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七点五十八分，我们各就各位。从这时候开始整整一天的时间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莉萨驾驶着我的随想曲汽车，停在凯文·芬纳蒂住处附近的一个街角，等着执行第一项任务。布罗德斯基守在西顿广场文森特·瓦克斯的公寓旁。杰勒德在法国大使馆，协调我们所发现的情况，并在他们的那辆下水道清洗车不够应付时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和人力支援。

我一个人开着那辆面包车，停在卡洛拉马海茨的贝尔蒙路上芬纳蒂那幢三层楼砖房对面的街角处。八点十四分，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主管副局长的办公室。

“普勒·蒙克，”我对他的秘书说，“芬纳蒂先生来了吗？”

“当然来了，”芭芭拉·波金斯愤愤地高声说道，“不过他已经去匡蒂科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有个会。如果是紧急情况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她的语调告诉我，如果我想打扰她的老板，非得有紧急情况不可。我对她说没什么要紧的事，便挂了电话，按下了布罗德斯基的号码。

“瓦克斯的面包车还在，”他对我说，“不过我们的定位发射仪上的电池快用完了。”

“芬纳蒂有事给缠着，”我说道，“不过他妻子的车还在车道上。她一离开，莉萨就会跟上去。用不了发射仪，你最好对那面包车跟紧点。从现在起别考虑什么谨慎不谨慎，你就是要确保我这里没完事不能让瓦克斯过来。”我略顿一顿，“还有，布罗德斯基？——”

“别担心，”他对我说，“他也别想靠近莉萨。”

接着我拨了莉萨的号码。

“准备好了吗？”我问她。

“我昨天就准备好了。芬纳蒂让我准备好了一切。”

“听着，莉萨，”——我设法找个表达自己意思的方式——“这件事情上我需要你。可事情结束之后我更需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老板，我会小心的。”

但我明白她不会的，而我也不指望她会小心。我们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她会千方百计不让芬纳蒂的妻子发现我。一点差错都是对我们俩的侮辱。

最后，我给在大使馆的杰勒德挂了电话。

“定了，”我告诉他，“就等她妻子出门。”

我挂掉电话，启动了车，拐过街角，开到芬纳蒂住处的那条街上停下，尽可能近得能看清她妻子放在车道上的深蓝色宝马轿车，但又远到万一她四处张望时不至于被她发现。街上十分安静。一个这么好的社区，也许整天都是这么宁静。

我朝仪表板上的时钟瞥了一眼。八点三十二。

我不愿去想最糟糕的情况，即芬纳蒂的妻子决定今天来个“在家休息星期四”，或者要等到下午两点，等家务女工来做芬纳蒂所谓的“定期午后清扫”时才出门。这样我就得想个什么诡计摆脱她们两个，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我必须完成的事情。没有相应的后援和充足的准备就进屋去是十分危险的。我当然不想再遇上第二次复杂情况。

我所能做的只是把座椅往后一推，靠上去，等着。

一个半小时之后，主管副局长的妻子从前门出来了。

她装扮整齐，大步走向停在圆形车道上的宝马，钻了进去。午餐去，这很有可能，或是进行大宗的采购。我断定她这一走至少得半小时，而那女工要到我离开后很久才会来。

我按下莉萨的快速拨号键，“蓝宝马出来了。她一开动我就把方向告诉你。”

我看着这女人发动了车，开出车道，向西朝第一个交叉道口开去，车子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在第一个街角转弯，朝莉萨的位置驶去。

“盯上她了，”我还没开口莉萨就说道，“我跟她到了地方就给你回电话。”

二十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

“她下车了，”莉萨说道，“看样子是和朋友吃午饭。”

“紧紧盯住她。我需要一个小时。”

“放心吧。”

我把电话放回1：3袋。尽管情势险峻，尽管仍有发生灾难事件的可能，想到自己组织起的这支队伍，我还是不禁微笑起来。一个是专搞凶杀案的警长，一个是前公诉人，一个是爱玩高尔夫的法国暗探。而他们的头，一个狗娘养的家伙，迷恋赌博，讨厌父亲，拥有一套穹顶公寓，明知不能去和那风车碰撞却怎么也无法住手。

我发动了引擎，向前开了半条街，到了芬纳蒂家的门前，在街沿石边停下，关掉引擎。我打开车门钻了出来，整了整连裤工作服，转身去取那只装着我从戈登·尚克林的技术部弄来的玩意儿的皮包。我把它从车里拿出来，关上车门，锁好，“社区观测”人员也许已经注意上了我，但是他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个勤劳的下水道修理工，正急切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大步来到芬纳蒂小楼前的圆形车道。在那扇绿色的前门边，我仔细检查了门锁，意识到杰勒德·齐夫的人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了。这套鲍德温门锁系统和法国技术人员描述的一模一样，和我昨天晚上花了一小时来练习打开的那把锁分毫不差。光滑的黄铜拉手和锁着的销拴锃锃闪亮，质地上乘，但是它们的设计根本难不住任何锁匠。我迅速地朝路左右两边看看，跪下身去。

