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格斯，我那位不讨人喜欢的秘密记者，正试图将斯迈利的注意力拉向我们工作中不道德的一面。他是想让斯迈利承认，只要能脱身，什么事都可以做。我怀疑他其实是想听到这条行为准则，好将它公然适用于生活中，因为他既冷酷又无礼，而且还想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某种特许，以便将他身上所剩无几的顾忌全都抛开。

但是斯迈利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起初他显得快要发火了，我倒真的希望他这么做。如果他真有了怒意，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没让它爆发出来。他开始说话，但是又停了下来，吞吞吐吐地，这不禁使我忖度着是否该结束这场讨论会。然而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他终于还是打起了精神。我知道他只是想起了他所经历过的某段私密往事。那些往事包罗万象，不可胜数，因而构成了他那种神秘的自我。

“你们知道吗？”他解释道——他总是这样，回答问题的精髓而不是问题的字面意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从事我们这项工作的人应该更有原则才对。这一点真的非常必要。我们非得和魔鬼打交道不可，而且还常常要深入虎穴。根本无法让自己保持适当距离。而如众所知……”我偷偷瞥见迈格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和神比起来，魔鬼这个同伴要有意思多了，是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对美德的迷恋是不会消失的。自私自利与权宜之计自有其发展的局限性。”他又顿了一下，继续沉湎于自己的思绪里。“事实上我是在说，如果人类的欲望经常来影响你，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这是自己的弱点，而应该给它一个公平的验证。”

我灵机一动，想到了“袖扣”。乔治想起了那个老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故事仍萦绕在我心头如此之久。后来当我和我儿子艾德礼安之间的关系处于低潮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嚷着不想上大学，要去找一份薪资丰厚的工作。我将他的急躁不安误解成是崇尚物质主义，将他的渴望独立误认为是想偷懒怠惰，有天晚上我便大发脾气，羞辱了他。几个星期后，我真的为此感到羞愧。而也就在这几个星期内，我发现了这个故事。

之后我还想起斯迈利膝下无子，也许就某种程度而言，他对这件事所表现的暧昧态度，与此不无关系。每当我想到他会藉着矫正一种他从未拥有的关系来填补自身空虚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最后我又想起在拿到那些资料之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一封匿名信，指责可怜的弗利文是一名苏联间谍。在面对愚忠的问题和那些逝去的世代时，弗利文和那个老人之间的确有某些神秘的共通处。不过你们得明白，这些都是经由许多背景资料推论而得，因为我从不知道哪个案子不是由百余件其他的案例营造而成的。

最后的事实是——就像我生命中经常发生的——斯迈利再次成为我的前辈。因为我才刚在陌生的审讯处安定下来就发现到处都有他的踪迹：在我们那些尘封的档案里，在我们那些过期的值日日志里，在我们那些资深秘书回忆的微笑里。她们谈起他来带有老小姐的一种甜蜜的敬畏感；她们说他有点像神，又有点像玩具熊，还有点——虽然她们总是急着掩饰他性格中的这个部分——像食人鲨。她们甚至会向你展示由南奥德里大街的托马斯·古德公司——还会是哪儿？——制造的骨瓷杯组。她们以溺爱之情解释着，这是安妮送给乔治的礼物。在他暂时得到缓刑，回总部复职后，乔治便把这件礼物送给审讯处——而当然，斯迈利的杯子就像圣杯一样：永远都不可能让凡夫俗子使用。

审讯处——如果你们对它了解不多的话——素有情报局的西伯利亚之称，而我很欣慰地发现，斯迈利不只一次而是曾两度被流放至此：第一次是因为他痛心疾首地提示第五处也许养肥了一只莫斯科中心的鼹鼠；而第二次则是发生在几年之后，不过这次来到这儿却是因为他是对的。审讯处不但有着西伯利亚的单调，而且跟它一样荒僻。审讯处并未设置在情报局的主要大楼里，而是位在一幢山形墙的底层那一排洞穴状的办公室里；这幢高楼矗立在诺森伯兰大街上，地处英国行政中心北端。

而且审讯处也如同其周围的多数建筑一样，有过辉煌的历史。它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用来接收陌生人的投诉，听取他们的疑点，并平息他们的恐惧，或是——如果他们真的无巧不巧地碰到了真正的大案子——那就误导或是唬唬他们让他们闭上嘴巴。

