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麦丹季风又如期而至。这已是勒内来到西非的第三个秋季，再也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她扬尘扬沙的季风已经达到了顶级，她那干涩的眼睛和刺痛的鼻孔是不会撒谎的。

哈麦丹季风来自北方的荒漠，10月便开始，一般要到来年2月底才会结束。不过，虽说有尘土，夜晚倒也偶尔会感觉清凉，可这清凉其实只不过是个相对的概念而已。在这个地方，白日里的最高气温达到华氏九十五度，平时的天气可谓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在以后的五个月里，大约只会有五天下雨的日子，但至少不会有凶猛浑浊的洪水把牲畜、儿童，乃至山脚下的整个村庄冲到洼地里去。

西非的生活是一种与上天的公平交易，勒内已经学会了接受这个现实。她知道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头发里、衣服上、牙刷上都少不了尘土，只是有一件事令她十分无奈，如果她那些远在家乡的朋友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她寄给他们的照片总是这么单调乏味，该如何是好。其实，即便是在最好的季节里，也难得拍出科特迪瓦北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种效果，除非你有高超的摄影技术，而勒内却偏偏没有那个本事。

勒内是儿科医师，她志愿来到这里为一个叫做“儿童第一”的组织工作三年。这是一个人权组织，旨在与强迫儿童在可可地里做苦力的现象进行斗争。她加入这个组织的意愿是她在波士顿儿童医院住院实习的最后一年萌发的。一天晚上，她正在休息室里狼吞虎咽地吃着她常用的晚餐，面包棒加减肥苏打水，她看到了一篇关于奴隶制卷土重来的文章。联合国和国务院的研究证实，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年龄在九至十二岁之间的儿童被骗卖到科特迪瓦的棉花、咖啡、可可种植园里强迫做苦力。由于可可的价格一直在下跌，预计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因为全世界的可可大约有一半来自那个地区，价格下跌迫使他们丧心病狂地从童工身上榨取利润。看到这些，她嘴里的面包棒顿时没有了滋味。她当时正处于人生选择的一个关键时刻，需要解答“我学医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是到了日子该去布鲁克林为那些由保姆陪着来体检的小孩子擦鼻涕，还是渴望去做某种更有意义的工作？她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便坐上了去阿比让的飞机，她的最终目的地是从阿比让向北坐九小时公共汽车才能到达的塞努佛部族区的首府科尔霍戈。

科特迪瓦1999年经历了一次军事政变的动荡，勒内到达时正赶上这里面临着一大堆医疗卫生问题——营养不良，艾滋病泛滥，婴儿死亡率增高，甚至还有一些游牧部落的性器官伤残。她什么工作都做，但是她尽量专注于她来这里的主要任务。从官方的角度出发，当地政府否认存在儿童奴役。但是没过多久，勒内便弄清了这一危难的端倪。有许多儿童在艰难地寻找回家的路，辗转来到她的诊所寻求帮助，他们的家在与科特迪瓦接壤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里。那些孩子告诉她，有人把他们从马里、贝宁、布基纳法索这些国家的汽车站和闹市区骗离家乡。许多是被塞进破船里通过科托努那样的港口经海路运出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港口在几百年前曾经是繁华的奴隶集散地。其他的则是经陆路贩运，用运货卡车载着穿越丛林，再用小木船渡过河流，一直到达种植园，远离文明，更是远离自己的家乡。一路上，只有到了那些人贩子出去与科索乌水库附近的某个可可种植园园主谈价钱的时候，他们才会停下来，接下来就是每次两三个到十来个儿童出去加入到那些与他们同交厄运的孩子中。这些孩子们住在拥挤不堪的窝棚里，没有床，没有卫生设施，也没有电，还严禁交谈，因为交谈会导致抱怨，抱怨会导致造反。他们告诉勒内，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他们要在地里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吃的却很糟糕，大多是烧煮的香蕉，幸运的时候能吃到一顿番薯。他们让勒内看胳膊上、腿上、背上的伤疤，告诉她如果他们干活慢了一点就会挨打，干的时间不够长就会挨打，谁想逃跑也会挨打。挨打，挨打，没完没了的挨打。孩子们根本得不到工钱，只是听说将来或许能一次付给他们的家人十到十五美元，而这点钱往往是永远也拿不到的。没有人愿意把这称为奴隶制，但是勒内在医学院里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它看上去像一只鸭子，而且叫声像鸭子……

