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数百名年轻的空军军官在德兹福尔、哈玛丹、伊斯法汗和玛沙德的空军基地叛变，宣誓效忠阿亚图拉·霍梅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他还指望着伊朗军队能把伊斯兰革命镇压下去。伊朗首相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也忽略了这件事，他还在夸口说用最小的力量就能对付革命。国王也不觉得这件事多么了不起，他没有去美国，而是在埃及盘桓，等待在必要的时候回去拯救他的国家。

认识到叛变意义的，是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和伊朗军队参谋长阿巴斯·加拉巴基将军。

沙利文通报华盛顿，指望有人发动支持国王的政变是不切实际的，革命必将胜利，美国最好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新秩序。结果他受到白宫的严厉训斥，暗示他对总统不忠。他打算辞职，但他妻子劝他不要这样做——他要对仍滞留伊朗的数千名美国人负责，她指出，他不能置他们于不顾。

加拉巴基将军也想到了辞职。他处在一个不尴不尬的位子上。他宣誓效忠的对象不是伊朗议会或政府，而是国王本身，而国王已经走了。加拉巴基认为，军队应该忠于1906年宪法，但这部宪法现在几乎毫无意义。理论上，军队应该支持巴赫提亚尔政府。一连好几个星期，加拉巴基都在琢磨，自己的士兵是否会听从命令，为巴赫提亚尔同革命力量战斗。年轻空军军官的叛变表明，士兵们已靠不住了。他意识到——而布热津斯基没有意识到——军队不是一台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机器，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相同的渴望、相同的愤怒，以及相同的宗教信仰。士兵像平民一样想要一场革命。加拉巴基判断，自己控制不住军队了，所以他决定辞职。

就在他将自己的辞职意愿告诉其他将军的那天，威廉·沙利文大使在傍晚六点被召到巴赫提亚尔首相的办公室。沙利文已经从美国将军“荷兰人”哈伊泽那里听说加拉巴基要辞职，他猜巴赫提亚尔找他就是为了商议这件事。

巴赫提亚尔挥了挥手，示意沙利文坐下，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用法语说道：“将有三个人开会。”巴赫提亚尔总是同沙利文讲法语。

几分钟后，加拉巴基将军进来了。巴赫提亚尔谈到将军辞职后会带来的困难。加拉巴基用波斯语作答，但巴赫提亚尔让他说法语。将军说话的时候，手中摆弄着一个信封——沙利文猜那是辞职信。

两个伊朗人用法语争论时，巴赫提亚尔不时寻求美国大使的支持。沙利文私下认为加拉巴基辞职是完全正确的，但白宫命令他鼓励军队支持巴赫提亚尔，所以他违心地强烈反对加拉巴基辞职。讨论半个小时之后，将军离开了，但没有交出辞职信。巴赫提亚尔热情感谢了沙利文的帮助。沙利文知道他这样做于事无补。

1月24日，巴赫提亚尔关闭了德黑兰的机场，阻止霍梅尼进入伊朗。这就像是在撑开一把伞以对抗潮水，徒劳无功。1月26日，在德黑兰的街头纷争中，士兵杀死了十五个支持霍梅尼的抗议者。两天后，巴赫提亚尔提出愿意去巴黎同霍梅尼会谈。一名在任的首相主动要求同被驱逐的反叛者见面，这无疑承认了自身的虚弱，而霍梅尼也认清了这点——他拒绝同巴赫提亚尔会谈，除非后者辞职。1月29日，三十五人死于德黑兰的骚乱，全国其他地区死了五十人。加拉巴基绕过首相，开始同德黑兰的反叛者对话，并同意霍梅尼回国。1月30日，沙利文下令，所有非关键职位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家属都撤离伊朗。2月1日，霍梅尼回国。

他乘法国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机在上午九点十五分抵达。两百万伊朗人上街欢迎他。霍梅尼在机场发表了第一次公开讲话：“我祈求天主斩断所有邪恶的外国人及其走狗的手。”

西蒙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对科伯恩说：“这下等到了。伊朗人民会帮我们。暴徒将攻陷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