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

瓦努图诉讼案的调查人员接管了卡尔弗城南部的一个破烂不堪的仓库。这是一个工业区，街道上坑坑洼洼。只有一堵普通的砖墙和一扇门，门上有门牌号，从路边看上去什么也看不见。号码是金属铸成的。

埃文斯按过门铃之后，被请进了一间狭小的用一堵墙隔开的接待处。他听见墙的那边有窃窃私语声，但什么也看不见。

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边一个站在远处通向仓库的门边。一个服务员坐在一张小桌旁。她不太友好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

“彼得·埃文斯，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

“要见谁？”

“贝尔德先生。”

“跟他约好了吗？”

“没有。”

那个服务员怀疑地看着他。“我给他的助手打个电话。”

“谢谢。”

服务员在电话里低声说着。他听见她提到了那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埃文斯看着那两个士兵。他们是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他们也看着他，面无表情，不苟言笑。

服务员放下电话，说，“海恩斯小姐马上就出来。”她朝士兵点了点头。

其中一个士兵走过来，对埃文斯说：“只是个例行手续而已。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证吗？”

埃文斯把他的驾驶证递给他。

“你带了照相设备或者录音设备吗？”

“没有。”埃文斯说。

“磁带、驱动器、闪卡或者其他电脑设备呢？”

“没有。”

“有武器吗，先生？”

“没有。”

“你能不能把手抬起来一下，”

埃文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那个士兵说。“想像成机场的安检就好了。”他拍拍他，让他放下。他明显地在摸他身上是否有电线。他摸了一遍埃文斯的衬衣、领子、夹克的缝合处，又摸摸鞋子。最后，他通过了头顶那根电子棒的检查。

“你们检查得还挺认真的。”埃文斯说。

“是的。谢谢你，先生。”

那个士兵迈步走开，回到墙边他刚才站立的位置。由于没有地方可坐，埃文斯只好站在那儿等着。

大约过了两分钟，门开了。她是一个年近三十，一脸蛮相但颇有吸引力的女人，黑色的短发，蓝色的眼睛，身着牛仔裤和白衬衣。

她说，“埃文斯先生吗？我是詹尼弗·海恩斯。”她跟他握手时坚定有力。“我是约翰·贝尔德的同事。这边请。”

他们走了进去。

他们在狭窄的走道上走着，走道尽头是一扇紧闭的门。埃文斯意识到那是一把安全锁——要想进到里面必须经过两道门。

“他们那是干什么，”他说，意指那两个士兵。

“我们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什么麻烦？”

“有人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啊哈……”

“我们学会了小心谨慎。”

她拿着卡朝门上贴了一下，门嗡的一声开了。

他们走进一间破旧的仓库——开阔的空间，高高的天花板。玻璃隔断隔出了几个房间。左边的玻璃后面，埃文斯看看这间屋子里全是电脑终端，每个终端旁坐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前面的键盘边放着一大摞文件。玻璃上写着几个大字：原始数据。

右边，有一间与之匹配的会议室，上面写着：卫星／无线电探测仪。埃文斯看见里面有四个人，正忙着讨论挂在墙上的一幅放大的曲线图。格子里的字参差不齐。

往前走，另一间屋子上面写着综合循环模型。墙上用多种颜色涂满了许多巨幅世界地图。

“哇噻，”埃文斯说，“真是大动作啊。”

“大诉讼案。”詹尼弗·海恩斯回答道。“这些全是我们的疑难问题研究团队。他们大多是气候学研究生，而非律师出身。每一个团队研究一个不同的问题。”她指了指仓库四周，“第一组处理原始数据，就是对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戈达德空间研究院、田纳西橡树岭的美国历史气候网和东英格兰的哈德莱中心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加工。这些是全世界气温数据的主要来源。”

“我明白了。”

“那边那组研究卫星数据。沿着轨道运行的卫星记录下了自1974年以来高层大气层的气温，到现在已有二十年的记录了。我们正设法弄清处理这些数据的方法。”

“处理这些数据的方法？”

“卫星数据有一个问题。”她说。

“什么问题？”

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指着另一间屋子说：“这个组对从20世纪70年代的综合循环模型——就是对电脑合成的气候模型进行分析。你知道，这些模型极为复杂，一次能够产生一百万甚至更多的变体。他们是迄今为止人类制造的最为复杂的电脑模型。我们主要处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模型。”

“我明白……”埃文斯开始感到了一些压力。

“那边那组处理与海平面有关的问题。在拐角处，那是地质气候。当然，这些研究都是替别人进行的。最后一组处理日光辐射与浮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我们还有一组，研究大气反馈机制，主要是云层如何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变化。就这些。”她停下来，看见埃文斯一脸困惑。“对不起，由于你跟乔治·莫顿一起共事，我想你对这些东西都很熟悉。”

“谁说我跟乔治·莫顿一起共事了？”

她笑了笑：“我们了解自己的工作，埃文斯先生。”