这时，她的身后突然响起咯咯的鸡叫声，吓了她一跳。

“请让让路，女白人。”街上有个男人边说边从她身边经过。

勒内闪到一边。那人的肩上有一根木棍，一些活鸡被可怜巴巴地捆着爪子悬在两端。科特迪瓦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是说法语的当地人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北方。从他的口音和装束看来，她猜想那个人是布基纳法索人，布基纳法索是科特迪瓦北边的一个荒芜的内陆国家，与其相比科特迪瓦就像是一个光辉闪闪的繁荣的典范。

勒内随着一长串牛、骡子还有行人向市区的集市走去。有一些街道的路面是铺筑过的，而其他的则全是土路，在市区里纵横交错，宛如一条条通向几百年前的过去的通道。她知道去集市怎么走，不过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无论是谁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集市，因为在那种人群汇集的地方总是会扬起如云般的粉红色尘土，在市区的另一端都看得见。在科尔霍戈没有多少有趣的事情可做，只要你能忍受这炎热的天气，下午的集市倒是个休闲的好去处。

勒内在一个街角处停下来喝自己水壶里的水。要是在两年前，她决不会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出门，但是时间使她适应了环境，或者说变得迟钝了。

“这个卖多少钱？”她听到游客在问价钱。游客们总是能找到科尔霍戈，大多是为了转道去其他地方，几乎都在寻求当地带有奇特图案的粗亚麻织物。这种粗亚麻织物是当地的一种艺术品，这里差不多所有的旅馆和留宿游客的家庭里到处都是这种织物，有挂图、床单、餐巾以及桌布等等。下午的集市里听到的问话总是一个样：“这个卖多少钱？”

“这价钱太贵了。”她从几个正在与卖主激烈地讨价还价的澳大利亚人身边走过时小声说道。

“谢谢，朋友。”那些人中的一个说道，他又接着还起价来。

讨价还价是集市上的平常事，可是勒内已经有了多次为游客排解纠纷的经历，因为那些游客不知道个中缘由，一旦你与这里的某个“艺术家”讲价到一定的程度可你最终还是不买他的作品，那对他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此时，一阵风吹来，扬起了尘土，勒内连忙用头巾把脸捂住。这阵风实在是令人厌恶，带来了一股污水的恶臭气。可能是昨天晚上北边儿下了一场雨，也可能是当局决定又该清理河道里的污泥了。

风头过去之后风力减小了，勒内睁开了眼睛。

尘土还在飞扬，集市上变得灰蒙蒙的，她仿佛进入了梦乡。土坯砌的迷宫般的隔墙和房屋好像与土地融成了一体，头巾和披肩在尘风中飘摆着，从北边吹来的荒漠的清凉气味令动物们活跃起来，游客们依然在讨价还价。

过了一会儿，她醒过神来，目光落在站在街角的一个小男孩身上。那孩子就像她见过的许许多多孩子一样，双腿细棍似的，短裤上沾满了泥土，脚底套着一双塑料鞋，身上的衬衣已经破烂不堪了，两只眼睛里满是恐惧。看他这副模样，别人可能都会以为他迷了路，可勒内一眼便看出他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是逃出来的。

慢慢地，她开始朝他那个方向移动，小心翼翼，以免把他吓跑。她一直留意着那孩子，却又避免和他的眼神相遇，从人群中穿过，向那个街角迂回。那地方似乎是他的地盘儿——有数十个像他这般大的孩子整天在街上乞讨。

