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横穿过校园，经过希腊复兴式风格的心理学系大楼的转门，想起自己读大学的日子。逃脱囚笼之后，我又重返校园，这次是独自去纽约大学念书。

回顾往昔，我在大学时好像一直都只顾盯着地面看，三年里将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在晚上和暑期拼命补课，以创纪录的超快速度完成了学业。

第二次上大学，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渴望过正常的大学生活了。我不想参加派对，不去图书馆学习。事实上，我甚至不想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我从不与同学说话，从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也从不参加任何一项课外活动。大学够大，你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察觉。我竭尽全力隐匿于其中。

我在纽约大学首次开始使用新名字，一个我永远无法习惯的名字，每次要在任何资料上签名时，我都得停顿一秒，训练自己工整地写出这个新名字。当教授在课堂上叫这个名字时，我从不记得抬头给出反应。他们一定觉得我很迟钝，直到我利落地交出完美考卷，他们才意识到我毕竟还有一个强项。

我主修数学，这是一个只提供解答的可靠领域，我从中得到不少安慰。我很喜欢数字整齐排列的那种方式，有时一道题目要花六七页演算，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sine接着cosine。

在我的房间里，我将所有课堂上的笔记本放在床边触手可及的书架上，晚上睡不着时，我就抽出一本，慢慢扫过整齐的数字，欣赏这些至少每次我都能算出相同答案的数学题。

我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对詹妮弗的忠诚——专心研读统计学。我在一年内便拿到了硕士学位，教授们求我攻读博士，可我已经受够了，不愿再和其他同学一起坐在课堂上。那时，每天必须进行互动的人数已经开始让我烦躁不安，我的各种恐惧症逐渐浮现，就连最大的阶梯教室也会引起我的幽闭恐惧症。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听见房间内的每声咳嗽、耳语或铅笔掉落的声音，而且那些声音在我脑海中回荡，让我心惊胆战。

下课时，突然会有大量身体在晃动，大家穿外套戴围巾时，难免有些不必要的碰触。这时候，我总会独自静坐在教室里，等所有人离去，等走廊被腾空，让我的身体能在不被碰触的情况下，有足够的时间穿过宽敞的时空。

我从回忆中抽离出来，俯望心理学系长长的走廊。廊道里星星点点地站着三两个学生，还有几个独自在廊道边晃悠。他们看起来都是那么无忧无虑、充满朝气，有些人聊着天，有些人醉心于自己的世界中，或在钻研课业，或想着昨晚的约会。你无法从他们表面的喜悦看出他们内心的创伤。我知道，从统计学角度看，创伤必定存在，但仅从外表上看，你永远不会知晓。

明媚的阳光透过天窗，洒落在大楼翻新过的部分，麻烦似乎不会找上这些皮肤光滑、高声大笑的学子。学年即将结束，大家都在准备着去实习，去找暑期工作，去读研究生。我永远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克服些什么困难。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或许事情本该如此，又或许这就是适应能力强的人会做的事，他们能适应一切。这意味着他们年轻，能抛开一切过往，放松自己，从容面对生活。

我擦掉泪珠，从他们身边走过。正在看报纸的前台保安员并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我摇摇头，想到他可能遗漏的所有危险状况，同时又庆幸他没注意到我。这次，我注意到一个小标志，上面用工整的字体指明了教职员工办公室的方向，我顺着标志走回先前经过的走廊。

我经过一排传统风格的橡木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都镶嵌着一块磨砂玻璃，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名字。正如阿黛尔所言，大卫·斯蒂勒教授的办公室就在她的隔壁。他的办公室门微微敞开着，我轻轻推门，发现里面没有人。

办公室很大，高高的窗户面向院子，窗前有一张偌大的橡木桌，面向办公桌的墙上全是书架，上面的书籍和文档资料都快满出来了。我用手指拨弄着书，大部分都是各种深奥主题的心理学书籍，有些是我认识的标准统计学手册。

然后，我不经意地瞥见办公桌后面的地板上有个低矮的书架，上面的书看起来颇为迥异，不像是教科书。我探身凑上去，目光快速扫过书名——《罪恶之地100天》《朱丽叶》《眼睛的故事》《尼采与恶性循环》。这是特雷西喜欢看的书。

正当我拿出笔记本要写下书名，打算把它们拿给特雷西看时，我身后的门开了。

“对不起，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一个深沉的声音问道。

我惊得跳了一下，手一松，眼睁睁地看着笔掉到地上，滚到沉重的办公桌底下。我转过身来，面向大卫·斯蒂勒。他个子很高，可以说长得比较帅气，棕发黑眼，几乎看不出瞳孔，给人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

