名誉，同时也是轻骑兵督察将军。”

“他本来就是笨蛋，”皮尔思以他惯常的冷静态度说：“我可没诋毁他。”

“先生，容我提醒你，你被起诉的罪名可是罪大恶极的。”

“我又没杀人，”皮尔思回答：“如果我因为自己愚蠢的军事指挥而害死了五百个英国人，那我就该立刻被吊死。”

这段法庭对话并未被当时的报纸广泛报导，除了担心被卡迪根伯爵控告毁谤之外，还基於另一个事实：在皮尔思的证词中，他不断抨击的这个社会结构基础已经为人所察觉，且已经在各种面向上遭受到种种攻击。很快地，再也没有人觉得这位高超罪犯有什麽魅力了。

而且无论如何，皮尔思的大审毕竟比不上那些印度黑皮鬼的传闻——他们怒目冲进满是妇孺的屋子，奸杀妇女、将尖叫的婴儿串起活烤，当时的报导说：“呈现出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异教徒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