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斯走到会议桌前段时，整个房间都静了下来。

他可真有能耐，科伯恩想。

T.J.马尔克斯和梅夫·斯托弗跟在西蒙斯身后进屋，坐在靠门的位子上。

西蒙斯把一个塑料黑手提箱抛进了角落里，坐进椅子，点燃雪茄。

他身穿宽松的衬衣和长裤，没系领带，头发的长度与上校的身份不太相称。他看起来更像是农夫，而不是士兵，科伯恩想。

他说：“我是西蒙斯上校。”

科伯恩还以为他会说，我管你们，按我说的做，我的计划是什么什么。

相反，他开始问问题。

他想尽量了解德黑兰的情况——天气，交通，建筑材料，街上的人，警察的数量和装备。

他对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他们告诉他，除了交警，所有警察都配有武器。那怎么区分他们？交警戴白帽子。他们告诉他，德黑兰的出租车有蓝色和橙色两种。区别是什么？蓝色出租车走固定路线，价钱也固定。橙色出租车理论上可以到处走，但叫停出租后，里面通常都有人，司机会问你去哪儿。如果顺路的话，你就可以坐进去，但你得记下计价器上的数字，因为你下车时候，就得补上差价——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规矩，乘客总是同司机发生争执。

西蒙斯问监狱到底在什么地方。梅夫·斯托弗去找德黑兰的地图。监狱是什么模样？乔·波赫和罗恩·戴维斯都记得驾车经过那里。波赫在画板上画出素描。

科伯恩靠着椅背，观察西蒙斯工作。科伯恩意识到，听取别人提供的信息只是西蒙斯打算做的第一件事。科伯恩在EDS公司做过许多年招聘工作，知道面试技巧。西蒙斯正在评估每个人，观察他们的反应，测试他们有多少经验。他像面试官一样，询问了许多开放式的问题，紧接着就问：“为什么？”让大家暴露自己——自吹自擂，胡说八道，或者焦躁不安。

科伯恩不知道西蒙斯会不会打断他们。

突然，他开口道：“谁做好了为这件事牺牲的准备？”

没有人发话。

“好。”西蒙斯说，“我不会带领打算死的家伙。”

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午夜过后不久，西蒙斯就终止了讨论。很明显，他们对监狱还不够了解，无法制订营救方案。科伯恩被委任连夜查明更多信息——他将给德黑兰那边打几通电话。

西蒙斯说：“你询问监狱信息的时候，能不能避免对方知道你这么做的原因？”

“我会小心的。”科伯恩说。

西蒙斯转向梅夫·斯托弗，继续说：“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聚集点。找个跟EDS公司没关系的地方。”

“酒店怎么样？”

“墙壁隔音效果差。”

斯托弗思索片刻，说：“罗斯在葡萄藤湖附近有一座小房子，靠近达拉斯-沃思堡机场。现在这个季节不会有人在那附近游泳或钓鱼，这点可以肯定。”

西蒙斯半信半疑。

斯托弗说：“早上我开车带你去那儿实地考察一下吧。”

“好。”西蒙斯站起来，“我们现阶段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他们陆续走出房间。

他们离开的时候，西蒙斯留下了戴维斯。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很厉害？”西蒙斯说。

戴维斯不知所措。西蒙斯整晚都很有礼貌，通情达理，轻声细语。现在他却像在挑衅一样。出什么事了？

戴维斯想到了自己的功夫特长，还有他在德黑兰打翻三个暴徒的事，但他说：“我不觉得自己厉害。”

西蒙斯对此置若罔闻。“空手道在枪面前屁都不是。”

“我也这么看——”

“我们不需要只想打架的黑鬼。”

戴维斯明白西蒙斯的用意了。冷静，他对自己说：“我志愿加入营救队不是为了打架，上校，我——”

“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认识保罗、比尔和他们的妻子、孩子，我想帮忙。”

西蒙斯轻蔑地点点头：“明天见。”

戴维斯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通过了测试。

第二天，也就是1979年1月3日下午，他们在葡萄藤湖畔佩罗的周末度假屋集合。

不出梅夫·斯托弗所料，附近的两三座房子看上去是空的。佩罗的房子掩映在占地数英亩的森林中，草坪一直延伸到水边。那是一座紧凑的木制建筑，很小——放佩罗快艇的库房都比它大。

门是关着的，大家都没想到带钥匙。舒维巴赫撬开了一扇窗户，大家才得以入内。房里有一个客厅，几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房间的装饰风格蓝白相间，家具不是高档货。

