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时想到能在哪里找到芬纳蒂了。

这位主管副局长起初、最终、永远都是胡佛的人。在面对攻击时，芬纳蒂的行为就会和那位老家伙一样。在胡佛大楼出现以前很久，J·埃德加就在司法部大楼的联邦调查局总部建立了他的堡垒。凯文·芬纳蒂则在大区分局建立了自己的堡垒，而且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确定我们已被监禁……或者死去。

而且，他永远不会看见我们向他走去。

在被芬纳蒂完全控制的世界里，他是一位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特工、雇员会袭击自己，他早已不将他们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了。

当然，他的办公室从来不会空无一人，不过今晚它近乎空寂。每个可被派遣的特工都将在外搜寻我们，除了应付紧急事件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还有通常的后勤值夜班人员外，没留下一个人。那里没有一支类似特种分队那样的队伍……或者说没有一支红队。他们也在别处，等着我们现形。

当我驾驶着随想曲汽车下了斜坡，进入大区分局的地下停车库时，雨转成了小雪。我们把杰勒德放在卡洛拉马海茨时，已经把下水道清洗车开回他那里了。我停好局里的车子时，时间是十点三十七分。芬纳蒂那辆黑色的侯爵车还在靠近电梯大门的老地方。

莉萨和我坐了一会儿，然后我们最后一次实施计划。我再次提醒她，她的角色很关键。一旦不能做到最好，我们就会失败。

“明白了，普勒，”她对我说，由于我反复而固执地唠叨同一样事，她的目光里流露着愠怒，“我是否需要提醒你我过去是靠什么维生的？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做。我曾经把那些宁死也不肯听从女人命令的畜生们威逼得招供。芬纳蒂会投降的，我一定会让他这么做的。”

我看着她，不作声了。他确实会投降，但是我不打算由她全权处理。我确信，我们过后会讨论这事，她会有很多话要讲的。

我们走出电梯，来到顶楼，发现走廊上空无一人。我并不觉得惊讶，不过我明白不能因此而松懈，看不见他们并不意味着这里就没有躲着什么人。他们会在瞬间就准备好打电话告知芬纳蒂的。

我们走进走廊尽头主管副局长的办公室套间，我的手放在皮带上的那把十毫米口径手枪又厚又大的把子上。在打开他办公室大门进行搜查时，我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

凯文·芬纳蒂坐在他办公桌后面。

他抬起视线，瞪大眼睛，双手放在绿色的记事簿中央，他的右边放着几份文件，旁边是一小叠书面材料。我望着他的双手，这时他打破了沉默。

“你们被捕了，”他说道，声音稳定、平静，而且自信，“你们两人都被捕了。把武器、证件、徽章立刻给我缴上来。我的特种分队正往这里赶来，他们要把你们送入监狱。我不必费舌对你们念你们的权利了，你们俩对此明白得——”

“闭嘴，芬纳蒂！”莉萨吼道，“没我的批准不许你再说话了，把双手举起来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

芬纳蒂的眼睛都凸出来了，他的嘴巴扭曲着，不过没说一句话。

我盯着他的双手，这时，莉萨走到芬纳蒂办公桌左边嵌在书柜里的电视机旁，那上面是一台录像机。

她从皮包里拿出两卷录像带，那是杰勒德去芬纳蒂家的途中在清洗车里复录下来的。萨莉把第一盘带子塞进录像机，按下几个按钮，活动的画面出现了。在屏幕上，芬纳蒂拉开了自己地下室的大门，消失在其中，图像再清晰不过了。

芬纳蒂的头猛地从屏幕转向我，嘴巴一开一合，但是没有说话。我继续盯着他的双手。

然后，莉萨又放了二十秒钟从法国人那里得来的关于参议员兰德尔的录像带，里面还有这位主管副局长钻进布伦达·汤普森法官的车子的图像，以及几段关于他勒索的录音，为了方便我们的调查，杰勒德手下的技术人员已经将它转成了录像带。

这位主管副局长再也无法沉默下去了。

“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他问，“更多对你们自己不利的证据，顶多是这样了。更多让你们锒铛入狱了此余生的证据。”

