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佩罗之前的生活都无比美好。

1978年12月28日早上，他坐在科罗拉多州维尔镇的山中小屋的餐桌前，厨师霍莉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餐。

“圆木屋”坐落在山坡上，掩映于白杨林中。小屋里有六个卧室、五个浴室、一个三十英尺宽的客厅、一个滑雪后的“疗养室”。“疗养室”的火炉前有一个按摩池。这里只是佩罗的度假别墅。

罗斯·佩罗很富有。

他用一千美元创办了EDS公司，现在公司的股票——他个人仍然拥有超过半数的股份——价值数亿美元。他也是彼得勒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独资经营者，该公司控制的资产也价值数亿美元。他还在达拉斯拥有多处房产。很难弄清他究竟有多少钱——这取决于如何计算——但至少在五亿美元以上，离十亿可能差点儿。

小说中的富人都被描写得贪婪、权力欲强、神经质、被人仇恨，而且很不开心——总是不开心。佩罗没读过多少小说。他很开心。

他觉得让他开心的不是钱。经商挣钱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这是美国这台机器运转的根本。他喜欢一些钱能买到的玩具——摩托艇、快艇、直升机——但腰缠万贯从来都不是他的梦想。他曾希望建立一个员工数以千计的公司，但他最伟大的梦想业已实现，那就是完美的家庭。他的家人此时就在他面前，穿着保暖内衣，准备去滑雪。在他看来，他二十岁的儿子罗斯·佩罗二世是整个得克萨斯州最英俊的小伙儿。而他的四个女儿——数数吧，四个！——南希、苏珊娜、卡洛琳、凯瑟琳，都是健康、聪明、可爱的姑娘。佩罗曾告诉采访者，他会用孩子们将来成为什么人来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如果他们成为对他人富有爱心的好公民，那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虚此生（采访者说：“我相信你，但如果我这么写，读者会觉得我被你收买了！”保罗则答道：“我不在乎。我只告诉你真相，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到目前为止，孩子们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尽管从小锦衣玉食，他们却没有变成纨绔子弟。这简直就是奇迹。

缔造这一奇迹的是玛戈·佩罗，孩子们的母亲，她正拿着滑雪缆车票、羊毛袜、防晒霜，在孩子身边忙来忙去。玛戈美丽、慈爱、聪明、时髦，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母亲。只要她愿意，她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的罗斯·佩罗——五英尺七英寸，歪鼻子，除了梦想一无所有。佩罗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现在，四十八岁的他回首往事时，发现他此生最大本可以嫁给约翰·肯尼迪、保罗·纽曼、兰尼埃王子或洛克菲勒家族继承人那样的人物，但她却爱上了来自得的幸运就是娶了玛戈。

他是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幸福男人，但今年的圣诞节，他们全家却蒙上了一层阴云——佩罗的母亲生命垂危，她患了骨癌。圣诞前夜，她在家里摔了一跤，尽管不严重，但癌症脆化了她的骨骼。她摔伤了髋骨，被紧急送往达拉斯城里的贝勒医院。

佩罗的姐姐贝蒂那晚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圣诞节那天，佩罗、玛戈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将礼物装进旅行车，前往医院。祖母精神矍铄，他们一整天都很开心。然而，她并不想他们第二天也待在医院——她知道他们计划去滑雪，她坚持要他们去，不要管她的病。玛戈和孩子们12月26日起身前往维尔，佩罗则选择留下。

母子俩发生了意见冲突，就像佩罗小时候那样。露露·梅·佩罗只有五英尺一英寸或两英寸高，身材瘦削，但她的意志却同海军陆战队的中士一样刚强。她说他工作辛苦，需要休假。他则说自己不想离开她。最后医生打断了争执，说违背她的意愿留下只会恶化她的病情。于是第二天，佩罗去维尔同家人会合。母亲又赢了，就像他小时候母亲总是能赢他一样。