大家散坐在客厅里。他们带来了地图、画板、记号笔，当然还有香烟。科伯恩做了情况说明。前一天夜里，他同马吉德和另外两三个德黑兰的同事通过电话。一方面要打听监狱的详情，一方面又不能表现得太热心，这并不容易，但好歹还是成功了。

监狱是司法部的一部分，而司法部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监狱入口位于街区后部。进入入口后是一个院子，与街道之间仅隔一道十二英尺高的铁栅栏。囚犯可以到院子里放风，这明显也是监狱的弱点所在。

西蒙斯也这么看。

那他们要做的，就是等囚犯放风的时候，翻过栅栏，抓住保罗和比尔，再翻过栅栏，逃出伊朗。

他们进入细节部分。

他们该怎么翻过栅栏？是用梯子还是搭人梯？

他们决定乘大篷货车去监狱，然后用车顶做台阶。选货车而不是轿车还有一个优势：当他们驶向——更重要的是驶离监狱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看见车内的情况。

乔·波赫被提名做司机，因为他最熟悉德黑兰的路。

如何应付监狱警卫呢？他们不想杀人。他们同街上的伊朗人和监狱警卫都没有仇——保罗和比尔被不公地投入监狱并不是他们的错。何况，如果杀了人，就会引发更大的骚乱，逃出伊朗也就更难了。

监狱警卫会毫不犹豫地射杀他们。

西蒙斯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突袭会为他们争取优势，警卫会有好几秒搞不清出了什么事。

然后，营救队员必须通过某种手段让警卫躲起来——开枪是最佳选择。在城市街道上开枪的话，闪光和巨响会让警卫下意识地躲避，而不会主动袭击营救队员。这就能为他们赢得几秒时间。如果行动迅速的话，这几秒钟就够了。

在烟雾弥漫的房间中，方案渐渐成形。西蒙斯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小雪茄，听大家发言，适时地提问题，引导着讨论的方向。这是一支非常讲民主的队伍，科伯恩想。讨论方案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妻儿、按揭、割草机和旅行车，也忘记了劫狱是多么极端的行为。戴维斯不再开玩笑；斯卡利不再幼稚，反而十分冷静精明；波赫一如既往地滔滔不绝；博尔韦尔则一如既往地充满质疑。

就这样一直讨论到傍晚。他们决定将货车开到铁栅栏旁的人行道上。他们告诉西蒙斯，这种停车法在德黑兰一点也不奇怪。西蒙斯将坐在前排波赫的身边，大衣下藏一把枪。货车后门打开后，拉尔夫·博尔韦尔将从里面跳出来，大衣下也藏着枪。

到目前为止，任何异常状况都未出现。

西蒙斯和博尔韦尔做好开枪掩护的准备，罗恩·戴维斯将爬上货车车顶，攀到铁栅栏上，跳进院中。之所以选戴维斯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最年轻，也最苗条，而其他人很难承受从十二英尺高的地方跳下去造成的冲击。

科伯恩将跟戴维斯翻越铁栅栏。他身材不佳，但营救队中，保罗和比尔最熟悉的就是他，一见到他就会意识到有人来营救他们了。

接下来，博尔韦尔将会把一架梯子放到院中。

如果行动迅速的话，突袭能取得的优势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警卫肯定会做出反应。这时西蒙斯和博尔韦尔会朝天开枪。

警卫将迅速卧倒，伊朗囚犯将惊慌地四下奔逃，为营救队又提供几秒时间。

“如果监狱之外有人干预怎么办？”西蒙斯问，“比如警察、街上的士兵、示威的暴徒，或者热心的过路人？”

他们决定派两人保护侧翼，分别守在街道两头。他们将比货车先到几分钟，配以手枪。他们的工作就是阻止任何试图干扰营救的人。吉姆·舒维巴赫和帕特·斯卡利被提名担负这项任务。科伯恩肯定，如有必要，舒维巴赫会毫不犹豫地开枪。至于斯卡利，尽管他这辈子都没开过枪，但在讨论中他表现出惊人的冷静，科伯恩觉得他动起手来将同样冷酷无情。

格伦·杰克逊将负责驾驶轿车，这样浸礼会教徒格伦就不必开枪杀人了。

同时，在院中陷入混乱后，罗恩·戴维斯将负责近距离掩护，对付身边的警卫。科伯恩则将保罗和比尔从人群中拉出来，催其爬上梯子。他们将翻越栅栏，跳到货车车顶，然后跳到地上，最后钻进车中。科伯恩与戴维斯将陆续撤离。

“嘿，我冒的风险最大。”戴维斯说，“我他妈的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暴露时间最长。”

“少说废话。”博尔韦尔说，“下个问题。”