她快走到的时候，一群孩子围了上来，一个接着一个向她伸出手。

“行行好，夫人，行行好。①”如果看到你是个白人，即使是这些沿街乞讨的孩子也能说几句法语，用官方语言向你乞讨。

①原文为法语。

要想对他们视而不见的确很难，但她无力帮助所有的孩子，只能帮助其中的那些奴隶。

尽管被一群孩子围住，可她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那个男孩。那男孩离她只有十英尺远，她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只见他手上有一道道伤痕，小腿上和脚踝上还有纵横交错的伤疤。在地里干活的孩子们劈开可可豆荚用的是砍刀，要劈开一个质地坚硬的荚壳取出可可豆，需要将其摆正了用力砍一两下。一个能干的孩子每小时可以劈开五百个豆荚，但是由于疲劳或是缺乏经验，他们常常会砍伤自己。眼前的这个孩子至少还算保全了他所有的手指和脚趾。

最后，经过一番努力，她终于设法站到那孩子的身旁。

“行行好，夫人。”①他伸出手说道。

①原文为法语。

他的法语说得很不错，于是她也用法语作答。

“别害怕，”她说。“我是来帮助你的。”

他向后退了半步，显然是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已经帮助了很多像你这样的孩子，”她说。

“都是些在可可地里干活的男孩子。”

其他那些孩子想从他们两个中间挤进来，可勒内一直在尽力说服那个男孩相信自己。

“我是个医生。”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诊所的照片，凭以往的经历，她发现这张照片可以使这些男孩子明白点什么。

“诊所就在附近。跟我走吧，我可以帮助你回家。”

他摇了摇头，好像以前听到过类似的话。

她欲朝他跟前迈过去，却又止住了，惟恐自己过于性急。“请相信我，”她说。“你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明白吗？跟我走吧。在那些人贩子找到你之前，让我帮助你。”

他盯着她的眼睛，她没敢避开他的视线。在与一个被许多男人骗过的孩子交谈的时候，作为女人有很大的优势。

他慢慢点了点头，她立刻拉住他的手。那只手如同一个老人的手那么粗糙，布满了茧子，根本不应该是他这般年龄的孩子的手。她领着他穿过市场，抄近道走了一条她认得的土路回诊所。

“你叫什么名字？”

“卡蒙。”

“几岁了？”

“我不知道。”他说。

“你想喝水吗？”

“想喝。”

他们停了下来，她让他喝自己水壶里的水。

“谢谢你。”

她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不用谢。”

“儿童第一”组织的诊所在土路的尽头，不过它看上去可不怎么像个诊所，同这一带的老房子没有两样，厚厚的土坯墙，圆形的屋顶。但是，这房子却有一台嗡嗡作响的空调器从窗子里伸出来，似乎令那孩子很高兴。

“凉快。”他微笑着说。

“是的，很凉快。进去吧。”

他跟着她进了屋子，她随手关上了门。不料那孩子好像又开始感到害怕了，于是她拉住他的手，让他直接站到空调器的前面，把空调器开到最大一挡。凉风吹干了他额头上的汗水，他笑了，竟至于轻轻地笑出了声。

透过他那破衬衣上的洞，她发现他的背上横着几道伤疤，心想这孩子上一次像这样欢笑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到这里来。”她说，将他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总共只有两间屋子——让他坐到检查台上。

“我来听听你的心脏。”她边说边把听诊器放到他的膝盖上听了听。

“我听不到你的心脏。”她说。

他终于哈哈笑了起来，说道：“那不是我的心脏。”

“喔，对不起。”她又把听诊器放到他的胳膊肘上。

他又哈哈大笑，她也同他一起笑。不过，如果这孩子感觉这种老套的逗乐也很滑稽，那他很可能比她猜测的年龄还要小。她把听诊器放到他的心脏上，开始为他检查。

“心脏很健康。”她说。

“是的，勒格罗也这么说。”勒格罗就是大块头的意思。

“是你们为他干活的那个人吗？”

“是。”

“多长时间了？”

“六个。”

“月？”

“不，收获期。”

勒内在这儿住得时间久了，知道大部分可可农场都有一个主要的收获期和一个间隔收获期，主要收获期长达数月，间隔收获期则更长。六个收获期就意味着卡蒙差不多在那里整整干了三年的活儿。

要把这个孩子送回家可不容易。

“你在那里做什么？”

他没有回答，这是意料中的事。要让他们放松警惕还得花点时间。

“我能脱掉你的衬衣吗？”

他摇了摇头。

“我看到你的背上有几道印子。我只是想看一看。”