“不会有人下监狱的，”莉萨对他说，“我们不会，你也不会。”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他摇摇头，“你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伤害我？两个废物联邦调查局特工——其中一个还是女人，老天——难道就能伤害像我这样的男人了？”

莉萨走回来，站在他的正对面。

“芬纳蒂，这是给你的指令。你要准备一份签过字的声明……里面是你那些秘密文件的细节，包括你从哪里得来的，如何使用它们的。”她的声调高起来了，“你要揭露你余下的那伙人，向我们一一说明，然后用你这里的蝙蝠机通知他们一切都结束了。”

芬纳蒂那双灰色的眼睛因愤怒而变得幽深，从一个普通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那里听到这样的命令真好比杀了他，而按女人的指示办则会毁灭他最后残存的自控力。

莉萨继续说着，当她命令他服从时，声音尖锐起来，“你得承认勒索过布伦达·汤普森法官，承认对参议员兰德尔有过讹诈行为。”

芬纳蒂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的双手开始交替着攥紧与松开，然后他向那堆书面材料移动着。差不多了，我对自己说着，我的手摸回到枪套里的武器上。

“你要说出自己如此对待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莉萨接着说，“你还要给我一封辞职书，我会亲手直接递交给总统。你不能回自己的办公室了，而且再没有任何理由走进胡佛大楼，不能与任何联邦调查局的人接触。最后，你得把你家那个地下室里的文件交给我们，别阻挡我们将文件交给白宫。”

“我先把你送进地狱再说！”他厉声喊道，喷发出一阵狂怒，唾沫星子随声飞了出来。

莉萨伸手拿起电脑上的那本黄纸便笺簿，朝他扔了过去。本子砸在芬纳蒂的胸口，跌落在他的膝盖上。他没去捡，只是坐着紧盯着我们。

该死的，我想，用什么办法来使他忍无可忍呢？

“写吧！”莉萨喊道，“我可没整夜的时间等。”

芬纳蒂的睑色变得青紫，他瞪着右边的那堆资料，然后伸手去拿，不过他并没真去摸它，而是将右手垂到膝盖，伸到那依然在那里的黄纸簿上。他抓起本子，但只是把它推到了地板上，然后弯腰去捡。

我望着他的右肩膀，看到它扭转了方向，我知道他的枪在脚下的地板上，他此刻正在抓枪，当他把枪举起对着莉萨时，我开枪射向他的脸。

尖厉的嚣叫从我沉默的半自动手枪中发出。他前额中央顿时出现一个红色的圆洞。

刹那间，轰然撞去的子弹几乎打飞了他整个脑袋，脑浆顺着墙一路溅到他身后的窗上。

主管副局长那具终止了生命的身体猛倒向椅背，然后从椅子侧面瘫下去，滑到地板上。依然带着一脸的惊恐。

我转向莉萨，她对着芬纳蒂的尸体注视了片刻，然后望着我。我看到她目光中已经聚集着疑问，不过还不是对它们作出回答的时候。

我悄悄走到芬纳蒂的办公桌旁，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另一边的鲜血和淤血块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尖嘴钳，走到墙边。我很快就找到了我的子弹，那恶心的黏性物沿着墙壁淌下来，淹没了它，我用钳子将它从弹坑中夹出来，并把这肮脏丽畸形的子弹放进口袋。接着，我又用钳子把芬纳蒂死时从他手中掉落的九毫米口径的西格索尔捡了起来。

我从外衣里掏出一块手帕，用它包着那把枪，同时将消音器从我的手枪移到他的枪上，并把那只枪对准我捡起自己子弹的同一个弹坑。我扣紧了扳机，又是突的一声。这一次我把子弹留在了墙上，然后跪下一个膝盖，把手枪放在芬纳蒂手边，小心地绕着桌子走回到莉萨身边。

她的眼睛似乎一直盯着这场残杀，尤其是地板上的那把血淋淋的手枪。

“这……”她说，“这不会是……”

我告诉她：“等会再说，该走了。”

当我们开出停车库时，已经漫天大雪。我打上风雨刷，把雪扫下去，但是雪已经在外面的地上凝结起来。我们从大区分局开过两个街区后，莉萨才开口讲话，她匿对着我，命令我停车。

“我看到了你的所作所为，”等我将车停在路边时，她对我说，“我非常清楚你干了什么。”