西蒙斯将坐到货车前排，博尔韦尔将跳到后座，关上车门，波赫将以最快的速度把车开走。

轿车中的杰克逊将把守护侧翼的舒维巴赫和斯卡利载走，紧随货车之后。

逃亡过程中，博尔韦尔将持枪守在货车后窗边，而西蒙斯将负责应对前方可能出现的麻烦。如果有人紧追不舍，轿车中的斯卡利和舒维巴赫将负责干掉他们。

抵达预先安排的地点后，他们将抛下货车，分散进入几辆轿车，前往德黑兰郊区的多申·托佩空军基地，乘美国空军的一架飞机离开伊朗——佩罗将想办法搞定军用飞机。

最后，一套可行性方案的轮廓终于敲定。

他们离开之前，西蒙斯警告他们，走出这座房子后就不能提起营救行动的事——不能对妻子说，甚至不能互相讨论。他们必须编个故事，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离开美国一个星期左右。看着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和队员们圆鼓鼓的肚皮，西蒙斯补充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想想怎么锻炼健身。

跨国大营救不再是罗斯·佩罗脑中的一个疯狂想法——它即将付诸实施。

杰伊·科伯恩是营救队里唯一花了大力气欺骗妻子的。

他回到希尔顿酒店，给莉兹打了电话：“嗨，亲爱的。”

“嗨，杰伊！你在哪儿？”

“我在巴黎……”

乔·波赫也从希尔顿酒店给妻子打了电话。

“你在哪儿？”她问。

“达拉斯。”

“你在干什么？”

“当然是在EDS公司工作了。”

“乔伊，达拉斯的EDS公司给我打过电话，问我你到哪儿去了！”

波赫意识到，有个不知情的人正在找他，他说：“我没有同他们在一起。我直接同罗斯工作。他们不知道而已。”

“你在做什么？”

“同保罗和比尔有关，我们必须为他们做点事。”

“哦……”

博尔韦尔回到朋友家，他的家人就暂住在那儿。他的女儿斯泰茜·伊莱恩和凯夏·妮可已经睡着了。他妻子说：“今天你干什么去了？”

我筹划了一起越狱行动，博尔韦尔想。但他嘴上答道：“没干啥。”

“没干啥？我看你忙得很啊。我给你公司打了两三次电话——他们说找不到你。”

“我没在一个地方待着。嘿，我想喝瓶啤酒。”

玛丽·博尔韦尔是一个热情开朗的女人，欺骗与她的本性格格不入。她也相当聪明。但她知道，拉尔夫对于夫妻相处的原则有一些固执的看法。这些看法也许有些陈旧，但对他们的婚姻很有效。倘若工作中的某些事他不想告诉她，那她也不会纠缠不放。

“来瓶啤酒……”

吉姆·舒维巴赫并不想欺骗妻子蕾切尔。她早已猜透了他。帕特·斯卡利一开始打电话给舒维巴赫的时候，蕾切尔问丈夫：“谁打来的？”

“是达拉斯的帕特·斯卡利。他们让我去欧洲做一个研究项目。”

蕾切尔认识吉姆快二十年了——他们开始约会的时候，他十六岁，她十八岁——他的心思她一眼就能看透。她说：“他们想去把那些人救出监狱。”

舒维巴赫无力地说：“蕾切尔，你不明白。我不再做那种事了。”

“你们就是要去做那种事……”

帕特·斯卡利就连同事都骗不过，在他妻子面前，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说谎。他把一切都告诉了玛丽。

罗斯·佩罗也将一切都告诉了玛戈。

就连西蒙斯，尽管没有妻子来烦他，他还是打破了安全规定，将自己即将赶赴伊朗一事告诉了新泽西的弟弟斯坦利。

事实证明，向EDS公司其他高管隐瞒营救计划同样是不可能的。首先猜出一切的是基恩·泰勒。这位身材高大、脾气暴躁、衣着优雅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法兰克福接到佩罗的命令，又重返德黑兰了。

元旦那天，听到佩罗说“我要派你回去做些非常重要的事”，泰勒就知道有人策划了一起秘密行动，而幕后的主导者是谁不言自明。

有一天，他从德黑兰给达拉斯处打电话，要找拉尔夫·博尔韦尔。

“博尔韦尔不在这儿。”对方告诉他。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确定。”

泰勒从来都不喜欢被人糊弄，于是提高嗓门问：“他去哪儿了？”

“不确定。”

“什么叫不确定？”

“他去度假了。”

泰勒已经认识博尔韦尔好几年了，博尔韦尔首次做管理工作的机会就是泰勒给的。他们是酒友。有许多次，泰勒都同拉尔夫喝酒喝到凌晨，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整个酒吧中唯一的白人。喝完酒，谁的家离酒吧近，两人就会跌跌撞撞地回那儿去。给他们开门的某一位的夫人就会给另一位的夫人打电话：“别担心，他们在这儿。”

