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都是彼此息息相关的，就连那些表面上目标完全相反的群体也不例外。格莱斯顿曾观察到：“在这无常而令人困惑的人生历程中，尽管不同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会有表面对立、彼此谴责（甚至用词极为严厉）的状况，但其实他们仍紧紧相系，彼此密切相关，只是不自觉。”

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关系最知名、也最明显的例子，或许就是禁酒俱乐部和酒馆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两个组织其实目的相同，最後似乎也采取同样的招徕手法：酒馆里开始设置管风琴、演唱赞美诗，供应不含酒精饮料；而禁酒俱乐部则找来专业艺人表演，营造出一种喧闹活泼的新气氛。後来禁酒俱乐部开始买下酒馆，改成禁酒的营业场所，这两股敌对的力量显然就融为一体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见证了另一种对立，其焦点就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群体——有组织的警力。这支新力量也开始与他们公认的敌人——犯罪份子——发展出种种关系。这些关系在十九世纪引起许多讨论，且仍持续至今。警方和犯罪份子在行事方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当时很多警察以前就是黑道，反过来说，有的黑道份子以前则当过警察，这个特徵是我们今天思考时不可忽略的事实。此外，詹姆斯·惠斯登爵士也注意到，执法的警力组织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问题，“因为，万一警察真的扫除了所有犯罪活动，这个世界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了，而任何有组织的军警当然都不会愿意消灭自己。”

在伦敦，罗柏·皮尔爵士於一八二九年建立了首都警察局，总部位於一个通称为“苏格兰场”的小区域。苏格兰场本来只是个地名，和许多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同样位於白厅区。这些建筑物中包括皇室工程总监的官邸，原先主人是伊尼戈·琼斯，後来是克里斯多福·雷恩爵士。大诗人约翰·弥尔顿於一六四九年到一六五一年替奥力佛·克伦威尔工作期间，就住在苏格兰场，而显然就因为这个关系，两百年後有个意指警察的俚语，就是“弥尔顿派”（miltonian）。

罗柏·皮尔爵士将新的首都警察局总部设於白厅区，正式地址是白厅街四号，但这个警察局还有一个入口通往苏格兰场，於是新闻媒体通常都以“苏格兰场”指称警方，後来这个名词就成了首都警察局的同义词。

早年苏格兰场急速扩充：一八二九年警力总数是一千人，十年後已经是三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五零年超过六千人，日後在一八七零年还扩充到一万人。苏格兰场的任务十分重大：负责维持将近七百平方哩、超过两百五十万人口的治安。

从一开始，苏格兰场对於破案便采取一种尊重而谦逊的姿态；官方的解释总说破案是因为意外交上好运——匿名的线民、吃醋的情妇、凑巧碰上——轻易得有点难以置信。但事实上，苏格兰场会利用线民和便衣警探办案，而这些警探往往会引发激烈的争议，原因在现代人眼里十分熟悉，因为很多老百姓担心警察会任意诱人入罪，然後加以逮捕。诱捕在当时是个热门的政治说题，苏格兰场也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

一八五五年，苏格兰场的第一号人物是局长理查·曼恩，他被认为是“讲理的律师”，曾多方努力，以改善大众对首都警察局的观感。直属他麾下的是爱德华·哈伦比先生，主管有关卧底警探和线民这些棘手的业务。哈伦比先生的上班时间老是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会避免和媒体接触，他办公室里常有奇怪的人物进出，而且往往是在夜晚。

五月十七日傍晚，哈伦比和他的助手强纳森·夏普谈了一下。哈伦比後来在他一八七九年出版的回忆录《警界岁月》中，记录了这段谈话。书中这段话想必有所保留，因为哈伦比设法想解释为什麽他在事发之前，未能阻止皮尔思的劫盗计画付诸行动。

夏普对他说：“那个蛇人告密了，我们已经见过目标。”

“他是个什麽样的人？”哈伦比说。

“看起来像个绅士。大概是个骗子或小偷。那个蛇人说他是从曼彻斯特来的，不过现在住在伦敦一栋好房子里。”

“那个蛇人知道在哪儿吗？”

“他说他去过，但不记得确切位置。总之是在梅菲尔区。”

“我们不可能去梅菲尔挨家挨户敲门，”哈伦比说：“能不能设法让他想起来？”

夏普叹了口气：“可能吧。”

“带他来，我来跟他谈。他们打算干什麽坏事，查出来了吗？”

夏普摇摇头。“那个蛇人说他不知道。他怕被灭口，你知道，所以很不愿意把自己晓得的全说出来。他说这家伙是在计画干一票大的。”

哈伦比烦躁起来。“这点消息没什麽用，”他说：“他们到底打算犯什麽罪，这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得查出正确的答案来。现在谁在盯这位绅士？”

“克瑞默和班顿，长官。”

“这两个是好手，叫他们好好盯着；另外把那个蛇人带来我办公室，快点。”

“我会亲自去办，长官。”夏普说。

哈伦比後来在他回忆录中写道：“每一行总会碰到这类状况，在推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似乎就呼之欲出了，然後却从眼前溜走。这种事情最让人感到挫折，而一八五五年的火车大劫案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