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8日

从纽约港到中央车站，再坐火车到普林斯顿站，西蒙和她的父亲辗转多次后坐上了一辆支线短途轨道车，终点是普林斯顿大学，整个路程不超过两英里。车上其他的乘客分别是——三名散着领带刚刚下班准备回家的商人和一群吵闹的学生，大概是刚结束野外旅行回到城市来的。

“去哪儿？”一辆亮黄色出租车司机把他们的行李堆在后备箱后问道。

西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还没想好晚上住哪儿，于是便回道：“带我们去个旅馆吧。”司机回了句“没问题”便离开了车站。

西蒙对新泽西的第一印象就是树，高耸入云的树木随处可见，树枝在头顶上交错成了一个篷盖，为路侧的石墙和校园建筑遮挡着阳光。西斜的太阳从叶缝中挤出一丝金红色的光，她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些景色将会变得多么美妙——当然，如果她和父亲还有机会看见它们的话。

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她还没来得及计划行程。在港口，受伤的战士首先下船，有些依靠意志跛着脚走下舷梯，有些被担架抬向码头，那里的救护车、公交车和出租车排成一排等待着他们。直到车队逐渐散尽，西蒙才搀扶着父亲的胳膊肘走下舷梯，身后跟着的是那个爱管闲事的少尉，自从在甲板上救了他以后，他便成了她的头号仰慕者，并总是追问她会在这里待多久。

“我可以上岸休息一周。”他主动说道。

“我们的计划还没定。”在他们的行李从船上卸下前，她并不想打击他。

他在一张纸片上抄了一串电话号码，并向她保证接电话的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那是我妈妈家的电话。”他说。

西蒙看见船头堆着小山似的箱子和物资，再抬头一看，正在卸货的绞车的绿色网袋中还有更多。将父亲和行李都安置在出租车上后，她告诉司机在她回来前他都可以计时打表，接着她便悄悄地走向货舱卸货区域了。她躲在两堆木箱后面等待绞车放下更多的货物，她想，究竟有多少货要卸呢？如果她再在那里待着一定会被发现的：最后一辆车也离开码头开往市内的医院了，一直约她出去的少尉也被强制要求去搬运那些还没卸完的货物，一两分钟前他刚推着空空的手推车从她身边经过。

绞车又向下倾斜了一下，接着嘎吱一声向外摆动了一下，它的网袋中装着一个木头箱子。即使隔这么远，她也能看见箱子一侧标有红色字体的小袋，里面是一些难懂的运输指令。一个带着扩音器的海军军官挥动着手臂为上面的搬运工指挥着方向，但那网像是被突然刮来的风困住了似的，电缆在风中颤抖着，网袋在空中打着旋，就像是，箱子里有什么东西想要挣脱出来一样。

“不对，放慢速度！”军官咆哮着，“这样它会掉下来的！”

但网袋依旧在风中旋转着，接着绞车突然吱嘎一声倒向舷墙。

电缆断成了两截，网袋像钟摆似的划过码头，直直地向正好转身回头的少尉胸口砸去，他就像一个被击中的保龄球一样倒下了，手中的推车滑过了水泥地面，在网袋再次往回摆动时，被一辆卡车的前盖弹了回去，在一阵可怕的刮擦声后，停在了距离少尉的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

霎时间码头陷入了一片震惊的沉寂中，接着西蒙和几个装卸工反应过来，立刻向少尉身边跑去，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少尉的胸口就像是被压扁的李子似的，有个军官跪在他的身边，白色制服上溅满了鲜血，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上帝啊……上帝啊！”

她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在这样一场悲剧外还能注意其他东西的。但她转过了头，在板条箱的一侧，封住货物带的胶布松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纸条。风过，纸条就像是盘旋在空中的蝴蝶似的飞散开来，她伸出手捏住了其中一张，纸张已经皱得不成样了，好在她还可以读懂上面的运输指令：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建筑系。收件人：卢卡斯·安森。

出租车停在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殖民地风格的酒店前——红色砖墙，白色木质滑门。但当他们下车后，她父亲想要先在外面的长椅上坐几分钟喘口气。忧虑几乎要把他吞没了，这几天对他来说太艰难了。

西蒙推着行李进入大厅，接待处旁一个穿着褶边白衬衫的年轻女孩问道：“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她的胸牌上写着“玛丽·简”。

“我需要两间房间，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一间双卧室套房，我和我的父亲一起。”

玛丽·简回答着“噢”，看了一眼西蒙后开始翻找预定记录，“这是您第一次来普林斯顿吗？”她低着头问。

“是的。”

