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绝对肯定的是，这位警长不是典型形象。从他办公室那高消费阶层的陈设到架在他桌上的烟斗，从墙上戴维·霍克尼的复制品到轻柔的古典音乐——我能确定那是海顿的——爱德华·布罗德斯基和他的长相毫不相符。他或许是粗壮如牛的人，但是我愿意打赌没人会把这个名字用在他身上。

他那张巨大的办公桌是优质的黑色枫木做的，而灰白色的地毯看上去则像是羊毛质地的。桌后是他的“荣誉墙”，上面是镜框框起来的文件和照片，都是他在这些年里积累起来的。其中吸引我注意力的一个镜框则含蓄地表明着他生硬的举止。那是一个木框，背景是深蓝色的，上面清晰地凸现着金色的洛杉矶警察局徽章，还有一对镀铬的手铐。一块金黄色的小牌固定在框架底部，上面标着年代：1966-1996。

我回想了片刻近几年来发生在洛杉矶联邦调查局和洛杉矶警署之间的冲突，一直推溯到胡佛本人。从黑色大丽花案一直到1984年奥运会，从罗德尼·金殴打案件到臭名昭著的兰帕兹分局腐败案。这样的案件，调查局和帕克中心一样不愿意接手，却又不得不进行调查。老天，怪不得布罗德斯基不喜欢我们。

警长绕过桌子，走到一张高背皮椅子旁坐了下来，朝着前面颜色相称的黑色皮椅子示意着，于是我们也坐下了。他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

“你们到布鲁克斯顿来有什么事？”

我差一点提到他身后墙上的那个徽章和手铐，不过还是决定不这么做。都是些睡着的狗，没必要把事情搅得更加糟糕。

“我们正在调查总统最近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即布伦达·汤普森。她告诉我们说1972年她在布鲁克斯顿住了几个月。我想在你们的档案科查对一下她的名字。”

“你本来打个电话就行了。当然，你们一路开车到这里不会就为了核对一下记录吧？”

我看着他，暗自和自己争论起来。真是旧习难改——他的态度就证实了这种陈词滥调——不过我也许可以走捷径。事实上，也许是不得不这么做。

无论布伦达·汤普森在布鲁克斯顿干了什么，没有布罗德斯基的帮助，我们是没有机会发现真相的。

我对他说：“事实上，还有别的事。”

“我就猜到是这么回事。”

“警长，是收养记录。能让我们看一下吗？”这并非新线索，但却是一个考验我们新关系的好途径。

“你有法院指令吗？”

“没有，但有一份弃权声明书，是从汤普森法官本人那里拿来的。”

“她就是那个母亲吗？”

混账。这可不是个好开端。现在我碍说些我一直努力回避的话。

“我担心我不能再透露得更多了，警长。我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但是我真的不能告诉您了。”

他咧嘴笑了，笑容里没有一丝的友好。

“事情变得越多……”

他没把话说完。没有必要。

“没有法院指令，”他继续说道，一边将身子前倾，把粗壮的手臂支在桌子上，“这可是个问题。收养记录是我们经手的记录里最受保护的，没有法院指令，你连封面都别想看。”

他将目光移开了一会儿，然后又看着我们。

“我想，你们还希望看一下堕胎记录。”

我摇摇头，“我们正在讨论的是1972年……罗伊案的前一年，在此之前不可能有这样的记录。”

“不看看你怎么能确定。”

我点点头，但没说什么。我看看手表，然后望着警长。

“你能指一下怎么去县办事员办公室吗？”

他指着上面说：“就在楼上，正好是我们的头顶上。”

我们准备上楼，但是他的声音制止了我们。

“你们打算在这里呆多久？”

“很难说。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公事要办，但是我们会在今天结束前来和你核实一下。”

他耸耸肩，“那就随你们的便了。如果需要帮助，就打我电话好了。”

这可是你说的，我这样想着，不过这也是我们进门后他所说的最友好的话了。

“会的，警长，多谢了。”