譬如说，如果你认为你瞥见你的邻居在三更半夜弯腰拨弄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如果你看见某个窗口闪着奇异的灯光，而你既胆怯，又不太放心，所以不敢通知当地的警察局；如果有个奇怪的外国人在公共汽车上问起你的工作，然后又在你家附近的酒吧里出现；如果你的秘密情人向你告白——可能是出于孤独无依、故作勇敢，或是一种迫切的需求，只为了使他在你眼中显得更有魅力——他正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那么，在和某个从未听闻的行政中心次长的助理联络之后，某一天傍晚，你就极有可能勇敢地冒着猛烈空袭，胆颤心惊地被领进一条到处堆着沙袋的走廊，来到九〇九室。在那里假冒的某某少校或上尉将会很有礼貌地请你坦诚陈述你的问题，而不必害怕遭到报复。

有时候，正如审讯处记录中的秘史所记载，大事的确就是源自于这些不祥之兆，即使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也依然偶尔会出现。所以尽管情况已和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审讯处的大部分工作也还是专门处理那些不请自来的麻烦，类似这封将矛头指向弗利文的匿名控告信，甚至还有——为支援遭人唾弃的安全部门——全面的审查询问，这是所有西伯利亚式作风中最糟的一环。

同样地，从这些惩戒中不是只能学到谦卑而已。如果一名情报官员不愿意听人说话，那么他就毫无可取之处了。而乔治·斯迈利——他身材圆胖，总是愁容满面，他谦冲为怀，始终锲而不舍，这位遭妻子背叛，习惯闷头抽烟，用领带里衬擦拭眼镜，陷于无尽困惑中长吁短叹的乔治——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

斯迈利能够带着睡意惺忪的眼睛听人说话；他能微倾着那肥胖的身躯，心平气和地倾听，脸上并露出善解人意的微笑。他能听别人说话是因为除了一个人——他的妻子安妮——以外，他对其他人并不抱什么希望，也不作任何批评。早在你全盘托出之前，他就已经宽恕了你最糟糕的过失。他听话的效果比一只麦克风更强，因为一旦遇到关键处，他的大脑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就好像他有办法预知关键性的话题何时何地会出现，并能予以切实掌握一样。

这就是乔治倾听亚瑟·威尔弗雷德·霍桑说话的方式——他家住在赖斯利普区德尼大街十二号。那还是距我半辈子之前的事，而且就发生在我现在坐着的这间九〇九室里。当时我正好奇地翻阅着一份上面标有“随即销毁”的泛黄档案，这是我从审讯处的保险库里翻出来的。

我悠闲自在地开始了我的探索——你们甚至可以说我是漫不经心——就像一个人在俱乐部里随手拿起一本旧的《闲谈者》杂志翻阅一样。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一页一页地阅读着的正好是斯迈刹那熟悉的笔迹。他的字写得极为工整——苍劲的德文字，弯曲的希腊文，还有他那传奇性的亲笔签名。在他迫于无奈，一定得在资料中交代自己的情况下——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多想逃避这种鄙俗的折磨——他提到自己时只写上了“DO”两字，这是值星官的简称。而他又素以痛恨字母缩写而闻名，由此你便可以再度体会到他那就算并非全然孤僻无常，但遗世独立的个性。发现这份档案，就如同发现了一份遗失的莎士比亚手稿一样让我雀跃不已。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霍桑的信件原稿，斯迈利主导的谈话录音，甚至还有霍桑收受旅费和临时开支时所签下的收据。

我不再漠不关心了。我不再因为调职而感到抑郁不振，连这栋大房子的冷清气息也不再让我抱怨而觉得有压迫感了。我与乔治分享这些资料，并等待着亚瑟·霍桑踩着坚定的步伐走下长廊，来到斯迈利的面前。

“敬启者，”他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情报负责官员”。基于我们英国人的惯例，他的阶级已经在报告里注明——如果只根据这种滥用字母大写的古怪笔法来判断，这通常会是未受教育的百姓所惯用的方式。我可以想像他在动笔时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也许手边还放着一本字典。“先生，我希望与你的人员面谈，此事涉及一位曾为英国情报部门进行特种工作的最高层人士，他的名字对我的内人和我都非常重要，也许对你们也一样重要，因此恕我不能在信里提及他的名字。”

