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蒙克特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这位女士回答道，“如果可以的话，我很乐意帮你。”

你帮不了的，我本该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你帮不了，除非我可以让你确信现在别无选择。我们还是遵循匡蒂科规则为好。

我告诉她：“这是例行的常规背景调查，因此我需要确认一下你们过去的一个学生的出勤情况。那个女生六十年代后期进入加州大学，她1972年毕的业。”

“行。”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睁大了，这不可能那么简单。也许这个女人是新手，她不太懂。在她接着说话时，我拿起了笔。

“你只要派一位特工到我办公室来，带上证件和弃权声明，我会很乐意帮助的。”

“恐怕时间上会有困难，我们能现在就进行吗，就在电话里？”

“你肯定知道加利福尼亚州的隐私法案。若没有被签署过的弃权声明，我对当前和过去的学生情况都无可奉告。”

“但我确实有声明，女士。我现在手里就拿着呢。”

这是事实，只是稍微有些改动的事实。我的收件箱里满是签过名的弃权声明，都是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弄来的。我惟一没有的就是她要的那一张。

“好，”那女士对我说道，“现在你惟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带给我，然后我们就来办理。”

“但我告诉你我的时间限制很急，得有个办法来加快进程。我过后寄给你如何？可以吗？”

“抱歉，我们不能这么做。”

“你能否和你的上司商量一下？”得把过程弄得尽量复杂些，在这样的事情中，这一点很重要。

“我想……但是我知道她会怎么回答。”

“我很愿意在电话上等你去协商一下。”

我听着听筒里无声的待机声，心里暗暗感激大学里无法提供电梯音乐。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上司说如果我能确认你是谁，你就可以把声明书传真过来。”

我暗暗笑了，这还差不多。我已经一条腿跨进门了，他们想要摆脱我就他妈的不容易喽。

我重复了自己的名字，认真地拼读着，然后请这个女人通过电话号码查询服务在大区分局找到我的号码，再给我打过来。我解释说，这么做她就能完全确信是在和联邦调查局通话了。

她的声音变得性急起来，“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号码给我呢？”

我摇摇头，这样的要求果然不出所料，然后就告诉了她。兰分钟后，我的电话铃响了。

“好吧，蒙克特工，我准备给你发传真了，但是你得耐心点。我们的传真机在办公室的另一端。我走过去再回来得花点时间。”

当然要花时间了，在一个不讲究效率或效益的行政事务办公室里，传真机总放在不容易走到的地方。

“我也一样，”我带着同情的吃吃笑声说道，“事实上，我非得上楼才能用传真。给我五分钟，我不挂电话。”

我把电话当的一声放在桌子上，把话筒边的一堆白纸翻得沙沙响，然后重重地踏着脚步走到门边，打开门，又把它重重关上，声音响到足以让她听见。然后我回到桌边，静静地坐了四分半钟，站起身，重复了一遍开门关门的程序，然后走回电话前，把它拿起来，说道：“喂，你还在吗？”

电话又安静了一分钟，这个女人才回到线上。她听上去有点气喘。

“这里什么也没干成，”她说，“我什么也没做成。”

“该死的，这里的机器又不正常了。它经常出故障，什么人都用。”

“那你就告诉我吧。”

“我再发送一遍。”

我重复了整个过程——翻纸，故意踏出脚步声，大声地开关门——这次过了六分钟。这次她喘得很厉害，走回来时就像患哮喘症的赛马。

“不行。”她气喘吁吁。

“你能肯定？我机器上的信息显示窗里说‘收到一页’。问题可能出在你那边。让我再试一次，别挂电话。”我把电话放在桌子上，弯下身子听着。

“不！老天，别试了！”那个女人叫道，“我不能一上午都耗在上面。至少我知道你是谁了，我会确认你已经知道的内容，但其他的我就不能给你了。”

我看看桌上那堆乱七八糟的纸。已经知道的内容。这他妈的是个伎俩。我就从仅知的两件事情中的一件说起。

“戴利亚·赫尔南德兹是加州大学的学生，1972年毕业，然后去了法学院。计算机确认了她的毕业吗？”

“我来查一下。”我听到了敲击键盘的声音，“是的，在这里，1972年6月14日。”