有一次，年幼的佩罗因为童子军旅行的事与母亲吵了一架。特克萨卡纳当时暴雨成灾，而童子军打算在受灾地区附近宿营，帮助进行救援工作。年幼的佩罗铁了心要去，但他母亲知道他还太小——他只会成为童子军领队的负担。佩罗不断央求母亲，但母亲只是微笑着说“不行”。

那一次，他母亲让步了——母亲同意他去帮忙搭帐篷，但必须当天晚上就回来。这算不上多大的妥协，但他根本无法反抗母亲。只要想想回家告诉母亲自己没有听话的后果，他就立刻打消了反抗的念头。

他从未挨过打，他甚至记不起来母亲曾对他大吼大叫过。母亲不是用恐惧来管束他的。她用金发碧眼与温柔和蔼将他还有他的姐姐贝蒂，束缚在爱的锁链里。她只需要盯着你的眼睛，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你就会彻底服从她，不想令她伤心。

即使到了二十三岁，罗斯已经在外面见惯了世面，回到家中也得接受母亲的管束——“你今晚同谁约会？你去哪儿？几点回来？”他回家后，无论时间多晚，都会亲吻母亲道晚安。但其实到现在，他们已经极少发生争执了，因为她的原则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以至于变成了他自己的原则。她现在就像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中的女皇，披着权力的帝袍，真正的权力已由她授予了首相。

他不仅继承了她的处事原则，也继承了她钢铁般的意志。他也有盯着人眼睛看的习惯。他娶了一个同母亲相似的女人——玛戈也像露露·梅一样金发碧眼，性格温柔。但玛戈无法支配佩罗。

所有人的母亲都会死，再说露露·梅已经八十二岁了，佩罗无法忽视母亲可能离开自己的事实。她仍然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不再指挥他，但仍会鼓励他。她鼓励他创办了EDS公司，并在创办初期担任簿记员和董事。他可以同她商讨如何解决问题。1969年12月，当他致力于宣传越战中美国战俘的悲惨遭遇时，也请教了母亲。他本打算飞去河内，但他在EDS公司的同事指出，如果他拿自己的生命冒险，EDS公司的股价就会下跌。他面临着一个道德难题：即使理由无比正确，他是否有权让股东的利益受损？他拿这个问题请教母亲，母亲毫不犹豫地答道：“让他们卖掉股票好了。”战俘们性命堪虞，这远比EDS公司的股票重要。

这一结论佩罗自己也能得出来，他其实并不需要母亲告诉他该怎么做。就算没有母亲，他也仍然是罗斯·佩罗，仍然会做罗斯·佩罗该做的事。但他会想念她，仅此而已。他会非常想念她。

但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这一天他已无法再为母亲多做什么。两年前，母亲中风。佩罗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将达拉斯翻了个底朝天，找到了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将其带到医院。在危机面前他总能积极行动，但倘若局势已无法挽回，他就会不再去想那个问题，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任务上。他不会在家人身边苦着脸，破坏假日的气氛。他要加入游乐当中，享受妻子和孩子的陪伴。

电话响了，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走进厨房，拿起话筒。

“我是罗斯·佩罗。”他说。

“罗斯，我是比尔·盖登。”

“你好，比尔。”盖登是EDS公司的元老，1967年就加入了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典型的商人。他为人热情，人人都把他当朋友。他爱开玩笑、喝酒、抽烟、打牌。他还是一个手段高超的金融家，擅长收购、兼并、达成各种交易，所以佩罗才会任命他做EDS海外公司的总裁。盖登的幽默感也令人无法抗拒——即便在最严肃的场合他也会找到有趣的谈资——但此时他的声音却相当低沉。

“罗斯，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在EDS公司的常用语词典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意味着坏消息。

盖登继续道：“是保罗和比尔。”

佩罗立刻明白他在说什么。伊朗人用阴险的手段阻止EDS公司伊朗分公司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回国，即使是在他母亲病重不起的时候，他也从未忘记这件事。“但他们应该今天就获准回国啊？”

“他们被捕了。”