内容就是如此。档案还被签上“A·W·霍桑，备役二级士官长”。换言之就是指亚瑟·威尔弗雷德·霍桑，这是斯迈利查询选民名单时所发现的。他接着又去调查陆军部的档案。斯迈利在霍桑的个人资料记录上用心地写着：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九年入伍，曾随第八军从埃及转战义大利。前士官长亚瑟·威尔弗雷德·霍桑，曾两次于战役中负伤，因此获得三次嘉奖及一枚英勇勋章；并以未留下任何污点的记录光荣退伍，他的指挥官并写道：“世界上最优秀战士的绝佳楷模。”这种考评热情中略显夸张。

我知道身为一位优秀专业人员，斯迈利会在他的顾客到来之前就位，就像我过去几个月内所做的那样：坐在同一张磨得发黄的松木桌旁，这张桌子是战时留存下来的，外侧的边角被熏成棕黑色，传说是德国兵干的；那具古老的电话机也还在，拨号盘上的字母和数字依然如故；还有那幅手工着色的女王照片，呈现着女王二十岁时骑马的英姿。我看见斯迈利盯着手表，满脸不高兴地打量着这个总是一团糟的房间——国防部和情报局之间为了究竟该由哪一方来清扫这里，一直闹了很久。我看见他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手帕——又是那么费劲儿，乔治做起每个动作总是很吃力——擦去他那张椅子上的灰尘，然后又先擦霍桑要坐的那张椅子上的灰尘。接着就像我有时会做的——他也去为女王效劳，把她的相框扶直，使她那双年轻而充满理想的双眼重新恢复光彩。

我相信乔治已经仔细推敲过了那位来访人士的心情，这是任何一名优秀的情报官员都必须做的。再怎么说，一位前士官长总是会期望他要拜访的这个地方能有些秩序。然后我看到了霍桑本人，他一分不差地准时抵达，并由门警引领入内。他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而且就像穿军服似地将钮扣全部扣上，精心擦拭过的皮靴靴尖，就像是位于暗处的七叶树果闪闪发亮。斯迈利在会面报告中对他所作的描绘只有草草几笔，却刻划得相当鲜明；身高五尺七，灰白短发，未蓄胡，仪容端正，军人风范。其他特征：左腿略跛，掼着陆军皮靴。

“霍桑报到，长官好。”他大声说道，接着便保持立正姿势站在那里。最后还是斯迈利费了一番唇舌劝说，他才坐了下来。

那天斯迈利的身分是诺丁汉少校，他有一张贴有照片的证件以兹证明。当我在阅读他对本案的叙述时，也有一张题名为奈德·阿斯科特上校的证件放在我口袋里。别问我为什么挑中了阿斯科特这个名字做化名，大概是我在无意中模仿了斯迈利的小习惯吧。

“长官，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否请问您是哪个团的？”霍桑一边坐下，一边询问斯迈利。

“我不属于特定的兵科。”斯迈利说道。我们只许这么回答。

但是我相信把自己说成非战斗官科人员，对斯迈利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霍桑带来了他的勋章，并且用一块擦枪布包着。斯迈利亲切地察看了这些勋章。

“长官，是关于我们儿子的事。”这个老人说道。“我得请问您一下。内人——哎，她再也不愿听到这种事，她说那都是他在胡言乱语。但是我告诉她，我还是得向您求证。我告诉她，即使您拒绝回答，如果我不为我们的儿子问一声，我就不算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斯迈利一言不发，但是我相信他的沉默正代表了他的同情心。

“肯是我们的独子，你知道，少校，所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霍桑满怀歉意地说道。

斯迈利仍然让他从容地叙述着。我不是说过他是个好听众吗？只要诚恳地听人说话，斯迈利根本不必发问就能从中得到答案。

“少校，我们要问的不是什么机密，我们也不是要问些不该知道的事。只是长官，霍桑太太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必须在她离开人世之前知道这是否是实情。”他完全准备好了问题。现在他提了出来。“我们的孩子，肯，是不是在苏联境内活动从事一种犯法的职业？”

现在你也许可以说我终于有一次超越斯迈利了吧。因为我在俄国部门工作了五年，因此对我们过去的行动可算是了如指掌。我感到我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笑意，如果可能的话，我对这则故事的兴趣，陡然剧增。