是的，泰勒熟悉博尔韦尔。他决不相信保罗和比尔在坐牢，拉尔夫还有心情去度假。

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找帕特·斯卡利，但听到的却是同样的推诿之词。

保罗和比尔在坐牢，博尔韦尔和斯卡利会去度假？

鬼才信。

第三天，他打电话找科伯恩。

又是同一种说法。

他开始猜出背后的玄机了——佩罗命令泰勒重返德黑兰的时候，科伯恩是同佩罗在一起的。科伯恩是人事主管，也是上次撤离行动的策划者，佩罗任命他策划秘密行动是理所当然的。

泰勒和另一个留在德黑兰的同事里奇·加拉格尔开始凑出一份名单。

博尔韦尔、斯卡利、科伯恩、罗恩·戴维斯、吉姆·舒维巴赫和乔·波赫都在“度假”。

这群人有若干共通点。

保罗·恰帕罗恩刚到德黑兰的时候，发现EDS公司在那里的运营状况太松懈、太随便、太伊朗化了，不合他的意。卫生部合同的执行进度已经滞后。保罗带来了一帮严厉而细致的EDS公司员工，着力解决问题，将经营重新带入正轨。泰勒就是这帮严厉的员工之一，比尔·盖洛德也是。还有科伯恩、斯卡利、博尔韦尔，以及其他所有“在度假”的人。

另一个共通点是，他们都是EDS公司“德黑兰罗马天主教礼拜天早午餐扑克学校”的成员。和泰勒一样，保罗和比尔等人都是天主教徒，除了乔·波赫（以及泰勒唯一未猜出的营救队成员：格伦·杰克逊）。每个礼拜天，他们都在德黑兰的天主教传教团见面。祈祷仪式完成后，他们会前往其中某人的家里吃早午餐。在夫人们做饭、孩子们玩耍的时候，男人们会开始打扑克。

只有打扑克的时候，一个人的真性情才会暴露出来。

泰勒和加拉格尔猜想，倘若佩罗让科伯恩组建一个百分百信任的团队，那科伯恩必然会从扑克学校里挑选人才。

“度个屁的假。”泰勒对加拉格尔说，“他们组成了营救队。”

营救队在1月4日上午返回湖边小屋，将计划重温了一遍。

西蒙斯在细节方面有无穷的耐心。他打算对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困难都做好准备。乔·波赫帮了他很大的忙，波赫不知疲倦的提问——尽管这让科伯恩烦透了——都富有创见，大大完善了营救方案。

首先，西蒙斯对保护营救队侧翼的安排并不满意。要舒维巴赫和斯卡利朝任何试图妨碍营救的人开枪，那太不靠谱了。最好能声东击西，将附近警察和士兵的注意力转移过去。舒维巴赫提议在街道远端点燃一辆车。西蒙斯觉得这还不够——他想炸掉一整座楼。总之，舒维巴赫需要设计出一枚定时炸弹。

他们还想出了一套预防措施，可以减少一两秒他们暴露的时间。货车在驶到距监狱一定距离的时候，西蒙斯就会下车走向铁栅栏。如果没发现危险，他就会打手势招呼货车继续前进。

方案的另一个缺点是下车爬上车顶这一步。无论是跳下车还是爬上车顶，都会耗费宝贵的时间。而且，保罗和比尔被关在监狱几个星期，到时候是否有力气爬梯子再跳到车顶上？

所有解决办法都经过认真讨论——增加一架梯子，在车顶安装把手——最后，营救组想到了简单易行的办法——在车顶凿开一个洞，直接从洞里钻进钻出。另一个小改进是，在货车地板上铺上垫子，给那些从洞口往下跳的人一个缓冲。

他们将在逃离监狱的路上易容改装。他们打算在德黑兰穿牛仔裤和休闲夹克，他们都开始留络腮胡和小胡子，以便看起来不那么可疑。但他们将在货车中备好商务西装和电动剃须刀，在改乘轿车之前，剃掉胡子，换好衣服。

一如既往地特立独行的拉尔夫·博尔韦尔不想穿牛仔裤和休闲夹克。商务西装、白衬衫和领带让他更舒服，更行动自如，尤其是在德黑兰，一套气派的西式装束是社会统治阶层的象征。西蒙斯冷静地表示同意。“最重要的是，”他说，“让大家在行动中感觉舒服与自信。”