佩罗不禁怒火中烧：“比尔，你曾向我保证，讯问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获准离开伊朗。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种情况？”

“讯问结束后他们就被投入了监狱。”

“因为什么指控？”

“伊朗人没有细说。”

“他们触犯了哪一条法律？”

“伊朗人没说。”

“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弄出来？”

“罗斯，伊朗人要求九千万托曼的保释金，差不多是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

“一千二百万美元？”

“是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斯，我同罗伊德·布里格斯聊了半小时，试图弄清出了什么事。但我发现罗伊德自己都没搞清楚。”

佩罗不再继续发问。EDS公司的管理人员应该给他答案，而不是问题。盖登决不会不做详尽调查就给佩罗打电话。佩罗现在无法从盖登那儿了解到更多情况，盖登提供不了这种信息。

“叫汤姆·卢斯到办公室来。”佩罗说，“给华盛顿的国务院打电话。最优先处理这件事。我可不希望他们再在他妈的监狱里多待一分钟！”

听到罗斯说“他妈的”，玛戈不由得竖起了耳朵——罗斯很少说脏话，尤其是在孩子面前。他板着脸走出厨房，目光如北冰洋一样冷。她知道这副表情意味着什么，他可不会把精力浪费在乱发脾气上。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表情，而一旦下定决心，即使赴汤蹈火，他也会竭尽全力去达成目标。玛戈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见识过这种坚定刚毅的表情，那还是二十五年前——真的有这么久远吗？在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军官学校。这正是他得以从众多男人中脱颖而出的特质。当然，他还有别的优点——聪明、风趣、魅力四射，甚至连林中的鸟儿都会被他迷住——但令他独一无二的是他坚定的意志。一旦他眼中流露出那种神情，拦住他的难度就堪比拦住下坡的火车。

“伊朗人把保罗和比尔关进监狱了。”他说。

玛戈立即想到了保罗和比尔的妻子。她们是她多年的朋友。鲁丝·恰帕罗恩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格温和的女孩，总是笑盈盈的，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她看上去就很脆弱的样子，男人总是想保护她。她知道丈夫被抓了，一定会深受打击。艾米丽·盖洛德比较坚强，至少表面上如此。她是一个瘦瘦的金发女人，热情活泼，精神饱满。她得知消息后一定会乘飞机自己去把丈夫从牢里救出来。两人的性格从各自的衣着就能看出来——鲁丝喜欢质地柔软、线条温柔的衣服；艾米丽则中意剪裁考究、颜色亮丽的衣服。艾米丽即使痛苦也不会表现出来。

“我要回达拉斯。”罗斯说。

“外边有暴风雪。”玛戈说。望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山坡上，她知道自己是在白费口舌，风雪是阻挡不了罗斯的。她预见得到，在两名员工被关在伊朗监狱的情况下，罗斯很难待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他不会去达拉斯，玛戈想。他会去伊朗。

“我开全轮驱动车去。”他说，“我可以在丹佛坐飞机。”

玛戈抑制住恐惧，强作欢笑。“小心开车，亲爱的。”她说。

佩罗在雪佛兰萨博班的方向盘后面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驾驶。路上结了大量的冰。雪沿着挡风玻璃的底部堆积起来，缩小了刮雨器清扫的范围。他眯眼看着前面的路。丹佛距维尔一百零六英里。这给了他思考的时间。

他依然愤怒难当。

这不仅仅是因为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他们之所以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们去了伊朗，而把他们派到伊朗去的人就是佩罗。

几个月来他一直担心伊朗那边的情况。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然后到办公室下令：“我们撤离吧。如果我们错了，损失的只是三四百张飞机票的钱。今天就撤离。”

但他的命令罕见地没有得到执行。达拉斯和德黑兰的所有人都裹足不前，这也怨不得他们。是他摇摆不决。倘若他下定决心，保罗和比尔当天就会撤离，但他未能果断，而伊朗的警察第二天就没收了保罗和比尔的护照。