然而斯迈利的脸上——我敢确定——毫无表情。我想像他的脸就像官大人一样木然冷漠。也许他曾扶了一下眼镜吧，这副眼镜总是让人觉得应该属于一位大有来头的人物所有。最后他问霍桑——态度诚恳，丝毫没有怀疑之意——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长官，肯告诉我他在从事这种事，所以我才会这样想。”斯迈利的险上仍然没有什么表情，只有那份永远愿意倾听的诚恳态度始终不变。“您知道吗，霍桑太太不愿亲自去监狱探望肯，我则每个月都会去看他。他因为触犯严重伤害罪被判刑五年，而且他是累犯，所以再加了五年——过去我们还有预防性拘留。我们在监狱的餐饮部里，我和肯两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后来肯突然把头凑过来，压低了嗓门告诉我，‘爸爸，别再来了。这件事很难说清楚。你知道吗，我不是真的被关了起来。我原本是在苏联工作。他们特别把我弄回来，就是为了做给你们看。我是在敌后工作，但是别告诉妈妈。写信给我——这不会有问题，他们会转寄给我。我会像是关在这儿的犯人一样照常回信。现在我所要假扮的就是一名罪犯，因为没有任何地方比监狱更适合作掩护地点了。反正真相就是，爸爸，我正像你当年对付那些沙漠鼠辈一样地在报效祖国，这也就是我们这些优秀分子来到世上的目的。’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要求见肯。我想我必须遵守命令。我当然写了信给他。信上写的是监狱的地址，收信人是霍桑，然后还有他的号码。三个月后他会用监狱专用信笺回信给我，而且每封信都像是不同的孩子写来的。有时他的字大笔划又重，好像他当时很生气；有时则是又小又草，似乎是他没多少时间写。有一、两次，信中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我不认识的外国字，不过大多数被划掉了，看来他对母语似乎已经有些生疏了。有时他会给我一点暗示。‘我很冷但是很安全，’他会这么说。‘上星期我有点操练过头了。’我没有告诉内人，因为他要我不要说。况且，她也不会相信他。当我把他的信拿给她看时，她把它们推开——这些信带来的伤害太深了。在肯死后，我们去了监狱的停尸间认尸。他的尸首被切成块状，共有二十多处刀伤。可是没有人应该对此负责。面对这一切，她并没有哭，她不爱哭，但是他们这么做也许等于杀了她。回家途中，我忍不住在公车上将事实说了出来。‘肯是个英雄。’我对她说。我试图让她清醒过来，因为她表情漠然地只是发愣。我揪住她的袖子，轻轻地摇了她一下，要她听我说。‘他不是一个龌龊的罪犯，’我说。‘我们的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都不是。而且也不是犯人对他下的手，是那些俄共干的。’我也跟她谈起那些袖扣。‘肯在信口胡诌，’她说。‘他总是这样。他不明白这其中的区别，他老是不明白，这一直都是他的问题所在。’”

就像神父和医生一样，审问者对掩饰自己的感情总占有特别的优势。他们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作为掩饰，换成我也会这么做。

“士官长，什么袖扣？”斯迈利说道。我看见他垂下眼帘，缩回脑袋，准备再次倾听这位老人的故事。

“‘爸爸，这种工作没有勋章。’肯对我说。‘勋章不安全。得到一枚勋章，你就会上公报。那样的话，知道的人就太多了。不然我也会和你一样得到一枚勋章，或许还是更好的。说实话，我也许能得到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常人无法胜任的工作。不过如果你在工作上有出色表现，就会得到袖扣，而且他们会替你把这些袖扣藏在一个特别的保险箱里。然后一年当中所有俄国部门的年轻人都会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会场里并有着你根本无法想像的香槟和侍者，不过我不能透露宴会的举行地点。我们穿上小礼服，戴上袖扣，就像是穿制服一样，只不过我们穿的是秘密制服。我们就在那个无可奉告的地方参加晚会，又是演讲又是握手，像是在举行一场特别的授勋仪式，我猜那就和你们接受勋章的情况一样。晚会结束之后，我们交回袖扣。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们必须这么做。所以如果我失踪了，或是出了什么事，你就写信给情报部门，向他们要回肯的俄罗斯袖扣。他们也许会说从来没听过我这个人，或许是反问，“什么袖扣？”但是他们或许也会慈悲为怀地破例让你们取得袖扣，因为他们偶尔会这么做。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会知道我曾做过的坏事其实要比你们所想像的更为正当。因为我是爸爸的孩子，不辱家风，那些袖扣会向你证明这一点。我只能说到这儿，这已经超出我该说的范围了。’”

