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卡罗尔·希金斯·克拉克的小说《命运的诅咒》

邹凤群

卡罗尔·希金斯·克拉克是美国畅销小说家，以私家侦探里甘·赖利为主角的系列悬疑小说目前已出版了十三部。《命运的诅咒》是其中第十二部，也是第一部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卡罗尔的小说。

评论界对卡罗尔的小说都是从故事情节和语言特点的角度加以阐发。实际上，卡罗尔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叙事特征。从女性叙事的角度去审视，更加能够揭示出卡罗尔小说的特质。采用这样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女性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评的基本政治目标——“争取男女平等，改变女性被客体化、边缘化的局面”，在卡罗尔的小说世界里已经得到实现。以《命运的诅咒》为例，小说塑造了一个女性角色群体，这些女性职业不同，性格相异，大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事业、家庭、友情方面收获着一份甜美的果实，也得到男性发自内心的尊重。一直以来，女性叙事文章主要是在书中寻找性别歧视的证据，批判隐蔽的或明显的性别歧视观点，而我们在阅读卡罗尔的小说时，却惊喜地发现两性平等的现象和性别歧视的消失。可以说，卡罗尔的小说达到了女性叙事的新境界。

《命运的诅咒》塑造了一个积极正面的女性群体。

里甘是新时代新女性的代表：聪明能干，独立理性，拥有美满的爱情，与长辈互动良好。她是个恋旧的人，有不少舍不得扔掉的旧物存放在父母车库里。母亲暗示她腾出车库给他们存车。里甘的解决办法是租一个储藏室存放，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朋友有难，她不远千里从东海岸飞去洛杉矶，同时做通家人的工作，不让他们担心。在工作上，她有魄力有办法，对亲人对朋友，她细心周到，充满爱心。

阿比盖尔美丽善良，在好莱坞的影视摄制组担任发型师。她的理发技术高超，不仅能为头发正常的人打理得漂亮，而且能为头发条件不好的人理出令人满意的发型。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在自己生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她仍然定期去助老院，为那里的老人免费理发。从童年开始，她就经常碰到一些倒霉事。她出生在一个星期五，那天又是十三号，加上自己的姓名总共包含十三个字母，所以她认为自己受到了命运的诅咒。然而，她没意识到的是，由于她的善良可爱，很多人都很喜欢她，遇到困难时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帮助。事实上命运一直在保佑她。

阿比盖尔的好友凯特琳·库沙曼诺是橘树林助老院的娱乐部主任，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非常能干。她手中可利用的资金很有限，却设法为老人组织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如舞蹈课、绘画课、摄影课、钢琴表演和老人感兴趣的演讲，还有固定的桥牌和宾戈游戏等等。凯特琳付出大量心血，让老人的生活充满乐趣，给予他们精神上巨大的安慰和支持。有些老人因此对她产生了依赖感，一日不见就不踏实。她正常休假，也有老人会责怪她回来晚了。面对这类不合情理的责怪，她会耐心地给老人解释，同时也善于自我开解，表现出她的善良、成熟和敬业精神。

住宅楼管理员格洛丽亚·卡森，阿比盖尔的奶奶埃塞尔，埃塞尔的老友马格丝等等，都是可敬而又有趣的女性。

在塑造一群优雅、善良、能干的女性形象的同时，卡罗尔也刻画了一群正义、有担当、有趣又可爱的男性形象。他们各具不同的性格，与异性相处的方式也不同，但基本上对女性都是平等相待，真心尊重。作者似乎无意去构建女性话语世界，却成就了一个两性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

小说中的夫妻、恋人关系都建立在互相爱慕、互相吸引的基础上，没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算计。里甘和杰克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杰克是一个完美的男性形象，多少代表着女性心目中的理想丈夫。他是纽约警署重案组组长，正义的化身，机智能干的警探。对妻子情深意切，温柔体贴，并且全力支持她的事业。杰克对里甘的愿望和决定总是很尊重，即使他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很平和地或者玩笑式地指出，绝不期待妻子服从自己的意志。一旦遇到危难，马上显现出男子汉的保护欲。里甘在洛杉矶期间那里发生了地震，他有点失态的表现更展示了他的铁汉柔情。在他们的婚姻里，没有谁控制谁，谁依赖谁的关系，有的只是平等和琴瑟和谐。里甘在事业上不输须眉，对于杰克则是温柔体贴的好妻子。

负责谋杀案的冯布洛克和纳尔逊两位警官能干而有个性。面对私家女侦探里甘介入他们的案件，他们没有丝毫轻视和排斥，表现出的是尊重和合作的态度。在里甘历险之后，他们称赞她“确实很镇定，控制力很好”，并且与里甘互通信息，最终成功破获了两起相关的案件。