他本就亏欠保罗和比尔太多。他们在EDS公司还是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公司时，就赌上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加入了公司。对这样忠于公司的下属，他总觉得还欠着他们的情。当年，有很多接受过他面试，并且各方面都适合的人，尽管也被勾起了兴趣，而且获得了佩罗的邀请，但在同家人商量之后，都拒绝了佩罗，因为EDS公司太小、太新，进这里工作的风险太高。

保罗和比尔不仅接受了挑战，还为公司的发展拼尽了全力，以确保自己的选择获得回报。比尔设计了管理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项目的基础电脑系统，该系统如今已应用到美国的许多个州，奠定了EDS公司的商业模式。为研发该系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还经常带着家人到处搬家。保罗也同样尽心尽责。公司人手和资金不足时，保罗承担了三个系统工程师的工作。佩罗还记得公司同纽约的百事可乐公司签的第一份合同。当时保罗为完成工作，只能冒着大雪，从曼哈顿步行穿过布鲁克林大桥，以绕过警戒线——百事公司的工人正在罢工。

佩罗欠保罗和比尔太多，把他们救出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必须动员美国政府尽可能地向伊朗人施压。

美国政府曾经让佩罗帮过忙，他把三年的时光——还有一大笔钱——都投入了关注战俘运动。现在，他要找美国政府帮忙了。

他的思绪飘回到1969年，当时越南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在海军军官学校的一些朋友阵亡或者被俘了：比尔·莱夫特威克，一个热情强壮的好人，在三十九岁的年纪战死疆场；比尔·劳伦斯沦为北越的战俘。佩罗不忍看到他的祖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意志不坚定而输掉战争，但他更不忍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并非毫无理由地抗议这场战争，因为它是不义的，所以不应该赢。1969年的一天，佩罗见到了小男孩比利·辛格顿，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比利的父亲在越南战场失踪了，他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谁都不知道他是被俘了还是死了。小比利的悲惨身世令佩罗心碎。

对佩罗来说，怜悯不是悲情，而是行动的号角。

他知道比利绝不是孤例，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阵亡了还是被俘了。越南人声称自己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因为美国从未对其宣战，所以拒绝公布他们俘虏的美国士兵的姓名。

更糟的是，许多战俘因遭虐待而濒临死亡。尼克松总统计划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并在三年内撤军，但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到那时一半的战俘可能都会死亡。即使比利·辛格顿的父亲还活着，也可能挨不到回家那天。

佩罗想做点事。

EDS公司同尼克松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佩罗前往华盛顿，同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会面。基辛格制订了一个计划。

越南人坚称——至少是为了宣传而坚称——他们与美国人民没有仇恨，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政府。而且，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他们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弱小受辱的一方。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的公共形象。基辛格认为，通过发动一场揭露战俘及其家人悲惨遭遇的国际运动，也许可以让越南人觉得难堪，从而改善战俘的待遇，公布战俘的姓名。

这场运动的资金来源必须是私人融资，必须从表面上看同政府没有关系，但事实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个小组会密切监督运动的进展。

佩罗接受了挑战。佩罗最爱接受挑战，他念十一年级时的老师达克夫人就意识到了这点。有一次，达克夫人对他说：“很遗憾，你没有你朋友聪明。”年幼的佩罗坚持说自己同朋友一样聪明。“那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比你好？”佩罗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学校而他不喜欢。“所有人都可以辩解说自己做得到。”达克夫人说，“但看看记录吧，你的朋友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佩罗被触及了痛处，他告诉达克夫人，自己接下来六周都会拿A。而事实上，不仅在随后的六周，而且在剩余的高中时段，他都拿到了A。富有洞察力的达克夫人发现了操纵佩罗的唯一方法——激将法。

接受基辛格的挑战后，佩罗找到J.沃尔特·汤普森——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告诉他们他想干什么。他们提出了一套三十到六十天的活动方案，它能在一年内取得一些成效。佩罗拒绝了他们——他想今天就开始运动，明天就看到效果。他返回达拉斯，组织了一小批EDS的管理人员，让他们给报纸编辑打电话，发布他们自己写的简单易懂的广告。