他们计划在多申·托佩空军基地乘飞机离开，但那里既有美国飞机，也有伊朗飞机，工作人员既有美国人也有伊朗人。美国人当然会欢迎他们，但入口的伊朗哨兵会不会故意刁难？他们打算都使用伪造的军事证件。一些EDS公司管理人员的妻子曾在德黑兰为美军工作，并保留有原来的身份证件——梅夫·斯托弗会去弄一个，并以其为蓝本伪造更多的证件。

科伯恩发现，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西蒙斯都非常低调。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雪茄（博尔韦尔对他说：“别担心被打死，你会死于癌症的！”），除了问问题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方案是由头脑风暴形成的，每个人都贡献智慧，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不过，科伯恩发现自己愈发敬重西蒙斯了。西蒙斯经验丰富，智力超群，吃苦耐劳，而且思维活跃。他还有些幽默。

科伯恩看得出，其他人也开始逐渐了解西蒙斯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人问了个愚蠢的问题，西蒙斯就会厉言批驳。于是，他们在提问之前都会三思，考虑他会作何反应。通过这种方法，西蒙斯让队员们开始像他一样思考。

在湖边小屋的第二天，他们见识了他发怒的威力。惹他生气的是罗恩·戴维斯——这并不奇怪。

他们那群人都好幽默，戴维斯是其中最爱搞怪的。科伯恩觉得这没什么——在执行这样的任务时，笑声可以缓解紧张。他认为西蒙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有一次，戴维斯做得太出格了。

西蒙斯在座椅旁边的地板上放了一包雪茄，还有五包放在厨房。戴维斯毫不掩饰自己对西蒙斯的好感，关切地说：“上校，你抽的雪茄太多了——这对健康可不好。”

西蒙斯用特有的严厉表情看着他，但他忽视了这一警告。

几分钟后，他进入厨房，将那五包雪茄藏在洗碗机里了。

西蒙斯抽完第一包，去找剩下的，却没有找到。他没有雪茄就无法思考，于是打算乘车去商店买，这时戴维斯打开洗碗机说：“你的雪茄在这儿。”

“你自己留着吧，浑蛋。”西蒙斯低吼道，径直出门了。

他又买了五包雪茄回来，对戴维斯说：“这些烟是我的。你的臭手不要碰。”

戴维斯觉得自己就像是被罚站墙角的孩子。这是他第一次同西蒙斯上校开玩笑，也是最后一次。

商议继续进行，吉姆·舒维巴赫坐在地板上，努力设计炸弹。

通过伊朗海关走私炸弹，甚至是炸弹的配件，都是相当危险的（西蒙斯说过：“我们不必冒这样的险。”）。所以，舒维巴赫必须设计出一种用德黑兰本地材料就能造出的炸弹。

炸掉一座房子的提议被否决了——这样做动静太大，而且可能会殃及无辜。他们决定姑且通过以焚烧汽车的方式转移警察的注意力。舒维巴赫知道如何用汽油、肥皂片和少许石油制造燃烧弹，但定时器和引信是两个问题。在美国的话，他会用玩具火箭电动机上的电子定时器。但在德黑兰，他只能从更原始的器械中做选择。

舒维巴赫喜欢接受挑战。他喜欢摆弄机械玩意儿——他收藏了一辆模样丑陋的“奥兹莫比尔短剑”通用的一款轿车。，行驶起来就如同一枚发射出的子弹。

他首先拿烤箱顶的老式发条计时器做实验，那种计时器用撞针击铃。他将一根含磷的火柴绑在撞针上，把铃替换为一张砂纸。撞击后，火柴与砂纸摩擦燃烧，继而点燃机械引信。

这个系统是不可靠的，团队其他成员听后都哄堂大笑。每次火柴燃不起来，他们就会揶揄讥讽。

最后，舒维巴赫只好采用最古老的计时装置：蜡烛。

他先点燃一支蜡烛做实验，测试燃烧一英寸蜡烛需要多少时间。然后截取一段蜡烛，使其燃烧时间刚好是十五分钟。

接下来，他将几根老式含磷火柴的火柴头刮下来，将这些可燃材料碾成粉末。他将粉末紧紧包裹在一张铝箔里，然后将铝箔塞到蜡烛下。蜡烛燃烧到底部后就会加热铝箔，促使含磷粉末爆炸。铝箔底部较薄，爆炸产生的作用力会向下传播。而蜡烛被放在塑料瓶的瓶颈里，塑料瓶与那种装在后裤袋里的酒瓶大小相仿，里面装满了汽油。

“点燃蜡烛后走开就行。”舒维巴赫完成设计后对队友说，“十五分钟后，车子就会被点燃。”