一些无名的小配角也体现出对女性，尤其是对年长女性的尊重和爱护。阿比盖尔的奶奶埃塞尔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她是那种拼命护着家人，在外面不肯吃亏的女人。对孙女非常宠爱，发现阿比盖尔遇到一些挫折后心情不好后，决定送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买一套住房给她。在前往洛杉矶的飞机上，她耍小聪明骗得邻座的男青年将靠走廊的座位让给她。这个男青年虽然对此有几分不满，但下飞机的时候仍然帮她拿东西。埃塞尔周围的男性大多是这样，他们对本质善良但有几分自私的埃塞尔报以宽容，显示出男性的绅士风度。

小说里并没有提到过男女平等这样的话题，平等的观念是从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对话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无论男性女性说话做事时不带性别歧视，视男女平等为理所当然。作者的态度和语气也十分自然，仿佛性别歧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卡罗尔的小说描绘了众多的女性正面形象与理想的两性和谐关系，这与她本人的女性身份分不开。作者的女性身份决定了她以女性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发现女性的人性美，向往两性平等互爱的理想。在女性叙事倾向方面，卡罗尔多少也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国内读者对卡罗尔·希金斯·克拉克还比较陌生，但是对她的母亲，美国“悬疑女王”玛丽·希金斯·克拉克，可能有所了解。早在1998年，译林出版社曾出版了玛丽的《假装你没见到她》中译本。玛丽·希金斯·克拉克是一个传奇式的女作家，至今已经发表了二十九部小说，仅在美国就创下了销售一亿册的神奇记录。卡罗尔走上悬疑小说创作的道路直接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她少女时就开始用打字机帮助母亲打印手稿，与母亲讨论故事情节和书中的人物，提出修改意见。从那时候起她就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后来曾经和母亲合作完成六部小说。

克拉克母女经常同时出版新书，也经常同登畅销榜。卡罗尔和玛丽的小说有很多共同点，拥有聪明、独立、理性、善良的女主角是重要的一个。她们小说的不同点也很鲜明。卡罗尔的小说更轻松，语言更幽默，而玛丽的小说则更深刻，有时候相对而言更残酷些。这跟她们不同的生活经历有关。玛丽一生经历坎坷，写作上也曾遭到最初的失败，而卡罗尔在母亲的呵护下，生活幸福，在创作方面一开始就得到母亲的指导，也比较顺利。

作家的性别身份对作品的性别观有影响，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环境。虚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有时候是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其作品都会折射出当时社会的观点和倾向。著名女性叙事学家兰瑟说过，女性作者“常常对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持批判态度；但是她们都身不由己地受到社会习俗和文本常规的推动，不断复制出她们本欲加以改造重构的结构来。”《飘》是一部女性作家写女性的小说，女主角郝思嘉聪明能干，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像男子一样有保卫自己家园的决心和能力。但处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她的聪明才智也只能用于俘获男性，以依靠男性保护和维持自己的家园，一生都摆脱不了悲剧命运。

“女作家的写作特征不是由女性本质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历史语境中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社会规约决定的。”

《命运的诅咒》这样两性平等的小说，出现在当今的美国十分自然。虽然现在社会仍然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但与过去相比已有本质的改观。美国的法律注重保护妇女权益，社会舆论也对性别歧视问题十分敏感。在这样的形势下，性别歧视只能是一股潜流，上不了台面。女性有工作的权利，因而有了经济上的独立。即使不工作的女性也有法律的保护，经济的保障使得有尊严的生活得到保证。女性不会遭受像《傲慢与偏见》里的限定继承权之类的财产剥夺《傲慢与偏见》第七章：“班纳特先生的全部家当几乎都在一宗产业上，每年可以借此获得两千磅的收入。说起这宗产业，真是他女儿们的不幸。他因为没有儿子，产业得由一个远亲来继承……”。女作者也可以直抒胸臆，不必像《埃特金森的匣子》里的书信作者那样，要用“表面文本”遮盖“隐含文本”，掩藏自己的真实意图。经过女性主义文评和女性叙事学多年的努力，女性作家和女性叙事在当今的美国已经司空见惯，而且受到鼓励。加上作者对社会平等的理想化，社会上仍存在的性别歧视被过滤和清除，作者笔下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平等和谐的世界了。

卡罗尔·希金斯·克拉克的小说里实现了两性平等，虽说这与作者的女性身份有关系，但卡罗尔并不是有意识地要描绘一个男女平等的世界。无论是卡罗尔，还是她的母亲玛丽，都将自己定位成“讲故事的人”，而不是女性主义作家。她们所关心的是如何讲述有趣的故事，如何设置巧妙的情节，如何为书中的人物选取有个性的名字Sue Zeidler，卡罗尔作品中呈现的世界就是她心目中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期望。这个世界虽然有些高于生活，却也是来自生活，有着现实的基础。这个社会的进步，说明女性主义者为两性平等所作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我们这个世界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距离，还需要不懈的努力，但如果能够从文学的虚构世界开始见到两性平等，也是对未来的一个良好预示。