然后邮件如潮水般涌入。

在支持战争的美国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显示了越南人确实是坏人；而在反对战争的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是从越南撤军的又一个原因。只有最强硬的抗议者才会反对这个运动。1970年，联邦调查局告诉佩罗，越共已经下令黑豹党黑豹党，一个由非裔美国人所组织的团体，其宗旨主要为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另外他们也主张黑人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正当防卫权利，即使使用武力也是合理的。黑豹党在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民权运动最巅峰的时代）及70年代间非常活跃。杀死他（在疯狂的20世纪60年代末，这听起来并不特别奇怪）。佩罗雇佣了保镖。果不其然，几周后，一帮人翻越了佩罗十七英亩大的达拉斯宅邸的围墙。他们被凶猛的狗赶走了。佩罗的家人，包括他大无畏的母亲，都不愿他因为担忧自己的安全而放弃这场运动。

1969年12月，他使用了最高明的宣传手段——他包下了两架飞机，试图飞往河内，给战俘送圣诞晚餐。当然，他未能获准降落，但此举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战俘问题。这次行动花费了两百万美元，但他认为宣传效果可能价值六千万美元。他后来委托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北越的态度都是负面的。

20世纪70年代，佩罗采用更低调的宣传方式。他鼓励美国各地的社区举行自己的关注战俘运动。他筹集资金送人去巴黎丑化那里的北越代表团。他们制作了长时间的电视节目，复制了关押战俘的笼子。他们将无数抗议信寄往河内，以至于北越的邮政系统不堪重负。佩罗受邀到全国各处发表演说。他在老挝会见北越的外交人员，将他们在南方扣押的战俘名单、战俘写的信以及战俘生活状况的影片给他们看。他还带了一名盖洛普公司的朋友，同北越的外交人员一起看了民意调查的结果。

一系列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美国战俘的待遇得到了改善，他们开始能收到邮件和包裹了，北越也陆续公布了战俘的姓名。最重要的是，老战俘从新战俘那里听说了关注战俘运动，士气大为高昂。

八年后，在冒雪驾车去丹佛的路上，佩罗回想到那次运动的另一个结果。当时看来，这一结果只是有点恼人，但现在却显得重要而珍贵。在宣传关注战俘运动的过程中，他自身的名气也不可避免地大大提高。全美国都知道了他的名字。权力机构——尤其是五角大楼——对他印象深刻。监督关注战俘运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汤姆·摩尔将军，当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海格，当时是基辛格的助手，现在是北约军队总司令；威廉·沙利文，当时是副助理国务卿，现在是美国驻伊朗大使；当然还有基辛格本人。

这些人可以帮助佩罗与政府内部建立联系，确定到底出了什么事，并尽快促成营救行动。他将打电话给理查德·赫尔姆斯，此人曾当过中情局局长和美国驻伊朗大使。他可以打电话给克米特·罗斯福，他是泰迪的儿子，泰迪参与了1953年中情局发动的帮助伊朗国王恢复王位的政变……

但倘若这些手段都无效呢？

他习惯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倘若卡特政府不能或不愿出手相助呢？

那我就亲自将他们从牢里救出来，他想。

这种事该怎么做呢？我们从未做过类似的事。我们该从何着手？谁能帮助我们？

他想到了EDS公司的高管梅夫·斯托弗和T.J.马尔克斯，以及他自己的秘书萨莉·沃尔瑟，他们都是关注战俘运动的关键组织者——对他们来说，安排半个地球之外的复杂工作如同吃肉喝酒一样自然，不过……这次可是越狱啊！谁来执行这次行动呢？从1968年开始，EDS公司就优先录用越战老兵。这一政策起初是出于爱国才制定的，但后来佩罗发现，老兵往往能成为一流的商人，于是这一政策得以继续执行。但现在，那些曾经身材匀称、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成了大腹便便的电脑公司管理人员，更习惯拿电话而不是扛步枪。那么，谁来制订计划、率队突袭呢？