我从工装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褐色小皮袋，拉开线绳，抽出两个用来转动锁芯的钳子。一柄压力钳和一只钩子，这些东西让我想起了放在牙医座椅旁托盘上的东西，只不过眼前这些钢制品是黑色的。我弯腰朝锁凑得更近些，然后伸手到同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小罐润滑剂，直接往锁孔里挤了一些灰蒙蒙的油剂。

我把压力钳塞进钥匙孔道，向右边稍稍扭动一点，直到我感觉到它正在转动把锁拴拉出门边框的机械装置。我把小钢钩紧贴着压力钳插进锁孔，然后用起了当年我在训练学校时拼命练习以求完善的技术，自那以后这技术我用过好几回。

我微微拨动着钩子以抬起锁齿，用压力钳顶着不让它们滑落下来。一个接一个，一共五个，最终能两件工具一起向右转去，锁被转动了。我觉得自己瞪大了眼睛。不到二十秒就成了？当肾上腺素和WD-40润滑油混合在一起时竟能发生这样的事，真让人惊叹。我意识到自己的手在颤抖。我暗想，这不可能是害怕，但我没说实话，而且也不在乎承认自己没说实话。一个不会害怕的特工不是疯了就完全是个新人道的。

我站了一会儿，定定神，然后推开门。

一进门迎面就是一阵尖厉的啸声，那是警报系统开始了45秒倒计时，45秒后，系统会给大区分局的总机发送无声报警讯号。我走到最近的电话机旁，话机放在起居室里的一张古董桌子上。我抄起电话，拨了办公室总机的号码。

“是凯文·芬纳蒂，”我对一个辨认不出是谁的声音说道。那是个年轻人，也不可能听出我的声音，“你会听得到我家里发出的无声警报。是我不小心触动了它。我要你把系统重新设置一下。”

“好的，先生，”那年轻人说道。我能听见他转身去拿那本密码清除记录本，“把您的清除密码告诉我，我给您重新设置。”

我把密码给了他，他说了声谢谢挂上了电话。一会儿之后，尖厉的啸声消失了，我接着干活。

凯文·芬纳蒂的房子内部甚至比从外部看来更显得宽敞。要把它全部搜遍根本不可能。我得有些选择。我寻找着开始下手的地方。

起居室的硬木地板上铺着的波斯地毯划分出三组完全不同的家具。都是不错的玩意儿——传统的式样，上面织着花朵的图案——不过我对家居装饰不感兴趣。引起我注意的是房间远端那堵从地板直到天花板的灰砖壁炉墙。壁炉两边的书架上几乎放满了皮面精装的书籍，一些空隙处放着小小的黄铜雕塑。

我把包往书架旁的地板上一放，打开来，掏出一本特制的精装书准备插进书架上的书中。这本两英寸厚的伪装书里没有一页内容。我打开书。检查了一下它的真实内容，这是我从尚克林那里弄来的L-12组装件。一架微型摄像机，一只麦克风，一个发射仪，还有一片五十美分硬币大小的电池。比局里我过去使用的WQM60型更小，更灵巧。

我把书拿到壁炉左边的书架上，插在两本其他的书之间，然后往后退了几步仔细检查一下。皮面的精装式样和其他的书籍十分般配，书脊上的烫金装饰巧妙地掩盖了瞄着室内的微型摄像镜头。我断定，这些书架的功能和大多数家庭的一样，为的是装饰而不是实用。要是芬纳蒂夫妇中有任何一个晚上想看书时把手直接探进了镜头，那可就完了。

我合上皮包，沿着长长的厅廊朝屋后部走去。左手的下一个房间是电视间，正面墙上是一台六十英寸的松下电视机。我明白，这可是顶级的。还配着影院效果的环绕音响，数码影碟机和录像机。

对着电视屏幕放着两张色彩相配的绿色躺椅。除了连着数码接收扩音设备的立式音箱，电视机前部还有几个内置的扬声器。我拉开右边扬声器上的织物罩，把又一个L-12组合件装了上去，这一次的当然不是藏在书里的。我退了几步检查安装的结果。

扬声器罩的做工真是恰到好处，其编织网眼宽松得能使摄像镜头毫无遮挡地获得图像，又严紧得使房间里任何人都无法注意到其背后藏着的摄像机。这一下，这台松下电视就成了两用电视了。芬纳蒂不一定会看电视，但电视可每一秒钟都盯着他。