“您是远道而来的吗？”

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西蒙还是回答了：“是的，事实上我们一路从开罗过来。”

“哪里？”女孩问道。

“埃及。”西蒙说。

“哦，”在借故离开前玛丽·简解释道，“我等一下就回来，我只是去看一下是否还有房间可以预定。”

西蒙看了看周围的大厅，有东方风格的地毯、铜灯和美国独立战争英雄的肖像画。这里的房间一定不便宜，但钱不是问题，虽然她的母亲因为嫁给了一个阿拉伯人成为巨大的耻辱而被剥夺了家族继承权，但是她父亲的家族世代都是成功的棉花商人。西蒙走出大厅去看看她的父亲怎么样了。

“好多了，”他说，撑着拐杖勉强站了起来，“我希望能在晚饭前躺下打个盹儿。”

“听上去是个好主意，”西蒙说，她搀扶着父亲走进大厅在接待区的一个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他们正在核对房间呢。”

当西蒙回到接待处时，一位穿着鲜橙色夹克和长裤的经理站在了接待桌后向她投以微笑，但是她注意到他的眼神总是掠过她的肩头，看向正闭着眼睛休息的父亲和茶几旁父亲的乌木拐杖。

“晚上好，要怎么称呼您呢，小姐？”

“拉希德，西蒙·拉希德。”

“噢，好的，”他说，“玛丽·简告诉我您是来美国旅游的。”

西蒙并不是这样说的，但这个问题并不值得争论。

“您是普林斯顿大学邀请来的客人吗？”

“可以算是，”她回道。尽管并没有收到任何邀请函，她只想蒙混过关。但话说回来，问这个干嘛？美国宾馆现在检查都这么严格吗？

“请问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护照吗？”

西蒙掏出了她用来代替钱包的小包，把它放在闪闪发光的铜铃旁边。玛丽·简瞥了一眼它与众不同的鳄鱼皮的包面，好像她从没见过如此奇异的东西似的，那个女孩看起来不过十七岁，可能还不到十七岁。

经理快速浏览了她护照的扉页，但他的目光又飘向了她打瞌睡的父亲，他褐色而褶皱的脸看上去像一个胡桃壳似的。

什么东西需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如果你们没有套房，相邻的两个房间也可以。”西蒙重申了一遍。

“说实话，”经理反复地翻着登记簿，“我不确定现在我们是否还有符合您要求的房间。”

西蒙根本没有见到一个进出的客人。

“需要我推荐一个离这里不远的旅馆吗？叫皮科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帮您打电话问一下是否有空房间。”

接着她突然明白了，旅馆不想收留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完全确定他们是不是白人。西蒙深褐色的皮肤只是让他们犹豫了一下，而她父亲更深的肤色则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经理已经拿起柜台上的电话了。

“您不需要这么麻烦，”西蒙按下听筒上的挂断键后冷冷地说，她才不会被赶走，“我们今晚就住在这里了。”

“但我们确实没有符合您需要的……”

“那么不符合的我们也可以住。”为了反抗那点歧视，她甚至可以睡在杂物室。

“我们只剩下一间小房间了……”

“那就订那一间，”她转过登记簿在第一行的左侧空白处签上了名字，“加一张床。”

经理看上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而玛丽·简正在向他学习以便将来处理类似棘手的情况。

“房间号是多少？”西蒙直截了当地问道。

“您难道都不问一下房间价格吗？”经理问，“它要……”

“我不在乎，房间号是多少？”

他不情不愿地从背后的板子上拿下一串钥匙并说道：“314。”

“谢谢。”她说着拿走了钥匙，自己按下了铜铃。一个黑人服务员奇迹般地出现了。西蒙心里想，至少他们这里允许有色人种工作，尽管他提行李时看上去很困惑。她轻轻摇醒父亲，跟着行李车进了电梯。尽管此刻她气愤到难以呼吸，但她是不会让父亲知道刚刚她受到了怎样的侮辱，她的父亲从来没来过美国，她也不想向他解释现在整个世界上正在与一个所谓的“优等民族”作斗争，而这个民族正致力于无情地消灭那些他们认作低等和肮脏的人。美国自身也是一个充斥着种族歧视的地方，但她从未想到过在这里——一个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库尔特·哥德尔和托马斯·曼这样重要的知识分子来说像家一样的北部大学城中，竟也会有种族歧视。

但她确实经历了。当电梯缓慢上升时，她慢慢靠向背后的墙壁，突然变得和父亲一样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