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飞机离开的一组在德黑兰的洛·戈尔兹家度过了星期三。

一大清早，达拉斯的汤姆·沃尔特就打来了电话。因为线路质量不佳，对话断断续续，但乔·波赫还是让沃尔特知道，他和这一组人都很安全，将尽快进入大使馆。大使馆一安排好撤离航班，他们就会离开伊朗。波赫还通报说，凯茜·加拉格尔的状况没有好转，已经在前一晚被送往医院。

约翰·豪威尔打电话给阿波尔哈桑，后者刚收到达德加新消息。达德加说：他愿意降低保释金；如果EDS公司发现了保罗和比尔，就应该把他们交出来，提交更低的保释金；美国人应该意识到，保罗是无法通过常规方式离开伊朗的，采用非常规方式逃走则十分危险。

豪威尔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和比尔不会获准乘大使馆的撤离飞机离开。他再次担心起来——他们这一组搞不好会比走陆路的一组更危险。鲍勃·扬也有同样的担心。他们就此展开讨论时，听到了枪声，似乎是从美国大使馆的方向传来的。

这几天，设在苏联巴库的“伊朗国家之声”电台都在散布美国密谋反革命行动的“新闻”。星期三，国家之声宣布，萨瓦克的档案被转移到了美国大使馆。萨瓦克是国王的秘密警察组织，饱受人民憎恨。这当然是编造出的谎言，但却非常合理——中央情报局缔造了萨瓦克，与它关系密切。人人都知道，美国大使馆同所有大使馆一样，充斥着伪装成外交人员的间谍。总而言之，德黑兰的一些革命者相信这个谎言，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并未向霍梅尼的任何助手征求过意见。

他们上午进入了大使馆周边的高楼，架上自动武器，十点半的时候开了火。

威廉·沙利文大使正在他秘书的桌旁接电话。电话另一头是霍梅尼委任的副外长。卡特总统决定承认伊朗新的革命政府，沙利文正在安排递交外交照会。

他放下话筒，转身看见他的新闻参事巴里·罗森同两名美国记者站在一起。沙利文怒不可遏，因为白宫特别强调，承认伊朗新政府的决定必须在华盛顿宣布，而不是德黑兰。沙利文将罗森拉进里面的办公室，痛骂了一顿。

罗森告诉他，这两个记者是来处理乔·阿历克斯·莫里斯的尸体的。莫里斯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在多申·托佩的冲突中丧生。羞愧的沙利文请求记者不要将刚才沙利文与白宫的通话泄露出去。

罗森出去了。沙利文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

接着便是一阵密集的弹雨。玻璃被击得粉碎。

沙利文立刻趴在地板上。

他连滚带爬地穿过房间，进入隔壁办公室，与他的副手查尔斯·纳斯面对面撞上。纳斯刚才正在举行关于撤离航班的会议。沙利文有两个电话号码，在紧急状况下可以联系到革命领导者。他让纳斯拨打其中一个，武官拨打另一个。这两人躺在地板上，从桌上扯下电话，开始拨号。

沙利文取出他的步话机，呼叫大使馆内的海军陆战队。

在机关枪扫射的掩护下，七十五名革命者翻过大使馆的外墙，正朝大使的居所前进。幸运的是，大使馆的大部分成员都同沙利文待在办公楼里。

沙利文命令海军陆战队撤退，不使用步枪，只能在自卫时使用手枪。

然后他爬出了办公室，进入走廊。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革命者占领了大使居所和餐厅，沙利文将办公楼里所有的平民都聚集到楼上的通信室里。他听见革命者在摧毁建筑的铁门，便命令建筑里的海军陆战队也同平民一样进入通信室。他命令他们将武器堆在角落里，所有人尽快投降。

最后沙利文自己进入通信室，只把武官和一名翻译留在外面。

革命者冲上二楼时，沙利文打开了通信室的门，双手举过头顶，走了出来。

其他人——大概一百人——跟着走了出来。

他们全被赶进了办公区的等候室里，接受搜身。两拨伊朗人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争论，沙利文意识到霍梅尼的人派出了营救队——很可能是查尔斯·纳斯和武官打了求救电话的缘故——营救者同革命者同时抵达了二楼。

突然，一发子弹从窗外射来。

所有美国人都趴到了地上。一个伊朗人似乎觉得开枪的是屋内的人，于是疯狂地朝着趴在地上的人群挥舞AK-47。新闻参事巴里·罗森用波斯语朝他大喊：“是从屋外射进来的！是从屋外射进来的！”沙利文发现自己正躺在刚才见过面的两个记者身边。“我希望你们把这些事都记下来了。”他说。

最后，他们被带进了院子。霍梅尼任命的新外交副部长易卜拉欣·雅兹迪向沙利文道歉。

雅兹迪指派了一队学生保护沙利文的安全。学生中的老大向沙利文解释说，他们有能力保护他，因为他们之前的任务是刺杀他，所以他们仔细研究过他的日常作息。

那天下午傍晚时分，凯茜·加拉格尔从医院打来电话。医生已经给她开了药，解决了她的问题，至少目前没问题了，她希望能回到洛·戈尔兹家，同丈夫和其他组员在一起。

乔·波赫不想让其他组员离开房子，但他也不想让任何伊朗人知道他们在哪儿，所以他打电话给胡拉姆，请他到医院接凯茜，把她带到街角，同她丈夫会面。

她晚上七点半到了会面地点。她感觉好些了，但胡拉姆告诉了她一件可怕的事。“他们昨天朝我们的酒店房间开了枪。”她将胡拉姆的话转述给丈夫。

凯茜解释道，胡拉姆去凯悦酒店支付EDS公司的账单，带走组员们留下的行李箱，发现房间里凌乱不堪，到处都是弹孔，行李箱被撕得粉碎。

“只有我们房间遭到了枪击？”豪威尔问。

“是的。”

“胡拉姆打听到出什么事了吗？”

胡拉姆付钱的时候，酒店经理对他说：“那些家伙到底是谁？中情局的吗？”星期一上午，就在EDS公司的人离开酒店后不久，革命者就占领了酒店。他们检查了所有美国人的护照，向他们出示他们正在寻找的两个人的照片。经理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其他美国人也不认识。

豪威尔不知道革命者为何如此暴怒，以至于毁坏了房间。或许是盖登放满了酒的酒吧触犯了穆斯林的忌讳。盖登房间中还留有一台听写用的录音机，录电话通话的吸盘式麦克风，以及一套小型步话机。革命者可能以为这是中情局的监视设备。

整整一天，戈尔兹的勤杂工都在给朋友打电话，从他的口中，豪威尔和其他的组员模模糊糊地了解到大使馆发生的事，震惊不已，但戈尔兹在大家用晚餐的时候回来了，喝了几口烈性酒之后，他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他在大使馆的走廊里趴了很久，圆鼓鼓的肚子贴在地板上。第二天，他回到办公室，晚上带着好消息回来——外国人获准从星期六开始乘飞机离开，而他们这组人将会是第一批。

豪威尔想：达德加或许不会轻易放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