“有没有要求法学院出具成绩单的申请？有吗？”

“蒙克特工，我说过我不能告诉你这样的内容。除非你已经知道了。”

上帝呵，我想，一边用起了第22条军规。好像是这女人创造了那些该死的记录。

“我桌子上有法学院的资料，”我说，“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找一下我需要的内容。”

我在听筒边翻着纸张，“抱歉，”我学着科伦波警长的腔调咕哝着。

“今天也不知是怎么了……应该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的。是在费城，我想……费城的什么地方呢……坦普尔大学，是吗？……不，不对……”我又晃了晃纸，“我放哪里了呢？”

我停下来，等着她插话，不过她可不好对付。我突然有种冲动，想把纸猛地塞进电话的话筒，然后想着我从哪里可以真的把它们塞进去。

“啊，对了……对了，在这里……不出所料……不是坦普尔……根本不是费城，它是……是……”

“哈佛！”她咆哮着，“老天，哎——！”

“哈佛！”我叫得比她更响。“太对了，哈佛法学院。”

我身体向后一靠，对自己的混乱再三道歉，一遍遍地致谢，挂了电话，然后用手一捋头发，看着我桌上的钱。走了一半了，我对那两个本杰明头像说道，过一半了。

我又抓起电话，哈佛的事就好办多了。那里的法学院更热衷于将其毕业生的成就张扬出去，而不是把他们在警察面前藏起来。而且，当我接通了剑桥市的研究生院档案室电话时，我发现情况简单多了。这次是一个男子接的电话，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戴利亚·赫尔南德兹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并在1975年拿到了法理学博士。

“你愿意和校友会办公室谈谈吗？”这个人问道，“他们也许有关于她最近状况的信息，也许会有电话号码。”

我告诉他我很愿意，他便把我的电话转了过去。这次是个女的，但当我告诉她我要找的人的名字时，她的声音出奇的冷淡。

“蒙克特工，你可一点不爱惜我的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波士顿办公室的特工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关于贾巴拉·阿巴德，向我问了同样的问题。难道你们互不通气？”

“阿巴德？不，不是这个名字，”我说，“我要找的女人叫戴利亚·赫尔南德兹。”

“我对你们的特工贝内特说了，她们是同一个人。戴利亚从我们的法学院毕业一年后，取了个穆斯林名字。贾巴拉·阿巴德的办公室在哥伦比亚特区，她做公益辩护工作。”

她拼了一下那个不寻常的名字，说出了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问她：“你能确定那另一个特工是我们的人？”

“讲话腔调就像你们这帮人。我没看到他的证件。我说了，我们只是电话交谈，但是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不是。”听上去有翻纸张的声音。“我在文件上做了笔记，”她说道，“是贝内特，罗伯特·贝内特。在波士顿工作；他这样告诉我。”

我盯着正对着我书桌的墙壁，当然，她弄错了。如果她没错的话，贝内特特工的报告早就应该在莉萨的资料里了。但是再细想下去也没用。

“你说得对，”我告诉她，“我们是应该彼此多沟通。”

我谢了她，挂起电话，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罗伯特·贝内特，我把这个名字写在记事本上，还有那个城市波士顿。我拿起电话，打给莉萨，让她带着汤普森的文件到我办公室来，然后走到门边，开了门。在走回座位时，我伸手抓起桌上的钱，把公文包拉近了些，把钞票塞进暗层。我这么做的时候感到一阵失望的悸动，并马上意识到原因何在了。

我一直在期盼着赌博，但是赢钱太容易，太容易了，无法让我热血奔涌。随便哪个特工都能完成这样的事，这是实情，毫无疑问，但是这不能说明什么。

这他妈的肯定不表示我走运了，还没有。但是当莉萨走进门来时，我依然禁不住地笑了。

我告诉她我刚从哈佛法学院校友会办公室的女人那里听说的事，她也笑了。虽然她确信汤普森的资料中没有提到贾巴拉·阿巴德或者是罗伯特·贝内特，我们还是复查了一遍。当我们还是找不到要查的东西时，彼此的笑容都有些消褪，而当我和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的总机人员做了简短交谈后，我们的笑容就消失殆尽了。