我们站起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他没有费神再领我们回到接待处，不过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帮助。在通向二楼的楼梯间里，莉萨对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指的是他这种态度。”

“莉萨，他是退役警察，是从洛杉矶警察局退下来的。”

“当然，我也看到了徽章和手铐。可是天哪……”

“搭档，你得习惯它。”我走上楼梯，“一会儿你就不会在意了。”

楼上科布县办事员办公室里的客户服务台刚被油漆过，那味道甚至比警长那里的都浓烈。一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黑色斜纹领带的年轻男子起身走过来招呼我们。我翻开证件，他点点头。

“我们要核实一个死亡记录，”我对他说，“名字是萨拉·肯德尔，死于1972年，是1972年6月。”

他往放在肘边的一个便笺簿上潦草地写了几个字说道：“稍等。”说着就抓起便笺簿，匆匆走到一个橡木文件柜那里，拉出一个狭窄的抽屉，抽出一张小小的白色卡片，带回了服务台。

“萨拉·肯德尔，是的，就在这里。”他看着卡片，皱了皱眉头，然后又看看便笺簿，“不过，请等一下，”

他说，“你是说1972年？”

“1972年6月……也许是6月下旬。”

他把卡片递了过来，我接过卡片，仔细看看那退了色的打印字体，然后对1991年这个年份点点头，莉萨在电话中被告知的信息得到了确认，这使我十分满意。不能太信任通过电话得来的消息。现在这信息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报告了。

“我要一份复印件，”我对他说，“需要鉴定并盖章确认。”

“当然。”他走开了，然后回来说，“这得需要几分钟，还有其他什么想查的吗？”

我点点头，“请给我看一下婚姻记录，1971年和1972年的。”

办事员走到另一个橡木文件柜前，这个柜子离他的办公桌更近了些，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拖出一卷微缩胶片，递给我们。

“你们得用阅读器来看这些资料，”他说着指指角落里的一架用旧了的机器，“只要转动这个手柄，”

他刚开口我就打断了他。

“我是老手了，”我对他说，“如果需要你的话，我们会喊你的。”

等到他离开后，我开始转动手柄。

我感到莉萨走了过来，凑在我肩头往下看着。

她头发的气味甚至比那天的还好闻，那野花香味在这乡间地方更加具有吸引力。她的肩膀挨着我的左手臂，我感到了它的温暖，我得强迫自己把精力集中在手中的任务上。

我从1971年6月到12月的婚姻记录开始，但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这样做没什么意义。光在6月中旬前就有二十个相关的名字，即二十个黑人女性在科布县结婚。照这样的比例我们至少要查一百个名字，我们查不了这么多名字，反正目前不行。

“查不了。”莉萨说，她的思维也和身体一样和我靠得很近。

我走回到那位办事员正在查死亡记录的地方。见我走过去，他看看我。莉萨留在后面，不过我知道她在听着。

“萨拉·肯德尔，”我说道，“你还有关于她的其他资料吗？她是谁，她和谁结的婚？或者说她是以什么为生的。”

他咬了一会儿自己的下嘴唇，说道：“如果她在这里有过任何工作的话，那她用的就是假名。”

“能帮我查一下吗？”

这位办事员走到第二个文件柜旁，然后空手回来了。

“什么也没有。”他说。

我看看莉萨，她走到我们这里。“教堂呢？”她问，“如果她定期去教堂的话，我们该从哪里查起呢？”

“我是说，我们的记录里不会有……教堂资料。”他停了下来，“想想看，我们也许应该有的，假如她是在教堂结的婚，她的结婚证会告诉我们是哪个教堂。”他走开了，然后又转回来，给我们看了结婚证。“浸礼会，”他说着，声音很骄傲，“和我一样，她是在我那个教堂里结婚的，我刚开始去那个教堂。在以马利浸礼会，福尔斯巷。”

我仔细看了看结婚证，把日期抄在笔记本里，“我们怎么去教堂？”我问他。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打电话给约翰逊会友，省得你们跑一趟了。”