警察、士兵、革命者或路人——很可能还有一些监狱警卫——都会被三百码之外燃烧的汽车所吸引，罗恩·戴维斯和杰伊·科伯恩将趁乱从铁栅栏翻入院子。

那天，他们搬出了希尔顿酒店。科伯恩在湖边小屋过夜，其他人则入住了机场码头酒店——那里离葡萄藤湖更近——除了拉尔夫·博尔韦尔，他坚持回家同家人待在一起。

接下来的四天，他们训练，买装备，练习射击，完善方案。

手枪可以在德黑兰买，但弹药方面，伊朗国王只允许出售打鸟用的小霰弹。

不过，西蒙斯擅长重装弹药，所以他们决定将自己的弹药走私进伊朗。

将大号霰弹的弹药装入小子弹的问题是，小子弹能装的弹药相对较少，所以尽管小子弹的穿透力很强，却几乎无法扩散。他们决定使用2号霰弹。这种霰弹击发后会扩散开，打中多个目标，同时又有足够的穿透力，能够打碎跟踪车辆的挡风玻璃。

营救队的每个队员都将携带一把沃尔瑟警用手枪。梅夫·斯托弗让EDS公司的安保主管鲍勃·斯尼德，以及一个口风甚严的人去达拉斯的雷氏体育用品店购买警用手枪。舒维巴赫负责想办法将枪走私进伊朗。

斯托弗去打听哪些美国机场不对出站的行李做荧光检查——肯尼迪国际机场就是其中之一。

舒维巴赫买了两个路易·威登的箱子，容积比普通行李箱更大，边角经过加固，侧面都很坚硬。他同科伯恩、戴维斯和杰克逊来到佩罗达拉斯家中的木工坊，实验在箱底安装活底。

舒维巴赫非常看好将枪藏在箱子活底中通过伊朗海关的计划。“要是你知道海关那些人是怎么工作的，你就不会被拦下来。”他说。但其他队友都没有他那么自信。他们还制订了一个后备计划，以防海关拦下他并发现枪。到时候他会否认箱子是自己的。他将返回行李领取处，那里当然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路易·威登行李箱，但里面装满了个人物品，而且没有枪。

营救队抵达德黑兰之后，必须通过电话与达拉斯联系。科伯恩敢断定，伊朗人会窃听他们的电话，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套简单的密码。

GR表示A，GS表示B，GT表示C，以此类推，到GZ表示I；然后HA表示J，HB表示K，到HR表示Z。数字一到九用IA到II表示，零则对应IJ。

他们将使用军方字母表。A对应Alpha，B对应Bravo，C对应Charlie，等等。

为保证速度，只有关键字会被加密。比如，“他在EDS”这句话会被加密为“他在Golf Victor Golf Uniform Hotel Kilo”。

密码表只制作了三份。西蒙斯给了梅夫·斯托弗一份，他将留在达拉斯担当营救队的联系人。西蒙斯将另外两份给了杰伊·科伯恩和帕特·斯卡利，这两人尽管未被正式任命，却已经成了他的副手。

使用密码可以避免在电话交谈中不小心泄露信息。不过，作为电脑方面的专家，他们很清楚，密码专家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破解这样简单的加密法。所以，为以防万一，一些常用的词都以特定的代码替代——保罗是AG，比尔是AH，美国大使馆是GC，德黑兰是AU，佩罗被称为“主席”，枪被称为“带子”，监狱被称为“数据中心”，科威特被称为“石油城”，伊斯坦布尔被称为“度假城”，突袭监狱被称为“A计划”。所有人都必须牢记这些密码。

倘若被问到这些密码是干什么用的，就说是用来缩写电报信息的。

营救行动的代码是“烫脚”（Hotfoot）。这是罗恩·戴维斯想出的字母缩写：Help Our Two Friends Out of Tehran（帮我们的两个朋友逃出德黑兰）。西蒙斯中意这个名字。“许多行动的名字都叫‘烫脚’。”他说，“但这是它第一次用对了地方。”

他们将突袭监狱的行动演习了不下一百次。

在湖边小屋旁的森林里，舒维巴赫和戴维斯在两棵树之间钉了一张高十二英尺的木板，用以模拟铁栅栏。梅夫·斯托弗从EDS公司的安保部门借来了一辆大篷货车。

西蒙斯一次又一次地走到“铁栅栏”旁打手势。博尔韦尔从车后跳出。戴维斯爬上车顶，翻过栅栏。科伯恩紧随其后。博尔韦尔爬上车顶，将一架梯子放入“院子”里。“保罗”和“比尔”——由舒维巴赫和斯卡利扮演，他们不需要训练侧翼防卫——爬上梯子，翻过栅栏，科伯恩接着出来，然后是戴维斯。所有人都进入货车。波赫驾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他们有时交换角色，以便让每个人都熟悉别人的工作。他们还为各项任务设定了优先级，倘若有人掉队、受伤或出了别的什么状况，他们能自动知晓谁会顶替。扮演保罗和比尔的舒维巴赫和斯卡利有时会装病，让队员们将其抬上梯子，运过栅栏。