他们走过最后一间用玻璃隔开的房间，上面什么也没有写。里面全是图表和大幅照片，地球三维模型放在塑料立方体中。

“这是什么？”他说。

“我们的音频视频组。他们负责为陪审团准备形象生动的材料。有些数据极为复杂，我们正试图找到一种最简单、最有力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

他们继续向前走着。埃文斯说，“真的有那么复杂吗？”

“没错。”她说，“瓦努图这个岛国实际上坐落在南太平洋的四个环状珊瑚岛上，只比海面高出最多二十英尺。由于全球变暖，海面上升。这些岛上的八千居民正处于被淹没的危险之中。”

“是，”埃文斯说。“我理解。但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人研究它。”

她奇怪地看着他：“因为我们想打赢这场官司。”

“啊……”

“要赢这场官司可不容易。”

“你什么意思？”埃文斯说，“这事关全球变暖。每个人都知道全球变暖是——”

一个声音从仓库的那一端沉重地响起来：“是什么？”

一个戴着眼镜的秃子向他们走过来。他走路的样子很笨拙，看起来跟他的诨名一样：秃鹰。约翰·贝尔德总是一身蓝色：蓝色的套装，蓝色的衬衣，蓝色的领带。他热情有加，眼睛看着埃文斯时变得又窄又小。尽管如此，埃文斯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打官司高手时，心里还是有些害怕。

埃文斯把手伸过去：“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彼得·埃文斯。”

“你给乔治·莫顿干活？”

“是的，先生。”

“我们十分感激莫顿先生的慷慨相助，努力不辜负他的期望。”

“我会转告他的，先生。”

“我相信你会的。你谈到全球变暖，埃文斯先生。你对它感兴趣吗？”

“是的，先生，感兴趣。在这颗行星上每个与之有关的人都感兴趣。”

“我当然同意。但请告诉我，按照你的理解什么是全球变暖？”

埃文斯极力掩饰着吃惊。他没想到会有提问。“你为什么这样问？”

“我们问每个来这里的人，我们想知道人们对全球变暖了解多少。什么是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就是矿物燃料的燃烧导致地球升温。”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不对吗？”

“相去甚远。也许你应该再想一想。”

埃文斯不说话了。很显然，正在考问他的是一个爱挑剔、具有精确法律头脑的人。他太了解这类人了，从在法律学院起就了解。他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说，“全球变暖就是由于矿物燃料的燃烧，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过多，致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

“还是不对。”

“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至少，在你刚才的论断中我认为有四个错误。”

“我不明白，”埃文斯说，“我的论断——全球变暖本来就是那样的。”

“事实上，不是。”贝尔德的语调干脆，咄咄逼人。“全球变暖是推测——”

“——绝不再是一种推测——”

“不，是一种推测，”贝尔德说，“相信我，我也希望不是这么回事。但事实上，全球变暖是一种主观臆断，即由于所谓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增多引起了地球大气层平均温度的升高。”

“噢，好吧，”埃文斯说，“这个定义更为确切，但是……”

“埃文斯先生，我想你本人是相信全球变暖的，是吗？”

“当然。”

“坚信不疑？”

“当然。每个人都这样。”

“当你有一个强烈信念的时候，难道你不认为把这个信念精确地表达出来非常重要吗？”

埃文斯开始汗流不止。他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回到了法律学校。“呃，先生，我想……在这里不重要。因为当你说全球变暖时，每个人都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是吗？我怀疑你自己都不明白。”

埃文斯感觉自己一腔愤怒就要爆发出来。他控制不住自己，于是脱口而出：“瞧，仅仅因为我没有把一些细节表达出来——”

“我不关心细节，埃文斯先生。我关心的是你坚信不疑的信念的核心。我觉得你那些信念缺乏基础。”

“恕我冒犯，真可笑。”他屏住呼吸，“先生。”

“你的意思是，你有基础。”

“当然有。”

贝尔德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他似乎有些沾沾自喜。“这样看来，你对这桩诉讼案或许是个莫大的帮助。我们能不能占用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呃……我想可以。”

“我们可以给你录像吗？”

“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录像？”

贝尔德转向詹尼弗·海恩斯。

詹尼弗说：“我们正在想方设法邀请像你这样学识渊博的人谈一谈自己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从而为其确定一个标准，帮助完善我们给陪审团的陈述。”

“我要扮演只有一个人的陪审团？”

“没错。我们已经采访过几个人了。”

“好吧，”埃文斯说。“我想我可以安排个时间。”

“现在就很合适，”贝尔德说。他转向詹尼弗，“把你那组集中到四号房间。”

“我当然乐意效劳。”埃文斯说，“但我来这里是想看——”

“你听说这桩诉讼案存在很多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但存在严峻的挑战。”贝尔德说。他瞅了一眼手表。“我要去开会了，”他说。“你跟海恩斯小姐呆一会儿，你们采访完后，我要来跟你谈一谈我对这桩案子的看法。你看这样好吗？”

埃文斯除了同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