佩罗的特长是知人善任。尽管他是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白手起家者之一，但他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电脑专家，也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销售员，甚至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他只有一件本事：找到合适的人，给他资源，激励他，然后授权给他去完成工作。

现在，在驶往丹佛的路上，他问自己：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营救专家？

他想到了“公牛”西蒙斯。

“公牛”阿瑟·D.西蒙斯上校是美国军队里的传奇人物。1970年11月，他的名字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因为他和一组突击队员袭击了距河内二十三英里的山西战俘营，试图救出那里的战俘。那是一次勇敢而精心策划的行动，但整个行动所依据的情报却不准确——战俘被从山西转移走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次行动以惨败告终，但在佩罗看来，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受邀与突击队队员会面时，他告诉他们，至少他这名美国公民感激他们的英勇行为，这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他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待了一天，在那里见到了西蒙斯上校。

透过挡风玻璃，佩罗在漫天雪幕中勾勒出西蒙斯的模样：身高近六英尺，魁梧健壮，长着公牛一样宽阔的肩膀；他留着平头，头发花白，但眉毛仍是黑的；大鼻子两侧，两条深深的法令纹延伸到嘴角，让他看起来永远咄咄逼人；他头大，耳朵大，下巴结实，还有一双佩罗见过的最强有力的手。他似乎就是由一整块花岗岩雕刻出来的。

同他共处过一天后，佩罗觉得：在这个假货当道的世界里，他是十足的真品。

那天以及随后的数年里，佩罗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西蒙斯。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西蒙斯的手下对他们这位领导的态度。佩罗不仅联想到了文斯·隆巴迪，西蒙斯同“绿湾包装工”橄榄球队的这位传奇教练一样，都能激发队员的情绪，从畏惧到尊敬，再到仰慕，最后直至热爱。西蒙斯仪表堂堂，却又颐指气使——他经常骂人，告诉士兵：“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就砍掉你的脑袋。”但这并不是他能俘获那些桀骜不驯的突击队员的理由。在他强硬的外表下还有坚强的内心。

在他手下服役过的士兵最喜欢对外人讲述西蒙斯的故事。尽管他拥有公牛般的体格，但这并不是他绰号的由来。据说，真正的来源是突击队玩的一种名叫“牛圈”的游戏。在地上挖出一个六英尺深的坑，一个人站进去。游戏的目的就是要看需要多少人才能将坑里的人拉出来。西蒙斯觉得这游戏很傻，但有一次却被激怒，玩了游戏。结果用了十五个人才将他拉出坑，其中一些人的手指和鼻子断了，身上还被严重咬伤，结果不得不在医院过夜。那之后，西蒙斯便得到了“公牛”的绰号。

后来佩罗了解到，这个故事基本是夸大之词。这个游戏西蒙斯玩过不止一次，一般需要四个人才能把他拖出来，而且没有任何人的骨头被打断。西蒙斯就是那种经常被赋予传奇色彩的人。为他赢得手下忠诚的不是勇敢无畏的行动，而是杰出的军事统帅能力。他是一个注重细节、无比耐心的策划者，他行事谨慎——他的一条名言就是：我们不必冒那样的险。任务完成后将手下活着带回来是他的骄傲。

西蒙斯在越南执行过“白星行动”。他带领一百零七名战士前往老挝，将那里的毛族人组织成十二支营，打击越南人。其中一支营叛变，俘虏了西蒙斯手下的部分特种部队队员。西蒙斯乘直升机降落在叛军营地内。一看到西蒙斯，老挝叛军上校就走出来立正敬礼。西蒙斯让他立刻释放俘虏，否则就会请求空中打击，消灭所有叛军。上校交出了俘虏。西蒙斯带走了俘虏，而且仍然呼叫了空中打击。三年后，西蒙斯带着一百零七名手下从老挝安然回国。佩罗没有查证过这段传说是否真实——他就喜欢这个传说本身。

