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科伯恩抵达德黑兰和佩罗飞往伦敦那天——保罗和比尔已经在监狱里待了整整两周。

这段时间内，他们只洗过一次澡。警卫得知来热水后，就给每个牢房五分钟洗澡时间。男人们涌入澡房，享受片刻的温暖和干净，将温良谦恭让都抛到了脑后。他们不仅洗了澡，还把自己的衣服都洗了一遍。

一周后，监狱用来做饭的瓶装液化气耗尽，所以黏糊糊又缺乏蔬菜的食物只好冷着吃。幸运的是，他们被允许食用探访者带来的橘子、苹果和干果，用来补充营养。

大多数晚上都会停电一两个小时，囚犯只好点燃蜡烛或者打开手电筒。监狱中关满了副部长、政府承包商和德黑兰的商人。王后内廷的两名成员同保罗和比尔一起被关在五号牢房。最后进牢房的是夏齐博士，他曾在卫生部工作，是康复部门的经理，隶属于舍科博士。夏齐是心理学家，他利用对人类精神的了解来激励狱友。他总是会想出些游戏和分散注意力的方法，为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乐趣——他制定了一个晚餐仪式，牢房中的所有人都必须在吃饭前讲一个笑话。得知保罗和比尔的保释金额后，他信誓旦旦地说法拉·弗西美国女演员，20世纪70年代的性感偶像。一定会来找他们的，因为她的老公也只有六百万身价而已。

保罗同牢房的“教父”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关系。作为牢房里待得最久的囚犯，后者按传统就成了老大。他是一个矮个子，年纪五六十岁，他能帮到美国人的非常有限——顶多只是鼓励他们吃东西，还有贿赂警卫，给他们搞点聊胜于无的补给。他只知道几句英语，而保罗几乎就不懂波斯语，但他们竟能磕磕绊绊地对话。保罗得知，他曾是一名杰出的商人，拥有一家建筑公司，还在伦敦拥有一家酒店。保罗将泰勒送来的凯伦和安·玛丽的照片给他看，老人学会了念她们的名字。据保罗所知，他受到的指控可能是真实的，他真的有罪，但他对外国人表现出的关切和温暖却令人振奋。

保罗也被德黑兰的EDS公司同事的勇敢所感动。已去纽约的罗伊德·布里格斯，从未离开的里奇·加拉格尔，以及重返德黑兰的基恩·泰勒——他们每次驾车绕过暴徒来探监都冒着生命危险。他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危险：达德加可能会心血来潮，把他们也抓起来当人质。听到鲍勃·扬正在赶来德黑兰，保罗感激万分，因为鲍勃的妻子刚生了孩子，此时冒险相当不明智。

保罗一开始曾想过自己随时会被释放。但他现在告诉自己，他永远也出不去了。

他们的一个狱友被释放了。他名叫卢西奥·兰多内，是意大利建筑公司“水管”雇用的施工人员。兰多内回来探监，带来两根特别大的意大利巧克力，并告诉保罗和比尔，他已经向德黑兰的意大利大使说过了保罗和比尔的事。大使答应去见美国大使，传授帮人脱狱的秘诀。

但保罗乐观的最大原因是阿哈默德·侯曼博士，他是布里格斯聘请的律师，用来取代那些在保释问题上出馊主意的伊朗律师。侯曼在他们入狱第一周时探过监。他们坐在监狱的探访区——出于某种原因，会面地点没有定在院子另一头的平房中的探访室——保罗担心这可能会妨碍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坦诚讨论，但侯曼觉得监狱警卫并不是威胁。“达德加想让自己成名。”他说。是这样吗？一名热情过头的公诉人想通过反美行为赢得上司或者革命者的青睐？

“达德加的权力很大。”侯曼继续说，“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处在孤立无援的地位。他没有逮捕你的理由，而且保释金高得太离谱了。”

保罗开始对侯曼抱有好感。这个人似乎博学而自信。“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的策略是降低保释金。”

“怎么降低？”

“首先，我会同达德加谈。我希望能让他明白，索要这么高的保释金是多么蛮横无理。但如果他继续固执己见，我就会去见他在司法部的上司，劝其命令达德加降低保释金。”

“你估计这需要多长时间？”

“也许一周。”

实际上用了不止一周，但侯曼确实取得了成绩。他回监狱通报说，达德加在司法部的上司已经同意强迫达德加让步，将保释金降至EDS公司能通过在伊朗的现金迅速而方便地支付的程度。带着对达德加的鄙视和对自己的信心，他得意洋洋地宣告，1月11日，保罗和比尔将与达德加第二次会晤，然后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果不其然，11日下午，达德加来监狱了。他像上次一样，首先要求见保罗。警卫带他穿过院子的时候，保罗精神焕发。达德加只是一个急于拍马屁的公诉人，保罗想，现在他遭到上司敲打，就只能低头妥协。达德加正在等保罗，身边坐着上次那个女翻译。达德加草草点头，保罗坐下，心里犯嘀咕：他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客气。

达德加用波斯语发言，诺巴什夫人翻译道：“我们来这儿是讨论你们的保释金的。”