身体健康带来的优势在训练中明显表现出来。戴维斯能在1.5秒内从栅栏一侧的梯子翻到另一侧的梯子，这是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速度。

有一次，戴维斯行动得太快，以至于直接摔在了冻土上，扭伤了肩膀。伤势虽然不重，但却让西蒙斯产生了一个想法。戴维斯到德黑兰的时候，可以用悬带吊着一只胳膊，携带一个用于锻炼的豆子袋。但这个袋子里装的都是2号霰弹。

西蒙斯计算了营救行动所需的时间——从货车停在栅栏前到带着所有人离开。最后，秒表显示的时间是不到三十秒。

他们在加兰公共靶场练习用沃尔瑟警用手枪射击。他们告诉靶场老板，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保安，到达拉斯参加一项课程培训，必须在射击练习完成后才能回家。靶场老板并不相信他们，尤其是看到T.J.马尔克斯之后。马尔克斯穿着黑外套，戴着黑帽子，将十把沃尔瑟警用手枪和五千发子弹从黑色林肯车的后备箱中拿出来，像极了电影中的黑社会老大。

训练不久后，他们都能相当出色地完成射击，除了戴维斯。西蒙斯建议他躺下射击，因为他在院子里的时候将会是这个姿势，结果戴维斯发现自己的准头果然提高不少。

旷野里寒冷刺骨，没有射击的时候，他们都挤在一个小木屋里取暖——除了西蒙斯，他整天都待在户外，仿佛是石头做的一样。

他当然不是石头做的——一天的训练结束后，他钻进梅夫·斯托弗的轿车时，忍不住感叹：“上帝啊，冷死人了。”

他开始讽刺他们太弱不禁风，说他们总是在谈论去哪儿吃饭，点什么菜——他饿了就开罐头吃。他嘲笑那些慢慢喝水的人——他渴了就会倒满一杯水，一饮而尽，说：“我倒水可不是为了看水。”有一次，他向他们展示了枪法——所有子弹都命中靶心。科伯恩见过西蒙斯脱掉衬衣露出健壮的身体，那模样即便是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见了也会自愧不如。

西蒙斯看起来就像是在做硬汉角色的表演，但奇特的是，其他队员都没有笑他。在西蒙斯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天经地义。

一天傍晚，他在湖边小屋向大家展示迅速而无声地杀人的最佳方法。

他命令每人配备一把戈博刀，梅夫·斯托弗将刀订购回来。那是一种双刃刀，刀身狭窄短小，适合突刺。

“有点小啊。”戴维斯看着自己的刀说，“是不是不够长？”

“如果你想让刀从另外一头伸出来，那确实不够长。”西蒙斯说。

他指着格伦·杰克逊腰背部肾所在的位置。“只需刺一刀，就在这里，就能置对方于死地。”他说。

“他不会叫吗？”戴维斯问。

“他会痛得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

西蒙斯演示的时候，梅夫·斯托弗进了屋，站在门口，张着嘴，两个胳膊下面各夹着一个麦当劳纸袋。西蒙斯看到他便说：“瞧这家伙——还没人捅他呢，他就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梅夫大笑，开始分发食物。“那家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我找店员买三十个汉堡和三十份薯条，你们猜那店员对我说什么？”

“说什么？”

“说了那句口头禅：‘您是在这儿吃还是带走？’”

西蒙斯非常喜欢为私人公司工作。

军队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装备。就连突袭山西战俘营的计划——尽管总统本人都很感兴趣——他都必须填写六份请购单，每要一支铅笔都必须征得十二位将军的同意。等所有手续都办完，他会发现需要的东西缺货了，或者需要四个月才能运到，或者——这是最糟糕的情形——东西到了却不能用。他申请到的雷管，22%都不能正常工作。他曾试图为突袭队员申请夜视仪，但1970年时，军方只生产出六个手工原型机。后来他发现阿玛莱特公司出售一种英国产夜视仪，质量非常好，每台售价49.5美元，于是突袭队员们去越南时都戴着这种夜视仪。