他以期待的眼神看着我，等我表明身份和来意。我受惊不小，无法集中思绪，只好趴在地上，笨拙地摸寻滚到桌下的笔。

“噢，嗨……”我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我叫卡罗琳·莫若，正在做一项研究，不知您能否拨冗与我谈谈？”我很轻松地便抓到了笔。但为了拖延时间，我又将它向墙边弹远了些。

“等等。”我听出他似乎有点不高兴，“让我来吧。”他走到桌后，优雅地捡起地上的笔，利落地递给我。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追问道。

“哦，是的。”我抚平身上的衣衫，拨开脸上的头发，试图恢复一丝镇定，“我刚才说，我叫卡罗琳·莫若。”我没有主动和他握手，他也没有，“是社会学系的学生。”我指着校园的另一端说，好像他不知道社会学系的地理位置似的，“我在写关于杰克·德伯的论文，我知道他被捕时，你刚刚担任学校的初级教授。”

大卫·斯蒂勒听到杰克的名字时与阿黛尔的反应不一样，他似乎很感兴趣，露出讽刺的微笑，然后坐下来，指着对面的椅子。

“请坐吧，这里再也没有人想谈关于杰克·德伯的事了。我很好奇，想听听你的计划。系上会批准你的研究，这让人颇为惊讶，不过我想时代变了吧。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观点？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些尚未彻底探索的元素，我打算做个原创性的、纯粹从事实角度出发的研究，因此我选择了这个主题——您知道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所学校里。”我东拼西凑地为自己圆了谎，很为自己的撒谎能力震惊。他鼓励地点点头。

“我了解到他是您的朋友。”听到这里，大卫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

“朋友？不，不，不，我不知道你是从何处听来的，我们是同事，但我几乎不了解那家伙。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两个极端，我们从没有一起出席过同一个座谈会，不过他确实颇有造诣，是位明星。”

“明星？”

“拜托，你现在肯定已经了解学术界的运作方式了吧。你必须成为明星，才能功成名就，举行无数的演讲、报告、座谈会，真正地进行一轮一轮的会议马戏表演，我是说巡回会议。你将面临一种十分严苛艰苦的生活。”

“那么阿黛尔·辛顿呢？”

听到这儿，大卫的脸色一沉，“噢，她啊，她只会谈杰克·德伯。”他摇摇头。

“您何出此言？”我催问道。

“呃，那件案子的风波平静下来后，阿黛尔的演讲排得满满的。要我说，那些人更多是冲着她的恶名，而不是她的学术见解。我觉得每个人都等着听杰克·德伯的花边趣闻。可别说是我讲的。不过坦白说，那个案子成就了她的职业生涯。”

“所以她获得了不少关注？”

他大声笑道：“可以这么说吧，当时《波特兰太阳报》甚至还为她做了专访，荒谬地奉承讨好她。不过她毕竟长得不赖，所以记者想在她身上花大把时间，也不足为怪。”

大卫稍微靠近了些，眯眼看着我，确保我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才靠回椅子上，轻轻左右旋转，继续说下去。

“如果你真想做原创性的研究，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杰克的工作量很大，做了很多研究，不断四处出差演讲，他的办公室摆满了各种报告、档案和文件。杰克极度珍爱这些东西，只有阿黛尔能拿到它们。我知道FBI逮捕他后，迅速封锁了他的所有研究资料，但我敢肯定，阿黛尔一定留有某些东西，我知道她肯定有。”

大卫将椅子转向窗户，盯着外面看了一分钟，独自思忖着。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但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呃，当然，对她而言，目前还不够，她想进常春藤联盟，不是吗？只有这样才说得通，她还背负着许多期许。”他回头看着我。

“你可能不知道，阿黛尔的父亲是西雅图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颇有成就。”他假笑了一下，摇摇头，坐在椅子上向前移动身子。

“我跑题了，回到你的论文上吧。我虽然无法证明，但我敢肯定阿黛尔在利用杰克·德伯的观点和研究，你应该找她谈才对，一定有些尚未被发掘的事实。如果我可以，我愿意立即协助你进行这个研究。如果有任何我可以做的事，请告诉我。”

大卫几乎毫不掩饰他对阿黛尔的嫉妒，在我看来却更像是蔑视。

我又试了几次，想将他拉回杰克·德伯的话题上，但都徒劳无功，最后只好起身准备离开，结果差点被椅子绊倒。我心里暗想，我进来出去的样子一定都狼狈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