我不说话。

“你利用了我，你利用我去处死他。你欺骗了我，让我帮了你。你明白当我朝他高喊指令时他会怎么反应，他宁愿死都不肯屈辱于听从女人的发号施令。你明白他决不会承认他是……”

她不说了，伸手去抓门把手，打开了车门。

“莉萨，”我说，“你肯定明白的，你肯定明白这件事不能上法庭，我们不能上，他也不会上。”我碰了碰她的胳膊，“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杰勒德，布罗德斯基，我们所有人，也包括你。”

她甩开我的手，钻出车，转向我，雪花开始蒙上她的头和肩膀，她开口了。

“你不可能认为这会有用，”她说道，“不可能认为我们能用这个伪造的自杀来愚弄任何人。”她停顿了一下，“老天，普勒，那些东西上全是我们的指纹，我指的不是真的指纹，但你用的是局里的设备，芬纳蒂车里的窃听器，他家里的窃听器，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来抓我们了吧？”

“没人会来，没有人会来抓。”

她盯着我。

“想一想，莉萨。想想审判，我们的，或是芬纳蒂的。调查局如果起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就会将事情暴露给公众，那公众就会迫使国会来处置这事。”我摇摇头，“你只要这样想想。”

“可是你谋杀了他，”她说，“我们谋杀了他。”

“是他自己杀了自己。”

“布罗德斯基知道，杰勒德知道，你利用了我，”她重申道，“你们所有人。”

“我们彼此利用，所有的人都彼此利用。我们每个人都从中有所得，包括你，别假装你不明白。”

她摇摇头，低垂着眼睛，看也不看我，兀自说着。

“也许是这样，”她说，“也许我不比你好多少……不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好多少。”她望着我，“不过我明白一件事，在我了解真实情况之前，我非得离开你。”

她转身要走。

“莉萨，”我喊住她，“别这样，至少让我开车送你回家，至少给我一个机会来让你理解。”

她回头看看我，摇了摇头。

“我不需要你开车送，普勒，”她说，“这会儿我宁愿叫出租车。”

我开口想争辩，但她早已转身走进了风雪之中。

超级碗星期天将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进行，从我击毙芬纳蒂那晚开始刮起的暴风雪覆盖了整个赛场。雪整夜不停地下着，一直持续到第二周。我很乐意雪这样下下去，希望它永远别停。

对我而言，雪就像裹尸布，像葬礼上的毯子，掩盖了几周前那些可怖的事件，又像干净的底色，可以促发崭新的开始。我得立刻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一直这样对自己说，不过我还是无法迫使自己接受一个事实。

问题就出在莉萨身上。那天晚上她离开了，从此我再没见到她或和她说过话。枪击之后，她告假了，回来时，她又被派到巴尔的摩分局工作。我似乎无法摆脱她的离去所带来的痛苦，无法使自己不去思念她，为此，我完全不在乎其他一切了，甚至包括超级碗，还有我曾经打赌要将她逐出大脑以集中精力观看比赛的五千美元赌注。

正如我对莉萨说的，主管副局长的死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掀起一丝波澜。芬纳蒂从未费神把他暂停我们工作的事对任何人说过。莉萨离开有一星期了，我已经完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和我的特别调查组。掩饰工作已经开始，这次轮到胡佛大楼来按匡蒂科规则行事了。

我们离开现场一小时后，芬纳蒂“自杀”的新闻立刻充斥了各个广播和电视频道。这样的消息甚至联邦调查局总部都无法掩盖。布伦达·汤普森在上床就寝前肯定也听到了这个消息，那会儿，她一定会认为是芬纳蒂的疯狂才导致自己的死亡，而她则又能继续自由地追逐梦想。我明白，她会自由的，至少她挣脱了凯文·芬纳蒂，也许甚至还摆脱了她长久以来在布鲁克斯顿的噩梦。

然后，胡佛大楼将会着手解决真正棘手的问题。即一旦真相暴露，如何将自己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在发现主管副局长芬纳蒂的尸体后，准会立即下达什么命令。局长一看过我们留在芬纳蒂办公室的录像带，经受过特别训练的特工们肯定会飞速赶往主管副局长的家中、去他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们会发现同样内容的复制带，包括移动书柜和那个地下密室。他们不用半个小时就会把地下室的门砸开，进入其中，并发现芬纳蒂叛变行为的证据。