斯迈利首先问起那个男孩的全名，然后又问起他的出生日期。接着斯迈利再问及他所受的教育和学历证明，可以想见这两项都是一团糟。我看着他以一副心平气和、公事公办的样子，记下了各项细节：肯尼思·布拉罕姆·霍桑，那名老兵告诉他的长官，布拉罕姆是肯的母亲娘家的姓；他在从事他们所说的犯罪活动时，有时就使用这个姓。长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他生于福克斯顿。当时我刚从前线回来一年。长官，我不想太早有孩子，可是内人想要。我认为这并不妥当。长官，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和平时期成长，能有双亲照顾他，少校，这是每一个孩子应得的权利，尽管世事并不尽如人愿。

不管肯尼思·霍桑的故事是多么不可信，斯迈利的下一个任务还是一点也不轻松。斯迈利从不会否定好人，甚至对坏人也是如此，在未有确证前，他总是假设每个人是无辜的。那时情报局对此类资料并未有一套可靠的中央索引，而手边能拿到的资料，又常被刻意地弄得残缺不全，是被故意弄得不全的，实在让人感到惭愧。这是因为各个机构互相嫉妒，彼此保留实力，而且一旦逮着机会就从邻近单位挖资料。

的确，这名老人的故事漏洞百出，极不可信。准确地说，它根本就是怪诞离奇。比方说，一群间谍竟然每年聚会一次一起吃饭，这就破坏了那条“仅及所知”的最基本规定。但是在那些外围人员的天地里，更糟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一点斯迈利很清楚。他绞尽脑汁设想了各种可能的情况，最后才满意地告诉自己，霍桑并不在他们的名册里：不是信差，不是点灯夫或是剥头皮组员，也不是信号员，而且霍桑这个姓也不像那些寒酸的无线电操作员喜欢用来使自己的地位更具吸引力的任何商标名称。

在他查遍所有外围人员之后，他又转而调查军方、安全局、皇家阿尔斯特警察人员。他查遍了任何一个他想得到有可能雇用一个具备肯·霍桑这种凶暴罪犯的单位——即使它是个远比这个男孩所描述的还要卑微的单位。

看来至少有一件事可以确定：这个孩子有骇人的犯罪记录。你大概很难想像得到还有哪一份记录比他的更可怕了：他有着持续而偏执的兽性行为。斯迈利再三翻阅这个孩子的背景资料，从儿童时代到青年时代，从感化院到监狱。结果他发现这位一九四六年生于福克斯顿的肯尼思·布拉罕姆·霍桑，举凡偷窃到强奸，好像还没有什么重大罪行是没犯过的。

直到忙了一个星期以后，斯迈利才似乎不大情愿地告诉自己在内心深处早就意料到的事。肯尼思·霍桑——不管出于何种不幸的理由，是个无可救药的累犯怪物。他死在那些和他关在一起的犯人手里真是活该。他的过去已经被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他代表神秘的英国情报局冲锋陷阵的英雄事迹，只不过是他毕生费力地去窃取他父亲荣耀一生的最后一章。

那时正值严冬季节。一个下雪的阴沉夜晚，一名老兵拖着沉重的步伐从伦敦这头走向英国行政中心的一间会客室。那时行政中心的照明不足，所以尽管大炮已被搬离，它仍像是一座战时的城堡。这里具有军中的严峻、冷酷与庄严；这里满是压低的嗓音与幽黑的窗户；这里少有人烟、过往行人也总是脚步匆匆、目光闪烁。你们记得吗，尽管斯迈利战时在德国防线后工作，他也一样身处战争之中。我可以听见那具阿拉丁煤油炉无精打采地运转着。情报局勉强同意添置了这个炉子，以补足那台老出问题的散热器。它那鼓噪的声音就像是一只僵硬的手在操作着一部无线电发报机一样。

霍桑并不是一个人来听取诺丁汉少校的答覆。这位老兵带了他的夫人一起来，我甚至还能告诉你她的模样，因为斯迈利在日志里对她作了一番描述，而且我的想像力亦早已描绘出其余的部分。