“她弄错了，”莉萨说，“那个校友会的女人。肯定是这样的，她和一个名叫罗伯特·贝内特的人谈了话，听到了‘联邦人员’之类的话，就下了错误的结论。”

我点点头，这种事常常发生。但这里仍然有问题。为什么另一个联邦机构也在查询同一个室友呢？这个巧合太匪夷所思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罗伯特·贝内特真的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只是他不是波士顿分局的。

“给胡佛大楼的人事处打电话，”我对莉萨说道，“贝内特总应该在某个部门工作。我们要得到他的情况，然后再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再次去拿电话，“我要找贾巴拉·阿巴德，然后安排个时间让你去见她。”

莉萨出了门。我看了看记事本上阿巴德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拿起电话，按了号码。律师亲自接了电话。

“我能问个为什么吗？”当我告诉她我打这个电话的原因时，她问了这个问题。“几个星期前我和你们的特工贝内特已经谈了一个小时。其实我并不愿意和他交谈，坦白地说，我讨厌再次重复这样的故事。”

我对着右侧窗玻璃里自己的影子皱了皱眉头，又是这个罗伯特·贝内特，可这次是个新麻烦。“这样的故事？抱歉，阿巴德女士，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

“我不喜欢这类事，就这个意思，读读我旧时的日记已经够糟糕的了。我也是这么告诉贝内特的。你要做的就是找到他，别再问我了。”

听到她这些话，我突然感到脖子后面一阵嗡嗡作响。一本日记……一本旧时的日记？那嗡嗡声又被一种预感所代替，几乎从我处理刑事案件的那些日子起，我就很讨厌这种常常出现的预感。我必须亲眼看到那本日记·得听听阿巴德是怎么看的。首先，她为什么做这样的记录，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还依然保存着它。我想立刻就在电话里问她，但是看来她早已不耐烦了。

“您能确定贝内特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我问律师，“他会不会是参议院的调查人员……或者是媒体方面的人？有时候人们会搞混淆的。”

“我不会，蒙克特工，我从来不糊涂。我一年要见几十次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贝内特比你们多数人的块头要大些，但他有同样的证件，同样的黑制服，什么都一样。”她停顿了一下，“还有其他的事吗？我十分钟内要上法庭了。”

“今天下午我能见您吗？”

“不可能，我要在法庭呆到五点钟。”

“那么今天晚上呢？”

“你不准备放弃了，是吗？”

“我不是强迫您见我。”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时间长得足以让我怀疑是否线路断了。“阿巴德女士？”我问道。

“我在思考，”她说，“我在想我得见你，我别无选择。”我听见了翻动纸张的声音。“我晚上有空，如果你非得见我，可以七点钟到我家。”

她给了我地址，我告诉她我会七点到。我挂了电话，盯着右边窗户里自己的影子，然后给莉萨拨了个电话。

我把和律师的这段谈话告诉了她，她说道：“一本日记？当然了，你应该去看看，但是不一定非得这么做……你今晚不必开车去谢弗利了，我会叫上吉姆·艾伦，我们可以一起吃点东西，然后你再去见她。”

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费事把这话说出来。“你有很多工作要做，今晚在你没有查到这个罗伯特·贝内特之前，我不想让你回家。而且我需要贾巴拉·阿巴德——又名戴利亚·赫尔南德兹——的简要介绍。从电脑里调出点关于她的东西，无论什么都行，五点钟给我。在去谢弗利前，我得花一些时间浏览一下。”

我挂了电话，安排好这一天余下的工作。我看了一下门上的钟，三点一刻不到。今天还有一些行政事务，不能拖延，但是这最多不会超过一小时。我和陈博士在六点钟还有个约会，但看来不行了，因为我和阿巴德约在了七点。也许他会挤出点时间让我早点去。我拿起电话，打到了他的办公室，简短地告诉了他的接待员，但是运气不好，陈的安排全满了。

我取消了约会，便开始干起了例行工作。

作为最新上任的主管，我负担了一些谁都不愿意做的工作。都是一些烦琐但却必要的例行事务，总得有人去承担，以使这地方的工作顺利运行。今天是主管们的办公用车换密码的日子——我们管它们叫“公车”——我就是负责换密码的人。我们的无线对讲机使用的是特殊的电子密码，用秘密信道是为了防止坏人窃听，为了在不允许报道的情况下，不让媒体将信息曝光。密码要定期更改，其理由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改密码时，我得先在二楼的技术处把它们停掉。几分钟后，我按下了技术处门旁的电子键盘，推门进去了。