“好。”保罗说。

“达德加先生收到了卫生和社会福利部官员的一封信。”

她开始翻译那封信。

卫生部的官员要求将两名美国人的保释金提升至两千三百万美元——几乎翻了一倍——以弥补EDS公司关掉电脑后所造成的损失。

保罗意识到，他今天是无法获释了。

这封信是早就预谋好的。达德加轻易化解了侯曼博士的进攻。这次会面只不过是在走过场。

这令他怒不可遏。

跟这浑蛋还讲什么礼貌，他想。

诺巴什夫人读完信之后，他说：“我有话要说，我要你一字不落地翻译出来。听明白了吗？”

“当然。”诺巴什夫人说。

保罗缓慢而清晰地说：“你已经把我关押了十四天。我没有接受过法庭审判。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我有罪的证据。你甚至都没有指明我犯了什么罪。这难道就是你引以为豪的伊朗司法正义吗？”

出乎保罗意料的是，这番慷慨陈词似乎令达德加冰冷的目光融化了几分。“抱歉，”达德加说，“你的公司犯下错，必须由你来承担责任。”

“不不不。”保罗说，“我就是公司，我是公司负责人。如果公司犯了错，就应该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什么错都没有犯。实际上，我们还义务做了许多按规定不该我们做的事。EDS公司得到这份合同，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公司——在由三千万自给自足的农民构成的不发达国家中建立一套全自动的软件系统——而且我们成功了。我们的数据处理系统发放社保卡，自动记录卫生部的银行存款，每天早上打印出前一天所有的社保申请，还能打印整个卫生与社会福利部的工资表，自动形成卫生部金融状况的月报和年报。你为什么不去卫生部看看打印清单呢？不，等一下。”见达德加张嘴，他立即打断道，“我还没说完。”

达德加耸耸肩。

保罗继续道：“已有现成的证据显示EDS公司履行了合同，而卫生部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这证据就是：卫生部已有六个月未支付我们费用，也就是说，卫生部欠我们一千多万美元。现在想想吧，为什么卫生部不付钱给EDS公司？因为卫生部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你我都知道，卫生部在头七个月就花光了全年的预算，政府却不能追加预算。多花了钱的人难道不是不称职吗？也许他们想找借口——找一个替罪羊，为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为他们做事的EDS公司——一个资本家的公司，又是美国的公司。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人民渴望听到美国人是多么邪恶的传闻，会轻易地相信我们欺骗了伊朗。但是你，达德加先生，你是执法者。你不应该未有证据就相信美国人是罪魁祸首。如果我没有错误理解地方预审法官这一角色，你的工作应该是发掘真相。是时候问问自己，为什么我和我的公司会遭到诬陷，开始调查该死的卫生部了，难道不是吗？”

诺巴什夫人翻译完最后一句话。保罗观察达德加——他的表情又凝固了。他用波斯语说了些什么。

诺巴什夫人翻译道：“他想现在见另外一人。”

保罗瞪着她。

他意识到自己白费口舌。他还不如唱儿歌呢。达德加是下定决心了。

保罗万分沮丧。他躺在床垫上，看着他贴在中铺下部的凯伦和安·玛丽的照片。他想死孩子们了。看不到她们之后他才意识到，他过去忽视了她们，还有鲁丝。他看了一眼手表——美国现在正是半夜。鲁丝正在睡觉，孤独地躺在大床上。要是能爬上床躺在她旁边，紧紧搂住她，那该多好啊。他将这个念头赶出脑海——他只是在顾影自怜，令自己徒增伤悲而已。她们不在伊朗，没有危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佩罗都会照顾她们。佩罗的优点就在于此，他对你有诸多要求——他可能是最严苛的雇主了——但你需要依靠他的时候，他就会如磐石一般可靠。

保罗点燃一支烟。他感冒了。他在监狱里始终感觉不够暖和。他情绪低迷，什么事也做不了。他不想去查塔努加室喝茶，他不想看电视上含糊不清的波斯语新闻，他不想同比尔下棋。他不想去图书室看新书。他这几天都在看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他觉得那是一本感情丰富的书，写了几个家庭几代人的故事，这让他想念自己的家人。主人公是一名神父，作为天主教徒，保罗对其抱有同情。他把书读了三遍。他还读了詹姆斯·米切纳的《夏威夷》、阿瑟·海利的《机场》，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书了。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出去后做什么，这时他就会畅想自己最喜欢的几种娱乐方式——划船和钓鱼。但越想他越沮丧。

他记不起自己成年后还有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在公司，通常有累积了三天的工作等着他做。他从来、从来没有躺下抽烟思考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乐子。

但最糟糕的是无助感。尽管他一直在给人打工，去老板派他去的地方，干老板吩咐他干的事，但他也一直知道，只要他不愿意，随时可以坐上飞机回家，或者辞掉工作，或者对老板说不。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他手上。而现在，他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甚至丝毫改变不了自己所处的困境。保罗曾面临的其他问题，他都能试着去寻找解决办法。但现在，他只能束手无策，懊恼自怜。

他发现，失去自由之后，他才知道自由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