我想，这是会省时间，不过电话还是不可靠。我们要问的问题需要面对面接触，需要身体语言，所以我还是问了路，得到回答后，和莉萨一起回到了停车场。

在开往教堂的半途，我的脑袋又开始沉重起来。

我从没见过以马利浸礼会的约翰逊教友。可是我却在教堂度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我知道教堂是什么样子，什么气味，有什么声音，而我一点都不想去体验这些东西。另外，只是问一些例行问题，莉萨不需要我一起去的。她可以把我放在路边，前去和牧师见面，然后再回来接我。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意识到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莉萨会惊讶地盯着我，问我究竟是否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根本不了解她，还没到可以向她吐露真相的地步。

十五分钟后，我们到了那里。

教堂的建筑位于树木繁茂的巷子的一端，离县府大楼约两英里的路，格局和我想像的差不多，大小和一户人家的房屋差不多。白色的木瓦屋顶，蓝色镶边有些退色了，通向内部的双面门上也是同样的蓝色。我以为能看到却没有看见的是一顶尖塔。惟一使以马利浸礼会不同于我们刚走过的农庄大厅的，是前门上方的原木十字架。

莉萨把车泊在教堂前面，我们朝那两扇大门走去，我转身对她说：“这次你来讲话，我想观察一下那个牧师。”

这不完全是真话。我的确想观察他，但是我也需要管好自己。我在牧师那里的记录不太好，我和牧师不好沟通，做旁观者会安全些。

“当然可以。”莉萨说着，一边握住了右手边那扇门的铜把手，把它拉开了。

一位大约有八十岁的黑人男性在刚进教堂大厅的地方回头朝我们看看。他是一个高个子男人，在几乎秃了的头顶上长着短短的几圈白色鬈发，眉毛也白了。但当我们走过去时，我看见了一些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见过的东西。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但睫毛却和头发一样白，这样的视觉效果很令人吃惊。

他从正在弹着的老式的教堂管风琴上直起身子，笑着露出了全口的好牙，一边沿着过道走过来迎接我们。

莉萨出示了证件，把我们俩介绍给他，我开始对他的言行进行惯有的观察。约翰逊牧师保持着一脸笑容——考虑到他对早期美国司法状况和联邦调查局会有什么样的回忆，这样的举止并没有显出过分的卑微——不过我对此并不惊讶。牧师会在较量之初就微笑，即使他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也会将笑容一直保持下去。他声音低沉，但十分有力。

“我能帮二位什么忙吗？”

“我们想了解一些关于萨拉·肯德尔的信息，”莉萨告诉他，“县政府办事处的年轻人告诉我们她是在这个教堂结婚的，而且你亲自主持了婚礼。”

他的微笑在一瞬间消失了，不过他立刻就更用力地堆起了笑容，但他的速度不够，被我察觉了。再这样来一次我就能把他全控制住了。他拨弄了一下右耳朵上的助听器。

“这样好多了，”他说，“接着说，是什么事？”

莉萨重复了一遍。

“萨拉·肯德尔，”他缓慢地说道，“是的，是的，我记得为她和她的丈夫证了婚。萨拉是这个教堂的会员，有四十多年，直到上帝带她回了家，愿主保佑她。”他又笑了，“你们干吗不上我办公室去，在那里我们会更舒适些。”

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身后高高的布道坛，然后顺着那排原木靠背长椅，穿过敞开的前门，穿过大门，落到我们自己的车旁。在室外莉萨的旁蒂克车里和这位牧师谈话当然会让我觉得舒坦些，但无论他的办公室在哪里，总比我们现在呆的地方要好，总比站在我连看到它都会受不了的布道坛边好。

“太让你费心了，”莉萨说，“那就请领我们去吧。”

他照着做了，莉萨紧跟着他，我落在最后。那清漆的味道和县府里的一样强烈，但这里教堂的味道更重些。我们走过讲坛，我尽量不去看它，但太迟了。我胃里一阵紧缩，差点让我走不了路。一系列意象在我脑海闪现，挡都挡不住，这些意象让我难以忘怀……难以释怀。