房间很大，像“电路城”的仓库。一排排的金属架沿墙壁排放着，上面放满了各种尺寸和形状的电子发射装置。电视机、摄像机、录音机，以及调频无线电设备——无线电话机和多功能控制装置，这些装置都安装进停在地下车库的每辆公车里——包括移动电话、电脑终端，以及阴极射线管监视器等。真是一个高科技的圣物盒，硅谷圣母的神殿。看着这神殿，我只有摇头了。我乐于想像自己尚能和科技发展的最新成就保持同步，但到了这里我学乖了，在这里我更像个阿们教派的人。

但是这些技术人员本身——这群被派到技术处的男男女女——都得在某一处工作。那天下午只有一个人在房间里。

戈登·尚克林是技术处里资格最老的人，而且是和我共事过几年的特工，当时我一直依赖他精湛的专业技术。他的工作台在房间前部，他坐在台子旁的凳子上，从高处凝视着我，然后调整了一下他的棒球帽，把它转到自己头发蓬松的脑袋后面。他的外表再也不会让我惊奇了。在这里，凭服装和发型看人是行不通的。技术人员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量子世界，那里面的微粒飞速运行着，微粒之细小、运行之高速，都让人无法测量，技术人员对人的兴趣差不多只局限在窃听方面。尚克林和他的伙伴们不像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倒是更像巫师、神秘主义者，最好让他们独自把玩那些令人费解的玩意。局里面对他们的古怪性情多少有些视而不见。

没等我开口，戈登·尚克林就说：“普勒，又到时候了？”他笑着，“还是你抽空来体察民情？”

“没错，戈登，两者都对。是又到时候了，而且我是来体察民情的。”

“真不错哦，”他说道，“和那些体面的家伙们呆在楼上。”

“到山顶的路可是很艰辛的，伙计，也许你还是立刻就拍拍我马屁的好……别等大伙都这么干了才来。”

他冲我笑了，走下那张凳子，消失在一大堆东西中，过了片刻，他带着密码转换器出来了，那是个又长又厚的黑色塑料装置，看上去像一只很大的电视机遥控器。他把它递给我，又爬上了他的凳子。

“一个月里还能多见你一次吗？”他很想知道，“还打算回去干活谋生吗？”

“听着，只要你那帮家伙和我的人好好处，我们一块吃中饭。”

“见鬼吧，”他说道，“我再也不敢和你吃中饭了，除非我能想个法子在出老千的牌局里赢你钱。”他笑了，“好家伙，我们在下面可念叨你了，有空来走走。”

我答应说会的，然后下楼去了车库。

那里有二十辆左右管理层人员的车子，包括我自己的雪佛兰随想曲汽车，都停在靠近电梯的同一排位置，我自己的在最远的一头，凯文·芬纳蒂的离电梯只有几步路。我从自己的车子开始，打开后车箱，找到了装在后面的无线对讲装置。它的大小和大城市的电话号码簿差不多，控制装置是个简单的黑色钢盒，里面塞满了电子器件。那些东西我从不费心去研究，我所关心的是，我需要它时，那该死的东西会起作用。

我把密码转换器插进盒子后面相应的插座，照正确的顺序按下手里拿着的仪器上的按钮，等着听见那阵尖厉的声音，表示相应的密码已经键入。我取下密码转换器，关上后箱盖，沿着这排车走下去。对余下的车子重复着同样的操作过程，凯文·芬纳蒂的车子是最后一辆。

这花了我二十分钟时间。我走上楼，回到戈登·尚克林那里，他正聚精会神地埋头于工作台上的活。我走上前去，丢下工具，出了门，他只是哼了一声。

我要干的第二件事是去一楼的总机室。

格里·安·沃尔什在总机的工作可是我见过的人里最出色的。她是个漂亮的中年妇女，有一头金色短发，戴着镶边眼镜，我走上去时她朝我微笑着。

“代码清除簿吗？”她问我。

“格里·安，你总是领先一步。老样子。”