他用两只胳膊捂住胸口，不让脱。

“没关系，咱们以后再说。”

她停了一会儿，准备问她总是要问的下一个问题。与一个从来不知道家中的橱柜里会有牛奶和砂糖的孩子谈话，她知道自己会听到什么样的回答。不过她还是问了，希望孩子的回答能促使她看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希望孩子的回答不只是使她感到忧虑，感到伤心。

“卡蒙，你吃过巧克力吗？”

“巧克力？”

“是的，巧克力。你吃过吗？”

他摇了摇头。“什么是……巧克力？”

这时，大门打开了，走进一男一女两个人。

“邮件。”他们说，脸上挂着平时那种愉快的笑容。勒内轻声告诉卡蒙不要害怕，他们都是朋友。

进来的那两个人是罗伯茨夫妇吉姆和朱迪。他们不是医生，是“儿童第一”组织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的志愿者。勒内自打开始做这个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喜欢上了这对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朴实而谦逊的夫妇。他们做慈善工作不是为了给这个组织的档案中增加几张照片，而是要夫妻双双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度过他们的退休生活。他们每天都要到邮局去一趟，这会儿他们刚刚从那里回来，吉姆这个早年的衣阿华州橄榄球运动员走在前头。勒内从检查室里出来，问道：“没什么事吧？”

“不，”罗伯茨先生说。“今天有你的信。”

“真的？把它放到桌子上吧。我这儿有一个病人。”

“是律师寄来的。”他说。

她感到好奇，从房间那边走过来看了一眼，却不认识信封上寄信人的名字。

“那个男孩是谁？”罗伯茨夫人问道。

“对不起，你说什么？”勒内说，注意力依然在信封上。

“那个病人。他是谁？”

“他叫卡蒙，我待会儿给你们介绍。这封信看起来有点重要，或许我现在应该打开来看一看。”

罗伯茨先生递给她一把剪刀。她忙一剪刀下去把信封的一端整个剪开，抽出里面的信。那封信写了一页，她的眼睛迅速从左到右来回移动着看信。

忽然，她的眼皮开始抖动，手也跟着颤抖起来。罗伯茨先生问：“你没事吧，勒内？”

她下意识地把手捂到嘴上。“是我姐姐。”她说。

“她很好吧，但愿如此。”

她从信上抬起眼睛，说道：“她死了。”

罗伯茨夫人走到她身边，用一只胳膊搂住她。

“噢，不！”

勒内靠到桌子边上，那是她身旁最方便坐下去的地方。“她被人用枪打死了。是抢劫还是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楚。在迈阿密。”

罗伯茨先生握住她的手。“我感到很难过，亲爱的。”

罗伯茨夫人说：“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姑娘呀。我感觉仿佛她还在这里和咱们在一起。”

“她上次来这里已经有两年多了。”

“真的吗？有那么长？哦，时间过得可真快哟。可是她还很年轻啊。我想哭。”

“请别这样。”勒内说。

罗伯茨先生看了他妻子一眼，显然是想告诉她在勒内的面前要显得坚强。她清了清嗓子，很快克制住了自己。

“谢谢你们。”勒内说。

罗伯茨先生的脸紧绷着，说道：“她真的是个好人。”

“你想单独待一会儿吗？”罗伯茨夫人问道。“我没事，真的。谢谢你们二位，谢谢你们说的这些话。”

罗伯茨夫人说：“我们可以帮你安排请假，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我哪儿也不会去。”

“如果你想回家的话，没有问题。”

“萨莉是我惟一的亲人。她现在走了，我回去还有什么意思。”

罗伯茨夫人的脸上露出一丝慈祥的微笑，好像是在表示她能够理解她。“这事由你定，亲爱的。你想怎么做都行。”

勒内报以苦涩的微笑，起身朝检查室走去。走到门口她停住脚，转身看着罗伯茨夫妇。“我不想让你们和组织为我担心，我哪里也不去。”

“我们说了，勒内，这件事完全由你决定。”

她用力点了点头，想以此显示出她决定，让这件事到此为止。然后她走进检查室，把注意力又放在了卡蒙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