萨莉·安·汉普顿和我一样早熟，也是一个充满了冲动的荷尔蒙和同样强烈的好奇心的十多岁的孩子，但蒙克牧师对此完全不这么看。在他的书里。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而这就是他在布道坛后面发现我们俩时竭力要对我做的事，直到看门人过来把他拉开，这时萨莉·安已经扣上胸罩，逃了出去。

现在，只要看到布道坛，就足以勾起我对过去一切的回忆，尤其是那天夜里在祷告仪式上所发生的事。蒙克牧师公开宣告我有罪，让我蒙上了可怕的羞辱，他还恶毒地将萨莉·安和她全家从教众里革除出去，并把自己的妻子，即我的母亲痛斥为教唆自己儿子通奸的荡妇。最后，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他以我母亲有罪为由，命令大家躲避她，这个命令剥夺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惟一在乎的东西，使她的生活陷入悲惨，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她的自杀，使仁慈的天父最终将认为她不值一顾。

愤怒是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的，从那天晚上以后，这么对我说的精神病医生不止一位，而且，在将近三十年之后再次看到牧师约翰逊的布道坛时，这种感觉依然十分强烈，强烈得让我直冒汗。我摇摇头，想尽力排解痛苦，赶紧跟上莉萨和约翰逊牧师。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一坐到牧师那狭小的办公室里简朴的木制书桌前，他就开始说话了，“我和萨拉很熟。”他朝门外管风琴的方向看去。

“事实上，她一直演奏那架管风琴，直到病得不能再来教堂。”

他摇着头，“我每周弹奏一下，但是总是不能奏出和她在世时一样的乐音。”

“她的外甥女呢？”莉萨问，“布伦达·汤普森，你一定也认识她。”

他的笑容完全消失了，他的目光从莉萨那里转开，凝视着天花板。“布伦达·汤普森，”他喃喃说道。

“你指的是萨拉的外甥女。”

他把目光又转了回来，但依然没有直接看着我们。他又拨弄了一下助听器，清了清嗓子，然后揉揉整个脖子的前部，然后看着桌面平静地说：

“我觉得我认识萨拉所有的家人，可是我从未遇见过布伦达·汤普森。”这次他是看着莉萨说的，“我应该见过她吗？”

“当然不了，先生。”她说，“但是教堂记录呢？你有什么记录能帮你回忆起来吗？”

他轻声地笑起来，“记录？老天，不。这里人人彼此认识。从不费神做什么记录。”

我注视着他，没有记录？还好蒙克牧师不在这里。否则还不知他会怎么说呢？

莉萨看看我，我点点头表示我都听到了，而且很明白。莉萨谢过他，我们互相握握手，他便领着我们出了门，在我们身后把大门关了。没等我们来到车旁，我就听到管风琴上传来了持续的单音符敲击声。

我们进了车，莉萨发动了引擎，不过，在推上排挡前，她对我说：

“怎么样？你怎么想？他说的是真话吗？”

“你说呢？”

“他说不认识布伦达·汤普森是撒谎。当时他的身体一直偏离开我们，眼睛就是不看我，然后又摸喉咙，好像他竭力要把那些话推上自己的喉咙，把它们从嘴里挤出来。”

我点点头，要不是正在执行任务，我真会夸她是个好女孩。也许该告诉她有关我去棋牌房的事情了。

“头，现在去哪里？”她问我，“我们到哪里去找他为何撒谎的原因？”

“去医院，这里附近应该有家医院的。”

“那么弃权声明书呢？我们手里只有一份布伦达·汤普森签名的声明书，如果牧师连认识她都不肯承认，我们凭什么认为汤普森住院时用的是真名？”

“问一问也无妨。”

“吃掉六个饼圈也无妨啊，但这并不表示这是花掉时间的好办法。”

“我有个狡计。”

她盯着我，“就该是个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