他们会搜查他家里余下的地方，并发现我放的窃听器，我的调查局官方窃听器。他们会猜到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是谁干的。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但是他们会知道的。幸运的是，他们不想知道这事，一直不想知道。

胡佛大楼根本不在乎凯文·芬纳蒂的死活。他们关心的只是得把他的罪行掩盖起来。我把面包屑一路撒到大区分局，也算彻底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只要脏衣服藏了起来，一切就太平了。

那被掩盖的事也包括谋杀——文森特·瓦克斯杀了三个好人，他还企图谋杀莉萨和我。我几乎没法让自己想到布罗德斯基，想到我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以及我们之间发展起来的相互尊重，还有我向往着的在将来能拥有彼此间不断增长的友谊。我想知道，自己喉咙里哽住的这一切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最终消退。

说到底，这一切都不会在报纸或电视中出现。公众对此会一无所知，但是，每一个牺牲者——警长、贾巴拉·阿巴德，还有约翰逊牧师——他们的仇已经报了，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法律规则是个庄严的概念，但只有当你不过分苛刻地看待它时，它才最为庄严。有时候法律根本不起作用，这时——当它甚至无法实施时——某个人就得挺身而出。这一次，这某个人就是我，不过我才不会觉得自己是英雄呢。英雄应该是无私的。在一个具有无私和正义的完美世界中，我的动机很可能是完全纯洁的，但完美的世界却很难找到。

要是把我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无私的，我就不该有所得，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我并不想追求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是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要的根本就是非常世俗的东西，比如莉萨，比如保住我们的工作，比如消除——至少目前是这样——主管副局长本来迟早会强迫我进行的测谎仪测试。芬纳蒂一死，我就能在调查局谎言检测中不受威胁了，因为我有足够的时间让陈博士把我转变成机器人，只有这样我才能进入自己所属的反恐计划中。

我思考了一会儿，想着法国政府认为芬纳蒂和瓦克斯并不是仅有的两个牵涉此事的人，他们认为还有其他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给主管副局长提供他一直在利用的情报。对此愤怒的人很可能要追踪莉萨和我。为死去的芬纳蒂报仇，或是用一套新的秘密文件来继续芬纳蒂的工作。

这也许是真的——很可能是真的——但是我才不担心呢。

芬纳蒂一直是个理论家，是胡佛的信徒。他死后，他的团伙就会躲进洞穴。至于文森特·瓦克斯，他无非是一堆肌肉，没有人会在乎雇来的助手。事实上，瓦克斯不再出现并给他们带来麻烦，这反而会让芬纳蒂的阴谋团体十分高兴。

正如芬纳蒂所预料的，布伦达·汤普森在星期五上午通过了司法委员会的认可，并在午餐后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批准。星期三的汤普森法官女士宣誓就职仪式吸引了成百的祝贺者来到最高法院大楼，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为她高兴。

汤普森法官并不是高级法院里第一个有历史隐情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她会和同样不尽完美的同胞们一起就职，让伟大的法官之传统得以延续，尽管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人性弱点。作为一个在自己名誉上有一两个污点的男人，我很高兴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并没有充满着天使。

我的目光越过电视，凝望着窗外。

快到六点了，夜幕下的天空已经暗黑一片，天纯净得一如自从我杀了芬纳蒂后的每一个夜晚。月亮明亮得足以在雪地上投下影子。卡尔·桑德堡这样描写覆盖着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战场的草，他说，草皮隐藏了战争中伤口流出的鲜血。在穹顶上，我无法看到家乡的战场，它是玛丽高地下的一片草地，但雪下面的也是那可怕战场上的草。雪使它看上去甚至比桑德堡笔下的草更加祥和。我指望雪能在我身上起到和那些受伤的战士相同的作用。

我看了看手表，离开球还有三分钟，该充分调整好思绪来享受这场比赛、充分享受我在比赛胜负上赌的那笔钱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并走向厨房，抓起几罐山姆亚当斯啤酒，一包波纹状马铃薯片，一大罐风味奶酪酱，把它们带回到沙发前放咖啡的桌子上。我又坐了下来，盯着食品和饮料，想起来在比赛开始前，还有一件事得解决。