在EDS公司，不需要填表格，也不需要征得许可，至少西蒙斯不需要——他告诉梅夫·斯托弗自己要什么，斯托弗通常当天就能弄来。西蒙斯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十把沃尔瑟警用手枪，一万发子弹；若干枪套，既有适合左撇子的，也有适合右撇子的，队员们可以挑选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枪套；重新装填霰弹弹药的工具，可以重装为12号、16号和20号；队员的防寒衣物，包括大衣、手套、衬衣、袜子和羊毛针织帽。有一天，西蒙斯要十万美元现金——两小时后，T.J.马尔克斯就带着装在信封里的钱来到了湖边小屋。

在其他方面，这支队伍也与军队不一样。他们不会屈从于暴力。他们是美国最聪明的一批年轻管理人员。西蒙斯从一开始就知道，指挥他们不能靠生硬地下达命令，而必须赢得他们的忠诚。

这些人只执行他们认可的命令。如果不认可，就会讨论。这在会议室里行得通，但在战场上却毫无作用。

他们还相当拘谨。第一次讨论点燃汽车转移警察注意力的时候，有人提出反对，因为那样做可能会伤害附近的无辜者。西蒙斯嘲笑这种“童子军”式的美德，说他们害怕丢掉奖章——“你们这些杰克·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是广播剧中善良到不可信的人物——他不辞辛劳地侦破案件，还帮老奶奶过马路。

他们还倾向于忘记所做之事的严重性，开了不少玩笑，不时嬉笑打闹，特别是年轻的罗恩·戴维斯。执行危险任务的时候，适当的幽默是必要的，但有时西蒙斯必须用辛辣的评论将他们拉回现实。

他允许所有人随时退出。他又单独找罗恩·戴维斯谈话：“你是第一个翻越栅栏的人——你对此有预案吗？”

“有啊。”

“幸亏你有，不然我就不要你加入了。倘若保罗和比尔不立即离开你怎么办？倘若他们害怕去栅栏就会挨枪子儿你怎么办？你会进退两难，警卫会发现你。你会遇上大麻烦。”

“是啊。”

“我六十岁了，活得值了，我没什么好失去的。但你还很年轻，而且玛瓦怀孕了，是吧？”

“是的。”

“你真的确定要做这件事？”

“是的。”

他找他们每个人都谈了话。告诉他们他的军事判断力强于他们，这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必须自己得出这一结论。

同样，他之所以表现出硬汉作风，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保暖、吃饭、喝水、担心无辜的过路人——这样的事不能再耗费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射击训练和持刀格斗课程背后也有一个目的：西蒙斯决不希望在这次行动中杀人，但学习如何杀人可以提醒他们，这是一次性命攸关的行动。

他发动的心理攻势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不停地训练突袭监狱。西蒙斯非常肯定，监狱不会同科伯恩描述的一样，方案到时必定会被更改。突袭从来不会百分百按照设想的方式发生，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偷袭山西战俘营的模拟训练进行了好几周。在佛罗里达的埃格伦空军基地，用2英尺×4英尺的木材建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战俘营。这该死的东西必须在黎明前拆除，然后在晚上又搭起来，因为苏联的侦察卫星Cosmos355每二十四小时会经过佛罗里达两次。山西战俘营里的每一棵树和每一道沟都被复制下来——这活儿干得可真漂亮。在反复模拟训练之后，他们真刀真枪地开干了，但一架直升机——西蒙斯乘坐的那架——降在了错误的地点。

西蒙斯永远也忘不了他察觉出了问题的那一刻。突击队员全部跳下直升机，直升机再次升空。一名受惊的越南士兵从散兵坑中钻出来，西蒙斯开枪射中他的胸口。枪声大作，照明弹升空，西蒙斯看见周围的建筑并不属于山西战俘营。“把该死的直升机开回来！”他向无线电报务员大叫道。他让一名军士打开频闪光，显示降落区的位置。

他知道他们在哪儿——山西战俘营之外四百码，情报部门绘制的地图上将那里标记为学校。这可不是什么学校，周围到处都是敌军。西蒙斯意识到，这里是兵营，直升机驾驶员犯了一个“幸运”的错误，因为他现在可以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消灭一群可能会破坏整个行动的敌人。

那天晚上，他站在一排营房前，射杀了八十个穿内衣的敌人。

行动从来不会完全按计划进行。然而，熟练地执行既定计划只是模拟训练的一半目的。另一半目的——对EDS公司的人来说，这一半目的很重要——是学会团队协作。尽管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高智商团队——给他们每人一间办公室、一个秘书、一部电话，他们就能把全世界电脑化——但要亲自动手搞营救则是另一码事。1月3日，团队刚组建的时候，他们就连一同划划艇都有问题。而五天之后，他们运转协调得就像是一部机器。

他们能在得克萨斯做的到此为止。

现在他们必须去看看真实的监狱了。

是时候去德黑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