佩罗第二次看到西蒙斯是越战结束后。佩罗包下了旧金山的一家酒店举行周末宴会，安排归国的战俘同山西突击队队员见面。这场宴会花了佩罗二十五万美元，但办得非常成功。南希·里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约翰·韦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约翰·韦恩都是好莱坞明星。都来了。约翰·韦恩和“公牛”西蒙斯的会面令佩罗永生难忘。韦恩眼噙热泪，握住西蒙斯的手说：“你就是我在电影中扮演的人。”

在盛大游行前，佩罗让西蒙斯提醒他的突击队员，不要对抗议者做过激反应。“旧金山的反战示威者尤其多。”佩罗说，“你的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万一被激怒，可能会把对方的脖子拧断，事后又后悔。”

西蒙斯看着佩罗，这是佩罗第一次见到西蒙斯特有的严厉表情。这表情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历史上最大的笨蛋，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怨自己刚才为什么要说话。

“我已经提醒过他们了。”西蒙斯说，“不会有问题的。”

那个周末之后，佩罗进一步了解了西蒙斯，认识到了他人格的其他方面。如果愿意，西蒙斯可以风度翩翩。佩罗的妻子玛戈觉得他十分迷人，他们的孩子也喜欢他。他对手下使用军队语言，脏话连篇，但在宴会或新闻发布会上，他却字斟句酌。他的大学专业是新闻学。他的一些嗜好很简单，读西部小说，爱听被他的儿子们称为“超市音乐”的东西，但他也阅读许多非小说作品，而且兴趣广泛。他聊起古董和历史来，就像谈论战争和武器一样专业。

佩罗和西蒙斯都任性而独裁，但通过彼此忍让，他们得以和谐相处。他们没有成为密友。佩罗从未叫过西蒙斯的昵称“阿特”（但玛戈叫过）。同大多数人一样，他不知道西蒙斯在想什么，除非西蒙斯主动告诉他。佩罗回想起他们在布拉格堡的第一次会面。起身演讲之前，佩罗问西蒙斯的妻子露西尔：“西蒙斯上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答道：“他就是一只大泰迪熊。”佩罗在演讲中引用了这句话。突击队队员都乐不可支，但西蒙斯却一丝笑容都没有。

佩罗不知道这个捉摸不透的男人愿不愿去把EDS公司的两名高管从伊朗的监狱里救出来。西蒙斯会因为旧金山的那场宴会而对佩罗心存感激吗？也许吧。宴会后，佩罗资助西蒙斯前往老挝寻找那些没有同战俘一同回国的失踪美国士兵。从老挝回来后，西蒙斯曾对一群EDS公司高管说：“佩罗的要求令我难以拒绝。”

驶入丹佛机场时，佩罗很想知道，六年之后，西蒙斯是不是依然难以拒绝他呢？

但西蒙斯这个撒手锏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用的。佩罗先要把其他手段都尝试一遍。

他进入机场，买了下一班飞往达拉斯的机票。他打电话给EDS公司的高管T.J.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昵称是“T.J.”而不是汤姆，因为公司里的汤姆实在太多了。“你去把我的护照找出来。”他告诉T.J.，“然后给我办去伊朗的签证。”

T.J.说：“罗斯，我觉得这个主意糟糕透顶。”

如果同T.J.争辩，他可以一直说到晚上。“我不想同你辩论。”佩罗斩钉截铁地说，“是我说服保罗和比尔去伊朗的，我有义务把他们弄回来。”

他挂断了电话，朝登机口走去。总的来说，这个圣诞节算是毁了。

T.J.有点受伤。他是佩罗的老朋友，也是公司的副总裁，但佩罗刚才的语气就像把他当成了勤杂工，他很不习惯。这是佩罗的老毛病了——他全力以赴的时候就会咄咄逼人，不顾他人感受。佩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不是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