就是安妮·费希尔。

自从那天我离开了躺在我床上醒酒的她之后，我再没见过或听说过她。她总是埋怨我是个病态的看护，而且——至少对她来说——这很难否定。我们分手时很不愉快，而我无法忍受就这样结束了。

电话响了一声后，她接了。

“安妮。”我说。

“普勒。”我等她说下去，但是她没说。

“我不太好受，安妮……为了我们的分手。”

“那为什么我们只有分手呢？”

“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已经过了分手点了吗？”

“那你干吗还打电话过来？”

“我想，是为了打消你的疑虑，我一直在这里，我这里永远向你敞开。不管发生什么，我是你可以依赖的朋友。”

她笑了，但笑声里没有诙谐的意味。

“说实话，普勒。我现在他妈的可真有朋友，但是如果有空缺的话，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你。”

紧接着我就听到她撂电话的砰的一声。

我挂上电话，朝窗外看去。我一定是发疯了。

就连我自己听了也觉得那话既无说服力又十分糟糕，换作是她，我一定也会这么评价。

我抓起啤酒，满满地吞咽了一口。妈的。我的情绪在飞快地涌动着。我没法不爱安妮，我也没法不爱莉萨。你到底是怎么啦？我自问着。你已经什么都有了。超级碗……啤酒……薯片、奶酪酱。你要是还能有项棒球帽让你向后转，你可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电视屏幕上，达拉斯的开球队员正把球放上位置准备开始比赛。我伸手拿起一片薯片，蘸了蘸奶酪酱，电话铃响了，我把薯片扔在奶酪酱里，皱起眉头看看电话。很显然，安妮和我还没完。那一顿讥讽还没让她死心。好在我把答录机的音量关小了，省得它在比赛进行的时候来打扰我。她尽可以朝答录机里发泄，我可不必费心去听她。

达拉斯的开球队员摆好了准备姿势，全场观众鸦雀无声。

“来呀，丹佛人，”我对着等待着的野马队队员大声喊道，“我需要赢这场球……非赢不可。千万别让我求你们了。”

踢球的队员一脚把球高高踢向圣迭哥的天空。球正好在球门线上方往下掉，直冲着贾马尔·爱德华滋落下来，他可是野马队里跑得最快的球员，是那个会帮我把五个一千美元变成十个的人。能付清我在维萨卡上欠帕恩伍德庄园的一万美元。能让我躲着牧师的时间更长一点的十个一千块。

爱德华兹一把抱住球，朝左边冲去，然后又折返到中场。只见他突破了梯形防守，冲进一处空隙，这才被开球的那个队员拉倒在地。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天哪，我暗想。天哪。好兆头。是个极好的兆头。

电视转播开始播放商业广告了，这时播放的全新系列商业广告往往比球赛本身更有看头。我借这个机会听一下安妮在答录机上的留言。我身子向左一侧按下了播放键，可一听见来电者的声音便浑身一怔。我盯着答录机，听着我的前任搭档开门见山的话。

“我们得谈谈，”莉萨说道，“不谈芬纳蒂——你说得对，我们不得不那么做——而是谈我们。”她顿了顿，“普勒，我在这里，这就是我想说的。有机会给我个电话。”

她挂了，而我还盯着答录机。电视屏幕上，比赛的画面又开始了。我转过视线。

野马队的四分卫菲尔·丹德斯抓住了比赛的第一次快速回传球，往后退了两步，穿插到了中场，跑了十几码，获得了第一次界外球。我看着画面，就像一个人在看着一场梦：看着它，心里明白这一下对我的赌注该有多好，可同时又有点心不在焉。第二次进攻是一次掩护性传球，足够再前进二十码的。

我站起来把遥控器对准了电视机，把它关了。

我伸手去拿电话，可还是把手缩了回来。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而这决不是一次电话交谈。

我想起来，扫雪车今天很早就工作了。而昨天晚上我就把开普瑞斯停在了马路上，生怕它被堵在车道里。把它开上95号州际公路向南是没有问题的，而剩下的去亚利山大里亚的路，不过是一次快速传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