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酒店房间的床上，看着空空的梳妆台上镜子里的自己。我抓着手机，竭力说服自己拨打那个非打不可的电话。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另一只手里握着抄有特雷西办公室电话号码的纸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拨号码。

响铃三声后，特雷西便接了电话。我听到了她的应答声，但我几乎答不出话来。

“喂？”特雷西又说了一声，她总是一副没耐心的样子。

“是特雷西吗？”她是我们当中唯一没有更改名字的人。

“是的，您是哪位？是电话推销员吗？”她已经很不耐烦了。

“不是，特雷西，是我，我是萨拉。”我听到她发出的厌恶声，然后电话便被挂断了。

“呃，这倒是正常反应。”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再次拨号，这次铃响了四声她才接起来。

“你想干吗？”她生气地说，声音里满是轻蔑。

“特雷西，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话，但请先听我说。”

“是关于假释听证会的事吗？你不必费力气了，我会去的，我已经和麦科迪谈过了。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不是那件事，呃，也算是，但又不完全是。”

“萨拉，你在胡说些什么呀？把话说清楚。”十年前她和我说话时也是这语气，一点都没变。我明白自己只有二十秒的时间来说服她别挂电话，于是直入主题。

“特雷西，你有收到信吗？”

她顿了一下，显然明白我的意思。最后，她终于怀疑地说：“有。干吗这么问？”

“我也有收到。听我说，我觉得他想在信中向我们透露些什么。”

“我相信他那疯狂的脑袋里是这么想的，但那些信一点意义都没有。记住，萨拉，他是个疯子，有精神病。也许在法律上不是，还不足以让他免掉刑事责任，但他还是个疯子。我们应该把他的信原封不动地丢掉。”

我倒吸了一口气，“你没有那么做，是吧？你没扔掉那些信吧？”

她又顿了一下。然后，她压低声音，不情愿地说：“没丢，我还留着。”

“也许他疯了，也许没有。但是，听我说，我觉得我已经弄明白一些事情了。我想，他给我的信里包含要给你的信息，也许给克里斯汀的也是如此。在他给你的信中也许有我可能明白的事情，而我的信中有你能够懂的信息。”

有好一会儿，特雷西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根据我对她的了解，我应该耐心等待。她正在思索。

“萨拉，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你觉得他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他有多特别吗？他依然很爱我们吗？你觉得他会向我们暴露关键证据，让他坐牢更久一些吗？萨拉，他什么都是，就是不蠢。”

“是的，他一点都不蠢，但他喜欢冒险，喜欢玩游戏，也许他想与我们进行公平的对决。他会觉得他告诉了我们重要的事情，而我们都太蠢，无法明白其中的深意。这让他乐在其中。”

我知道她正在默默琢磨我的话，“你说得有道理。那我们该怎么办？把我们手中的信寄给对方吗？”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觉得事情比信中的内容更为复杂，我想……我想我们需要见一面。”

“特雷西，听我说，我两天后会回纽约，你能开车到纽约与我见面吗？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忙杂志的事，但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来浪费了。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我回纽约后，可以发短信给你，到时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我会考虑一下。”她答道，然后电话便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