我走出电视间，沿着厅廊来到芬纳蒂的居家办公室。门关着。我推开门走进去，把门关好，四处打量着。

贴着我右边的墙上站着一排胡桃木架子，但上面没几本书。架子上放满了芬纳蒂和名人的合影照片。有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布什父子等，但大多数是和埃德加·胡佛的合影。有六七张照片是芬纳蒂和首任局长的。在这些照片里，芬纳蒂还像个孩子，可那上了年纪的人的面色已经和立在胡佛大楼内苑的铜像十分相像了。我发现的仅有两个非政府人士是比利·格雷厄姆和帕特·罗伯逊。一见这两人就让我恶心。

没有女人，没有黑人。没有芬纳蒂夫人，没有孩子。

我发现，那不多的几本书都是回忆录，是照片里的一些名人写的。放在最显眼处的是胡佛的《障眼大师》，那是他1958年出版的一本诽谤美国共产党的书，书里除了专门写给该书的读者麦卡锡分子看的言辞强硬的文字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内容。

我走过铺在枫木地板上的红蓝两色波斯地毯。一扇落地大窗在整个房间里十分显眼，窗前放着一张古色古香的橡木书桌，桌边有几把颜色和地毯相配的蓝色扶手椅。书桌上放着又一张胡佛的相片，相片冲着房门。我认出那是这老人最后一幅标准像，摄于1960年左右，把他当时奋力抗击肯尼迪弟兄给他的冲击时的神情定格了下来。照片下部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一行题词，粗壮有力的字迹明显出于这位首任局长之手。我凑上去想把内容看个清楚，“赠被选者之一”，我读出了声音。签名是简单的埃德加。我不觉眉毛一扬。胡佛用的这个名字，地球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才敢这么叫的，这样的签名，比一百条流言萤语都更能说明他和凯文·芬纳蒂的关系。

桌面上并排放着两台电话机，一台是标准式的，另一台放在一只电子仪器盒上，那是一台STU-III型话机——我们称之为蝙蝠机，它连着保密送话线路。蝙蝠机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台类似话机联机之后，该话机的信号就无法被截听。在这里发现这样的话机并没有让我感到惊奇。局里规定，哪怕是和秘密信息有一点点关系，都必须用蝙蝠机传送，这件事上没有例外。芬纳蒂是负责大区分局的副局长，他家里一定得有蝙蝠机。见了这台话机，还让我明白了其他的事情。

杰勒德曾经提到过很难截听芬纳蒂的电话谈话——不得不一个又一个卫星、一个又一个国家地追，其原因就在这蝙蝠机。

芬纳蒂的办公室是他和汤普森法官会面的最合逻辑的地点，可我无法在这些架子上再次使用伪装成书籍的L-12组合仪。一来架子上的书太少，二来这里的书和起居室的不一样，这位主管副局长可能要看的。也许每晚都看。

我看了看严严实实地遮着巨大窗子的蓝色天鹅绒窗帘。我不能利用窗帘——一旦芬纳蒂去把它们拉开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像着窃听器蹦上他桌子的情形——然后注意到了窗帘上与之相配的帘框帷幔。无论芬纳蒂拉不拉窗帘，蒙着天鹅绒的帘框帷幔总是牢牢钉在帘后墙上的。安装在那里的窃听器怎么也不会掉下来。

我走到书桌边，把皮包放在闪亮的桌面上，打开，拿出又一套微型组合件，这一次是把它们附在一只针头般尖锐的克罗米钩子上。我拉过芬纳蒂的椅子，放在窗边，站上去仔细查看帘框帷幔。整条帷幔从顶到边整整齐齐地钉着一个个褶子。

我伸手把L-12组件牢牢固定在帘框中央附近的一片褶予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片极薄的刀片，在帷幔上割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口子，把光纤镜头拉进裂口，让镜头正好能看全外面的情况。我拍拍帷幔，让它恢复原来的样子，然后爬下椅子，看看自己的工艺。十全十美，要发现镜头，我还真得爬上椅子去寻找呢。

我再次关上皮包，把椅子拉回原位，然后仔细检查了周围这片区域，确保没留下我来过的痕迹。感到满意后，我朝房门走去，突然，响起一声轻微的敲门声，我一下全身僵住了。

“Sefior Finnerty，”一个女人的声音用西班牙语招呼着，然后又一下敲门声，这一次更响了一些，“Tengoeorreo，señor Está aquí？”然后又操着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芬纳蒂先生，您在家吗？先生，有您的邮件。”

我死死盯着门。他妈的，杰勒德。她怎么已经他妈的采啦？

门把手在转了。我得找地方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