她穿着自己最好的一套服装，弓着病恹恹的身体，并佩戴着一个和他先生那个团设计相仿的胸针。斯迈利请她坐下，但是她宁愿挽着她丈夫的手。斯迈利站在他们面前那张办公桌的另一边——就是那张烤焦发黄的桌子，也是我过去被流放的几个月来所坐的那张。我看见他，挺起那浑圆的肩膀，以传统陆军姿态屈起肥胖的手指紧贴着裤缝，几乎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

他并未多加理会霍桑夫人，便和那位老兵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士官长，你明白我没有什么好对你说的吧？”

“是的，长官。”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儿子的事，你明白吗？我不知道肯尼思·霍桑这个名字，我的同事也都不知道。”

“是的，长官。”老人以参加阅兵典礼的姿态，凝视着斯迈利的头部上方。然而他的妻子则是一直生气地盯着斯迈利的眼睛，尽管她发现想要透过他那副厚厚的镜片盯住他的眼睛并不容易。

“他从来没有在英国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工作过，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其他方式。他这一生都是一名罪犯。只是罪犯。什么都不是。”

“是的，长官。”

“我绝对否认他是一名曾为女王效力的间谍。”

“是的，长官。”

“你也知道我不能再回答任何问题，不能再对你作任何解释，而且你也不能再来见我，或是在这大楼出现了？”

“是的，长官。”

“最后，你知道你不能和任何人提及我们现在所谈的事吧？不管你为你的儿子感到多么自豪？你明白那些还活着的人必须得到保护吗？”

“是的，长官。我明白，长官。”

斯迈利打开我们那张办公桌的抽屉，然后从里面取出一个香烟盒，递给这名老人。“我碰巧在我的保险箱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老人看都没看一眼就把盒子交给他的妻子。她使劲地扳开盒盖。里面放了一对光彩夺目的金质袖扣，边角上刻着一朵手工雕琢的娇小英国玫瑰，堪称为艺术佳品。她的丈夫仍然不去看它。也许他用不着看，但也有可能他不相信自己。她关上盒子，打开几经磨损的手提包将它塞了进去，然后便将手提包啪地一声合上，那声音之大会让你觉得她是在合上她儿子的棺材盖。我听过了那录音带，它也正待被销毁。

老人仍然一声不吭。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因此离去时根本没去理会斯迈利。

至于那副袖扣呢？你们一定会问，斯迈利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并不是从九〇九室的发黄记录里找到的，而是从安妮·斯迈利本人口中得知的，那天晚上我和安妮恰巧都是康瓦耳郡靠近沙特希的一座堂皇的城堡的客人。安妮只身前来，而且已经历了一番打击。梅贝尔则去参加高尔夫球赛了。那时，比尔·海登那件事早已成为过去，但是斯迈利仍然无法忍受她留在他身边。宴会结束之后，客人们三五成群地离开，但是安妮仍一直待在我身边，我猜她大概是把我当成乔治的替身了。半凭着直觉，我问她是否曾送过一副袖扣给乔治。独处时的安妮总是最美丽的。

“噢，那些东西啊，”她说道，彷佛她快想不起来了。“你是指他送给那个老头的那些东西。”

安妮说那是他们结婚周年纪念时，她送给乔治的。在她与比尔发生关系之后，他决定这副袖扣应该有更好的用途。

但是究竟为什么，乔治会决定那么做呢？我还是觉得很纳闷。

原先我好像对这事一清二楚。这是斯迈利的慈悲为怀使然。而那位过气的老战士只是触及了他的好心肠。

就像大多数有关斯迈利的事情一样——或许就是这么回事吧。

或者这是一种报复行动？那报复的对象是安妮？还是另外一个由第五处出面将他摒除在外的不贞恋人——情报局？

慢慢地，我得到了一个稍有不同的理论，而这也就是我现在要转达给你们的，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斯迈利本人绝对不会给我们任何提示。

在听着那位老兵说话时，斯迈利了解到在少有的时刻里，情报局会对某些人保有真正的价值。就这么一次，谍报工作的迷思不是用来掩盖另一则有关无能或变节的丑闻，而是让一对年老的夫妇沉湎于他们美好的旧梦之中。就这么一次，斯迈利可以审视着这次的情报行动，然后以绝对的信心宣布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