她打开右边的一个小柜子，拖出了一个螺旋钢丝装订的笔记本，交给我，本子里记着将大区分局所任命的特工人员和主管的住宅连接到总机的各个家庭警报系统的清除代码。无论何时，只要某个系统被触发，总机的电话就会响起来。无论是谁在总机，都可以打电话给相应的住户，如果是误报——这样的事老是会发生——那么特工人员就会给接线员一个清除代码，即四个有序的数字，以停止警报，并向总机说明没有必要派遣行动小组。

这里常有错误警报发生，看这本东西的磨损程度就明白了。代码清除簿的纸张皱巴巴的，因为使用得太频繁，都起了毛边，但是其他任何办法都无法使系统正常运作。所有的警报器公司都使用同样的办法，在警察部门开始拒绝派遣小组，除非该警报确切有效，而且要收五百美金的误报费之后，这就尤其重要了。

我的工作是确定一下那本东西依然在那星，没有被人偷了，或因为它可能有明显的价值而把它卖给窃贼或整个盗窃团伙。

我翻动着纸页，查看着上面所列的名字和相应的清除代码，觉得没有缺失什么，就把本子还给了格里·安，接着做下面的工作。下一步，也是我最后的任务，就是去三楼的枪械库。

枪械库基本上是一只巨大的保险箱，就像大银行的主库房。在转动门锁前，我得查阅一下放在皮夹里的卡片号码组合，然后把那扇沉重的大门转开。

那片空间就像短网拍墙球的场地，库房的墙壁上挂满了武器。左边挂的是猎枪，几十把大型的雷明顿枪一排排地挂着。在枪的下面，那厚重的大门后面的钢柜子里，储存的是弹药，从小号铅弹到能在人的身体上射出一个柚子大小的洞眼的步枪子弹。

在我右边是自动步枪，以及草绿色的军用肩负武器，在必要时，它能造成巨大的、闪电般迅速的摧毁效果。还有手枪，大概有三十把，从小型的、可以藏在皮带扣里的单发手枪，到重型半自动手枪——十毫米的史密斯手枪和九毫米的西格索尔手枪。每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都能在更大一些口径的史密斯十毫米和西格索尔之间选用一把，而且经调查局同意，他们还可以随意购买和携带其他随身佩带的武器。不过有时候会需要特殊枪械，那就到这地方来拿。

我的工作是总的检查一下，确保一切都很干净，并且至少显得井井有条。我还要检查库房里那张桌子旁的记录本，了解一下有多少武器被领走了，领走了多久，以及它们是否应该归还了。

我在库房里花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就把门锁好，回到了我第17组的办公室。

我坐在桌子旁，不再理会那些书面资料。下午我不能行动得太晚，但是在我动身去见谢弗利的贾巴拉·阿巴德之前，还有一大段时间要消磨。在思考着该下什么样的决定时，我感到胃里有种熟悉而令人愉悦的跃动。

在阿灵顿的弗吉尼亚州界那一边有一家新开张的棋牌房。在那里我会有另一副人们从未见过的面孔。半小时的时间也许就足够填满我那瘪了下去的公文包。跃动的感觉在我体内升腾，一股温暖弥漫开来，让我想从办公桌旁逃开，朝车子走去。我从右边的那一堆书面资料里抓起了日常记录本，只是想确定我真的没事了。我翻到当天的那页，发现幸亏这样查一下。杰勒德·齐夫已经把我们惯常的周五会面改到了今天下午三点钟，可我却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我又想起了那家棋牌房，决定打电话给杰勒德，把会面推迟到本周其他日子。那个法国情报官员有从巴黎方面来的关于我们小组正在处理的几个案件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在最后期限前得到的。虽然这样，那种对吃掉一张新牌的期待强烈到令我无法忘怀。我几乎能闻到赌台上毡布的气味，还有新赢来的钞票那刺激人的香味。我可以明天上午和杰勒德共进早餐。我仍然有足够时间赶在最后期限前从他尝那里得到我需要的信息。

捌·我刚要打电话，明智的判断立刻制止了我。对规我的工作而言，杰勒德·齐夫是个重要的环节，重要则到不容忽视。

于是我锁好办公桌，去了那个网球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